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诞琦：贫困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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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细节

沈诞琦  新知WISSEN  2014-10-17


一、明星

2013年末的麻省理工大学，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十周年纪念会议。

会议礼堂里不乏艳丽而单薄的衣着，样式的分别提示他们来自哪个炎热的国家：印度、肯尼亚、哥伦比亚、巴西……这些鲜艳和萧瑟的波士顿之冬格格不入。实验室的创始人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教授站在台上。她是午饭前的最后一个演讲人，要给台下一千多个充满期待的听众做十五分钟的演讲。她显得有点紧张，因为刚刚发言的那个印度女人——那是印度最大的NGO Pratham的领导人——打趣了她的法国口音，还说十年前她第一次见埃丝特的时候，埃丝特看起来太嫩，像个小孩。十年前，长相太嫩的埃丝特用法国口音浓重的英语提出了“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这个名字、提出要把欧美第一流的经济学教授和娇生惯养的本科生送到世界最穷的乡村做田野试验挨家挨户收数据、提出和印度政府合搞“随机对照试验”，这一切都像是小孩在闹着玩。

十年后，埃丝特创立的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ameel Poverty ActionLab, 下文简称J-PAL )拥有近百位隶属教授，近五百个科研项目。每年有几千名顶尖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申请做J-PAL的田野助研。五百个项目的全部内容：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下文简称RCT)。这其实是事情最奇怪的地方：仅仅靠生产RCT这个产品，J-PAL居然在十年间成为了国际发展领域最具有革命影响力的组织。对照试验的内容呢？说出来实在太“小”了：是不是免费给每家每户发蚊帐；要不要给孩子们打疫苗；在山区学校装摄像头好不好；给农民开个借记账户怎么样；没钱吃饭，可不可靠吃香蕉活下去，营养够吗，穷人愿意吃吗……

比如说，一篇“格局很小”的J-PAL的论文发现：一个童年打过蛔虫的肯尼亚孩子，一生能多赚几千美元收入，也就是比不打蛔虫的孩子多赚了20%。

哦，这又怎么样？

今天的肯尼亚，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阶段，GDP年增长保持在5%左右。而J-PAL的论文表明，肯尼亚政府如果肯花一美元给一个孩子打蛔虫，他一生的收入能提高20%。也就是说，如果所有肯尼亚人都打了蛔虫，国民经济增长将提高20%，是这个国家在历史最好阶段花四年之久才能达到的增长水平！

对于一个资源受限的穷国，关键问题不是找到一个办法，而是找到一个最有效最廉价的办法。J-PAL的这些细枝末节似乎“格局很小“的论文们直接带来了：

六千万儿童得到了免费蛔虫治疗；

三千万印度农村孩子的教室里通过装监视摄像头终于有了老师；

六千万印尼人拿着明码标价的救济卡，终于以政府颁布的价格买到了廉价大米。

2006年，格拉明银行面向穷人的微型贷款(microcredit)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微型贷款、微型金融倾夜在世界各地开花，成了扶贫的万灵药。2009年，埃斯特和J-PAL的其他几个学者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针对微型贷款的RCT试验结论：微型贷款的普及对穷人的健康、教育、生活体验等都没有显著改进！这篇论文使得业内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审视微贷的利弊。著名的众筹贷款公司Kiva.org，正是被这篇论文启发，开始改革自己的商业模式……

坐拥书斋，却能救众生于水火，这是埃丝特·迪弗洛所代表的J-PAL学者们创造的童话。


埃丝特•迪弗洛长得不美，甚至，对于一个法国女人来说，埃丝特有点丑，有点“太像搞扶贫的”。她的妹妹安妮也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安妮和姐姐长得很相像，却显得比姐姐漂亮得多，因为安妮会认真做头发、精心搭配衣着。埃丝特没有时间打扮，总是那么朴素不修边幅。她的法国口音有时候很难懂。她的个性太硬，活脱脱一个“女汉子”。可是，当她开始讲经济发展，讲RCT和J-PAL，眼神熠熠，下巴上扬，你肯定会被她迷倒：那是一个孜孜以求的坚信者在布道。这有点滑稽：J-PAL的核心思想是基于统计证据的微观政策制定，而要把这样的思想在公共政策领域迅速传播，却需要一个拥有强烈宗教式热情的领袖。十年前，在一篇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社论上，年仅32岁的埃丝特为J-PAL布下愿景：“鼓励和发展严密的随机评估，为这些评估提供资金。建立这样一种文化可能为21世纪的社会政策带来革命影响，正如随机试验革命性地影响了20世纪的医疗业。”十年中，埃丝特依靠这样的热情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他们相信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将极大地改善我们对贫困的理解，不厌其烦地描摹贫困的细节，继而改善扶贫领域的政策制定。

