樊立勤：给邓榕的一封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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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立勤：给邓榕的一封信（下）
2014-12-27 19:23阅读：35,191
　　这时，四清运动开始了。根据毛泽东的号召，这 把剑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北大就指向了陆平。陆平当时受到了两方面的夹攻：一方面来自被陆平打击的江隆基依靠的老专家、老教授、老干部，如 周培源、季羡林、张侠等人。但这是次要的，因为是善意的、温和的批评，是右边的力量，而且人数是少的，思想是软弱的，力量是单薄的。主要的还是来自“社教左派的”力量，这就是以哲学系聂元梓、孙蓬一、郭罗基为代表的，各系都有的左派党员干部。也就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
　　这次社教运动，陆平在彭真的支持下，后来又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被压下去了。但这只是暂时的，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要取陆平而代之。无产阶级的天下就应该由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工农干部来做，北大是我们的、中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他们认为只是天经地义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与的机会，陆平亲手锻造的利剑无情地刺向了自己。也许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埋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种子，培养提拔的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接班人，实际上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狼出于犬科而狠于犬”了。他自己痛饮了自己酿就的苦酒。正义的声音已变得如此的微弱，当他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运动是复杂的。
　　右翼势力由于力量太小只能隔岸观火，无可奈何。这种局面维持了没有多久，周培源、季羡林便也未能幸免于难了，这时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在校的年轻学生和普通教员。
　　这些被陆平培养现在归于聂元梓手下的力量心里明白，要稳住自己的统治，就要警惕并整倒那些敢于抵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学生。
　　两派对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立的阵营形成了。虽然最初队伍的组成并不清晰，路程也极为复杂，但就基本素质而言，基本如我所述：
　　一派为左派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出身的的干部和学生；
　　一派为业务骨干、普通教员、党外为主的各种人士。
　　他们对陆平的干部是有不满的，但内容是不一样的，参加运动目的也是不一样的。但这时与陆平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两派的斗争才是主要的。其实全国也差不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了毛泽东发动却再也控制不了的运动，一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搏斗，近于全面的内战就这么展开了。
　　思想是混乱的，形势是复杂加混乱，但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个人都是清楚的。
　　我给自己定的 目标及宗旨就是绝不能束手就擒，决不能让打成右派、反革命。一定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权，占据主动地位，否则就誓死相拼。这也几乎成了我一生的信条。
　　我就抱定这个宗旨，积极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这就是我的态度；改变中国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思想必须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极有代表性的，虽然并不一定象我这样明确和执著。
　　唯一估计不足的是，陆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培养和训练的这支队伍太庞大、太雄厚、太根深蒂固、整人手法太多、太残忍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学生除了报纸上公开宣传的东西以外，一切都一无所知；历史知识就是书本上干巴巴的那么几条。
　　坦率而概括地讲，当时在北大（全国也差不多）校园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成分论”　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其结果就是政工干部、贫下中农子弟占居学校的统治地位，其思想和意识形态就是由以上两个理论煽动鼓吹起来的狭隘的小农意识。
