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桑德斯：寡头政治毁掉了美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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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桑德斯丨寡头政治毁掉了美国民主

原创： 法意Nomos  法意读书  2018-09-06

（美）伯尼·桑德斯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法意导言
美国民主党在美国大选中失败后，如《时代》所评价的那样：愤怒和无时不在的恐惧成为了主流。在这样美国民众情绪的推动下，桑德斯依据自己40多年的从政和参加美国大选期间获得的资料，运用大量现实的数据和案例，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度体系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思，出版了《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同时讲述了个人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美国政治党争。《我们的革命》在美国政治、阶级、经济、环境、种族、社会正义等方面提出了问题和改革方案，在美国影响力巨大。此书在预售期间便登上美国亚马逊图书总榜第一名。法意读书编译组选取其中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寡头政治毁掉了美国民主
作者：伯尼·桑德斯
中文本译者：钟舒婷 周紫君

挑战寡头政治
民主是一人一票。所有民众共同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民主不是少数亿万富翁买通选票、州长限制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投票权。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国家走向寡头政治，尽全力营造民主的政治环境。

民主应该很简单，它应该深深植根于每个美国人的灵魂。融入政治、积极参与政治、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声音有助于塑造未来的社区、州和国家，这才应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学校应这样教育学生，父母应这样教育子女，国庆日大家应共同庆祝我们的民主。

我们永远感激杰弗逊、亚当斯、潘恩、华盛顿、麦迪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开国元勋们。他们鼓起勇气，走上前线为我们创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

民主意味着人人有权利控制自己的命运。没有国王、王后、沙皇，只有一个个普通民众，相互和平相处，一同决定国家的未来。民主意味着政府由人民所有，人民有选举的基本权利。毕竟这是《独立宣言》所宣扬的：“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我们今天的民主又有何含义？在我看来，它意味着一人一票。人人享有平等的参与政治的机会。富人不应在选举过程中施加任何影响。投票和参与政治应是容易便捷的，对任何人群都不应设置任何选举障碍。穷人、老年人、年轻人、有色人种都不应被剥夺选举权。美国的选举出席率应是最高的，而不是最低。民众应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了解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民主而战

大家都知道美国建立民主制度十分不易。殖民地的革命者打败了英格兰国王和强大的大英帝国。革命者认为人民自己应该做决定，而不是将决定权让与数千英里远的大西洋彼岸的英格兰国王，为此，他们建立了新的社会，民主的社会，这在当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我们也知道他们起草的《宪法》反映了18世纪90年代的观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森严的阶级划分、深深的性别歧视。我们也知道自此以后，美国人民一直在为扩大民主而奋斗。援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一句话：“建立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

废奴主义者努力废除奴隶制，为所有美国人，不论何种族，都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他们这么做不但是为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他们是为了无数的贫苦民众。人们努力为非裔争取和白人同等的权利，这也就出现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禁止了投票选举中的种族歧视。

近些年来，出现了民权运动者游行示威和静坐。有人为此入狱、挨打，甚至失去了生命。这也是金博士奋斗的目标以及华盛顿游行的目标。数百万美国人努力证明政府应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不论非裔还是白人。之后，国会在1965年出台了《投票权法案》，林顿·约翰逊也签署了法案。根据该项法案，所有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不论他们是何种族。

后来经过人们进一步的努力，又出台了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为女性争取了选举权。这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努力成果，这一运动由19世纪中期的柳克利西亚·莫特、苏珊·安东尼以及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领导的。20世纪末期女性运动还在继续，要求给予女性更大权利、更多平等待遇、更多机遇。女性和很多男性盟友一起宣誓：在美国，女性绝不是二等公民。

投票是基本权利，不是特权。穷人因付不起投票税而无法进行投票选举，这怎么能叫民主呢？反富人支配的斗争带来了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取消了投票税。人人享有选举权，不论他们经济状况如何。投票绝不是富人的特权。

在年轻人自己无权决定自己是否上战场送命的情况下，我们怎能让他们去打仗？美国士兵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经历带来了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将选举年龄降至18周岁。所有成年人都应有权投票。


《我们的革命》一书内封，江苏凤凰文艺社出版

金钱的力量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选择民主，要么选择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二者不能同时存在。
——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

