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亚人难民危机一周年：僧侣为何与军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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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兴亚人难民危机一周年：僧侣为何与军方保持一致？

原创： 弗朗西斯·韦德  东方历史评论  2018-08-28
撰文：弗朗西斯·韦德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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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夏天以来，将近70万罗兴亚人从缅甸西部逃到孟加拉国。去年8月25日，缅甸军方开始对许多罗兴亚人居住的村庄进行扫荡，此次行动是对一个名为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the 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叛乱团体之前袭击警察前哨做出的反应。根据那些逃往孟加拉国的人讲述，在夜幕的掩护下，士兵（信奉佛教的平民经常和士兵一起）围住村庄，然后一齐向村中射击，子弹穿过房屋的木板墙，击倒试图逃生的人们，村庄中的建筑物也被付之一炬。卫星图像显示，数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缅甸军方的行动造成了自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逃难民群体，位于孟加拉国边境的罗兴亚人难民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难民营。



位于孟加拉国边境的罗兴亚人难民营

如此残酷的暴力行径令世界震惊。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的保守估计，仅在军方开展扫荡行动的第一个月里，就有67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但有关缅甸军方的这种系统性施暴行为的新闻已经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了。几十年来，共有几千名士兵袭击过缅甸边境地区平民。自缅甸1948年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以来，缅甸政权迅速将权力集中，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直反抗其统治；从1962年上台以来，缅甸军方一直致力于征服这些少数民族群体，这种愿望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然而，尽管其他地方发生的强奸和处决遭到了缅甸大多数人的大声谴责，罗兴亚人讲述的一切则被指为编造出来的煽情故事，目的是引起国际同情。缅甸国内的主流观点是，罗兴亚人是一个非法的孟加拉移民群体，他们来到缅甸是为了在这个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度传播伊斯兰教。他们所做、所说的每件事都被当作欺骗。只有少数人质疑这种认为罗兴亚人指控遭到军方迫害是虚构的流行说法。“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罪行累累的军队多年来对我们造成了怎样的灾难。罗兴亚人的遭遇和我们的噩梦如出一辙，缅甸军方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暴行。”克伦妇女组织（Karen Women’s Organisation）在9月份发表的声明里这样表示。克伦妇女组织是缅甸的少数民族克伦人的代表，克伦人非常了解军方的暴力行径。

这种声音必须与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反对声音相抗衡，从民间的煽动者到缅甸政府的最高官员，都坚定地持这种反对意见。政府发言人佐泰（U Zaw Htay）10月份向媒体表示，罗兴亚人大量出走是他们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误导”国际社会，让人们相信“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存在。在若开邦（直到外逃发生之前，大多数罗兴亚人一直在那里生活）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人们呼吁将那些协助罗兴亚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去。 “我们不需要支持恐怖主义的团体，”在去年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许多抗议者在示威牌上这样写道。联合国是这些抗议活动通常的目标；据联合国消息，大量罗兴亚妇女遭到缅甸士兵强奸；昂山素季的办公室反驳这一消息，称罗兴亚妇女通过散布“假新闻”牟利。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李亮喜（Yanghee Lee）称，缅甸军方的行动具有“种族灭绝的特征”。人们依然对此报以嘲笑。2013年，一位政府官员称，罗兴亚人的生育速度是那些信仰佛教的居民的十倍。缅甸僧侣把罗兴亚人比作“具有快速繁殖能力的非洲鲤鱼”。