2013年初的时候，埃丝特提出要办一次庆祝J-PAL十周年的纪念会议，她的同事很快排出个会议日程：几点到几点A教授宣读论文；几点到几点B教授宣读论文……埃丝特说，不行，不行，太无聊。于是整个会议开成现在这样全是埃丝特的主意：各国首相和部长的视频祝贺、各大发展银行的领袖和政府官员解释如何把J-PAL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公共政策、二十岁出头的助研分享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田野经验、每位教授只分到了不超过十五分钟的演讲时间。环环相扣，掌声、爆笑、眼泪，更像是一场明星的秀，而不是一个学术会议。

埃斯特正是一个明星。她拥有一个顶级学术明星需要的所有条件：她是克拉克奖得主、麦克阿瑟奖得主。她关于RCT的书《贫困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学界出版的少有的超级畅销书。她多次被时代周刊等杂志列为各类“之最”，最有影响力，最有智慧，最有为的年轻学者……她的贡献不再能用几篇论文几本书来划定。十年前，她作为三个创始人之一在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系内创立了J-PAL，并一直是J-PAL最核心的灵魂人物。十年后，这个谦称“实验室”的强大组织在各大洲拥有着6个区域办公室，91位隶属学者，在55个国家进行了484个RCT评估项目，培训了1620位专业人员，其中大多数是被成为“田野助研”的精英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被J-PAL熏陶过的年轻人继而开创了新的RCT机构……埃丝特和她的追随者从根本上革新了扶贫发展这一整个领域，无论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圈还是业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最近十年都J-PAL洗脑般地植入了这些词汇：微观、证据、随机。她所倡导的RCT已经无疑地成了微观发展领域最牢靠的评估标杆，被追随者们称为“黄金标准”。即使那些对RCT保留怀疑的业内人士，也承认宏观政策的制定上必须考虑运用微观的证据作为佐证。

这是一场微观照进宏观的革命。这场在南亚、非洲、拉美已经如火如荼的革命在中国正在悄悄萌芽。

关于这场革命的最重要问题是：对于消除贫困，RCT真的有用吗？






二、微观革命

J-PAL隶属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Asim Khwaja说：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are damn easy.

RCT太他妈简单了。

要测试一个政策到底有没有效，就把参与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进行政策干预，一组做对照，两组之间的差异就是政策产生的效果。比方说，为了测试“驱虫对孩子们的上学出勤率有没有提高”，两个经济学家把肯尼亚75所小学的孩子们分成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发现打蛔虫能避免孩子们互相传染疾病，提高集体出勤率。这篇论文最终带来了世界上6000万孩子得到免费的驱虫治疗。

为什么国家有穷有富？如何帮助穷国脱贫？在八十年代，学术界对这个回答基本是宏观的：对比一下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常常是“资本不够”、“劳动力不够”。这样的结论听上去有道理，而实际操作起来很难对政策有帮助。“劳动力不够”，那么决策者到底应该怎么做？似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又似乎无论做什么也远水救不了近火。几十年来，世界银行鼓吹的锦囊妙计从基建转移到了人力资源，又从人力资源转移到了教育，而事实上，从来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到底哪一个锦囊行得通。

进入九十年代，政界和学术界都不再满足这样粗糙的宏观答案，微观的实验性的手段开始流行，学者开始细致地研究户、家庭、村落内部的发展动态。在所有的微观方法里，J-PAL倡导的RCT成了最流行的明星。

为什么RCT如此红火？

它简单易懂。相比较其他复杂的微观方法，RCT显然更能让经济学的门外汉们明白。
在许多国家，由于资金的缺乏，福利政策往往不能落实到所有穷人，这反而促成了RCT。既然钱不够发，注定有些穷人可以拿到救济，而有些穷人拿不到，那为什么不把发放的过程随机一下，顺便测试一下政策的效果呢？
数据说话，评估结果不太容易推翻。直接效应是，这样的评估能够比较公正地说明一个政策的效用，不会轻易被政治左右。
诸如世界银行、USAID这样庞大的援助机构建立多年，耗费巨大资金，而世界贫困的现状并未显著改善。境外援助有用吗啊？什么样的援助项目最有用？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RCT成了好用的工具。