过去230年里，我们的国家变得更为民主，更具包容性。我们努力消弭种族、阶级、年龄的界限，人人都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斗争已成为最富意义的经历。这是我们民族的特点。

虽然我们在不断丰富我们的民主，但仍有一些权贵想要破坏已取得的进步。民众在民主上取得的成就触及了这些权贵的利益。为保障他们的金融控制权他们尽力阻止社会的民主进程。

他们希望自己获得更多权力，留给民众更少的权利。虽然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目的，但事实却很明显。他们希望建立寡头政治，所有经济政治权力都集中于少数亿万富翁手中。他们不满足于控制国家经济，攫取巨额财富。现在他们还希望控制政治，剥夺普通民众改善生活的权利。

悲哀的是，他们胜利了。民主和改变未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美国今天已不是一人一票。一些富翁们投入数十亿美元购买选票。此后，共和党配合富豪们阻挠民主进程，少数族裔、穷人、老年人、年轻人的投票权更加无法保证了。

最高法院通过了公民联合会一案后，富人、大企业可以不受金钱限制地掌控竞选。结果是：很多媒体的头条都登有竞选广告——电视、广播、网站——这些媒体都是被富人阶层掌控的。事实上，在很多竞选中，富人捐款比候选人本身的作用还大。

在每个州，无论是参议员、众议员、州长选举，还是州立法的通过，市政厅、校董事会、法官的选任，全部都是富人决定的。几个富豪注资1亿美元，为的是赢下俄亥俄州。对于这些富豪来说，这些钱不过是他们的零花钱，投入政治也算是很好的投资。化工行业大亨、华尔街和银行、国防承包企业、药品行业等，他们一般来说通过投资支持的候选人，赢的概率都会很大。

对这些人来说，公民联合会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虽说取消了单个机构的竞选投资限额。捐助人无法协调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如果这样的话，那购买选票将是低效的。如果投资数额不菲，捐赠人控制和协调竞选工作将更容易、更有效。

寡头政客知道选举一位右翼法官对他们来说无比重要，因此他们花重金选举认同他们观点的法官。同时，权贵们还尽力冲破选举金融限制和监管，直接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投资。如果亿万富翁投入巨资，那候选人基本就已经成为债主争取权力的机器，这也正是亿万富翁们希望看到的情形。

寡头政客们的政治权力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掌控着媒体、智库、高校、政治组织，他们不知不觉地转变着舆论和国内外政策，却很少有人发觉。

据科学家证实，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主要危机，它的影响力波及全球数十亿人。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必须大胆改革能源体系，将传统的化石燃料转变为高能效、可持续能源。但这不是亿万富翁们希望看到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眼前的回报。因此，他们花费数亿美元宣传“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的观念，而且还在气候变化数据中做假。他们也控制媒体，大大削减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

当你听到“独立的智库”表明气候变化未被证实，我们应给富人减税，不能提供全民医保的时候，你认为这些智库被亿万富翁收买了吗？别天真了，这是当然的。

我们经常在媒体中听到将“关心民众”挂在嘴边的组织机构的声音。通常这类组织的目的是削减社保、医保、环保机构等实体。下一次再听到“关心民众”这类的话，不妨查查看他们背后的大富翁是谁。

美国民主的衰退

201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当时的投票出席率创了历史新高。他们控制了参议院，在众议院的优势也进一步扩大，还赢得了全国多个州的州长席位和立法院席位。尽管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都需要重新竞选，但民众的投票积极性并不高，63%的民众都弃票了，这一数据令人震惊。更令人失望的是，80%的年轻人和绝大多数低收入人群都没有参与投票。2014年的投票出席率是自二战以来最低的。

民众为什么不投票？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放弃了政治民主程序？答案并不复杂。人们不相信政府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华盛顿特区以及州政府的政治决策是割裂的。他们不想参与到“伪民主”的过程中来。

如今，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国会中会有人听民众的心声吗？国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当然不代表生活艰苦的工薪阶层的利益。

现实生活中，数百万工人无法养家糊口，很多人甚至饔飧不继。很多中产阶级工作时间变长，但工资却减少了。除非我们改变国家的经济运营轨迹，否则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将最先忍受贫穷。