　　不仅我们，许多干部子弟也被这两种东西牢牢地束缚住，心情极不舒畅，他们当然挨不着我们那么多的骂，但也处于自我改造或半自我改造的地位，我们班给了我无私的、坚定不移的支持的那位唯一的干部子弟，她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但她直观感觉：“樊立勤是对的，是自然的行动，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支持他，这种日子受够了。”她是从张北骑着骆驼随父母的革命大军进的北京，也算“老革命”了。 可在北大连团也入不上。这正常吗，公平吗，北大是谁家天下还不清楚吗。只不过这种话她只悄悄对我一个人讲，班里人不知道罢了。讲了就是骄傲自满，骄傲自满 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抓你毛病还抓不上，自我交心，自投罗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她只向我交心，决不向那个党团交心，我倒支持她讲，“讲，就要摆老资格，就说，我参加革命时，你们这些人，还有你们的父母，还不知在哪儿趴着呢。” 可是，她太孤立了，直到离开北大，也没有敢讲这话，高压太利害了。这种情况难道正常吗，难道不应该改变吗。
　　其实对我个人的压制也是不公平的、不正常的。 我家又不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不是历史反革命，不是现行反革命，世世代代开药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在战争年代，大批物资、药品、日用品通过我家运 往过根据地，一些传单从太原。北京、上海、天津寄往我家，然后转到各地。我们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落后家庭，但绝对算不上反动家庭。凭什么也天天受这种无知 无识什么也不懂的干部的训斥。
　　年复一年，主宰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入中国最高学府北大，不正是为了使自己耳目一新、接受北大“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民主、自由空气的熏陶吗；不正是为了在这种学术气氛中，聆听那些享誉世界的大师的教诲，提高自己、升华自己，从北大走出一个个有知识、有见解、充满创造精神、活力奔放、敢做敢为的新人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上北大就是接受那些从封闭 落后、愚昧无知的穷乡僻壤走出的贫下中农子弟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妒贤忌能的改造，那又何必上北大呢，北大又如何称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呢。我深信，您追求想 往的北大不是这样的，您也不希望在中国一流的大学里接受这种小农意识的改造。
　　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北大的真实感觉也是这样，和我们差不多，几年也没入上党。只不过她后来装蒜，从正常的心态跳到极左，把事情搞得更糟，用政治需要代替和掩盖了客观现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阻止、刁难、吹毛求疵不让她入党就是对的。
　　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女儿， 在北大学习数年而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毛泽东一定形成了深刻印象，对此毛泽东也一定想了很多。由此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的。文化大革 命毛泽东选择北大首先开刀不是偶然的。但是长期脱离实际、处于封闭状态的毛泽东不知道，阻碍他女儿入党的，正是他所依赖和依靠的贫下中农和小市民子弟以及 由他们之中产生的小干部，这是深居简出的毛泽东万万也想不到的。北大是这些人主宰的天下。这种状况的造成，陆平有责任，毛泽东更有责任。
　　我从毛毛小姐的书里才知道，直到大学４年级 了，朴方还是个预备党员，这决不是正常的。这是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意识、同一种势力在阻止干部子弟入党，也同时阻止有才干的人入党。这就是一批贫下中农小 干部，他们想压住一切人，唯恐别人超过自己，唯我独尊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一进北大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看到干部子弟在北大受排斥的事实。
　　对于我个人而言，参加运动既是自觉的，又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卷入的，我是同学中的头号反革命。
　　第一次定反革命把我的黑后台说成是刘少奇；
　　第二次军宣队确认反革命又把我的黑后台说成是邓小平；
　　同时有康生定我为反革命的亲批。
　　为此，我付出的很多。
　　我全身被打遍了。右臂被打骨折、右腿骨折、左 膝盖被钉子把膝盖骨钉碎、左右手食指被钳子夹断、指甲被竹签子钉入指甲缝中。三月的天阴冷冰凉，我躺在水泥地上整整四天四夜，他们把我打昏过去，泼上凉 水，又打昏过去，再泼上凉水，寒气彻骨。我现在难以治愈的吐痰病根就这么造成的。他们打累了，抽烟，然后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无所不用其极。
　　一切都为让我写出黑后台，我拒绝了，他们就用酷刑搞逼、供、信。
　　他们定我为头号反革命，您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抓住了什么证据，有什么天大的把柄，完全不是，除了一次重大的反康行动，就是因为两句话给定的罪。
　　一条是攻击“江青同志搞血统论封建株连”，另一条是“影射毛主席用人搞裙带关系”。
　　其实，事实非常简单。
　　一次，惠子从外边回来，碰到我对我说，“听说江青同志说了，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要区别对待。”我马上说了一句“是王光美生的又怎么样，难道打倒刘少奇就该把她打倒。江青同志不能搞血统论，更不能这么株连，这还有完。”等反康生的事一出来，她就揭发了，以后就成了一条重要的罪证。