2014年1月，我在印尼副总统办公室内的“全国加速扶贫小组”做硕士论文的研究。在这个离J-PAL的波士顿总部千里之外的办公室，人人都听说过J-PAL，都知道RCT，一谈起“政策制定”人人都会自动讲到“证据”和“评估”。在这个政府机构，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对未来都有相似的打算：拿国家奖学金去美国读一个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我到这个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一种叫作“有条件现金转让”(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简称CCT)的新型福利政策。简单说来，CCT在发放救济金给穷人的同时，还规定了受助人必须满足医疗和教育上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受助人必须保证自己的孩子不辍学，孕妇去孕检，婴儿打疫苗……一旦受助人没有满足这些条件，CCT救济金就会撤销。这些条件有效防止了救济金被滥用于烟酒赌博，还能帮助贫困父母的下一代健康成长，尽快脱离贫困。

CCT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常常被看作是RCT在公共政策实施中的全面胜利。九十年代末，墨西哥率先开展了世界上第一个CCT福利项目Progresa。在拉美的许多民主国家，福利政策的“政治味”很浓，常常有“贿赂穷人”拉选票之嫌，所以政府的换届经常导致福利政策推倒重来，争取新选民。Progresa为了防止这样“短命”的悲剧再发生，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引入了RCT，使得评估结果非常有说服力，用量化的证据证明了Progresa对减轻贫困的显著作用。因此，Progresa得以在大选后幸存下来，成了墨西哥福利政策的长期项目。

以墨西哥的成功经验为起点，利用RCT引入和评估CCT福利政策被很多国家争相效仿。在巴西，CCT项目BolsaFamilia成了一个覆盖1/4人口的庞大福利系统，成功把巴西的基尼系数降低了八个百分点。在印尼，2007年开始的CCT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利用RCT进行评估的项目。以2007年为起点，印尼政府的另外好几个政策也进行了RCT评估：贫困学生的奖学金项目；贫困家庭的廉价大米项目；电子社保卡项目……所有这些RCT试验，都是印尼政府、J-PAL、以及世界银行印尼分行三方合作的成果。


J-PAL印尼办公室2013年末在雅加达的印尼大学经济系落成。

在办公室落成之前，J-PAL早在印尼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十余个随机对照项目，与当地的政界学术界建立了大量人脉。三十出头的海克特(Hector Salazar)是J-PAL印尼办公室的主任，走马上任不久，负责协调所有在印尼境内的J-PAL项目。

海克特三十出头，戴黑框眼镜，穿白色T恤，谈吐犀利而富有智性。他生在墨西哥，长在美国，讲四种语言，父亲是美洲开发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印尼大学经济系昏暗破败的楼层装修成美式的现代写字楼，整洁的小隔间，明亮的会议室，配置一新的厨房和厕所……如果不是我们谈话中窗外绵绵不绝的穆斯林祷告声，我都以为我是坐在美国顶尖学府的象牙塔和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交谈。

海克特的简历就是一份RCT的发家史，是RCT把父亲从墨西哥带到了美国，而把他自己从美国带到了印尼。海克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纽约的市长办公室里，时任市长布隆伯格设立了一个“经济机遇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Opportunity, 简称CEO)，这个朝气蓬勃的中心旨在以创新和实验的手段消除纽约市的贫困问题。2007年海克特加入这个中心时，中心正在施行美国境内的第一个CCT项目Opportunity NYC，同时开展了RCT对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无论是项目本身还是针对项目的对照试验，都大量借鉴了墨西哥的Progresa项目的经验。海克特说，设计严谨的RCT“不但能证明什么是有用的，还告诉你如何去用。”有条件现金转让在墨西哥被证明很能消除社会贫困，可是在发达国家美国该如何去用呢？在墨西哥，救济金的发放方法是让穷人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当场发现金。可是在纽约，难不成得让所有穷人就聚在时代广场领现金吧？怎么样在发达的美国具体实施第一个“有条件现金转让”，怎样界定哪些美国人算“穷人”，怎样实施“转让”？纽约的回答是：再搞一次RCT！为了不引起纳税人的争议，海克特参与的Opportunity NYC除了税款之外，从私营企业筹款近6000万美元，评估过程前后历时五年，是美国境内最全面的RCT之一。