高等教育是步入中产阶级的阶梯，但数百万年轻人却无法支付起高昂的学费，还有学生因为背负太多债务而中途退学。

很多家庭夫妻双方都工作赚钱，但仍然买不起住房，也无法享受高质量的儿童看护服务。很多老一辈工人发现制造业工作岗位都已转移到了中国或墨西哥，他们的收入也较之前大大降低。很多老人和残疾人根本无法靠每年仅有的1万美金社保生存，4300万民众处于贫困之中。现状没有任何改变。

国会又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让我来告诉你吧。他们花费大把时间为下次竞选筹钱，一旦获选，他们也是为资金捐助人的利益服务。

竞选和政治腐败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但今天由于公民联合会，更多的金钱洪水般地涌入竞选人手中，问题已经严重到十分荒谬的地步。

实话实说：金钱在国会主宰了一切。华尔街、制药业、煤炭石油业、农业等企业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不仅为了支持某个人的竞选，还雇用了很多游说团体。在华盛顿，付出就有回报。结果就是富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工薪阶层的痛苦遭到无视。

只有真正变革竞选筹资体系，将权贵赶出政治，才能真正建立起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政府。今天的政治局面是个耻辱。不仅桑德斯这样说，国会议员、民主党、共和党都心知肚明。

由于越来越多的金钱像洪水一般涌入竞选体系，候选人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筹钱，以赶得上别人的脚步。每到华盛顿特区的周末，十几位候选人都在组织筹集资金的早餐会和晚餐会。他们本应利用这些时间多多与民众交流，他们不仅没这么做，还利用这些时间充实自己的资金库。他们本应回到家和选民们在一起，但他们却一直待在为他们注资的商界精英跟前。
此外还有“电话筹钱”，这种经历十分伤人自尊。这是两党建立的机制，目的是在一间小房间对着潜在捐助者的电话一个挨一个地拨打，很多人他们从未见过面。助理还在旁边把每个电话的沟通情况记录下来。

美国是世界上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的国家。而我们的官员们正在干什么？由于竞选体制的腐败，他们正忙着为竞选筹资呢。每天、每周、每月都是如此。

初选期间每人可为候选人提供的捐助金额上限是2700美元，大选时还可以再追加2700美元的捐款。当然，对于富人来说，如果夫妻双方都捐款，那捐款额还可以再翻一番。富人将大多资金捐助给政党，最终这笔钱还是会流入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口袋里。每两年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33至34个席位都会重新选举，而单个富裕家族在此过程中捐助的金额是无法想象的。每笔巨资都为富人们带来了政治上更大的影响力。这与“一人一票，平等投票”的理念全然不相符。

取消对选民的投票限制

公民联合会一案严重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但寡头企业和他们的政坛盟友所做的破坏可不止这一个。2013年最高法院裁定了灾难性的“谢尔比县诉霍尔德”（Shelby County v. Holder）一案，这一裁决指出1965年《投票权法案》中一项重要条款违宪。1965年法案要求南方各州和当地政府在更改投票法律前必须通过联邦政府的批准。

由于当时很多州的相关立法阻止非裔和穷人参与投票，因此国会很快通过了《投票权法案》。但法院以5比4的比例认为选民歧视已不再是问题，因此联邦政府就不再保障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了。

这一判决公布几天后，共和党大举出台法案，让更多民众无法参与投票——非裔、拉丁裔、穷人、年轻人、老年人，这些人大多数不支持共和党。他们采用的一个普遍方法是，以根本不存在的“防范选民作弊”为理由，要求所有选民必须出示政府出具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阻止有色人种和穷人进行投票。11%的合格选民因没有这样的身份证明而未参与投票，这些人大多是非裔、拉丁裔和穷人。

近期的一份学术论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严格的身份认证法案使得拉丁裔投票率降低了9.3个百分点，非裔降低了8.6，亚裔降低了12.5。”通过分析数据，学者发现“实施严格的身份认证制度后，民主党投票率下降了约8.8个点”。而共和党只降低了3.6个点。

我们今天应该减少人们投票的障碍，但共和党却恰恰相反。他们限制提早投票、取消当天登记，大大减少了选民投票率。亚拉巴马不仅要求身份认证，而且还关闭了非裔社区的认证办理处。布伦南司法中心发现2016年，50州第一次同时出台了投票限制规定，进一步降低了史上极低的投票出席率。这种做法极不道德，法律应该禁止的。

