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秦城监狱：一张巨大的历史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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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秦城监狱：一张巨大的历史底片
发表于 2018 年 01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2006年的一天，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重访秦城监狱。近半个世纪之前，他曾作为胡风同案犯在这里被关押。重访没能再入秦城大门，同行者试图为他在监狱大门前留影，引起执勤者干预，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被删除。

谢韬是少有的晚年重访秦城的当事人。对于多数曾经的秦城“住户”来说，由于在视线受限的状态下到来和惶然离开，他们往往对于这座自己年栖身的监狱不辨方位。

外界对于秦城更知之甚少，没有能到达这里的公交车，纸质或网络地图上也没有标识，它成为燕山脚下和人们心中的一处隐秘之地。

秦城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它是苏维埃体制与人民民主专政权威的共同产儿。在以后的岁月中，它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座监所。和地处闹市的提篮桥或者半步桥监狱相比，秦城在保持神秘性的同时，像磁石一样不断吸附和激化着人们的想象力。它和当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的一系列重要名字相联系，直接反射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时代主题的变迁，像是一卷保留在北京郊外的巨大历史底片。

每当历史转身之际，有人走出秦城的大门，也就使底片的一部分曝光。人们发现，相比于外界的变动浮泛，监狱里的时空被浓缩，保存的记忆也更为真实。这个特殊的地点，吸附了真实可靠的思想和人性要素，构成时代真相的片断。

当一所监狱的众多住户与革命或政治纠葛，或被赋予了政治含义，这所监狱往往浓缩了这个国家的国史。在法国，是巴士底狱；在英国，是伦敦塔；在苏联，是内务部监狱苏哈诺夫卡，或者后来著名的“古拉格”；在旧中国，是提篮桥；建国后，则是秦城。

秦城与一系列著名或隐匿的名字相联系：胡风、李锐、谢韬、黄维、陈里宁、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刘仁、王光美、江青、张春桥等，以至晚近的成克杰、陈希同和陈良宇。这些身份迥异而代际交替的住户，造就了这座共和国第一监狱显赫而复杂的品性。

穿越的住户

上世纪90年代开头的一天，一位红色后代、开国元帅的养女因为态度好,在秦城中调换到了一间位置较好的监房。她在监房墙壁上意外发现了一幅炭笔的裸体女人图案。

这位红色后代为避嫌向管理者反映。尴尬的管理者透露,监房的先来者是“四人帮”成员王洪文。

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这位红色后代，在她下放插队的青春岁月，未有机会与从上海工人一路造反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亲炙，却在历史某个特殊拐点如此邂逅。

同样的情形15年后在一位商人身上发生，因涉嫌新型经济犯罪，他在被拘押半年后于2005年走出秦城，同日在报上看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于秦城监狱医院去世的消息，顿时有了“穿越”之感。

由于长期关押历次政治风潮中的重要犯人，秦城无疑会在当代史上扮演“穿越”角色。外界急遽变动之时，这里保存着历次政治事件中的“活化石”，不同年代的罪案和犯人在此处相遇，日渐作古的林彪和江青集团成员，并非最后一批。

1991年5月13日，保外就医的江青，在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位置潦草写下十个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被任命为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翌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护士发现她结手帕为环，自缢于卫生间。(注：江青用手帕上吊自杀一事，据称为讹传，有当事人称为服用眠药自杀。)

此时，吴法宪、邱会作已刑满离开，张春桥尚在一言不发中度过囚禁岁月，姚文元将在数年后迎来出狱，王洪文则将在一年后病逝。“文革”这一灰色的破折号，被这些主人公的秦城岁月拉长,延伸到了一个迥异的时代。此后风生水起的贪腐官员群体，成为这里的主角,陈希同、陈良宇等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则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表，完成着与残余的林彪、江青集团成员群体的角色嬗替。

而在十余年之前，林彪、江青集团群体入住秦城之时,则与他们“文革”之中的迫害对象、庞大的“走资派”群体经历了历史性的换位。

1976年的秋天，慕名来中国参加革命却得罪江青、作为特务被投入狱中的美国人李敦白，在听见毛泽东逝世的哀乐后不久，发现中央文革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此后不久，又听见有个女人在附近尖叫哭泣，声音很熟悉：“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

他认定这是江青。容纳她和九名同案犯的,正是平反出狱的“走资派”们空出的监舍。

在“文革”之中，为了监禁被打倒的“走资派”，秦城监狱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进行了扩容。随着大批走资派的平反和战犯的特赦出狱变得空荡，张春桥等人后来可以一人住一个楼层。