　　　另一次看到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我在内部讲：“用人都这么搞裙带关系怎么得了，这还叫什么文化大革命那。”后来西语系崔志远被抓后揭发了。
　　死去活来三番五次地整就这么点东西；最后定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康生、反对中央文革。聂元梓把我开除学籍、戴反革命帽子，向北京市和全国发的通辑令上就是这么写的。
　　事情就是这样。这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为什么说是被迫卷入的，越卷越凶，越斗越激烈，就是因为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只有以死相拼。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
　　“四清”还没完我就被调回学校，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市委派的工作组进校了。当时我们也不知是毛主席派的，还是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派的，反正就知道是中央派的。
　　这时的工作组也组织批判校系领导和翦伯赞之类 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一样照毛泽东说的干。我们班的干部也每天带领我们全班人员批判，也没有个标准，反正觉得谁象就批谁。我记得批过一次系总支书记胡寿 文，一次翦伯赞，也就是喊喊口号，说一顿，每次长则一节课，短的批翦伯赞也就１０分钟左右。批也是瞎批，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也没看过他的书，只听说去孔 庙给孔子磕过头。大家说“也真够封建的，比五四时的人还落后。”如此而已。大家批时既没弯腰按头，也没人动手。喊了一会儿一起哄就散了。
　　这些会我既不发言更不表态。
　　但别的系，可真有过火行为，闹得极不象话，被工作组制止、开大会定为反革命行为；在同学中追查反革命行为和右派反动学生。
　　这时，我们班的班干部一下子来劲了，把同学们平时的发言记录全找出来查学生右派，第一个查的就是我。我知道这回来真的了。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从这时起，我就决定一拼了。我认为，从这次运动的性质看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凭什么又整我们。运动搞过火行为又不是我搞的，是你们班干部带人搞的。让举手，我们不能不举手，让喊口号我们不能不喊口号。现在反而来抓我们，真正岂有此理。我知道，不拼，就是右派的命运，这次可比１９５７年历害得多。
　　但我确信这与中央精神不符，怎么这次也不该轮到我们头上，
　　１９６６年７月的一天，江青来北大，在燕南园６３号接见学生，我递了条子要求见江青。很快就听传叫“樊立勤”的名字，我进去了。
　　屋中人很多，但我进去时没什么人说话。
　　江青问：“你是樊立勤，你写条子说你有意见，要向上反映。”
　　我说：“是的，我是有话要讲，我讲给您，希望您向主席反映一下，这是我的意见。”
　　江青说：“好，请讲。”
　　其他人都坐成一圈。有学生、有教员，还有江的随行人员，大家一声不吭就听我说。
　　我说：“我 认为现在的运动有问题，方向不对。中央指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可又把矛头对准我们学生了。不是中央号召广大群 众和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吗，不是人民日报号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吗，怎么又扫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算什么，凭什么又整我们。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精 神，整学生是错误的。我很不理解，我绝不接受。我希望您向毛主席反映我的意见，有过火行为制止了就行了嘛，谁打人找谁，决不能一概抓。压制学生，再打反革 命这怎么行。中央让搞就搞，不让搞就不搞，这事决抓不到我们头上。我对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是我希望您传达给主席的话。”
　　我坐的离江青只有一臂之远，我讲话从来声音响亮，在谁面前都是如此，见江青也不例外。
　　江青说：“樊立勤，你很敢讲话，思想很解放，讲话也没框框，真有意思。”
　　我说，“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还说了“班干部带我们去批，我们就批，不批会犯错误，会成右派；批了又错了，还打右派。我们怎么都是错，让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主席的意见吗，这还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就有了江青主持的大辩论的我的两次发言，我是反对工作组的一方代表。当时我们也不知反对的是谁，因不知工作组是谁派的，更没点谁的名。
　　但是我知道一定要拼命反对工作组，否则，在工作组支持下打我一个右派，一辈子就完了。我深深地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小时亲眼看见的，北大又是全国打右派的老窝。不拼就完，拼可能拼出个路来。我当时想得就这么简单，但态度极为坚决。
　　我反对工作组，但我不赞成打人。从小学到中 学，我从未动过任何人一个手指头，因为我身单体弱，只有挨打的份，没有打人的资格。在初中，只有一次挨完批我在半路上等着，用石头往班长身上丢过一次。我 恨他批判我。其实我们班长是一个很好的人，人正派、正直，也有原则性。他很爱看书，文科知识丰富，以当时水平论文章写得不错。他待人很宽容，当了我们县的 县长以后，对我家很照顾。我当时年龄小，是一个极任性又不懂事的捣蛋鬼，很多事是做的不对的。不过也只丢了个元宵大小的石头，出口气而已。
