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文化纵横》创刊十年的记忆与展望

bridged

高超群:《文化纵横》创刊十年的记忆与展望

原创： 高超群  文化纵横  2018-08-12

探索我们文明的属性和未来，需要直面新的基础，而非沉溺在旧的时空里。

✪ 高超群 / 《文化纵横》前执行主编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2018年是《文化纵横》创刊十周年。翻看六十期杂志，可以感受到，《文化纵横》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社会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文化纵横》正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记录、反思和想象。从2018年8月刊开始，我们会陆续邀请与杂志有特定渊源的思考者与实践者，书写“《文化纵横》与我们的现时代”。
本文是《文化纵横》创刊执行主编高超群的文章。正如他所指出，创此新刊，意在回应内外世界的变化、政经格局与技术进步带来世界对中国文明属性的好奇以及由此而生的焦虑感。我们希望搭建一个思想平台，多角度地反映当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深度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正走在哪条道路上？我们如何到达想去的地方？
值此创刊十周年之际， “文化纵横”公众号特设“纵横十年”专栏，将陆续推出《文化纵横》上曾经刊发的一些重要文章，以期为读者理解当前国际、国内热点问题，提供更有深度的思考框架。敬请持续关注。

2008年5月，在杨平先生充满理想主义的感召下，我加入了《文化纵横》。当时我们都很清楚，作为一个赚钱的行当，纸媒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好在我们也完全没有期待过这本杂志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我们的预期非常低，只是希望它能够在几年后养活自己。之所以能够被“忽悠”，是因为我们都有感于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我们这个在历史上以政治成熟、文化昌明著称的民族却成为政治侏儒、文化沙漠”。韦伯当年痛感德国人沉浸于“软乎乎的幸福主义之中”对时代和命运的挑战茫然无知，我们感同身受。并且自信地宣称，“命运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重新立国”。而我们自己仿佛正是应召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文化纵横》即是我们实现使命的最趁手的武器。

当然，我们还没有自负到以为自己拥有什么经天纬地的能耐，有本事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我们只是觉得，对于中国的精英而言，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它是如此的鲜明、耀眼，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去呼吁，每个人，起码每个自诩为精英的人都应该能感受到、体会到，并被它激发、感召。两年后，在2010年6月刊的编辑手记中，我写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因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个民族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富创造力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六年之后，2014年，凤凰联动出版有限公司有意将《文化纵横》刊登过的文章，再分类编辑后出版。我在那套书的后记中多少有些失望地写道：“令人遗憾地是，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依然在延续，更令人难堪地是，我们尚未学会如何与不同意见和立场共处。这个本应最自由和宽容、最具有自治精神和规则创新能力的群体，却无法管理其内部的分歧。”

不久，我离开了《文化纵横》，带着更多的失望和遗憾。失望并不是因为《文化纵横》，也不是因为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而是因为我们当初所期望的在政治上、文化上激发中国的活力和创造性的愿景，已经渐行渐远，远到已经遥不可及。而且，更要命的是精英们似乎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或者他们自己所表达的那样急迫和在意。当然我们的能力、见识有限，努力的程度也并不足够，但我越来越感觉到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善陷入“无物之阵”之后的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在这几年中，我们组织讨论的话题，包括了外部世界的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格局与技术进步带来世界对中国的文明属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焦虑感。更多是中国自己的变化：阶层、制度、文化、社会等，我们希望整个中国的精英阶层来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正在走在哪条道路上？我们如何到达我们想要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那些被广泛关注的话题，或者发生激烈冲突的人群，从表面的表态、争吵走向深入，去理解对方和别人的理由，去尊重别人的利益，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寻找共处的方式，并以此来指导和改进我们的实践。让我们的文明不是建基于“机遇和强力”之上，而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曾经坚信，如同历史上那些伟大民族在他们上升期所经历的一样，我们也正在无畏地探索我们的未来，而且我们是最自由的。因为其他老旧的文明躲进了由舒服的生活和自满的意识形态搭建的“美好生活”，丧失了面对现实、面对冲突的勇气。

然而，或许是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或许是我们高估了我们民族的雄心，更可能地是，我们错的离谱，对于我们民族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机制，我们根本一无所知。我们提出的话题，只是在一定的圈子里酝酿，在固定的话语套路之间循环。人们也会表现出惊讶、佩服，但总是停留在偶尔的一瞥而已。他们既不会思考，也不会改变他们原来的行为方式，冲突和争论依然以其原来的样子不断重复，仿佛每次都是新的。世故和思想的守旧，对经验和习惯的依赖，似乎比那些我们曾经鄙视的“老旧文明”还要老旧。

或许是我错了，只是因中年危机而夸大了的虚无主义念头。不过，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这些虚无的念头，也压根都不要紧了。这些变化鲜明地说明，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些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想要探索的未来的可能，已经有人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还要探索我们文明的属性和未来，那就要直面这个新的基础，而不是沉溺在过去的空间里。

十年过去了，整个世界的变化也远远超过了当时最激进的人们的想象。在百年和平当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经历它的第一次黄金时期，当时的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世界秩序及其想象已经开始动摇。波兰尼写道：“19世纪具有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大体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贸易的主体⋯⋯但自从1870年代之后，感情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主流的理念并未发生相应的断裂。在理念上，这个世界依然相信国际主义和相互依存，但在行动上，却受着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冲动的支配。自由民族主义发展成为民族自由主义：对外，明显倾向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内，则倾向垄断的保守主义。”在此之后，人类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全球秩序也遭遇了民族主义、纳粹主义的挑战。今天我们依稀又看到了波兰尼观察到的19世纪70年代的景象。

十年过去了，虽然我做了逃兵，但我的小伙伴还依然坚守在《文化纵横》。无论他们最终是否成功，也无论他们的坚守是否会有效果，他们都配得上我的敬意和感谢。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也多少会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多一点信心。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8月刊。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