作为两位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江青上演了换房的剧目。因为在出国访问和“桃园经验”上过于抢镜而招致江青忌恨，王光美在刘少奇被打倒后被关入秦城，备受折磨却活到了出狱的时候。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获释,而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江青已经进入秦城受审。

更为吊诡的是，平反后的彭真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持了在秦城进行的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法官席上的审判者，多为昨夭挨整或系狱的“走资派”如冯基平、伍修权、江华等，还包括刘仁遗孀甘英这样的“夫人团”。

这种换位自然让江青无法接受。当她在被告席上发出“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的反抗，并要求法官集体回避时，她显然忘记了，同样的质问应该更早由法官席上的前囚徒发出，因此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彭真指示的驳回:如果答应江青的条件，全中国人民都需要集体回避，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曾受到“文革”的迫害。

法庭上的换位之外，更多的是高墙内的聚首:先前由“四条汉子”到“四根棍子”，在领袖扶持之下终究将论敌胡风推至万劫不复境地的文艺理论战线旗手周扬，于13年后步胡风后尘进入了秦城监狱，并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归为“一丘之貉”。同批系狱的尚有党内主流理论家吴晗、廖沫沙等人。

在京西宾馆当面下令逮捕原中共情报专家、上海副市长潘汉年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十几年后妻子郝治平来到潘汉年服刑的秦城监狱，其女罗点点奔走在和胡风妻子梅志同一条探监路上。

毛泽东的秘书师哲、李锐、陈伯达和李一氓，曾相继入住秦城，师、李共同迎来了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而陈伯达曾负责审查阎长贵案件。

“文革”不是政治穿越剧的唯一舞台。随着新中国的大幕拉开，剧情已经在开演。

1966年初，“年度第一号犯人”师哲从功德林监狱进入秦城之时，牵连他入狱的前国家副主席高岗已经埋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十余年。而建国之初第一桩政治大案“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另一主犯，上海原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饶漱石已在秦城度过多年岁月，患上精神分裂症，并于第二年重新收监直至死于秦城。

在师哲受到组织审查的第一次谈话里，他被告知自己还与习仲勋的问题有关。这意味着在领袖意图下，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已经和60年代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的事件归并在一起。数年后，在旧日跟随父亲钓鱼的秦城,女儿刘索拉见到了失讯五年的刘景范。

李锐在庐会议期间犯忌，以追随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罪名入狱，又由于曾任高岗秘书，与师哲的案件牵扯在一起。在康生直接操纵之下，一条连缀了建国后十余年间先后发生的高饶案件、彭德怀案件和“小说反党”案件的链条编织成环，把一个庞大的西北出身的千部群体裹挟了进去，牵连万人。

建国初另外一宗“潘、扬反党集团”的主犯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亦押在秦城。由于潘汉年、扬帆与饶漱石在工作地域上的重合和职务往来，案发之初两宗案件已被合为一宗“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完成了这宗繁复无比的戏剧。

各色人等的角色换位和前仆后继，颇有眼花缭乱之嫌，他们的命运在秦城穿越交错，造就了变幻的政治风景。

阎长贵在北沙滩寓所回忆往事时说,“当时受陷害入狱，是大不幸，今夭看来却又是大幸。不入秦城，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不会具有历史价值;不入秦城,以后就可能不自觉作为江青余孽成为‘第三种人’，在拨乱反正后被时代摒弃。”命运的吊诡，让他数十年后仍惊心后怕。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可能是对这种穿越感受最深的人。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他的父亲、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批示修建了秦城监狱。1967年,彭真被送入秦城监狱，妻子张洁清也一并入狱，下放劳动的傅洋不知父亲下落,直到1972年之后与姐姐一同前往秦城探望父母。1978年，彭真主持了在秦城监狱进行的对江青、林彪集团成员的审判，傅洋也在那年进入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20余年后，成为法律事务所主任的傅洋，手下的著名律师高子程、李庄等常往返于秦城路上，为落马高官提供法律辩护和咨询。他百岁高龄的母亲，曾经的秦城房客，眼下在京城台基厂一座老房子里养病，墙上挂着逝世的父亲彭真的画像。