2010年，缅甸民主化进程开启，从多党选举开始，政府对媒体的管控随后迅速放开，经过半个世纪的军事统治后，一个更具参与性的政治空间形成了，同时还伴随着谨慎的经济自由化……然而那种认为若开邦内部存在图谋不轨的入侵者群体的看法反倒被更多人接受。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对缅甸抱有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而那些与民主化进程几乎同时爆发的暴力事件彻底颠覆了这些人的认知。为何那些长期以来因共同的反军政府统治的立场而团结在一起的缅甸民众（在外界看来是如此），面对军方针对罗兴亚人采取的暴力行动会表示支持？为什么在这个人们经过长期斗争才实现的军事统治逐渐被民选政府替代的时刻，要去冒险重新恢复军方的声誉？那些自称民主人士的人们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支持大规模驱逐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人们在采取暴力手段对待罗兴亚人这点上达成了共识，昔日那些广受赞誉的民主运动的领袖纷纷表示，愿意与军方一起拿起武器驱逐“外国侵略者”，僧侣则号召要和军队保持“团结一致”。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明显，民主转型让缅甸的政治中心有了许多重大进展，但却在缅甸的边境地区造成了相反的影响。军方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如克钦族和掸族）的攻击变得更频繁，而此前已经遭受过若开族发动的几轮群体暴力袭击的罗兴亚人，则面临着对他们行动自由逐步加强的限制。自2012年6月发生的第一次群体暴力事件以来，已有超过12万人的活动被限制在拘留营和贫民窟中，路障和武装警察的存在确保这些人无法离开这些地方。在若开邦北部地区，通往城镇的道路上布满检查站。直到2012年的群体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这些城镇里的罗兴亚人和若开族在市场里一起做生意，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学习。如今，这些检查站将周围村庄里的罗兴亚人挡在外面，那些他们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如今不再允许他们进入。若开邦只有一家设施齐全的医院会接受罗兴亚人，但他们需要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这种种族主义的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毁灭性结果：根据《柳叶刀》（Lancet）2016年的一篇报告显示，若开邦北部（直到2017年8月份，罗兴亚人在这里一直占多数）的婴儿死亡率是距离不到80公里以外地区（信仰佛教的若开族占多数）的婴儿死亡率的三倍。最后，罗兴亚人在政治上被排斥，他们不被允许在议会中有代表，也没有投票权。

人们围绕着罗兴亚人的身份和来历一直有着激烈争论，而这正是罗兴亚人所面临的敌对情绪的基础。在8月大量外逃发生之前，约有100万罗兴亚人生活在缅甸西海岸的城镇和村庄里。1799年，苏格兰植物学家弗朗西斯·布坎南（Francis Buchanan）在对缅甸的族群进行的一项调查中，首次提到了“罗兴亚”（Rohingya）这个民族名称。但是，在接下来的两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名称除了有过零星的提及之外，从各种官方记录中消失了。在英国人统治缅甸的124年里所进行的人口普查中，这个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到过。尽管在独立后，吴努（U Nu）政府承认罗兴亚人是一个民族，但罗兴亚人的诋毁者则认为，在一百年来进行的人口普查中，罗兴亚人一直没有被提到过，这足以证明罗兴亚人是一个新的族群，由次大陆来的移民组成，带有政治性。事情的真实情况目前尚不清楚。许多现在自称罗兴亚人的人们以前可能被划进如“若开族穆斯林”或“吉大港穆斯林”这样的民族类别中。有些人很可能在1948年缅甸独立后从孟加拉国来到这里，他们迁徙的路线早在缅甸和孟加拉国明确划分国境线之前就存在，孟加拉的穆斯林迁居缅甸，同时缅甸的佛教徒也迁居孟加拉国。但在缅甸第一个独裁者奈温（Ne Win）将军1962年上台以后，即使“若开族穆斯林”、“吉大港穆斯林”这两个名称也从人口普查中消失了。原因尚不明确。奈温仇外的立场为人所熟知，他禁止穆斯林进入军队，上台后驱逐了数十万印度人，1978年对罗兴亚人实施大屠杀，导致近25万罗兴亚人逃到孟加拉国；或许是因为无法容忍若开族这样的缅甸本土民族名称与一个“外国”宗教放在一起；或许是他认为如果允许继续将“吉大港穆斯林”保留在人口普查名单上，这些外来者便会以此作为依据，要求自己在缅甸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

