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洁：三聚氰胺，阴影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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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阴影十年

原创： 刘思洁  后窗工作室  2018-07-04
彭文经常和孩子谈心，他们会聊起三聚氰胺，会聊起为啥会得哮喘。儿子也慢慢明白了是什么害了他，一次，弟弟想要喝奶粉，哥哥连忙上前制止，“这个是不能喝的，会长石头的”。

文 | 刘思洁
编辑 | 冯翊

T恤用收纳袋单独装着，放在衣柜的上层，蒋亚林找到它，端上一盆水，放进去，再滴上几滴洗衣液。衣服上有不少黄色的斑点，她多搓了几下，拧干，展开，用衣架晾好。

衣服上，一张黑白色婴儿脸出现了，一双黑色的眼带着泪光，表情悲伤。婴儿脸下印着“铭记中国911”几个黑字。

这是蒋亚林和几个结石宝宝家长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一周年之际制作的T恤，那是2009年。10年前，媒体曝光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幼儿患上肾结石。国家抽查发现，包括三鹿在内的22家奶粉品牌被查出三聚氰胺超标，3000万婴幼儿被波及，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达30万。

今年13岁的任辰（化名）是受害者之一，从出生起就食用三鹿、南山和伊利奶粉。2008年，3岁的他被查出肾结石。同一年，蒋亚林看到奶粉有问题的新闻后，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发现孩子患上了双肾结石。

毒奶粉造成的伤痕，在这些孩子身上存留至今。

晚饭吃到一半，任辰从口袋里掏出了药瓶，母亲从消毒柜里拿出杯子，倒上一杯热水。父亲拿出药箱，把一粒粒药丸扣下装到已经见底的药瓶内。

任辰吃的是用来控制体内钾含量的药丸，每周三次他还得坐三种交通工具去长沙做肾透析，平时需严格控制饮食，少喝水，不能剧烈运动。这些在家庭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

十年来，三鹿倒掉了，奶粉行业监管制度变得严格，中国的乳制品行业发生了变化。包括任辰在内的许多受害家庭努力想回归平常生活，但孩子体内未消失的结石以及无故晕倒，膝盖疼痛，哮喘，心脏病等症状……总让他们想起三聚氰胺。

他们像定时炸弹，安放在父母身边。看病寻医宛若无底洞，而三聚氰胺的伤害程度、后续影响以及针对病患的治疗手段至今不详，这种朦胧、混沌的未来，或许会伴随孩子们的下一个十年。


三聚氰胺受害者家长陈锡彬和他维权时打印的资料。刘思洁 摄

泥沙样结石

任辰有些焦躁，眉头紧锁。母亲掀起了他的上衣，一道蜈蚣状的疤痕从右腹部爬上后背。这是10年前做手术清洗肾中结石时留下的。肚子前还有两道两年前换肾的手术疤痕。任辰把裤子提得很高，没过肚脐，但疤痕仍旧爬过裤腰带。

每周一、三、六，任辰要早上五点起床，搭车前往长沙，到湘雅二医院做透析排毒。为了治病，他留过两次级，每周只上三天课，他爱吃土豆，但因为钾含量高，不能多吃，一次被允许吃了好几个，立刻诱发心衰，再次住院。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三聚氰胺本身会引起膀胱结石，与三聚氰酸（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中也含有）结合时，会形成结晶，形成肾结石。这些小结晶会堵塞肾小管，有可能导致不能产生尿、肾衰竭，以及个别病例中导致死亡。三聚氰胺也被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对动物有致癌影响。

蒋亚林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是看11岁女儿的眼睛，它就像个晴雨报时器，只要吃了零食或者其它不健康的油腻食物就发肿。女儿说自己总尿出石头，“妈妈，我觉得我喝了杨梅汤，所以尿石头，你就给我多弄一点。”蒋亚林女儿去年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仍然是双肾泥沙样结石。

这些三聚氰胺受害者的家长至今忌惮国产奶粉：蒋亚林的奶粉是托人从澳大利亚等地背来的。当孩子想要喝国产牛奶时，周进和女儿讲道理：“为了你的身体，你不能喝，爸爸也是为了你好。”陈锡彬的另一个儿子出生后，宁可给孩子喝米汤。