在傅洋心头，秦城是当代史线索上的一个绳结，历史在这里凝固，也需从此解开。

卡夫卡式的悖谬

负责修建秦城监狱的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冯基平,在“文革”中住进自己修建的秦城囚室后，留下了一句卡夫卡式的名言:“如果知道自己会进来，当时一定把它修建得好一些。”

“坐进自己人的监狱”，是冯基平和大批高千们完全无法预见的。竣工之初,秦城监狱的收容对象主要是在最近的国内战争中失利的国民党战犯，如黄维、杜聿明、沈醉、文强等。

这些人在建国之后，就近关押于各地的战犯管理所，等待刑罚。其中有不少是中共胜利者们的同窗故交，更与大批的国民政府起义、投诚人士有着休戚关联。情感顾忌和统战考虑，使得在国内镇反的高潮中，惩办战争罪犯之锤长期悬置而未曾落下。

1956年，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对“宣统皇帝和康泽、胡风和饶漱石”这样的反革命“一个不杀”的讲话，改造取代了明确的刑罚,成为战犯们的出路。他们得以解脱于有“斩监候”之嫌的各地战犯管理所，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又在数年后迁入新落成的秦城。

这次“乔迁”之中，主体是战犯，“自己人”如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附带受益。先前的阶级敌人、战场上的生死对手，在这个特殊地点同领囚粮,消泯了阶级仇恨和胜败荣辱。

对于胡风来说，与二三十年前自己用笔做“匕首和投枪”挑战的对象们归于一类，在同一座监牢中改造反动思想，并由于“思想毒性强”无权参与集体学习，使得这位鲁迅的嫡传弟子面临了卡夫卡式的悖谬。

“卡夫卡现象”在“文革”中放大开去，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成为地处北京的这座监狱中的一个号码68171，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单人囚室里模仿京剧大花脸狂笑以保持面部活动能力，而他的妻子严慰冰则在咫尺相隔的囚室中互不知生死; 是叶剑英的女婿刘诗昆被勒令在狱中揭发叶帅的“通敌罪行”;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被勒令终日坐在囚床上不得躺卧不得放风，直至出狱才得到了丈夫“刘卫黄”在河南去世火化的消息。

这些高干住进秦城，并非因为犯有类似今夭贪腐官员的刑事罪行，而是来自于政治逻辑的悖谬。国民党战犯文强曾隔着窗户听到新来者啜泣，“我们革命一辈子，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阎长贵的入狱经历，颇能揭示“坐自己人牢房”的心态。他向警卫报告时称呼“同志”，遭到了对方的断然呵斥:“谁是你的同志!”这种被排斥的痛感，即使在出狱多年后仍会暗中绵延，使他至今拒绝再穿黑衣一一囚衣的服色。

更早入狱的胡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生命最后几年，亲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又有了“同志”这两个字。回归之间，已是大半生代价。

十年之中，秦城先后关押了新中国的两位第一夫人、三位书记处书记暨国务院副总理、四位“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56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很多中共高干们经历了从坐国民党牢房到坐自已人监狱的轮回。

发出前述“卡夫卡式名言”的冯基平,解放前亦曾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服刑数年，与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狱友。薄、安等人于1935年经中央批准履行“悔过”手续出狱，因而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冯当初虽未登报悔过，却仍旧一同入狱。遭受牵连的尚有彭真和陈伯达。

轮回的命运背后，潜伏着一以贯之的政治出身与“前科”。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李锐,延安整风运动中在窑洞里遭遇“抢救”关押，后曾任毛泽东秘书，又在“文革”中囚于秦城。同样出身的扬帆，在“整风”中因“特嫌”在新四军军部被押，主持审讯的潘汉年建国之后，二人又因曾与其赋诗唱和，为“特嫌”作为同案犯入狱。

从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到秦城监狱，其间有一条当事人难以隔断的红线。而在白区工作入狱的“前科”，又在这条红线上加上了粗大的绳结，最典型莫过于薄一波、丁玲、刘仁等人。

建国后风靡一时的小说《青春之歌》或《红岩》中，既有老虎凳和集体枪决这样的残虐，也有绣红旗、唱红歌和组织越狱这样振奋人心的情节。共产党人曾经口号相传“监狱是个大学校”，陈独秀也曾号召青年“出了监狱进研究室，出了研究室进监狱”。但在秦城，这一切只是传说。

抵抗孤独

《狱中二十年》里，旧俄罗斯的女人“烧炭党”妃格念尔与其女伴在监房放风的院子里散步，同伴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虫子，使妃格念尔对其品性的仁慈大为感慨。