虽然罗兴亚人的法律地位是在缅甸处于军事统治时期被剥夺的，但将他们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依据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缅甸时期，种族的政治化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在缅甸的边界被正式划定之前，在这块今天被称为缅甸的土地上，各族人民自由流动，不同的政治体系也相互渗透。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历史上的缅甸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实体：山区里的各个小邦围绕着位于低地的政治中心，那里生活着许多民族。当时不同民族之间的着装、语言都不相同，但是人们效忠的主要是不同的政治权威，而非各自的民族身份。然而，英国非常痴迷于族群分类，希望将缅甸如此复杂的民族群体区分清楚，因此，不同民族之间开始形成了各种边界，而这些边界以前都是不存在的，之前处于变化中的民族观念开始逐渐固化，形成不可改变的区分标准。进入军事统治时期以后，缅甸军方执着于将属于不同族群的民众置于信仰佛教的缅族的权威之下，在执政期间积极采用英国殖民者的做法，利用英国做的人口普查数据，将那些得到官方认可的民族群体或者叫“缅甸种族”逐一列出来：其中的每个民族都被当作固定的群体，且各自的身份长久以来没有过变化，只有这些民族能够获得公民权。有些族群比其他族群“更本土”：信奉佛教的缅族在人口中占多数，处于最高等级，而其他族群则处于这种“归属等级”的低等位置。民族身份印在身份证上，不同民族之间极易爆发暴力冲突。若开族穆斯林和吉大港穆斯林这两个类别从人口普查中被拿下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当时个人的民族身份决定其是否会被视为缅甸的成员。生活在缅甸西海岸的人数众多的穆斯林群体就这样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们被迫要去寻求另外的身份。这就催生了一种观点，即：罗兴亚人的身份是政治建构的产物，与若开族和缅族这些据说几个世纪里身份一直没有变化过的族群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反罗兴亚人的鼓动者经常拿英国人的统治对佛教造成的侵害作为证据，以此来证明，如果外来势力不被遏制的话，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英国人在1824年之后分三个阶段占领了缅甸，结束了将近一千年来没有间断过的君主统治，僧侣被排除于政权之外，他们原本在社会所处的中心地位遭到蔑视，佛教徒随之陷入困境。随后英国人在缅甸引入数十万印度工人，这些印度工人后来在经济上占据了强势地位，加剧了人们对佛教受到威胁的担忧。印度穆斯林被指控强迫信仰佛教的妇女婚后皈依伊斯兰教，佛教信众因此逐渐减少。罗兴亚人被视为这种殖民扩张的最新代表，为了减轻罗兴亚人带来的影响，缅甸已经通过了相关立法。2014年，随着缅甸境内反穆斯林情绪的不断增长，在极端民族主义僧侣的倡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要求人们如果想要改宗，首先需要获得官方许可，并赋予地方政府权力：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某个族群人口超生而对佛教造成了不良影响，可以采取措施限制该族妇女的生育率。

有种说法认为，罗兴亚人在进行一系列计划，目的是取代当地其他族群的地位，而那些向他们提供援助和舆论支持的西方国家则是在怂恿这个阴谋……自民主化过渡期开始以来，僧侣、活动家和政治人物都大肆宣扬这种说法。僧侣们在恳求保护自己的信仰时，会谈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这两个国家曾经有着广泛的佛教信众，后来两国的佛教都不敌来势汹汹的伊斯兰教。2015年，由僧侣领导的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简称Ma Ba Tha）出版了一本很受欢迎的小册子，其中警告说，佛教之外的宗教正在“吞噬”缅甸珍视的信仰和习俗。其中还指出，如果民主化赋予缅甸穆斯林政治权力，那么佛教将会消亡，一个更加暴力的社会将取代缅甸这个由佛教塑造的社会。赋予缅甸穆斯林政治权利会有助于他们的计划，因此他们的权利必须被剥夺。2015年2月，若开邦举行了反对罗兴亚人参加选举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举着的牌子上写着：“任何允许外国人投票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罗兴亚人这个身份本身就被看成是带有政治性的计划，所有认同自己是罗兴亚人者，都是这个计划中的一员，因此这个群体里的所有人需要为其中的少数人的行动负责。