　　在北大只和聂元梓本人动过一次手。那是因为， 校文革的大喇叭天天骂我反革命，一天她去广播台，在台阶上让大家围住了，我正赶上，走了过去。大家一看我到，一下子哄起来，自动给我闪开一条路，让我上了 高台阶。人越围越多，聂元梓一看我到了，转身就往广播室跑，我过去一把抓住她总是随身背的红卫兵的小书包，因为书包是斜背的，我一把就把她给揪回来了，她 差点摔个跟头。我问她“你凭什么骂我反革命，咱们今天当着大家说清楚。”聂元梓一下子急了，叫：“樊立勤，我不跟你辩论，你是有名的诡辩家，我说不过你。我、我不跟你辩。”这一下子，下边的人就大轰起来，吼声一片，“要辩，我们要听辩论，聂元梓不许走，樊立勤跟她辩论。”
　　后来聂元梓在广播室人的帮助下兔子似的逃跑了。
　　还有一次，是聂元梓当了九大代表，XX军犯错误，毛泽东给北大派来了８３４１部队。当时校内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气都很盛，各认为有所依恃。XX军的学习班散了，无疾而终，我由生物楼往回走。这时我已经不用架双拐了，拄着一根拐杖，聂元梓的人看到我过来，追上去拦住了我，故意气我“怎么样，聂元梓九大代表，没想到吧，你怎么样。”挑衅地档在了我的面前。当时我看也没看，举起拐杖就是一挥一下子打了过去。
　　对方大叫：“樊立勤打人了，”
　　此时刚过北大有名的三角地，在２８楼左侧，正是宿舍区人刚吃完饭的时候，人一下子就涌过来了，楼上的人也都往下跑，潮水一般；学校一下子就乱起来了，双方互不相让对骂起来，不过谁也没敢打我，我被同学们护卫着回来了。据说我走后，又乱了半天。
　　我这一棍子心中是有准备的。　我就是要造一个势，表示对XX军整人的不满，又给刚进校的８３４１部队打一个信号——北大问题没有解决。
　　这是我在北大动过的两次手。
　　此外就一次也没有了。我没有动过任何老师、同学、干部一根手指头。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与这次运动刚开始的大辩论无关。
　　北大东操场的两次大辩论影响是巨大的，反响是强烈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以后所写文化革命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两次大辩论的，毛毛所写的书也不例外，这是对的。北京及全国“文化革命”的铺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我两次都是这场辩论发言的第一人。“樊立勤支持江青”从此成为定论。后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走了多么长的路，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仍这么说，也仍这么认为。以至我到了康华公司以后，还有干部子弟向朴方如此进言。可见这次辩论会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给人印象是多么难忘。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也是否认不了的。但从我的立场看，我今天也仍不认为有什么错。
　　首先，不论在任何国家，公民特别是学生向中央反映问题，谈出自己的见解，都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力；对政策发表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一个人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这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是江青来了，如果是刘少奇、邓小平、毛泽 东、周恩来来，我也仍是一样。我向江青讲的话，也同样会对这几位领导人说。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怕见官，见谁说话都一个味，我要有火，在谁面前都敢发，这没什 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我认为人都是一样的，我又无求于谁。我的发言就是我自己要讲的，江青等人没教我一个字，一切责任应由我来负，如果说有错误，只能说当时 我就是那个水平，就那么一种肤浅的认识。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江青和毛泽东负责，由中共中央负责，推向全国是他们干的。我可没那么大权力和能量。
　　当年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的，后来干了坏事，垮掉了，这一切和我们普通百姓是连不上的，把责任推给我们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也不符和历史事实。全党都要承担责任，事情也还有更深刻和复杂的原因。
　　一些干部子弟对此耿耿于怀，不过是过于无知和狭隘罢了，幸亏邓朴方不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不愧是大家子弟，不愧是邓小平的儿子，和父亲一样有着“拿起千斤、放下四两”的开阔胸怀和广阔的视野。我与朴方谈话从来都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曾说过：看重樊立勤，就是看重樊立勤的独立性，听樊立勤讲话，就是要听他与众不同的独立见解。而我珍惜和朴方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一点。“知我者，二三子。”他是知我之人。
　　我对相当一部分干部子弟是深怀好感的，尤其是一些高干子弟；对他们寄予着厚望，希望他们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器量大一些；能以天下为己任，负起应有的责任。“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两个人；一个是追随我三十几年的黄牛（黄世强）、另一个是李海文。
