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人口危机，40年前已有学者预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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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人口危机，40年前已有学者预言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tengxun_lishi），作者：杨津涛。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相当严重。作为应对，国家层面二孩全面解禁后，辽宁、天津等地还制定了“奖励二胎”政策。



当下的这种人口危机，约40年前，学者梁中堂（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社科院）已有准确预见。可惜的是，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预言将出现空前人口老龄化



梁中堂的理想本是研究哲学，1978年进入山西省委党校后，阴差阳错被指定研究人口学。



自此，梁中堂成为“强制计划生育”及“一胎化政策”的坚定反对者。



为控制人口数量，当时制定的人口控制方案是：



通过大范围实行“一胎化”，在198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至10‰的基础上，1985年降至5‰以下，2000年实现零增长。





图：当年的计划生育标语



针对该方案，梁中堂发表了生平第一篇人口学论文《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1979年12月）。



文章指出，一旦2000年及之后实现人口零增长，必会出现人口老化（当时尚没有“老龄化”一词）问题，将导致数以亿计的老人无子女照顾，并使劳动人口负担大幅增加。①



在稍后撰写的《中国人口变动五十年展望》（1980年春节）里，梁中堂推算了中国的老龄化进程：



“我国人口老化的这一过程从速度上来说是相当快的，特别是二〇〇〇年以后，步子越来越快，如果以二〇一〇年为一百，十年后老化程度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二，二十年后增长到百分之一百八十。高峰时，老年人口将达到四亿左右。也就是说，每十个人口中，将有四个人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②



他认为，到时候，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超过所有国家。



还是在《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中，梁中堂参照相关数据，通过反复推算，得出如下判断：



“我国人口按这一模式发展，比世界或日本的老化程度都要严重。特别是二〇一五年后，十五岁以下的人口要比老年人的绝对数少得多。”“以劳动年龄为中心的三代人口的比例将是4:2:1。这就意味着二个劳动年龄的人口将抚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并且还是半数老人身边无人照顾其日常的生活。”



现今，中国城市的大多数家庭，正是“421”模式。





图：梁中堂的部分著作，有的至今未能出版



在梁中堂看来，这种人口变化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其理由是：



“第一，虽说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而延长了劳动年龄，但这总抵不上其缩小再生产失去的劳动年龄的人口。



第二，年龄大的劳动者虽然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但就平均生产效率来说，仍然要低于公认的劳动年龄内的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第三，老年人的绝对和相对的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导致养老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绝对量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化还未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再高的社会赡养费也无法弥合不完全的家庭（没有儿女的家庭）所造成的生活上及精神上的缺陷。



第四，那时将面临一个在扣除巨额的养老基金以后，还能提供多少扩大再生产的建设基金，用以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严重问题。”



在预见问题的同时，梁中堂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控制方案，即“晚婚晚育二胎”：



“从一九八〇年起，在每对夫妇只生二个孩子的基础上，将两胎的间隔严格控制在八——十年，即按目前城市晚婚年龄二十五岁左右结婚的夫妇，其两胎间隔为八年，按目前农村晚婚年龄二十三岁左右结婚，其两胎间隔为十年。另外，再辅之以一定比例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按此要求，可望在二〇一〇年，人口达到十一点一亿时实现零度增长。”



相比于“一胎化”方案，梁中堂的方案更容易让人们接受，也可以避免过多无子女照顾老人的出现，不至于产生过于严重的人口危机。



反驳支持“一胎化”的种种谬论



为申明以上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梁中堂不断反驳其他学者。



比如，有学者认为，人口老化问题在2020年前“不严重”。梁中堂在《也谈我国人口发展》（1980年3月）中反驳道：



“这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知道，二〇二〇年是我国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才开始退出劳动年龄和进入六十五岁以上老年层，它当然是不严重的……我们不能把关键性的数十年隐而不谈，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困难局面出现之前。”



梁中堂指出，这个问题不容视而不见：



“直接涉及的并不是子孙万代以后的事，而是二十五岁以下，并且已经出生的人的事情。说得更具体点，乃是二十五岁以下这一代人晚年的事情。”③



我们现在知道，当年的“二十五岁以下这一代人”，他们的养老危机已然出现。



还有学者认为，在1980年后的20年，每年还会有1000万人出生，因此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梁中堂说，1000万的绝对量不小，但“也要看放在什么样结构的人口群和多大量的总人口中”。他拿苏联、东欧、西欧和北欧举例说，这些地区的人口总数是6亿多，每年出生人口是960万，可“这些国家是世界上劳动力最紧张的地方”。



也有学者推断，只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劳动力就不会成为问题。梁中堂反驳说，欧洲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比中国预期的高，它们都还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理由能在比别人生产力和出生率都很低的情况下，讲什么劳动力一定会很充足呢？”