缅甸佛教界高层给出了对非佛教徒大开杀戒的理由。西达古·西亚多（Sitagu Sayadaw）也许是缅甸最有名的僧人，在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军事行动开始三个月后，西达古·西亚多于2017年11月向数百名军官发表了讲话。讲话中，他引用了斯里兰卡的僧侣两千年前的话，当时杜多伽摩尼国王（Dutthagamani）的军队在与一个泰米尔人的统治者作战，在战斗中，他的军队屠杀了许多印度教教徒，杜多伽摩尼国王因此感到痛苦，这些僧侣劝慰道：“别担心，国王，这只是很小的罪过。即使你杀死了数百万人，这其中真正的人类也只有一个半而已。”根据在缅甸盛行的小乘佛教的解释，评估一个行动是积极或是消极，关键是要看此行动背后的意图是怎样的。如果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佛教，那么必须根据这一意图来评估为实现此目的所需采取的手段。因此，在信徒看来，这些僧侣并没有打破自己对和平的信念，而是为了确保和平之道能够延续下去。

外界对罗兴亚人难民危机的看法是，缅甸军方对手无寸铁的少数民族发动攻击，缅甸国内对这场危机的看法刚好相反。大多数人认为罗兴亚人是侵犯者，而长期以来遭到缅甸民众嘲讽的军方，成为反对伊斯兰势力扩张的国家捍卫者，重新受到民众欢迎。政府官员给罗兴亚人贴上“恐怖主义者”或“恐怖主义同情者”的标签，将他们纳入人们熟悉的伊斯兰教好战的叙事中。这个原本只是发生在缅甸偏远地区的局部动荡，因为引入了这种全球性因素，危机被夸大了非常多：如果不捍卫缅甸，那么不仅仅是生活在西海岸的人民有危险，整个缅甸文化将会面临生死危亡。因此，暴力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也就可以预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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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昂山素季对难民危机做出的反应与军方的暴力本身一样令人震惊。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剥夺此前授予昂山素季的荣誉。联合国的李亮喜认为她可能是缅甸军方的同谋，犯下了反人类罪。长期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致力于实现平等，拒斥暴力手段，而她在罗兴亚难民危机上的反应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令人难以置信。她的全国民主联盟党（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中有许多杰出的民主运动人士。可是这个党怎么会在面对难民危机时如此行事？大多数报纸在解释这件事时，都提到了缅甸目前政治结构的性质，认为昂山素季为了能与军方达成一项脆弱的分权协议，做了太多让步；如果她批评军方在若开邦的行动，缅甸军方会把矛头对准她，导致脆弱的民主化过渡中断；而昂山素季对民主社会的重视高于一切，为了实现这一变革，她度过了15年的软禁生活，只要不对此变革造成威胁，她愿意做任何事情。这些看法对昂山素季与军方达成的协议做了一些假设，而如果密切关注缅甸国家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会看到这些假设并不成立。军方对民主化过渡阶段作了精心设计，以确保整个过程对自己有利，军方于2003年宣布的七点民主路线图基本得到遵守。军方重要的经济利益不可撼动，并且还保留对内政、国防和边境事务三个关键部门的控制。同时，昂山素季虽然无法控制军方，却代替军方受到各种责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方破坏现状对他们有何利处？