　　文化革命前，我和黄牛没什么往来，因为他从来是一言不发，默默地过自己的生活，三年同学，讨论会他没讲过一句话，我是独来独往，自行其是。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虽属国民党子弟，但他父亲参加了西安事变，捉蒋有份，这在国民党时自然不行了，吃不开受压；解放了，这不算什么了，可中国政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姐夫去了台湾，任台北桃园机场中将司令。他家日益受到严密监视与控制，他什么也不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运动来了，他默默地、果断而有力地支持了我，多次帮我解困苦于危难之中。
　　按一般的教条，他对共产党子弟落难应“幸灾乐祸”才是，“你们也有今日”，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不少小市民和小农意识的人都是如此。有人甚至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至少躲之唯恐不及。只有他，这时以自己能做到的一切给每一位与他接触 的、他认识的落难子弟以最大的关心、爱护和帮助。这些帮助是真诚的、无私而有力的。他用自己的行动温暖体贴着他（她）们孤独、冷落的心，自己承担着风险。 他从自己曾经有过的处境的艰难，想到了共产党子弟此时的艰辛，他把共产党子弟的苦闷与磨难看成了自己的苦闷与磨难，在她们危难之时伸出了自己的手。
　　黄牛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但却有着一颗极不普通的金子般的心，一颗伟大、深情而挚爱的心。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支撑人类社会大厦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都应学习这种宽广的胸怀和做人的原则。
　　后来一说起这些事，大家就开玩笑，西语系的女教师就说：“樊立勤最精了，别人都养　着“走狗”，樊立勤养着一条“走牛”，狗不好，弄不好就咬人，这“走牛”光干活不咬人，还会自己去找草吃，还会当保镖顶别人。”
　　其实，这条“牛”哪里是我养的，我穷得一无所有，从政治上说，时刻处于危难之中，自身尚且难保，更给不了他们什么太多的支持，只不过以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影响着大家，为着某种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共同奋斗。黄牛是最自觉、最无私的一个。
　　我后来时常想到这一点，如果每一位落难的干部子弟都象我这么幸运，身边都有这么一个黄牛，日子和心情会好许多。
　　据我所知，有的干部子弟与朴方从小学到大学都 是同学，在邓家一起吃住过，他本人与经济系的刘冲（聂元梓的干将之一，原名刘子芹）关系最好，通过刘冲关照一下朴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朴方关押期间如果 去看一下，朴方处境会好得多，这些人比我们黄牛差远了，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认识人交朋友应脱离开一些教条。
　　干部子弟中李海文是认识最清楚的一个，
　　李海文一次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干部子弟落了难，吃了苦，又有谁会想到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人家也是人，为什么就应该受那种待遇，是很不应该的。”
　　李海文讲这话时态度是认真而又真诚的，李海文真了不起，应向她致敬。我虽不属这五类子弟，但人的情感是一样的。
　　……
　　一些人总把我们看成捣乱分子，上边不少人也这么说，我反正不服，只是不说。因为邓小平受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家中造成那么大的伤害都不说，为了顾全大局，只是干；那我们又能说什么。
　　但我们决不象这些人说的那样。
　　从家庭看，我家至少有十代可查的历史，都是极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不贪不拐、不抢不偷、勤勤恳恳为国为民。有情绪完全是给逼的。
　　至于我个人，再没有比我更爱玩的了。天生就喜欢游山玩水，逛公园，自由自在。一次次被逼上梁山，被推上角斗场，不干怎么办。
　　反完工作组以后，我又玩去了。我想“反正这一拨反革命打不上我了，别的不管，先出去。”
　　事情哪里这么简单，北大的恶势力根深蒂固。６６年底，我刚一回到北大，一看就知道不对了，北大一派恐怖气氛。
　　聂元梓制造了“砸校刊事件”，镇压了反对她的学生以后，又去上海支持张春桥、姚文元造反，那时，还没有扶出王洪文。学校不但批斗了学生，而且还逮捕了一些人，杨勋、杨秉章、魏秀芬（见华夏文摘增刊５６１期）就是这时被抓的。各系都打了一些反革命。聂元梓上报中央，说北大“有人攻击中央文革”“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康生给定为反革命事件。
　　一些人来找我。
　　“谁反对聂元梓谁就是反革命”　跟文革前的思路、手法完全一样，只是人变了。聂元梓也成新的标准了，碰不得反不得。
　　我决定以辩论会的形式弄清事情真相。我写，谢佐平印，我自己送发。十几座楼，一层又一层、一间又一间，两个人就发起了全校前所未有的４千人的大辩论会。
　　老聂的后院一下子就起火了。
　　我在清华召开了各系被整学生座谈会。会上，多 数人都说，北大的事情没法办，聂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这个后台谁也不能不承认。我最后决定，毛主席也没说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是她的后台，也是咱们的 后台，更是全国人民的总后台，文化革命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嘛。康生支持她，支持她写大字报，又支持抓人，那就认定康生是他的后台，我拍板，就打康生。
　　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１６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就这么打响了。