在印尼这个人均GDP不足四千美元的国家（中国的人均GDP是六千美元），每一次J-PAL的试点项目耗时至少两年，耗费至少几十万美元。对于印尼，拥有J-PAL这样专业科研小组的存在是一种奢侈，也是这个国家现代史的缩影。现代印尼从1997年归零开始：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执政三十年独裁者苏哈托下台、直接经济衰退10%、货币贬值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贫困人口率一度达到总人口的一半，无数公司破产、反华暴乱发生……政治、经济、社会的强烈震荡使得国际势力在九十年代末得以全方位介入印尼。这样的国际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世界银行最大的分行就在印尼雅加达。直接隶属于印尼副总统办公室的“全国加速扶贫小组”，大部分资金居然来自于澳大利亚政府的援助。而J-PAL印尼办公室的大部分研究直接由美国的教授牵头，印尼本土的学者反倒占了少数。

“我恨世行”，“我恨J-PAL”，在雅加达我多次听到这样的怨言，大部分来自对这些组织实际工作知之甚少的百姓，他们想象中的国际组织躲在幕后，指手画脚，操纵着印尼的政局——并不能说他们的想象完全没有依据，199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操纵感的确是印尼的现实。那么，RCT在印尼的全面扩散到底是计量经济学的胜利，还是后殖民时代的贫弱国家式微于西方霸权的象征？






三、在中国

“你想想看，世行为什么在印尼搞得那么大，在中国基本没声音？为什么印尼能开J-PAL办公室，中国没有？咱们国家永远不可能容忍世行或者J-PAL这样管得太宽的组织。”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J君这么说。

“而且中国不需要RCT。我们不选举，没有民主国家来自选民的压力，出政策不需要有证据依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W君这么说。


中国目前最大的致力于RCT的机构是斯坦福大学旗下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简称REAP)。我在REAP北京办公室做助研的朋友S君告诉我，最近几年，REAP和中国社科院合作开展过的项目包括：和陕西省教育厅合作的关于驻校心理健康教师的评估；和青海省教育厅合作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评估……和“财大气粗”的J-PAL不同，REAP的项目没有国家层面的直接拨款，都是和地方政府的小规模合作。J-PAL的项目涵盖贫困的方方面面，而REAP的大部分项目只和基础教育有关。

那么，REAP这样专注开展RCT的非营利机构，对中国的政策实施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S君犹豫了一会，“也许有吧。”

为什么只是“也许”？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不够透明。建议或者评估递交上去，几周之后收到的答复只有可能是简单的“阅”或者“被采纳”。至于日后到底在哪一条政策上“采纳”了你，你永远都不知道。这样模糊的反馈机制，也导致了政策研究方向的智库在国内没有发展起来。


2014年春，我在MIT经济系的办公室里见到J-PAL的另一个核心创始人阿比吉特•班纳吉教授 (Abhijit Banerjee) 。班纳吉在印度加尔各答长大，父母都是经济学家。贫困的外部环境和家中的学术气氛让他立志用经济学为印度的贫困现状出力。如今，班纳吉教授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与埃丝特·迪弗洛齐名的学者。正因为他以及许多来自印度的顶尖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印度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印度成了RCT声势最大的国家。

和印度的浩大声势相比，中国现今的RCT项目，无论是项目数量、广度、样本人口上都差了几个数量级。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流行的RCT，在中国没有搞起来？

“中国领导人，从毛开始，就对做试验非常感兴趣。”这是班纳吉教授讲的第一句话。他坐在办公室里，舒适地翘着腿，既专注又放松。

“有些试验结果非常灾难，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试验。关于中国的政策决策，最古怪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取消很多决策！决策产生、施行、然后又取消了！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情况。在民主国家，当你取消一个决策的时候，你需要面对媒体和选民，所以你需要很多证据来支持你的决定。在中国，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取消政策不需要经过很多公开讨论。中国的决策者习惯去决定，即使是很差的决定，而不是去被质疑。目前的中国，在政策决策上没有用到RCT的证据。”

J-PAL印尼办公室的主任海克特也认为，现有的决策机制局限了RCT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有时候，RCT评估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政策没用。而中国的领导人害怕听到这样的结论。可是发现一个政策没用其实和发现它有用一样有价值！RCT的核心思想不是得出‘有用’‘没用’的结论，而是发现怎样具体实行一个政策使之变得有用！”