也许更加明显的是，人们对昂山素姬以及她身边的人所做的一些假设不一定能成立。在软禁期间，她热情地写道，军政府采用的种种政治欺诈手段及其给人们在精神上造成的分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她在《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1990）中写道，“如果没有精神革命，那么那种造就旧秩序之下种种不义的力量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对缅甸的改革和再生构成持续的威胁。”更广泛的民主运动在作为军方的反对力量存在时期，也提出过非常有勇气的要求，他们为少数族裔争取在新的缅甸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权利；因此，在全国民主联盟党领导的缅甸，罗兴亚人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才是。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当民主运动人士在呼吁要让少数族裔获得同等权利的时候，罗兴亚人从未被包括在内；罗兴亚人的困境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些民主人士对未来民主社会的愿景中。甚至几十年间来来回回进行的象征民族团结的各种活动里，也看不到罗兴亚人的踪影。西方国家曾经的支持者们对昂山素季的巨大转变表示哀叹，各种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在哀叹着一个偶像的堕落；很少有人承认，自罗兴亚开始大量逃往孟加拉国之后，昂山素季政府对事态严重性厚颜无耻的否认其实是继承了军政府的“传统”。随着去年年底袭击事件愈演愈烈，缅甸政府开始重复军政府在2012年的群体暴力事件发生后的说法：罗兴亚人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才烧毁了自己的房屋。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现在发生？”这个问题同样让人感到困惑。难道暴力手段以及让完全不得人心的军队恢复名誉不是会危及人们对民主的希望吗？如果是这样，如此坚定地倡导民主政治的缅甸人民怎么可能会支持暴力手段和军方呢？但同样，这些问题背后的假设存在问题。在缅甸之外的人们来看，暴力事件似乎对民主化过渡构成了威胁，但对于缅甸国内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暴力事件很可能会推进过渡。在缅甸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正在进行中的社会，面临风险的不止是佛教，某些群体的政治地位也会受到威胁——这些群体认为自身的合法权利长期以来一直被剥夺。人们想，如果转型带来真正的公平竞争，让罗兴亚人获得公民权，那么其他群体的地位就会被削弱。18世纪晚期，若开人建立的谬乌王国被缅甸贡榜王朝所灭，自此以后，若开族从未停止诉说自己的土地是如何被窃取，自己的文化又是如何被腐蚀——一开始是作为多数民族的缅族统治者，然后是强大的英国殖民政权。来自次大陆的族群未来会颠覆这个据说很古老的等级制度，这让许多人感到恐惧，而对此感受最深的正是若开族。在军方统治下，因遭受长期忽视，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若开邦成了缅甸最不发达的地方，同时也让若开族对那些他们认为威胁到自己的文化，争夺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稀缺资源的群体怀有极深的怨恨。

因为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下，民主化对于许多缅甸的民众来说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人们不把政治权利看作所有人都可以享有的公共福利；历史经验表明人们能够获得的政治权利非常有限，因此人们视其为限量供应的资源。随着民主转型的推进，罗兴亚人越来越直接地要求获得公民身份，在政治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如果罗兴亚人的愿望得到满足，那么其他族群期待已久，同时也岌岌可危的公民身份会因此化为泡影。导致罗兴亚人处于无国籍状态的始作俑者奈温将军曾经一再警告，赋予那些处于附属地位的族群权利是很危险的事情。1982年，缅甸通过了一部新公民法，该法案让信仰佛教的缅族以及其他一些族群获得特权地位，成为所谓“正式”公民，而将许多少数族裔降格为“客籍”公民。他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对这部法案这样解释道：“不是因为我们讨厌他们，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占据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位置，在那之后，如果他们背叛我们，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军方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散布这种恐惧，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罗兴亚人要求获得公民身份不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拥有和别的族群平等的地位，而且是要抢走别人的位置。