　　中央文革一下子急了，江青急哭了。中央文革表态以后，包括清华在内，各校声明表态“认错”“请罪”；这时我们内部也在清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进行了整整一一天，多数人认为，我们也应表态，承认“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康生”；我最初不以为然，但由于几位教师坚持认为，只有这样表态，紧跟中央、中央文革才会主动，否则纠缠起来涉及学校太多，对人牵扯面太广，问题严重。最后我让步了。由大家讨论、起草，由我个人承担责任的声明发表了。
　　这是在重大的问题上我第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的意见，也是最后一次。大家认为只有这样才主动，事实证明这样一点也主动不了，反倒更被动，康生定我为反革命的指示照样下达。
　　这时我回到了学校，与聂元梓势力真正的斗争开始了。
　　从此，聂元梓的校文革及其势力对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逼供，但是除我一人之外，再也没有从我嘴里追查出任何一个人。一些人自己交代和我无关。
　　不久上边出现了“二月逆流”
　　在下边我被定为“二月逆流”派的代表，康生亲批我为反革命的指示就是这时下达的。一场更大规模、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
　　我也从此被打入北大名人之列。
　　因不堪受辱，第一个自杀的学生沈达丽就是在此期间死去的。
　　后来我终于趁他们看管疏忽在一天夜里逃出北大，聂元梓气急败坏，可也晚了。
　　在清华、北大、地质等校同学的帮助之下，经过一段时间，我在农大召开会议，正式亮明旗帜公开反对聂元梓的“校文革”我们贴出了宣言，我随后返回北大。
　　聂元梓对我们公开亮明旗帜和她对着干气急败坏，她想象上一次镇压反对派、逮捕魏秀芬一样旧戏重演，把我们扼杀于襁褓之中，保持聂家一统天下。她再次制造了我们“砸实验室、投剧毒药品”的罪名，上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
　　北京卫戍区来了人，来的解放军都带着枪，抓人的吉普车就停在学校保卫组的门外，形势严峻、一触即发。
　　聂元梓以为她稳操胜券，但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樊立勤不是魏秀芬。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迅速做了布置。
　　按通知的地点，我走进了燕南园６３号——过去马寅初的住宅，此时校专政机构保卫组所在地。
　　等着我的是解放军和在北大干尽坏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谢甲林，抓人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但是，我也安排好了。
　　同学们把燕南园包围了，人还在集合，大家涌向燕南园，６３号外边全是人。其它高校的人也在准备，准备一旦动手就包围北大，准备到时抢人。
　　解放军的汽车是开不出校园的。
　　６３号里面展开了一场胆略与智慧的较量。我慷慨陈词，把聂元梓的狗腿子谢甲林问得哑口无言。我向解放军讲明了情况，亮明了利害关系。他们决定不抓人。
　　一场劫难就这么过去了。
　　聂元梓不给我们办公的房子，不给我们大字报纸，但她又打错了算盘。
　　由我拍板，把聂元梓储存的三间屋子的大字报纸一夜全部偷走，至今我相信她也不知道怎么丢的；不久，我又在哲学楼边、大饭厅前扎下了学生运动中的第一个帐篷，做为办公室。聂元梓找中央文革、找谢富治又哭又闹，说：“樊立勤出我的丑，地院的人和叶向贞支持他，给他扎帐篷。”聂元梓被迫让人给了我们办公室。
我们终于打开了局面。
　　反对聂元梓的五个组织相继出现了，老聂在北大的一统天下打破了。
　　这时全国性的两派对立、几派对立也出现了，内战展开了。形势发展到武汉７２０事件，终于迫使毛泽东作出了深刻反省。
　　不久，我又外出了；听说南边出现了“反总理”的动向，我想看一看，到了长沙。
　　长沙街头出现了大量反周恩来的小字报和传单，我立刻带了几个人全部撕毁，然后在长沙刷出几十条大标语，中心意思：“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和他斗到底。”除了以北大我们的组织名义以外，我敦促在长沙的所有红卫兵组织必须表态。
　　我在长沙街头发表了誓死保卫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长沙工人和普通市民热烈响应，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清华老蒯的反周势力让工人群众给赶跑了。工人是连打带骂：“反周总理，良心让狗给吃了，打王八旦。”这就是当时工人的态度。
　　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后来周恩来安排我和朴方一起住院，也许与此事有关。
　　这时我做的另一件事，是让人上交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也许重要，也许不重要，也许起点作用、也许一点也不起
。
　　但是我认为，如果此材料到毛泽东手中，在他警觉的脑袋中，会加深某种印象。
　　这是彭德怀同志亲笔揭发的材料，讲长征时，林彪多次鼓动他“干掉毛泽东”彭说“我没答应。但林彪的鼓动是确实的。”
　　拿材料的人说：“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说“立刻上报，报周总理、江青、或让叶向贞想办法，同时我还说：“这份材料，再也不能让任何人看了。否则，让林彪知道了，所有看过这份材料的人包括你我，一个都别想活，他一定会杀人灭口。”
　　此后的事我就不知结果了。
　　我再次回到北大，就以观察形势，静观上层的动静为主了。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６日，我散步时，聂元梓势力把我绑架打成重残；北大全面的武斗也开始了，两派真的干起来了。
　　绑架我是第一个，此后又绑架了何青、徐运朴，张侠、邓朴方、邓楠等多人，徐运朴（时为北大俄语系研究生，红旗飘负责人之一，文革后考入中国社科院苏联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后来英年早逝，就因为这时被打成内伤。他们这时还抄了很多人的家，左派趁机占老教授的房子。