“即使对于这样一个不需要面对选民和媒体的国家，搞RCT也大有好处。”班纳吉教授进一步说。“你看，政策实施下去，然后再取消，这是很花钱的。应该先小规模用RCT试验一下可不可行，再大规模实施。”


其实在中国，供需两方面都有问题。一方面，正如班纳吉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决策机制限制了对RCT的需求，而同时，中国也从没有搭建起RCT的供应链。

“RCT搞不起来是因为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做RCT。这不奇怪。你想想，和班纳吉同学的中国人现在都在干嘛。”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X君苦笑。

阿比吉特•班纳吉1988年从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

一年之后，从哈佛经济系毕业了第一位来自新中国的博士，邹恒甫。我们都知道邹最近陷入了什么样的官司。

又过了一年，这个系毕业了来自新中国的第二人。钱颖一，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后来的两三年，这个系还走出了这几位中国人：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胡祖六，原高盛公司大中华区主席。

这些名字和履历无疑证明了他们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头脑，而这些头脑或者选择了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或者选择了更舒适的生活方式。

大部分RCT的试验点，都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试验的内容却需要大量技术和资金。能和这样地区建成合作关系进行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的，一是需要一流大学的研究资源和财力，二是需要当地的人脉。这些年来，关于印度、肯尼亚、拉美等地的田野研究一片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这些地区的学者终于在国际一流学府站稳了脚跟，用自己的学术威望把研究的动向推回了自己的祖国，又用自己在祖国的人脉关系使这些田野研究成为了可能。

“北大和清华的年轻教授在学术上都非常厉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懂RCT。”班纳吉教授认为在中国不缺乏懂得RCT的技术专才。可是搭建一个具有规模的RCT，需要庞大的人脉和经费，只有像班纳吉那样的学术界“大佬”才有这样的能量。中国缺少RCT的一大原因是，搞微观发展经济学的知名学者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即使北大清华的年轻教授个个都能搞RCT，没有“大佬”牵头，建立田野项目将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地方上的人脉也是问题。拥有地方上人脉的，大多是二三线的地方大学。国内的现状是，二三线大学的经济系系实力普遍较差，对理论不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北大清华的经济系不能和地方大学合作，携手搞RCT呢？因为，在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层，缺乏一流大学和地方大学的交流合作的意识，一流大学更愿意和国外大学合作，而不是去中国的小城镇和农村接地气。

“可是，说来说去，你为什么非觉得中国一定得搞RCT？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举世共睹，这一切和RCT无关。” 朋友W君。

“中国非常需要RCT。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得很好，微观经济政策做得很差，GDP总量的进步速度的确很快，但是代价是贫富差距太大，微观分配不均。如何做好微观经济的调控，RCT是一个好帮手。”朋友X君。

那么回到最重要的那个问题：对于消除贫困，RCT真的有用吗？

正面证据是印度、肯尼亚、拉美，千千万万打了蛔虫的孩子，有了老师的课堂，有了蚊帐的育婴室，救济金没有被滥用于赌博。

反面证据是中国、韩国、甚至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所有这些被称作“奇迹”的经济增长阶段，RCT都没有参与。

正面证据是J-PAL的项目在几十个国家同时开展，得到盖茨基金会的力挺。几乎所有项目都能最后得出几个统计学上显著的结果：在某某国的某几个村，某某政策被统计证明是有效的。

反面证据是，因为RCT本身的限制，关于A国甲村的试验结论，并不能被原封不动地运用在B国的乙村。RCT的结论往往太细枝末节，不能给出更高层的洞察。

正面证据是J-PAL教授们的新论文又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当然又是一篇顶呱呱无可挑剔的论文。

反面证据是——你当然不可能相信仅凭J-PAL这些顶呱呱的论文，世界就能整体脱贫了。

你当然不可能相信。




艺术家ERIC YAHNKER的丙烯画



四、忧郁的热带

J-PAL创立十周年以来，这个以宣扬“基于坚实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学术组织声名鹊起，日益壮大，但是从来没有坚实的证据——其实，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证据——证明RCT将是脱贫的万金油。

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1]，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Angus Deaton全面质疑了RCT能否为贫困问题提供任何透彻的答案。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大量的RCT研究充其量只回答了“某某政策是否有用”，而没有回答“为什么有用”。RCT研究着迷于描绘贫困的细节，而缺乏对其内在机制的探索。只要我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RCT的所有洞察都将是肤浅的。