但是，人们不仅要对政治资源上的竞争，更要对险恶的未来感到恐惧，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支持把整个罗兴亚人视作打击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个人。无国界医生组织估计，在8月暴力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月里，被杀害的罗兴亚人中包括730名五岁以下儿童。根据逃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的讲述，缅甸士兵近距离枪杀婴儿。但是，甚至这些报道也没有改变缅甸国内的公众舆论。2012年暴力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我采访过一些若开族，他们说起罗兴亚人时，就好像是在谈起某种癌变的细胞，威胁着所有生活在缅甸西部山区和沿海平原的人们。如果整个族群都被视为威胁，那么暴力又怎么会不是无差别的呢？某个罗兴亚人，无论其性别、年龄，早就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了，而是被视为一直在为自己的身份服务的男人或女人，因而，军方或者其他族群在针对罗兴亚人施暴时，不会感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

2012年6月，大量若开族聚集起来，将位于首府实兑的罗兴亚人居住区成片地化为废墟，在那之后，若开邦的政治家和僧侣团体赶忙发布了各种声明，从这些声明的措辞可以看到，他们无法将罗兴亚人中的个体与整个群体区分开来，当提到罗兴亚人时，总是用“他们”来指代，“需要对付他们”。人们呼吁佛教徒与罗兴亚人切断所有社会和经济联系；那些声明里警告说“孟加拉人……现在要灭绝若开族”。协助罗兴亚人的救援团体被指“助纣为虐”，只要是帮助罗兴亚人，无论老少，就是在让这个群体继续对若开邦构成危害。2012年10月，全若开邦僧侣大会在实兑召开，若开族的高级僧侣在会议上发表声明，恳请佛教徒“将那些同情孟加拉咖佬（Kalars，缅甸语中对祖上来自南亚的人们的贬称）者视为国家叛徒，”“将这个信息传到每个乡镇”。四天后，众多若开族聚集起来，对整个若开邦的罗兴亚人居住区发起了协同攻击。

2015年选举之前，罗兴亚人的投票权被剥夺，罗兴亚代表被驱逐出议会，这些事情揭示了一项进行中的，旨在隔离罗兴亚人的政治阴谋；但是罗兴亚人在心理上体验到的被孤立可能会对他们的安全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2012年暴力事件发生后，罗兴亚人遭到很严重的隔离，他们被限制在拘留营、村庄和贫民区之中，这意味着若开族和罗兴亚人之间无法进行足够广泛的互动，若开族的政客、僧侣和活动家所宣传的那套有关罗兴亚人的说法因此无法得到纠正。结果，若开族感觉到一种越来越强的焦虑：罗兴亚人的营地内隐藏着一种外面人看不到的威胁。若开族和罗兴亚人不再到访彼此的村庄。据我遇见的许多若开族回忆，2012年之前，两个民族的关系比较和睦：大家坐在同样的茶馆里，一起在集市上交易；彼此的住所也挨得很近。突然之间，这种和睦的关系被打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开族愈加感到焦虑，随着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的出现，这种焦虑情绪达到顶点。2016年10月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制造的首次袭击发生之后，一份由信息部主管的国家报纸《缅甸新光》（New Light of Myanmar）发表了一篇社论，文章里谈到了现在缅甸所面临着一个严重危险，“我们极度厌恶的跳蚤散发着恶臭，吸吮我们的血液”。2017年夏天，当军方开始扫荡罗兴亚人的村庄时，一名名叫昂温（Aung Win）的若开邦议员警告说，“所有这些孟加拉人的村庄都跟军事据点一样。”