　　武斗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XX军军宣队进校才结束。卫戍区也通知我回北大，我才架着双拐回来了。
　　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认为该有个结果了。我没有这么乐观，我不相信事情这么简单，这时我对北大的认识深刻得多了，不幸又让我言中。
　　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开始了。
　　军宣队坚决支持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
　　又一个整人死人的高潮到来了。
　　全校一下子打了两百多个“反动小集团”，上千人被整，罪名几乎一致，反江青、反康生、反中央文革。北大从陆平开始到聂元梓训练出的整人势力，把这种手段发挥到了极至。
　　卧轨的、跳楼的、投湖自尽的、一个挨一个。我们的班主任李大成，地球系的李其琛，都是跳楼，历史系吴为能投湖自尽，俞伟超前后自杀三次，卧轨不成又触电，至今他的两个食指全无。历史系的人去找吴为能，到了圆明园，往湖里一竿子下去，竟钩出三具尸体，旁边有人喊，“这里还有哪。”
　　圆明园位于北大清华科学院之间，离三个单位最近，这里知识分子最集中，死人最多，不少是到这里投湖的。当然也有别的单位的。都看中了这个地方，这事多么令人发指的日子呀，历史系的扬立文教授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其实罪名都极简单，有的说是在报纸上写字骂江青，有的说是打桥牌摔皇后，影射江青。
　　我系的一批年轻教员，地球系的一批教员都是这样被整的。军宣队进校揪斗的第一个学生姚成玉一下子就是召开万人大会，揪上台，斗倒斗臭。
　　此时死的两个最可惜的人物，一个是翦伯赞，一个是李其琛。
　　翦伯赞不用说了，人所共知，李其琛就不为外人所知了。但世界气象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相当显赫的一位天才人物。气象界公认的“地球大气物理方程”一共四个，其中三个是由李其琛建立的，他当时只有三十几岁。
　　世界气象大会向李其琛发出邀请“只要李其琛教授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和大家见个面，就是我们的光荣。”可当时他连个讲师还不是，也早不在人世了。
　　死的人太多了，各系都有，人们极害怕，都找生物系，生物系就派两个出身不好的黄牛、唐纪泽专管拉送死尸，成了送死尸“专业户”
　　他们正好不愿参加学习班，他们宁肯拉死尸。
　　对我的旷日持久的学习班就这么开始了。
　　学生中的压力极大，化学系的雷向东为了立功，一个人就写了５０多万字的揭发材料。闹得人人自危。
　　说来人们也许不信，此时全校不少师生都看着我。因为我是人所共知的反康生、反中央文革、后台又是刘少奇，后为邓小平的反革命。还有一个罪名，就是樊立勤与中央文革对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扰运动、破坏运动大方向，别有用心，是北大头号反革命。
　　后来人们讲：“我们就看怎么处理樊立勤，就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了。”也就是说，如果樊立勤定不下来，别人就更定不下来，谁又能比樊立勤反动，谁又比他的罪名大呢。
　　我知道，我此时在人们心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决定誓死一搏。军宣队、聂元梓几年的努力白费了，给我和我身边的人一条罪名也定不下来，我至死不认。
　　唇枪舌剑，他们一场一场一败涂地，连陈沁捅的祸也让我全包下来给顶了回去。半年下来，痛快淋漓地取得了胜利。
　　谁说斗争没有意义，谁说是胡闹瞎斗。
　　我不那么看。１９５７年比这规模小得多，死人少得多，就打了７２２个右派，这次打了上千人，死了几十人，但最后只定下八个“学生反革命”，而我这个最大、最重、最反动的“反动集团”一个也没定上。
　　我樊立勤当时在北大的作用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谢佐平就说：“只要樊立勤没事，我们就全没事，大家都没事。”我们这里没人交代，也没被扣下人。
　　很多我不认识的、不同系不同班的、后来被整的人讲：“我们只要看到樊立勤架着双拐在校园里一走，就如同吃了定心丸。知道他没事。我们更算不了什么。”
　　我的双拐一下子、一下子敲在燕园的地上，就有稳定人心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纵观从江隆基、陆平、聂元梓、XX军军宣队到８３４１干部王连龙、迟群、谢静宜的各个时期，政治路线是越来越左的。
　　整人、打击面最大的是聂元梓、XX军军宣队时期；最残暴的是聂元梓、XX军军宣队时期；死人最多、打人最多的也是这个时期。
　　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北大，王连龙主政时期，政治路线是坚决执行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和四人帮抓的“六厂二校”的典型。
　　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温和路 线。陆平时期的一些人物如彭佩云、张学书、伊敏、倪孟雄等人都得到了安排和重用，同时也完全保留了聂元梓的班子和力量。留用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同学分 配走了以后，招收了大批的工农兵学员，这样就组成了老中青三位一体的新的政治体制。
　　８３４１部队进校后，重新启用了陆平旧班底的人，正是他们提出要把朴方送进福利院，王连龙支持，周培源在会上说，“批邓和一个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怎么能这么搞呢。”但孤掌难鸣，终于没能档住这一罪恶。其实，这是一股老中青结合在一起的势力干的。这是周培源校长亲口对我讲的。
　　王连龙主政时期的罪恶和错误，主要还有以下几项；
　　组成以“梁效”为名的（即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谐音）写作班子，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推向全国。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充当了“四人帮”反动势力的急先锋。