这些年，国产奶检测标准已经超过国际标准，“我本来以为三五年，消费者会忘记这件事，但国人现在还是不愿相信国产奶。”广州奶业协会原会长王丁棉说。

陈锡彬的儿子陈子文（化名）出生时只有一个肾，6个月大的时候被认定是三聚氰胺受害者，被查出结石加肾积水。现在10岁的他看起来和普通孩子没有多大差别，结石治好了。但陈锡彬一直觉得，儿子生殖器比出生时还小，也是因为三聚氰胺。

他给孩子报了咏春拳和脑动力补习班，咏春拳学了四年，孩子身体不再虚弱了。陈子文立定在客厅内，双手紧握提于腰间，直直地出拳，又把手掌摊开，握成钩状，在胸前挥动。他的肚子鼓鼓的，胳膊也扎实有力，只是1米3的个头在班上算是最矮的。

任辰的家里有些沉闷。下午5点，任辰在屋内写作业，父亲在一旁看电视上播的斗地主。父子俩没有说话。任辰生病之后，他的母亲说“村里人都说没见我笑过。”

十年前，任学武做生意，妻子上班，家庭小康。给孩子买奶粉，都买自己认为的最好的，三鹿、南山、伊利，一百多元一罐。那时，妻子专门几个水杯凉开水，凉到40多度，把奶粉舀到奶瓶，再倒入水温适合的开水，摇匀，塞入哭闹的任辰口中。

这一动作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奶粉源源不断进入任辰的身体，直到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任辰第一次检查后的报告单。刘思洁 摄

难以举证的侵害

三聚氰胺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前，许多受害者父母都感受到了孩子和别家的不一样。彭文（化名）的孩子四个月大时，尿的颜色很深，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尿血了。他被告知，孩子患上双肾多发性结石。

广州奶业协会原会长王丁棉告诉搜狐号后窗，2008年之前的五年内，中国乳业非常混乱。业内流行使用蛋白精来造假奶粉，花一两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份造假配方。当时大奶企没有牧场，“牛奶紧缺，甚至见到白色的液体就当牛奶来收。”他认为，三聚氰胺在2004年时就应该被用上了。事件被曝光后，乳业噤若寒蝉，奶场的奶都没人来收了，牛奶被倾倒入农田中、河流里。

蒋亚林记得，那时医院里乌泱泱一片都是去抱着孩子去做检查的家长，她的孩子被检查出双肾有米粒大小的结石。医生告诉她：“今天检查出来了，还会写你的孩子是结石，要是明天来，小于4mm的结石会直接说没有问题。”

三鹿企业，高管，相关奶农得到处罚。受害者家属陆续接到包括三鹿在内的22家企业拿出的赔偿金。

赔偿被分为三档，第一档：死亡，赔偿20万元，第二档：重症，赔偿3万元，第三档：普通，赔偿2000元。卫生部承诺：会对三聚氰胺对人体造成的影响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扩大对婴幼儿的筛查和治疗问题，在没有权威结果前每年免费为患儿做一次全身检查等等。

后续的十年内，很多承诺没有兑现。多位家长告诉后窗，孩子们并没有享受享受到免费的体检，只有少部分重症的家庭在后续的治疗中报销成功。陈锡彬记得，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拿着告知家长的一封信来找他时，向他保证孩子以后的治疗可以报销，这封信上也是这样承诺的。



陈锡彬在信上签了字。受访者提供。



陈锡彬收到的赔偿金收据。受访者提供。

陈子文进过五次重症监护室，赔偿时被定为第三档“轻症”。陈锡彬当时并不愿签字，政府工作人员提醒，如果不签，治疗费用不能报销，考虑到他当时开餐馆并不差钱，就签了，领到两千元补偿款时还挺开心。

后来的情况越来越糟，家庭经济被拖垮了。陈锡彬跑遍了各个部门，想要去报销孩子看病花费，被拒，理由是症状属于“轻症”。他认为当时儿童医院上报错了，想推翻当年的判断。

2015年，陈锡彬决定找那些受害者家长一起做点什么。他印着大广告牌，写上孩子经历，到人多的市集摆着。路人见了，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当时不是承诺免费治疗了吗？”