多年来，这些对罗兴亚人的侵害行为一直在持续，记者和研究缅甸的人权调查人员也早已就这些行为提出过很多次警告。但支持缅甸民主转型的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府，沉迷于这样一种希望：“罗兴亚人问题”仅仅是缅甸在通往一个更民主国家的道路上的小问题，而没有考虑到这会是一场潜在的灾难。2017年12月，当时缅甸军方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四个月，有关在若开邦发现乱葬坑的第一批报道问世，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UK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自缅甸民主转型开始以来，英国政府的对缅政策是短视的，报告批评道：“近年来，英国和其他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支持缅甸的 ‘民主转型’上，而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暴行的发生，没有就罗兴亚人问题向缅甸政府表达强硬以及不受欢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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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西方政府在对军方采取的行动表达遗憾时的语气，我们会发现它们好像是在暗示某个协议被军方破坏了，至于昂山素季支持军方行动的立场，则是背叛了她的支持者。去指责这些政府对缅甸期望过高也有些过分，因为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缅甸观察者也对8月以来发生的暴力事件之惨烈程度以及民众对此的反应感到吃惊。那些在转型过程中不遗余力支持政治反对派的人们不了解这个过渡发生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也不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缅甸军方是如何操纵民族和宗教身份，在权利和归属问题上制造不同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在缅甸，不同身份之间的界限复杂而不稳定，因此对于外人来说，要想确定人们对哪些身份效忠，又对哪些身份抱有敌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旦军方的宣传被广为接受，罗兴亚人的危险处境就很明确了。2012年袭击罗兴亚人的暴徒没有承担任何后果，那些要求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小册子作者也没有被追究责任。一直以来，昂山素季都拒绝过多谈论罗兴亚人日益恶化的处境；另外，和军方人物和越来越积极发声的佛教民族主义游说团体（他们同时也是昂山素季的重要支持者）一样，她也不会在公开场合提及“罗兴亚人”这个名称。

然而，最终，因为各国政府在缅甸的外交人员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缅政府的过渡之上，若开邦处于爆发前夕的深重危机被忽视。西方政府把不断发展的缅甸政治中心作为评估缅甸整个国家运行情况的依据，它们赞扬缅政府对媒体监管的放开，新议会的组成以及经济上的自由化……但是对缅甸边境地区形势的恶化关注较少。自过渡期开始以来，缅甸军方一直测试国际社会对其采取的暴力手段的容忍程度，而且这一切都是公开的，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对其作出严重谴责。2011年3月，当时距离缅甸新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不到三个月，几个营的士兵对北部的克钦邦和东部的掸邦发动了猛烈攻击，表面上是以叛军阵地为攻击目标，但事实上迫使成千上万平民逃到了中国。在过去七年中，这些地方的冲突一直在持续。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却加深了与缅甸政府的合作。截至2016年，缅甸受到的制裁逐渐减少，英美两国政府持续推进于2013年开始的军事合作计划。2016年10月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袭击事件发生后，缅甸军队烧毁罗兴亚人的村庄，迫使66,000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而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当时正在欧洲会见各国国防部官员。

西方政府之所以加强与缅甸政府的联系，是因为它们抱有这样一种信念：既然缅甸军方默许了民选政府的建立，那么通过采取激励措施，可以逐步让其交出更多权力，让缅甸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但是，如前文所述，军方的精心设计确保了自己在过渡期依旧能够把控政治和经济大权，而仅仅只给民选政府让出非常有限的空间。军方对国防部的持续控制表明，它不愿意受到民选政府的控制；另外，根据由军方撰写的宪法条文规定，议会中的四分之一席位由不通过选举产生的军官占据，这一点进一步证明，对于缅甸军方来说，成立一个完全不受军方控制的民选政府从来都不在它的计划之内。

另外一方面，在地缘政治利益的驱动下，西方政府决定保持与缅甸政府的全面合作关系，尽管这可能导致其声誉受损，另外也让缅甸军方在进行武力镇压行动上更加肆无忌惮。奥巴马提出要“转向”亚洲，同时也出于限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的目的，美国政府明确表示需要与缅甸保持良好关系，以免缅甸重新回到北京的怀抱，后者一直以来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还有一个问题是，西方国家不知道除了昂山素季，它们还能和谁对话。许多西方人如今修正了之前对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所持的不加批判的观点，但是除了和昂山素季对话以外，并没有多少核心人物可以供它们选择。昂山素季手上已经集中了一位民间领导人所能够拥有的权力，没有人能和她竞争。因此，那些认为应当和缅甸政府保持全面合作关系的西方国家，只能选择接受昂山素季，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接受她所做出的决定。