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Lant Pritchett从来都是RCT的怀疑者，在写于J-PAL十周年的一篇博文上[2]，他半是戏谑半是赞美地说，J-PAL的巨大成功并没有证明“证据的力量”，只是证明了“信仰、热情、和沟通的力量”。Pritchett教授认为，J-PAL的巨大成功只是一种幻觉：信仰者被自己的热情感动了。


我在一月的雨季来到雅加达，在J-PAL的印尼办公室见到三十出头的主任海克特。窗外是坑坑洼洼的公路，衣衫褴褛的孩子和大人唱着哀伤的曲子乞讨。雨季伴着疫情来到雅加达硕大的贫民窟，洪水泛滥冲走多少人的家当。J-PAL的办公室太明净、一丝不乱，洪水永远进不了这个办公室。海克特兴致勃勃地和我讲J-PAL的“三大支柱”，办公室未来的打算，正在酝酿中的新项目，某某哈佛教授哪一天会从波士顿飞过来……在成百上千的印尼岛屿上正在进行的RCT项目，这个办公室负责吞吐统计数据，它不吞吐田野的气味、情绪，季风的凯旋，洪水肆虐的危机感。

进来了一个装电话线的维修工，海克特用印尼语指挥他。无论他的印尼语多么顺溜，多么像个“地头蛇”，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海克特不属于印尼。海克特对“贫困”充满着真诚的兴趣，不过，这只是学术上的兴趣。相比较他每天都在研究的“贫困”，他会更让人想起BCG咨询公司雅加达办公室里的那个拿着巴黎高师文凭的法国人，或者那个世界银行印尼分行里从剑桥毕业的日本人——那些年轻的“外国专家”，不是说他们傲慢虚伪，他们个个都勤奋谦虚温暖。可是你看着他们，如此光洁清白，你知道他们不属于印尼。“贫困”是他们的工作，但并非他们无法逃避的苦难。

和海克特的交谈让我想起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回忆录《忧郁的热带》。其中有一段关于原始部落的描述是这样：“在很多北美洲的部族里面，青春期必须通过的一些历练有关的情况，常常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决定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不带任何食物，自己乘着独木筏在水中漂流；有些人则一个人跑上山，去面对寒冷、雨水和野兽……进行这些历练，会使他们进入一种精神恍惚、身体虚弱、神经不稳的状态，他们希望借此可以和超自然界沟通。”


讲讲我是怎么第一次听说J-PAL的吧：2009年，我的好朋友Y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和我的很多朋友一样，她去了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在那家投行，她每天开许多无聊的会，关于那些会议，Y的总结是“听领导为了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其他银行无意义地争斗。”在无聊的会上Y开始用手机看小说，有那么一天，她看着手机上的《安娜•卡列尼娜》，又看看会议上那些侃侃而谈的嘴脸，她突然得了每个年轻人一定会得一次的神经病：“我的人生有意义吗？”

在香港的摩天楼，Y想起来，本科四年，只有一门课她聚精会神地从头听到了尾，一节都没翘。这门课是她在MIT旁听的“发展经济学基础”，教授是埃丝特•迪弗洛。

她于是从投行辞了职，跳上飞机去印度。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她成了埃丝特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市的田野助研，二十出头的华裔姑娘领导着一支印度人的小队伍，和印度环境部合作，开展关于环境污染的RCT。

这个RCT项目到底对印度的环境污染有多大改善？我不得而知，可是我理解它对Y的作用，她需要这样的磨练去度过自己的精神危机。如果不去J-PAL做田野助研呢？Y还是会报名去世界上最落后的地方——去那些“忧郁的热带”——支教、种地、造房子……她其实并不在乎到底做什么，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去受苦，有没有经历列维-斯特劳斯所讲的这种精神恍惚、身体虚弱的“历练”。

至于隶属J-PAL的教授，较劲去开展RCT的试验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收集数据，开展试验上的困难，一篇原创的RCT论文比普通论文要耗时长得多、昂贵得多、不确定得多。

这些历练并非没有回报：一篇拥有原创数据和试验结果的论文，往往能在前沿杂志上发表，对教授的学术仕途帮助不小。在J-PAL做过一两年田野助研的年轻人们，大多能拿着最好的推荐信去顶尖的研究生院、商学院、法学院，从事体面的职业。这些年轻人怀着赤诚之心抵达忧郁的热带，他们如此真诚，因为从第一天就知道他们总会离开，这不过是一次历练，简历上的一行字。他们走遍田野收集数据传送给坐在寒冷的波士顿、纽约、伦敦的教授们，这些关于贫困的热带的数据，除了可以写成一篇论文，可以开一个欢欢喜喜的学术会议，到底和这些教授有着多大的关系？