在全国很多地方，少数族裔民众很难在选举日当天投票。2012年，非裔投票等待时间是白人的至少2倍。一些少数族裔人群甚至需要等上6~7小时。有多少人热情地去投票，但却遭遇无数障碍？

用《瑜伽熊》的名句来形容，“一切似曾相识”。这一幕曾在我们国家上演过。形式虽然有所改变，但本质是一样的。政客们尽可能地阻碍人们参加投票。人们要想成功投出自己的一票，简直是难上加难。

这违背了每位美国人的良知。为少数族裔争取投票权是一场正义之战，这也是为民主而战。
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能容忍法院判决破坏我们的民主，不能容忍政党歧视和擅自改划选区的恣意妄为。

我们应该要求国会恢复《投票权法案》的第五条规定，保障少数族裔平等投票选举的权利。我们还必须要求扩大《投票权法案》的实行范围，让所有美国人，不论是什么族裔，不论年龄大小，享有平等的自由投票权利，不受任何地方政府的限制。

我们需要鼓励人们投票，而不是设置投票障碍。我们必须和其他国家一样，认可每一位18周岁以上的公民的投票权。人们搬到另一个州，便可以在当地自动注册参与投票。各州不应该设立投票注册障碍。

我们必须阻止对少数族裔和穷人选民的严重歧视，必须阻止那些破坏分子阻碍民众投票的恶劣行径。

我们应该将选举日定为法定假期，专门在选举期间放假两天，以鼓励更多选民参与投票。太多人因为没时间就不去投票，一些人甚至都忘了今天是投票日。无论我们把选举日安排在哪一天，总有一些人因为工作、出差、生病等原因不能去参加。因此我们需要营造更多选举空间。如果人们当天有事不能前来投票，我们应该允许他们申请缺席选票——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他们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我们必须恢复一些人的投票权。今天糟糕的刑事司法体系给全国带来了巨大悲剧，深深损害了我们的民主。很多州剥夺了罪犯的投票权，即便这些人刑满释放后也无权投票。

这在任何地区都是不合理的。我们都希望那些刑满释放的人们对社会有所贡献，然而为什么还要剥夺他们参与民主的权利呢？13%的非裔由于重罪定罪失去了投票权。我们绝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需要重新给予200万非裔本应属于他们的投票权。他们已经刑满释放了，他们享有和其他民众同样的权利。

此外，国会、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应确保各地设有足够多的投票场所，方便人们投票，让人们无需排长队。我们花了数十亿美元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也有能力花费必要的经费，保证每个投票场所有足够多的工作人员、每个投票机器能够正常运行。投票结束后，纸质选票也应计入投票结果。

科赫兄弟

科赫兄弟是美国第二大富裕家族，净值达到820亿美金。他们是寡头政治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公司“科氏工业集团”是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2013年总收入达1150亿美金。他们的触角伸向多个经济领域，他们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石油提取和加工。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以科赫兄弟为代表的18位亿万富翁共同联名反对总统的计划，想要将美国带入右翼的发展方向。参与联名反对的其他亿万富翁包括梅隆银行和海湾石油财富公司的继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国防承包商亨利和琳达·布莱德利（Linda Bradley）、化工巨头约翰·欧林（John M.Olin）、安利公司创始人狄维士（Devos）家族以及科罗拉多的科尔斯（Coors）酿酒家族。

简·迈尔在《黑钱》中谈到科赫兄弟这群亿万富翁“贿赂看似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的智库和学术界，让他们在全国竞选辩论中宣传利于富人的言论。他们雇了不少说客，在国会为富人争取利益。而且他们也建立基层组织，使得右翼运动在基层落地。此外，他们贿赂了司法界，让其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手下留情。最后，他们还为共和党注资了不少。他们的这些活动基本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都是以慈善的形式存在，人们无法追踪其资金流入信息。正如2015年他们的主要运营人员所说的那样，他们建立起了一套综合完整的体系”。

2015年，科赫兄弟声明他们将为支持的候选人捐款7.5亿美元。这笔钱比民主党或共和党全国大会花的所有钱都多。科赫家族的目标是让共和党继续保持在参众议院的优势地位。据一些政界专家讲，科赫家族对政治的影响力甚至高过民主党和共和党。