目前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孟加拉国不想长期承担安置这一数量庞大的难民的责任。2017年8月难民危机爆发后的几周内，罗兴亚人难民营周围地区的食品价格便翻了一番，导致孟加拉国当地居民与难民之间的关系紧张。缅甸政府建造了一个“接待营”，用于安置未来可能会选择返回的难民，该“接待营”可以容纳三万人；根据照片显示，这个占地面积很大的、类似于临时工房一样的“接待营”位于缅甸边境附近，周围布满铁丝网。政府官员已经证实，被夷为平地的罗兴亚人的村子所在地正在被建为新的安全部队基地。政府以免费住房作为奖励措施，将生活在若开邦各处的若开族重新安置到北部新建的示范村。留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大约有30万，其中大多数被限制在北部的村庄或南部的拘留营。在若开邦，援助组织需要获得许可才可以向罗兴亚人生活的营地和村庄分发物资，而自2017年8月以来，许多援助组织都表示，获得许可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能提供的援助水平已经降至最低。军事行动在11月下旬逐步减少，但在那之后很久，依然有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或者乘船前往马来西亚，这些人不是逃离暴力袭击，而是因为无法忍受饥饿。援助行动帮助罗兴亚人能够继续在缅甸生活，所以援助组织才会受到打击，而且缅甸之外的人们很难发现这种间接攻击，但是这种间接攻击与武力攻击一样，可以有效地将罗兴亚人驱逐出缅甸。



“接待营”

导致大规模杀戮和驱逐罗兴亚人发生的来龙去脉经常被人们忽视、误解。这不仅与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关，而且还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关。若开邦的族群关系原本就已经很紧张，而在过去一年中更是大大恶化。在若开邦北部，由若开族平民组成的民兵得到了警察和军队的武装和训练。这不仅让若开族平民获得了进行暴力动员的官方许可，而且还表明政府愿意授权，让那些已经因为暴力和民族主义精英的鼓动激化的若开族平民自己来维护治安，未来需要再对罗兴亚人发动攻击的时候，这些民兵也能够协助军队。如果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再次发动攻击——他们很有可能再次发动攻击，军方将再次借着搜索武装分子的藏身之处的机会，将战火引向剩下的罗兴亚人村庄。

没有什么措施可以补救缅甸发生的事情。人们对话的焦点将会转移到其他问题上，比如：可以从缅甸发生的事情学习到什么经验教训，未来世界其他地方如果发生类似事件，应当如何应对。在一个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国家中，这种让种族清洗行为（如果不是种族灭绝的话）成为可能的环境是经由怎样的过程形成的？如果能够更深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会有更大的收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性质的暴力会随之演变。军方在若开邦的策略多年来一直在演变，随着民主化过渡带来新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它可能会继续演变。我们已经看到，原来的那种依靠拘留营、贫民窟实现的结构性暴力转变成了为实现种族清洗所采取的武力措施。我们也看到，无论民间还是宗教的权威，都认可了这些措施，主流人群如今对罗兴亚人怀有恶毒的厌弃情绪。如果以为孟加拉国东南部光秃秃的山坡上蔓延的难民营便是罗兴亚人遭际的终结之处，那就错了。


弗朗西斯·韦德（Francis Wade）是一名报道缅甸和东南亚事务的记者。2009年，他开始为前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报道缅甸的情况，之后继续深入报道缅甸民主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 他的有关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报道发表在《卫报》、《时代周刊》、《外交政策》等处。2017年出版《缅甸内部的敌人：佛教徒的暴力以及穆斯林如何成为“他者”》（Myanmar’s Enemy Within: Buddhist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a Muslim 'Other'）。

本文选自2018年7月5日刊《伦敦书评》，《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