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不是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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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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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起，难民潮“突然”席卷欧洲，深刻影响欧美多国政局，更激发全球民粹泛滥，社会撕裂，反难民情绪高涨。难民危机是谁的错？难民会威胁安全吗？什么样的国家有责任接受难民……对难民问题诸多疑问，“新浪会客厅”对话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


（菲利普·格兰迪来自意大利，现年61岁，为联合国难民署最高级别负责人）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浪会客厅。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先生和我们来讨论难民问题。

格兰迪先生，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欢迎你到访北京。

难民问题谁之过？

问1：你如何看待欧洲难民危机在全世界所引发的关注？

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欧洲难民危机”。全世界大约有690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大都生活在非洲、中东、南美以及亚洲。难民多集中在资源贫乏的地区，而非像欧洲、北美、澳大利亚这样的富裕地区。

但媒体却更多的聚焦欧洲难民，并称之为“欧洲难民危机”。2015年、2016年间的确有不少难民涌入欧洲，但他们没有被妥善安置。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一场“难民问题应对危机”。

如果欧洲各国能携手合作，局面还是可以控制的。但我现在想告诉各位，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那些真正处于危机的地方，特别是像非洲和中东这样的贫困地区。

主持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媒体把难民议题的焦点唯独对准欧洲呢？

因为媒体倾向于关注他们所在区域的问题。但我希望中国媒体能对其他地区的难民现状也给予关注。中国向来以全球视角观察此类问题，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何我作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要二度来京和大家探讨这个议题。

难民问题为何搅乱欧洲政治？

问2：过去几个月，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几场大选中，难民问题成了一个核心议题。为何难民问题在各国国内政治中如此重要？

原因有很多。两三年前确实有一次难民潮。很多飘洋过海而来的难民在途中就不幸遇难。但欧洲各国却没能合作协调，没能利用丰富的资源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甚至都没有达成一致共同承担责任。

甚至连欧洲秉持的欧盟价值观都没有被践行，欧盟各国并不打算与难民们资源共享，欧洲民众也强烈反对，表示还没有准备好接纳这些难民，唯恐自己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

坦诚的说，更糟糕的是，一些政客还利用这一点，他们制造恐慌、骗取选票进而赢得选举。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完全错误的行径。

欧洲大陆完全有能力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支持。即使这些得到支持的人中，有些人不是真的急需帮助，我们仍然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需要其他形式的帮助，有些人可能需要被返送回国。

但在这个过程中，合作、组织、开放和政治意愿缺一不可。但现实却并不如人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危机”难度的确更大，但只要我们着手处理，还是能解决的。

谁有责任接收难民？

问3：你刚刚提到，这些政客是在（煽动并）利用民众对难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你能做些什么？

我们并不参与有关难民问题的争论。我们的工作是要帮助这些国家解决问题，为他们提供专业技术、工具和资源。此外，我们也向媒体、向公众解释，谁是难民。这一点其实往往被忽视。

难民，是指那些生活处境艰难，身陷战争、遭受迫害、歧视等危险的平民。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公众认识到难民需要我们共同伸出援手。

同时我们也向包括中国观众在内世界各地的人们传达一个信息，大多数难民并不会来到中国或是欧洲，他们一般会流向同样贫穷的邻国。乌干达、巴基斯坦、孟加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这些才是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们需要帮助。我们要把这些国家放在支援的第一位。

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帮助这些国家，叙利亚难民的悲剧将再度重演，他们的逃难路线将继续拓展，受影响国家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

解决难民危机 有哪些国际努力？

2016年，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难民署制定《全球难民契约》。目前，这份《契约》已经准备妥当，期望能在今年年底在联大通过审议。

中国一直非常支持这份《契约》。制定《契约》的目的，并不是要创造新的规则，而是要使得规则更能得到各方认可。所以，尽管这是联合国的一项进程，我们还要仰仗各国在实践中合作。

问4：但也有人持这样的观点，解决难民问题，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因为发达国家更具实力，也正是发达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政策导致了战争并引发难民问题。在你看来，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发达国家应该协助发展中国家一起承担接收难民的重任。百分之九十的难民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资源。

中国在解决难民问题中能做什么？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难民援助一直被看作人道主义行为。这一点没错。难民需要食物、药品、医疗以及庇护场所。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需要在长期为难民提供帮助。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本就贫穷的地区涌入大量难民，该如何平衡难民与当地民众、环境、基础设施、教育之间的关系？人道主义救援在这些方面影响力甚微，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我们开始和各个领域展开合作，比如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

有意思的是，这正是中国政府在做的工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合作发展促和平，以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地区局势，且参与的国家遍布全球。

因此，我今年来到北京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各国加入“一带一路”这个好倡议的同时，不要忘记难民问题。实现社会稳定，难民问题是绕不开的。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难民有益，对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有益，同时也将为这些国家找到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法。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有益的讨论。

如何应对反难民情绪？

问5：今年年初，500多名也门人进入济州岛后向韩国政府申请难民庇护身份。这引发韩国社会强烈反弹，约70万韩国人向青瓦台情愿，反对难民入境。对于多元化程度较低的东亚国家来说，接受难民是否更为困难。你对此怎么看？