科赫家族是谁？他们代表谁的利益？媒体经常将他们形容为“保守派”或“小政府推崇者”。事实要严重得多。他们是右翼极端分子，他们希望利用不受限制的金融资源，花大精力将美国带入寡头政治社会，并取消过去75年来通过的保护工薪阶层的所有法案条款。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1980年，大卫·科赫以自由党身份竞选副总统。虽然过去很长时间了，但他们在主要问题上的态度基本没什么变化。
过去几年间，他们成功推销自己的观念，将其变为美国的主流观念。追溯到1980年，那时人们觉得他们的理念边缘化，且不现实，他们基本没有得到支持。如今科赫家族的理念也基本上是共和党的理念，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公开表示支持。

从一开始，科赫家族就明白权利的得来靠的不是他们的理念，而是是否有足够金钱收买选票。1980年他们最主要的策略之一就是“强烈要求废除联邦竞选资金支持体系，并立即取消联邦选举委员会”。他们一直都清楚，成功取决于超级富裕阶层购买选票的能力。

从事实上看，科赫兄弟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定组织以及共和党的积极支持，在公民联合会一案中以5比4的结果胜出了，因此长期以来他们的有关废除竞选资金支持法案的政策一直持续实施。然而，他们想要的远不止于此。他们希望取消素有的竞选资金限制，他们的法定组织也在为此做努力。

如果他们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亿万富翁们可以捐助无限的金钱，寡头政客将全资支持竞选，并主导竞选的走向。上任官员也将完全成为为富人服务的员工。这就是科赫兄弟及其盟友所希望看到的。这就是他们的民主观：通过金钱收买选民，选出对自己有利的候选人。

事实上，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时，我并不想草草做决定。但在竞选时，我申明我只会提名敢于推翻公民联合会一案裁决的法官。我一遍遍地强调：这一裁决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民主，让我们国家逐步走向寡头政治的边缘。我很欣慰希拉里国务卿也持同样的观点。

取消竞选资金支持限制是科赫兄弟的主要目标，但他们的意图可不止于此。他们是美国第二大富裕家族，毫无疑问，他们希望缴纳更少的税，他们厌恶累进税制。大卫·科赫参与起草的纲要明确反对“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包括资本收益税”，并支持“免除一切税务”。他们的纲要还鼓励权贵们打破法律的限制，停止缴税：“一切有关逃税的刑事及民事制裁都应该被取消。”

作为化工企业的老板，反对气候变化组织的代表人，他们也主张废除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能源部。好想法：这就好比让十分贪婪的狐狸管理鸡舍。

除此之外大卫·科赫的纲要还涉及很多方面，以下是他们想要建立的美国：

“我们支持取消医保和医疗救助。”
“我们反对强制保险和健康医疗服务，包括堕胎服务。”
“我们支持逐渐减少社保。”
“我们提议废除政府邮电服务……它不仅效率极低，而且还允许政府监督私人通信。”
“我们支持取消……最低工资限制。”
“公立学校给孩子们灌输教条化的思想……政府应取消对公立学校的所有、经营、监管、资助。”
“我们谴责义务教育法案……并主张立即取消。”
“我们主张道路和高速公路私有化。”
“我们反对一切政府福利、救济项目以及穷人扶助项目。”

以任何标准来看，这些都是极端观点。而这些人正是为共和党提供资金的大财主。所以下次若是在电视上看到科赫兄弟资助的竞选广告，不妨关心一下普通民众面临的问题。请记住这些广告代表何人的利益，科赫家族希望建立怎样的美国。

为什么竞选如此重要

我认识的很多美国人都关注医保、环境、经济、人权等重要的问题，但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竞选筹资体系改革。竞选筹资体系和很多人并不是直接相关，但人们看不到或是不理解竞选筹资与公共政策发展实施有着巨大关联，包括他们关注的那些问题。

请一定要理解。有钱人给候选人捐款不是白捐的。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回报。如果捐款了，他们希望能够采取他们提议的行动。更有力量的团体甚至不需要国会起草法案——他们直接自己写。他们只需要找一个人能将写好的法案引入立法程序。

以下是权钱交易和腐败的竞选筹资体系的实例：

2008年，美国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多专家都认为这场危机的起源是比尔·克林顿通过的对华尔街放松监管的法案。