没有其他三聚氰胺受害者家长来找他。偶然间，陈锡彬在电视上看到任辰躺在病床上做透析的画面，他找到了父亲任学武。约好见面，陈锡彬把电视上任辰躺在病床上的画面打印成照片，用塑料膜封好，带了过去，任辰的母亲很惊讶，“我们都没想到做这种事”。

从任学武那里，陈锡彬得知，因为保险公司不给报销孩子换肾的钱，任学武找上了记者维权。

这是两个结石宝宝家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线下交集，像很多受害者家庭一样，他们仍然没能实现“共同行动”。“奶粉家长群”里，大家会聊聊孩子近况，会询问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记者采访，在群里讨教维权经验。

蒋亚林会想起事发一年内的情形，那时家长心中憋着一股气，QQ群相当活跃。他们筹划着做纪念衫，会在QQ群和空间里转发寻找设计师的消息。后来，大家选定了一个印着婴儿悲伤表情的方案。

2009年11月，他们中的赵连海以寻衅滋事罪被逮捕、判刑，家长们像泄了气的皮球，近十年来，热闹的群变得安静。

很多人都是各自为战。郭利喝施恩奶粉的女儿被查出双肾患病，他要让企业承认错误，赔偿他和女儿的损失，对相关人员追责，甚至要推动对于国家奶粉安全的立法，随后遭遇牢狱之灾。蒋亚林要求除三鹿奶粉之外的所有涉案企业都能承担责任，并保障孩子到18岁可以免费治疗相关疾病，还要有研究机构研究三聚氰胺对于人体的伤害，她没有在赔偿协议上签字。

曾帮助三聚氰胺受害者家长做维权的律师常伯阳称，当时针对厂家的一些诉讼，法院立案了，但最后并未审理，由政府来协调解决。

“陈锡彬之所以维权难，可能是因为最初医生判断陈子文的症状并不是由三聚氰胺引起。”常伯阳说，“但什么样的病症应该被判断为重症或者轻症，应该公示，让家长知情。消费者举证自证受到的食品侵害的难度较大。”

卫办医政发〔2009〕66号文件曾提出，“婴幼儿奶粉事件患儿急性治疗期终结的认定标准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婴幼儿奶粉事件患儿急性治疗期结束判断标准的通知》文件执行”，陈锡彬向湖南郴州卫计委要求公示这份文件中提及的轻重症相关标准，被拒。

2015年，陈锡彬带着妻子去了北京，跑了一个多月，每天7点起床，排队。陈锡彬的妻子说，“陈锡彬刻意带上高高的纸帽子引起关注。”随后他们在派出所待了一天。

陈子文很难理解父亲做的事儿是什么。有一次，他看到展牌上有自己的照片，“为什么上面有我？”说完回到房间写作业。妻子给他使了个眼色，陈锡彬把展牌翻了个面。

为了给孩子治病，陈锡彬把1997年的老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了，房内二十年来没有装修，客厅里的沙发人造革已经被磨掉了，翻出了黄色的海绵。从湖南跑到北京维权，他只成功争取了一次手术费用报销。

任辰吃的药。刘思洁 摄

被改变的亲情与乳业

彭文的儿子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爸爸，你当年为什么不把我治好呢？”他会留下泪水，“其实是怪我，怪我当时没有把他治好。”

头胎孩子是三聚氰胺受害者的家庭，大多选择生二胎。蒋亚林也选择给女儿再生了一个弟弟，“我怕白发人送黑发人。”

对生病的孩子，家庭总会倾注更多的爱。陈锡彬家中，好吃的总是会留给大儿子陈子文，有时小儿子会抱怨：“爸爸你偏心。”陈锡彬会告诉他，“你哥哥身体不好，要多吃一些好的”。

入狱的郭利在女儿生命中消失多年，女儿至今不愿和他讲话，她曾经画过一幅画，一个小孩站在画中，天上有个男人插着翅膀，在天空中飞着。女儿给这幅画取名《仙子》，郭利认为画作是想表达“天上飞回郭爸爸！”

三聚氰胺让家庭的运行轨迹发生变化，也让中国乳业脱了一层皮。

2008年被行业内公认为中国乳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奶牛养殖市场被新政策洗牌。质检总局检测奶粉时新增“三聚氰胺”的项目。监管国产奶粉也越来越严苛。奶农张依依（化名）发现，她的奶牛场因为达不到蒙牛的要求被淘汰。

