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民族主义与玩具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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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玩具喇叭｜大象文摘

青年维也纳  大象公会  2018-08-15
文章来源：克罗采和春天｜青年维也纳（ID: YoungVienna）


民族主义与玩具喇叭

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凌）


民族主义确实是现代产物，因为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用来组织人民把作为个体的人纳入共同体的工具。

而民族主义用来区分敌我，用来把个体的人纳入共同体的工具是语言和历史。这两个东西其实距离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很远，并不是人日常生存所需。所以只有当社会分工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民族主义成为主要意识形态的可能。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大部分人都从事农业，对他们来说决定他们命运的因素一是土地、二是水源、三是气候。而且前两样是可以靠组织来保卫的，第三个则是不可抗力。所以农业社会用来组织个体的人，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个是血缘，血缘把人组织成家庭，家庭由通过血缘仪式化的宗法把家庭团结成宗族。而宗族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土地和水源，为了争夺水源而发生械斗，为了争夺土地而爆发战争。

封建战争的根本说到底就是争夺土地，因为在农业社会土地就是财富。而作为不可抗力的气候则演变成宗教，虽然宗教最终都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不愿意去扮演一个保佑风调雨顺的角色。但古今中外的农业社会里，宗教保佑风调雨顺的功能从来就没能真正被抛开，中国的求雨、中国的山神土地。欧洲保佑收葡萄季节不下冰雹和暴雨的收葡萄圣人，起的都是这个作用。


圣文森特节。他是如何成为葡萄酒的保护神的？有人认为，公元304年1月22日是圣文森特殉难日，这恰好是葡萄藤复苏等待剪枝，酒农庆祝返回葡萄园劳作的时间。有人认为，他的名字从Vin（葡萄酒）开始由sang（血液）结束，血和酒在基督教义中密不可分。还有人说因为他是被一个压榨桶的轮子碾死（某种酷刑），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生前是教会弥撒时倒酒的专员。

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不能说没有民族主义的早期症候，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能有。但民族主义的影响肯定不会大。

当关东的武士为了争夺土地互相放箭的时候，如果有一位古代的舍内雷尔（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煽动家）跳到他们中间高喊“你们都是日本人，都是大和民族，你们应该联合起来”。下场其实可想而知，《日本外史》里有一句话用来描述这个场面是最合适的就是“被矢如猬”。


被矢如猬的小楠公

近代的城市化给了民族主义以机会，城市化让人脱离了农业，也就自然脱离了构成农业社会的组织方式的宗法社会，所谓“城市的空气使自由”，一方面是从法律和城市特权上说，另一方面则可以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理解。
离开了社宗法共同体的人无疑需要以新的方式联合起来，而在前工业社会，城市的力量相比包围着它们的乡村，和统治着乡村的诸侯、领主，肯定是脆弱的。所以城市要生存只能联合起来，而前工业社会的经济水平又决定了城市和城市之间，至少在当时的交通水平上说距离还是相当远的。

所以这些城市要联合起来就能很难从土地、水源、或者具体的一时一地的利益出发——而只能从一些比较虚幻，但更有感召力的东西出发：比如城市的特权和市民的身份所带来的身份认同，贸易路线的安宁和平这种较为宽泛的共同利益。

所以，其实并不是身份认同和共同利益导致了更大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是更大范围的共同体需求——决定了身份认同和共同利益开始取代传统的宗法社会。

而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宗教却依然坚挺，因为即使在前工业社会，不可抗力依然很强大，商人惧怕海上的暴风，城市惧怕地震。所以虽然很多市民赶走了自己的主教，但在城市里宗教依然保持着自己强大的影响力。


始建于1030年的施佩耶尔大教堂

在城市里诞生了很多近代意识形态的基础，比如说身份认同其实并不能等同于民族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也就是阶级认同，其实也是身份认同的一种体现。而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在其萌芽状态其实是混在一起的。

中世纪的施佩耶尔虽然建造了全欧洲最高的大教堂，但市民只有五百人，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是什么主义都争取不到更多的支持者。真正把这些萌芽状态的意识形态变成现实、并且促使其分化走上不同道路的——是近代的工业化。

1800年，英格兰的产业工人总数还没有皮匠的人数多。1870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整个帝国80%的人口是农民，这样的社会里奢谈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彼得·德鲁克说1873年以前中欧根本没人知道谁是马克思。但之后的几十年，随着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转向保护贸易，中欧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增长阶段，1880年代对奥匈帝国来说是镀金时代，对德意志帝国来说也是高速工业化的时代。