事实就是如此：忧郁的热带发生的一切和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没有关系，没有一个贫困的国家靠几篇经济学论文就脱了贫，仅仅通过境外援助而发展起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内在的改变发展经济、改善社会制度，建立完整的保障和激励制度。正如Angus Deaton教授在驳斥RCT的论文中所说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发自内在地了解，什么样的政策行得通，为什么行得通——经验必须和理论互相验证。

而我们身处的时代，经济学的经验和理论相隔最远的距离。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目睹了所有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快速恶化的现实，更不用说提出走出困境的良方。RCT所面临的“无法解释为什么”的批评也许不过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必须面对的批评。甚至，在这个角度上，J-PAL所代表的微观发展经济学家是为填满这个鸿沟最努力的一群人。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渐渐重合，看到每一小步试图用理论来解释经验现实的艰巨努力。班纳吉教授告诉我，未来几年，J-PAL将逐步从项目评估转移到对政策的理论模型研究。


2014年7月，印尼迎来总统大选，深得民心的佐科·维多多赢得大选。我曾经实习过的“全国加速扶贫小组”是这一届印尼政府的一个“政绩工程”。很多人相信，改朝换代，这个充满学术理想主义的小组将不复存在，这些博士将回到各个部委。他们却乐观地相信：“全国加速扶贫小组”存在的这四年已经使RCT的核心思想在印尼政府中深得人心，内化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小组将很快解散，用RCT尝试和修正福利政策将会在印尼长期实施下去。

对于大部分政治家来说，一个精心设计的RCT前后需要四年，实在太久了，选民们等不起，政治家等不起。四五年一届的任期，使决策者们需要更便捷的评估手段。在最近几次RCT的设计中，“全国加速扶贫小组”的这些经济学博士们主动放弃了学术上的完美和精细，而是试图把RCT设计得更粗略快速，他们希望通过半年的试点就能大致测试出一个政策的效用，尽早让政策广泛实施下去。

夏天到了，J-PAL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试验点又迎来了田野助研的新老更替。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这一两年宝贵的时光将是人生中唯一一次与贫困的亲密接触。而对于其中的少数人，这会是他们一生事业的起点。他们会成为各个大学的发展经济学教授，成为世界银行消除贫困小组的专家，会创立诸如IPA和IDInsight这样的公益组织：这两个同样大量利用RCT的公益组织，会站起来修正埃丝特·迪弗洛的J-PAL的纲领。在J-PAL十周年的纪念会议上，世行主席金墉(Jim Kim)发来祝贺视频，在一大段溢美之词之后，他提出对J-PAL的期许：加速实现从研究成果到政策实施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期许已经由曾经在J-PAL做过助研的年轻人们实现了，他们创立的IPA和IDInsight和各国政府直接合作，放弃学术上的完美，而专注于加速从RCT的研究到政策的转化，在业界影响颇大。

这个夏天还带来了雄心勃勃的《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总部设在了上海。一切似乎纯属偶尔，十几年前由高盛员工提出的这个缩写居然让这五个国家的发展命运走到了一起。在五个国家中，印度、巴西、南非，在J-PAL和世行的影响下有非常丰富的微观政策经验。这些经验能否通过金砖银行最终扩散到中国的乡间？在这三个政府相对宽松的国家，很多被J-PAL的RCT试验过的村庄和草根公益组织，在J-PAL离开后已经自发开始搞RCT，研究解决区域性的问题。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底部的对试验和证据的热情，也许是这场微观革命中最有力的一击。自中国的最基层，何时能萌发出这样的试验精神？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RCT的放大镜去探究贫困的细节。




说明：

本文根据2014年春对MIT经济系教授Abhijit Banerjee和J-PAL印尼办公室主任Hector Salazar的采访。感谢我的朋友们：在REAP北京工作的S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W君，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X君，MIT科技政策硕士Y君，MIT经济系博士Z君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的很多问题。因为文中涉及到他们日常接触的教授，在文中隐去他们的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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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诞琦，上海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业余爱好非虚构写作，著有《自由的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