对于历史上几乎没有大量接收过难民的国家，这一全新的概念自然比较难以接受。这就需要政府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接收难民。我想韩国政府也做了这样的工作。我们对此不必过度演绎。这并不常见。就我所知，这与免签制度相关。韩国也已经对签证政策做出了调整。

但我们必须记住以下几点：一，这些难民来自也门。也门常年炮火连天，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保护。二，这次难民人数并不多。我想韩国政府有能力安置他们。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韩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上处理得当。没错，这是一项义务，但是唯有完备的难民制度才能保证从接收难民到规划未来都是有序推进的，不会给当地居民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是想帮忙。我们希望解决问题，不希望难民问题重蹈欧洲覆辙、再次被政客利用。我相信我们能推进这件事。

难民是安全威胁吗？

问6：但走上街头抗议难民入境的韩国妇女高举标语，称“难民将是韩国的安全隐患”。你认为政府应当如何打消人们的顾虑？

我想政府应该保持警惕。保证本国公民的安全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确保所有来到他们国家的人，不管是难民、移民、游客、商务人士等外来人员不得威胁本国公民的安全。这本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根据我超过30年的工作经验来看，难民并不是安全威胁。难民是一群试图逃离安全威胁的人们。他们为何会再带来安全威胁？

但对于你提到的那些没有难民接收经验的国家，处理难民问题就需要格外谨慎。政府要更有组织，要始终公开透明地向民众做出解释。

问7：你如何看待网上存在的不少针对难民的仇恨言论？

对此我感到很遗憾。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你就是难民。你恐怕要做出这世上最艰难的抉择——放下一切，背井离乡。难民们也不想离开故土啊。他们没有选择，都是被时局所迫。

可当他们来到另一个国家，本想获得哪怕短暂的庇护，不曾想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歧视、甚至被看作罪犯。难民受到的是二次伤害。

生而为人，我们有义务扶持遭遇不幸的同胞，给予这些难民庇护。历史上，所有文化都有保护难民的传统，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随意提出的。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义务。因此我们要意识到，保护难民不只是因为国际法律法规这样规定，也是因为我们要遵守道德准则。

否则，我们就是违背了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帮助在危机时刻的他人。

接收难民与保护本国公民矛盾吗？

主持人：多数人都会认同，我们有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但是他们认为，唯有先保证自己的权利、利益不受损失，再讨论帮助他人的事情。你有何见解？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现在的想法也越发理性和现实了。我们意识到，在调动资源支援他国之前，首先要确保本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这一资源。

但是要强调的是，我们总是关注像韩国、欧洲这样资源富庶而很少接收难民的地区，但是像埃塞俄比亚这样资源贫乏的国家，更需要关注。他们相比之下却更为慷慨，与难民共享有限的水、食物和空间。正是这样的国家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

问8：关于你的工作经历，我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我知道，你已经从事与难民相关的工作超过二十年。你当初是为什么决定要从事难民相关的工作呢？

其实34年前我就开始从事难民相关的工作了。那时我在泰国工作，离这里不算太远。那时正是中印战争时期，我的工作就是在泰国协助来自柬埔寨的难民。

年轻人嘛，想做有意义的事情，不想留在国内，渴望全新的体验。

但是很快我就被这份工作吸引了。因为我可以同时从这份工作中收获多种体验，学习到团结、慷慨、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身处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也是有趣的体验，我感到自己正在书写历史。

此外，我喜欢有组织的工作。它让我感受到这份职业不仅仅是给予他人援助，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综合以上种种原因，我认定这将是我从事一生的职业。这应该是一份终身的事业。大多数时候我都奋战在各种“危机”的第一线。

解决难民危机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问9：那这三十多年来，你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总是关注现在的问题，但是以往的情况也一样严峻。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在中非地区卢旺达工作，处理刚果内战遗留下的一系列问题。我亲眼目睹了惨烈的暴力与屠杀，传染病的致死率堪比中世纪时的黑死病。这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内心。

我也有过相比之下虽不是这般惊涛骇浪，但由于政局复杂，开展工作依然举步维艰的经历。我曾在巴勒斯坦工作多年，巴勒斯坦问题陷入了无法被解决的政治僵局。这也令我倍感挑战与沮丧。

要说现在，让我感到担忧的正是你刚刚提到的各种仇恨言论。这对难民或是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全人类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核心价值观被摧毁，人们逐渐失去合作的能力。

气候变化、暴力冲突、恐怖主义，这些问题都需要全人类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如果像某些领导人所说，我们就呆在自己的国家，无视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将注定成为历史的输家。

问10：你亲眼目睹了屠杀与瘟疫。这是否让你感到孤独与绝望？

是的，非常孤独。我总是说，像我这样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永远都是在收拾政客们留下的烂摊子。他们无法平复冲突、危机与紧张局势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来接手，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平民。你会感到求助无门，这就是孤独感。我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

是否要坚持对难民的人道主义事业？

主持人：但你依然坚定地投身并热爱着这份工作。

是的，非常坚定，非常热爱。这是一份意义非凡的工作。尽管艰难，但是我的工作鼓励人们携手合作。就好像任何人都会帮助受困的小宝宝一样，人们看到他们在遭受不幸时，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人道主义工作一定能激励全人类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韩旭阳 喻静 张阳志 刘博迪 常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