1890年的埃森

1890年俾斯麦下台时，德意志帝国的农业人口已经从80%下降到50%了，德意志帝国从粮食出口国变成粮食进口国。这时新近进入城市的那30%的人口，而且这里的30%是1890年人口的30%而不是1870年人口的30%。因为从1870年到1890年的二十年间，德意志人口还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增长。他们把埃森这样的三千人口的小镇变成工业城市，他们没有门路没有财产、甚至很多人没有技术。

帝国之都柏林有一圈整齐划一的房子就是给这种人造的，他们运气好的四个人住一个房间，运气不好的八个人、甚至十个人住一个房间。这样的群租房地带被柏林人叫做威廉环。每天早晨七点他们聚集在工厂大门口，拎着他们的早餐随着汽笛声进厂，晚上七点再从工厂出来回到威廉环里的群租房睡觉，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十二小时。


1900年的柏林

但是相比维也纳他们的处境还算好，因为他们住在帝都柏林的核心地带，威廉环对应的是维也纳的环城大道，在环城大道上可没有群租房。

所以1913年有个林茨到维也纳碰运气的流浪汉住过涵洞住过树坑，他的名字叫希特勒。而布达佩斯的流浪汉就聪明多了，帝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发现有几十个人的住址是“树上”，这些人白天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去工厂上班，晚上就睡在树上。这样的人要不要抱团取暖？要不要联合起来？当然要了！不抱团取暖这样的人死了都无声无息。但抱团取暖是一回事，用什么方式抱团取暖是另一回事。


位于维也纳20区的Meldemannstraße公寓，1905年由私人慈善基金会资助建造。根据警察局登记档案，1910年2月9日，希特勒从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搬进这里居住，直到1913年5月24日。

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有其天然的决定性因素的。

首先是它需要人们依照自己的族群结合起来，但是一个人想要意识到自己的族群属性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和学识。这就依赖于教育。第二、一个人如果想要跟其他人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他至少得有这么做的时间和机会。第三就是一个人即使意识到了自己的民族、他也有时间和机会，但真的把想法付诸实施至少要有实际的好处，至少能让他产生获得这种好处的希望。

这三点实际上缺一不可。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其中教育就不用说了，十九世纪是一个教育世俗化的时代，欧洲各国的教育都从传统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教育转向了以本民族语言为主的世俗教育。其中奥地利帝国格外穷，所以没钱去雇用专业教师，只能让本堂神父兼职当老师，而本堂神父往往除了拉丁语只懂本民族的语言，帝国给不起钱自然也只能因陋就简，所以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奥地利帝国推行的就是民族语言教育。这方面大家都差不多。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孩子们再也不能学法语了”！

而时间上区别可就大了，在欧洲工业化的时代，你让一个7×12工作在工厂里的人感受到自己身上除了工人这个身份之外，还有其他值得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身份实在有点难。

何况1880年代，很多地方的工作时间还不止12小时。但就算一个人只睡六小时，再加上12小时工作时间，他一天还剩下六个小时，扣掉想多睡一会儿，扣掉上下班通勤时间，扣掉经常性的加班，他一天还剩下多少？当然凡事有弊必有利，如此漫长的劳动时间的结果就是工厂主除了要给工钱一般还要管两顿饭，下午有得老板还给一顿夹肉面包。

社会主义者主张的社会高度分工，其实就是1880年代欧洲的现实。工人根本没有厨房，有厨房也没机会做，有那个时间不如多睡会觉。对他们来说唯一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劳资纠纷，就是缩短工作时间。

所以随着欧洲工业化社会主义党迅速崛起，1873年以前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中欧善良绅士们，到1890年就赫然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党进了帝国议会，1912年还成了帝国议会第一大党！


1911年著名宣传画“资本主义制度金字塔”

而民族主义在这个时期其实很憋屈，一个人劳动时间越长民族意识越淡漠，因为触目所及都是穷哥们，大家一起在车间门口晒着太阳抽根烟的时候，一个生逢其时的舍内雷尔（就是一开始被矢如猬那哥们），跑过去说“弟兄们，你们怎么能跟他一起抽烟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下场肯定比上一次运气好多了，毕竟这时候有人保障他的基本安全了，他还可以叫警察嘛。

民族意识跟劳动时间成反比是一条铁律，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者从社会地位上说主要是中产阶级，有很多人一提起民族主义就喜欢从民族主义最体面的1848年民族之春那说。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点，1848年的德意志和中欧实际上正是前工业社会，那时候的市民本来就是一帮类似今天的中产阶级的人。虽然其中很多人也穷，但相对于农民，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是特权阶级。