　　保留使用了聂元梓的全部打手和整人的骨干，没做任何处理。
　　伟大的“四五”运动发生时，组织了以聂元梓的打手、骨干和工农兵学员的骨干力量对天安门的群众进行了坚决镇压和打击。
　　打击和镇压批评四人帮路线的干部和教职员工，并蓄意制造了暗杀老干部的恶性事件，制造冤假错案以掩盖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关系。
　　邓小平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主政，对北大派出了以周林同志为首的工作组。组成了新的党委，周林党委在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上是认真的、有成效的；给被打倒的老干部、老教授包括马寅初先生等人平反，给一批右派和被冤屈而死的同志恢复了名誉。
　　我就是在这时由湖南回到了北大。
　　但是，在人员处理上出现了分歧。
　　邓小平指示北大要调出２０００人的决定，遭到 了北大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时，又派出以蒋南翔为首的工作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彭佩云；蒋南翔工作组否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认为北大的干部主要都是 好的。这样，除了逮捕聂元梓、孙蓬一，调走郭罗基和把李清昆等六人定为三种人以外，一概留用并重用。
　　我是坚决支持周林党委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虽然相对温和认为只要调出２００－３００人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周林党委意见被否定，蒋南翔工作组意见被执行，周林只好辞职。
　　我自然孤立了。虽然得到一批教授专家的支持，但他们毕竟无权无势。
　　也就是从这时起，得到彭佩云这位教育部长支持的张学书，郝斌主政的党委，在上报的材料中，把我这个与邓朴方构成一个“反动集团”的首犯，从这个集团中第一次荣幸地除名了，这是十年中的第一次。
　　所以，在对聂元梓、孙蓬一的判决书上，因打“邓朴方反动集团”而受迫害的人名中，有颜品忠、何青等人的名字，而没有我樊立勤的大名。他们所以这么做，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可以借此为聂元梓、孙蓬一反动势力开脱、减轻罪责，因为对被打击最重的、迫害最深的樊立勤的打击不算犯罪，当然也就罪减几等了；聂元梓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樊立勤与这些人都是单线联系，还派人跟踪李纳。”，毛泽东说“单线联系，这不好不好。”这是聂元梓在北大公开传达的，大喇叭广播了很多天，还印过小报。
　　另外的目的也是明显的，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 十年前的邓小平，邓朴方也不是当时的邓朴方，他们倒楣时把樊立勤与她们连在一起是当然的，都是反革命嘛，加上邓小平的黑后台更可以给樊立勤罪加一等；而此 时的邓小平如日中天，樊立勤的名字怎么可以和他连在一起呢。所以，我这个“邓朴方集团”的首犯也就一笔勾销了。他们这样做，当然包藏着一些人的狭隘和险恶用心，怕邓小平这个假后台此时成了真后台，怕我因此日子好过，希望当年没打死、整死樊立勤；今天饿死、困死樊立勤；而割断与邓家可能的联系，是重要的一步。
　　　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他们 怕我因此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更大的发言权，揭出北大的内幕，写出聂元梓势力的罪恶，写出从陆平到聂元梓、王连龙时期，北大发生一系列罪恶和变化的 内在联系，和过去一些罪恶累累的犯罪分子今日的地位，他们怕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怕人们将他们今天干的活动与昨日联系在一起。
　　北大是重要的，人们对北大有谜一样的印象，对北大有探究一番的兴趣，北大的问题也确实有认真研究的必要；毛毛小姐不就百思不得其解吗，为什么一个对它充满感情的北大，给邓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他们知道，樊立勤是有这个胆量和表达能力的、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可替代的人选。
　　这就是他们把我从以邓小平为后台，包括邓朴方在内的反动集团除名的真正原因。
　　这样，北大继续启用、重用聂元梓时代的大人凶手和专案组人物也不是偶然的。
　　这些人中至少陈乃斌、赵恩普、李棉生、宴懋洵应受到法律制裁，因为不仅政治上构成反动罪行，而且是打人凶手或主犯帮凶；但由于北大势力的包庇，不但一直逍遥法外，而且受到重用；最后只是处理了一个身在泰州的陈允斌。
　　赵恩普现为北大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手中不但握有权力，而且掌握数以亿计的重金；宴懋洵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他们又以新的地位和金钱构成势力。
　　隐患就这样埋下了。
　　在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他们公然请谢静宜、张玉芬作报告；聂元梓以王兰小姐的名义办公司，出任董事长到处活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当犯罪分子孙蓬一死去的时候，北大哲学系为首由七名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发起，给孙蓬一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罪恶势力极为猖狂。
　　把我写的这一切理解为个人的恩怨那就过于狭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