她现在每个月检测所需花费大概三千元钱。挤奶的工作间，送奶车上都被要求装上了摄像头。

王丁棉说，2007年，中国大概有220万个奶牛养殖场，到了2017年，就变为120万户，更多规模化的大型养殖场建立了起来。

三聚氰胺却让受害者的身体变得更糟。

2013年开始，任辰的肾功能开始衰退，那年生日过了没多久，他被诊断出尿毒症，换了两次肾，差点失去性命。

有的家庭选择把实情告诉孩子，有的选择隐瞒。彭文经常和孩子谈心，他们会聊起三聚氰胺，会聊起为啥会得哮喘。儿子也慢慢明白了是什么害了他，一次，弟弟想要喝奶粉，哥哥连忙上前制止，“这个是不能喝的，会长石头的”。

每个月，孩子会向周进抱怨，自己的膝盖、肚子疼，夜里会因此大哭，这时他安慰女儿：“这是你在长个子的正常现象，爸爸小时候也会疼。”“我很矛盾，我怕她会自卑，我想让她没有负担的成长。但总有一天她会知道，我怕她会怪我一直瞒着她。”周进说。

陈子文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疑惑，陈锡彬只能用“你长大了就会好了”来回复，“那我要快点长大”，陈子文说。

但长大后就会好吗？ 陈锡彬不知道。


陈子文自拍。刘思洁 摄

“都十年了，也该消停了”

陈锡彬把高出他两个脑袋的大展牌摆在了郴州市儿童医院的门口。很多人围了过来，“都这么久了哟”，人群中一位老者扫了一眼，扬了扬嘴角就离开了。

保安来了，让他收起了展牌，承诺让他见院长，但围堵了两天，院长始终“不在”。他就又找去卫计委，让他们出具当年关于急性肾功能衰竭的标准判定文件，被告知只有最高领导签字，才能给他看。“时间太长了，我们管不了这事了。”

出狱后，赵连海拿着大家的捐款，想要为孩子们的治疗进行报销。但响应的家长寥寥，在微博更新了几期报销进展后，赵连海把计划作罢。

郭利还在维权，为了他的孩子，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赔偿和公道。他觉得可能还要再付出十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效。

王丁棉记得，2017年某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三聚氰胺事件已经过去了，中国乳业现在要朝前看。”2018年1月1日，《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正式全面实施。根据统计，注册制新政将淘汰约200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

十年后，群里偶尔会冒出一句：“都十年了，也该消停了，这些年我们受的苦，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第三方机构能够为这些孩子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去评估孩子的身体状况，以及让我们能够明确三聚氰胺对于人体的伤害具体是怎样的。”彭文说。

蒋亚林曾带女儿去医院检查，问到结石可能带来的问题时，医生语焉不详，“多喝点水，这个我说不好。”她曾记得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严重了会造成膀胱癌”。彭文问过医生，儿子的哮喘会不会和三聚氰胺有关，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医生否认了这一点，“哮喘的成因很复杂。”

迄今没有哪个医院针对三聚氰胺给陈锡彬、任学武等人的孩子造成的损害做出明确鉴定，对他们今后的影响，亦无明确预判。疾患的未来，显得模糊而不确定。

有的孩子的体内还有结石，有的孩子还有肾积水，有的孩子经常喊腰疼，身体弱，爱感冒，不能长时间运动，膝盖会疼……和正常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似乎体质“更弱”，爱生病。

任辰渐渐习惯了他的生活。

“你觉得做透析难受吗？”他摇摇头。

“你知道三聚氰胺是什么吗？”他又摇摇头。

偶尔，他会问母亲：“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受苦。”

这十年里，任辰的母亲一直以为三聚氰胺是一种营养物质，可以添加到奶粉内，发生事故只是因为添加过量了。她只想等孩子再长大几年，能不能再换肾。

蒋亚林最近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说着多数家长的诉求：对相关企业追责，建立受害儿童的保障机制，“已经不再维权了”，蒋亚林把T恤晾在了阳台上，没有风，衣服上孩子的表情凝固在空中，十年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