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集体或国家发放养老金解决，不需要家庭负担。梁中堂的反驳直指核心：



“无论成倍数的老年人是由家庭或社会直接负担，其担子都是压在劳动年龄这一代的人口肩上。”



他在《中国人口变动五十年展望》一文中，有更具体的说明：



“社会保险不可能解决大部分老年人的问题。西方那种社会保险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具有经济、文化、社会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并不是一下子能够形成的。单以经济条件来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每年投资数百亿金额的部门，无论如何在几十年内是没有条件达到的。”



如其所言，大规模的养老金缺口，在今天已然出现。





图：当年的计划生育标语



对于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一些学者表示赞同，但他们认为，等问题出现后，再鼓励生育，也为时不晚。梁中堂不以为然：



“讲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人的再生产周期很长。并且，因为人们感到负担很重，你要求多生孩子，这无疑更加重人们的负担，能有多少人承担这种牺牲？更何况那时每年进入初婚年龄的妇女并不像现在这么多……要求低出生率向高出生率发展，至少同要求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发展一样困难”。



此外，梁中堂对西方传来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爆炸论”“适度人口”等理论，都有极具说服力的批判。④



他坚信，人口只能是发展的动力，而非负担。



“我说的没有任何深的东西”



梁中堂的研究，并未能阻止“一胎化”政策的全面推行。但中央于1985年同意他在山西翼城建立一个“晚婚晚育二胎”实验区。



统计显示，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25.5％，而翼城增长20.7％。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8，翼城则为106.1，男女比例更为平衡。⑤翼城的实验证明，开放二胎不会导致所谓的“人口爆炸”。



通过翼城实验，梁中堂确信，允许生二胎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计划生育方式。在他看来，让农民普遍接受“一胎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很多地方，计生干部让妇女流产后，“她还是会继续怀，直到能生下来。看起来计生工作有很多‘成绩’，实际出生率却不见得控制住了，平白增加了很多妇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即便是在山东冠县著名的“百日无孩”运动期间，也同样有家庭愿意冒险偷偷生下婴儿。





图：网上有关冠县“百日无孩”的讨论



随着时间推移，梁中堂于1979~1980年做出的其他判断，多被一一验证。



联合国1956年制定标准，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时，即意味着其迈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在2000年为8811万，占总人口6.96%；2006年为10419万，占总人口7.93%；2017年达到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人口学学者按照现有趋势推测，2015-2025年十年间，中国老年人口还将增加约916万。⑥



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日益严峻。



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0个主要城市所做统计显示，在2001年，全国劳动力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员的比还是0.71，即供大于求；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率已变为1.01，即供略小于求。2017年，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员的比，更是达到1.16，比上一年上升0.06，劳动力短缺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⑦



老人数量剧增，劳动力日益不足，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负担。



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00年为552.94亿，2015年增至18295.62亿，平均每年增长200%。



人社部发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各级财政补贴4716亿元，比2014年多1168亿元。⑧



目前，养老金缺口依旧在不断扩大。





图：中国近年基本养老金收支增幅（人社部数据，制图转引自《中国经济周刊》）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近年来逐渐改变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孩”。但如梁中堂预言的那样，短时间内增加生育率并不容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新生婴儿1758万，其中二孩占到50%以上，但较2016年，新生婴儿数量还是下降了88万。⑨



略言之，在强制计划生育及“一胎化”政策下，中国人口发展将要面临的问题，梁中堂在近40年前就都已预见。



他晚年曾如此向记者感慨：



“我说的都只是一些有生活经历的人仔细一想就能想到的问题，没有任何深的东西，一点儿都没有。……其实一路走下来都是这样，对立方从来没有深刻地回应过我的观点，导致了我一直在重复讲些很浅显的东西，没有碰撞出更深刻的东西来。”



晚年的梁中堂，对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争论已无兴趣。翼城实验已经证实，在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人们会自主调节生育率。他思考的问题是：



“这已不是一胎二胎的问题，而是老百姓生多少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政府去‘计划’？”⑩





图：2017年，福建省九都镇宣传“全面二孩”政策



注释：

①②③梁中堂：《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第17—37页、第60—67页。

④梁中堂：《人口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杨福戬：《梁中堂与他的“二胎试点”》，《民主与法制时报》2013年8月26日。

⑥  孙鹃娟、高秀文：《“边富边老”：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北京日报》2018年8月13日。

⑦徐平华：《我国劳动力市场新常态与应对》，《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5月23日。

⑧张鹏飞、苏畅：《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负担》，《财政研究》2017年第12期。

⑨许雯：《去年出生1758万人“二孩”占比超50%》，《新京报》2018年6月13日。

⑩甄静慧：《梁中堂：与人口政策较劲30年》，《南风窗》2014年第21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tengxun_lishi），作者：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