为成功通过该法案，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权贵们在过去五年中花费12亿美元不断游说，并支持大选。最后他们如愿以偿，美国人们面临了可怕的衰退。

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不同，在美国，药品公司可以随意为处方药定价。结果，美国的处方药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制药企业每年斥资2.4亿美元雇用1399位说客。这个说客数量是国会议员数量的2.5倍。在2012年的大选中制药业贡献了5000万美元。老实说，在我印象里，大型药业公司从未输过一场立法战。他们赢了，美国民众输了。

美国一年的国防预算约6000亿美元，这比全世界第二名至第八名之和还要多。国防开支大大超出预期，很多都是不必要的浪费。军工团体在2012年大选中花费了1.64亿美元用于游说。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但我们国家用于社保资金就被挤占了。

科学界已经确定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引起的碳排放过量，这也是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环境危机。但是美国的一大主要政党——共和党，他们不仅拒绝采取措施转变能源体系，而且还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2012年大选时，化工企业贡献了2.5亿美元用于支持竞选以及雇用说客。他们依旧开采、提炼、燃烧石油，而我们所有民众都不得不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反对富人干预政治

1863年11月19日，亚伯拉罕·林肯站在宾夕法尼亚州惨烈的葛底斯堡战场上，做了美国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在演说末尾，林肯说：“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共和国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2016年的竞选筹资体系如此腐败，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群体的政治权力如此巨大，我非常担心“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会在美国消失。

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6年前公民联合会一案的判决告诉富人们：你们已经掌控了美国经济，现在你们也有机会收买美国政府、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州长、立法院以及各州的司法机关。

人们不认为用大笔现金交换政治参与权与影响力是腐败行为，正是这种荒谬的态度导致了公民联合会一案的判决。

总统大选时，富人们将数十亿美元洪水般地投入到政治领域。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公民联合会一案判决后立刻兴起的团体——使得最富裕阶层和大型企业为竞选注入无限的资金。

虽说理论上这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员和候选人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他们对竞选的影响力甚至比候选人自己还要大得多。

正如前总统吉米·卡特所说，不受限制的竞选资金捐助“违背了美国原先政治体系的初衷。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

竞选筹资改革不是进步主义的问题，也不是保守主义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关注这一点，不论持何种政治理念，人人都想保留我们民主政治体系的初衷，我们的民主也是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本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权贵的利益。

我竞选期间，竞选筹资改革是我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告诉所有人，如果我获选了，我将用以下几种方式来与寡头政治团体抗争。我不是下届总统，但我认为这些方式值得下届总统尝试。必须尽快改革竞选筹资体系。以下是我具体的想法：

首先，我们必须通过宪法修正案，推翻公民联合会案以及1976年巴克利诉瓦雷奥案（Buckley v. Valeo）的判决，巴克利诉瓦雷奥案的裁决告诉人们，取消对候选人的捐款限额目的是保障捐助人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观点荒谬至极。此外，我们还必须推翻麦卡渥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McCutcheon v. FEC）的判决，这一判决取消了个人在两年内对某一政党或候选人捐款额的限制。国会和州政府有权力限制大选中的权钱交易。我非常自豪自己在参议院提出了这样的宪法修正案。

我们需要通过立法，要求捐赠巨额数字的富人和企业公开他们的资金流向。我们强烈要求实现竞选筹资体系的透明化，包括公开外部团体的捐助情况。下一届总统没有理由不签署行政令，要求竞选公开竞选资金。

我们需要转变为靠公众支持的以小额捐助为主的竞选模式，也要推动我引以为豪的《公平选举法案》（The Fair Elections Now Act）的顺利通过。

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美国人，不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参与政治，也都可以竞选公职，无需祈求从富人手中得到捐款。

候选人也无需问亿万富翁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获得他们的资金支持。

候选人的主要工作是与大多数的民众交流——工薪阶层、中产阶级、低收入人群、老年人、孩子、病人、穷人——与他们讨论应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这次竞选的最为成功之处在于我告诉世界，不靠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大额捐赠，依然能够组织一场成功的竞选。我们从800万次捐赠中获得2.32亿美元，这些钱来自250万民众，每次平均捐款额为27美元。

我的竞选一遍又一遍地说明，美国民众彻底厌倦富人收买选票、破坏民主的做法。

因此我们必须进行竞选筹资改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