1918年宣布共和国建立的菲利普·谢德曼总是喜欢强调他老爹是一个工人，或者最多说他老爹是家具工人，但事实上他老爹是做什么家具的他可没说。他老爹是做豪华沙发的，专门给黑森-卡塞尔选侯邦的宫廷服务的。这样的工人当然也是工人，这样的工人甚至没什么积蓄，一旦老谢德曼死了，菲利普·谢德曼一家马上陷入困顿。但这样人工人说到底跟今天概念里的工人阶级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里昂人会跟巴黎对着干？因为里昂的支柱产业是豪华花边和假发，都是为贵族服务的。


1918年11月9日站在国会大楼窗口宣布德国成为共和国的菲利普·谢德曼

这样的1848年的城市市民阶级里确实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一旦工业化把城市的规模扩大，让劳动者的规模翻上好几倍，那么民族主义的本质就立刻暴露出来了。

一个天天干活的人真没工夫去思考自己的民族立场，其实他也没机会去思考自己的阶级立场，他只能被动的体验到这一点，今天又加班了，今天没给夹肉面包，居然又扣工资，这些真用不着他去想，这就是他的生活。


1848年维也纳街头的革命者

时间这一条就决定了真正的下层阶级根本没机会成为民族主义者！那什么人有功夫思考自己的民族性呢？中产阶级咯！中产阶级时间多收入高还有发言权。

除了中产阶级还有一拨儿人也有功夫思考自己的民族立场，那就是大学生。大学生永远都是民族主义的急先锋，1848年他们就急先锋，1882年还是急先锋。他们穿着统一制服吹着玩具喇叭给那位被矢如猬的舍内雷尔同学站台。舍内雷尔也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把玩具喇叭带进了帝国议会，成为民族主义最早的象征之一。

而且这个时期的选举法还是偏向这个等级的，所以只要他们通过民族主义这面旗帜组织起来喊的够大声，就能给自己争取到实际的好处！所以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就来临了。那就是1870和1880年代，这个时代德奥两国议会里到处都是民族主义的呼声。


讽刺舍内雷尔及其追随者的漫画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没机会去关注他们的民族属性，因为日常劳动已经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除了流氓无产者，大部分的劳动者根本没时间琢磨自己是什么民族。只要干活的时候大家都用几个共同的术语，不偷懒就是好工友。

那么当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高潮随着欧洲普选制度的推进而衰退之后，下一次高潮在哪呢？怎么才能把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变成超阶级的民族主义呢？

还是得从时间的角度去解释，劳动时间咯！工人就两种办法缩短劳动时间，一个是通过斗争争取修改劳动法，但是就算是欧洲最左的法国也是1934年才宣布40小时工作制的。用它来解释欧洲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显然不合适。那别忘了其实还有一个简单易行的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就是失业啊！


1923年发行的5000万面值钞票，发行时价值约1美元

失业是最简单方便的缩短工人劳动时间的办法，只要工人站起来跟老板说一声“老子不干了！”或者老板跟工人说一句“滚！”工人就马上有了大票时间，如果是企业整体破产呢？如果是大萧条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1921-1923年之间的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和1929年的大萧条之间的差别了，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德国被内债外债压垮的产物，魏玛共和国滥发纸币导致整个社会金融崩溃，但这个时期的问题是钱不值钱，而不是赚不到钱。所以只要工人愿意冒风险去赚下班就变废纸的纸币，其实他们要工作并不难，所以1923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并没有上台。

魏玛共和国撑过了二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但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之前的正相反，1929年的德国政府被1923年的局面吓破了胆。决心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饥饿总理布吕宁面对经济萧条采取的是猛砍财政支出，所以1929年以后的德国碰到的是严重的通货紧缩。这时候不但企业在破产工人在失业，连政府职员都在失业。这时候的德国人是根本找不到工作，于是在失业救济所门口，民族主义迎来了第二个高潮。


柏林街头等待救济的贫民，1931年

如果理解了这个事实，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说民族国家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归宿呢？还能不能说民族国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呢？事实上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咖啡馆和三流小报意识形态！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它和大多数人根本没什么关系。只有当经济萧条和普遍失业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成为民粹运动的工具和借口。与其说民族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归宿，不如说它是一切走向灭亡的文明的濒死症状！任何时候人都应该警惕自己的“人性经由民族主义变成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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