这样的感人情形在秦城监狱里并不会出现。单独监禁的胡风，放风之时看到的只是自己头顶那一小片天空。偶然在砖缝中发现的一棵小草，使他欣喜过望，每日含一口水喷洒浇灌。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囚室里，陈独秀可以和午间前来探视的潘兰珍缱绻终日，看守难为情而提醒陈独秀注意风化。40年代后期的看守所里，左翼作家贾植芳可以和同牢难友们玩牌，和可以整天到院子里放风的女犯们隔窗搭话。60年代的秦城，长年单独监禁之后的路翎精神分裂，将自己天才的文学家头颅撞向坚硬的墙壁。

进入秦城，阎长贵发现，这和他想象中的监狱完全不同。

单独囚禁，没有狱友。墙壁极厚，听不到邻舍的一点声音。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个打开随即关闭的送饭口以及墙壁高处的一个小气窗，气窗里只能看见天空。

没有纸笔，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在“文革”后期可以放风的日子里，是在一个格子里单人放风，来去的路上也看不见任何人影。在这座大牢里，似乎只单单关着你一个犯人。看守从不与犯人讲话。他们只用代号称呼犯人，其至不知道犯人的名字，也不能让犯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如果与犯人聊夭，他立即会被关禁闭。

由于秦城监审合一的体制，犯人相当于长期身处看守所，少有权利会见家属。阎长贵入狱之后，家属一直以为其失踪了。

一切的布置，是有意将犯人与人世完全隔离，切断所有的感觉来源，在这种地方，灵魂只是独自恐慌地膨胀起来，又孤单地收缩下去。没有“同志”，也没有人，连看守和审讯者都有意从犯人的世界里避开了。

提审是阎长贵的享受，他极力配合地延长自己的供述，以便和活人一起待上更多时间，但这样的提审也似乎被有意取消了。因为渴望与人说话，金敬迈故意扔鞋底砸坏灯泡，把前来训话的监管干部反锁在自己的牢房里，对孤独的恐惧胜过了狱规惩罚。“文革”之中，同囚秦城的夫妻包括彭真与张洁清、陆定一与严慰冰、潘汉年与董慧、饶漱石与前妻陆璀等人，此外尚有张东荪父子。直到1972年后允许子女探望，彭真夫妇才从儿女口中知道对方同在秦城的消息。

单人囚禁和监审合一，传承自苏维埃血统。恩格斯说过，单独囚禁是最残酷的刑罚，超过半年人就会疯狂。列宁也坐过沙俄的单身牢房。在沙皇统治末期,政治犯们发动斗争强迫沙俄取消了这一形式。囚犯们仍住着单间，但可以彼此往来，一同放风散步。

但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将过去的遭遇化为心得，监狱恢复了旧观。内务部的地下室监狱里幽禁着不见天日的未决犯。在苏联政权后期，普遍的单独监禁受到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鞭挞。

秦城监狱的设计出自苏联工程师之手，是苏联援建156宗公开项目之外的一项秘密工程。它隔离式的囚室布局、合一的管理手段，都和民国时期模仿英美的“改良监狱”拉开了距离，显示出苏维埃专政独有的控制方式和惩戒心得。

对于长期单独囚禁导致的“单身牢房综合症”，秦城监狱的医生们开出的最有效药方只是:把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但这味药方却被严格控制。

秦城监狱的灯泡是彻夜不灭的。这也是从“老大哥”继承的传统。《古拉格群岛》记述，彻夜不灭的灯泡是上世纪20年代从苏联开始的新生事物，沙俄时代的囚犯们关灯睡觉。灯泡的炙烤没有将胡风的有毒思想彻底烘干，却使他产生触电自杀的念头。但他够不着这盏罩有铁丝网的灯泡。

由于规定睡觉时必须面朝窥视孔方向侧躺，便于看守监视，彭真在出狱后患上了左耳聋，以后的年代里一直戴着助听器。

无处不在却无法觉察的控制，与彻底孤独的一体两面，造就反抗者的精神分裂与崩溃。

在秦城监狱中，因单身囚禁而致精神分裂的人们，可以开具出一列首尾不相见的名单，包括饶漱石、刘仁、阿垅、路翎、扬帆、严慰冰等人。

从秦城中走出之后，精神梦魇的阴影仍旧跟随着幸存者。哲学家张东荪的儿子张宗炳，走出秦城之初经常扮演一个人的戏剧:横眉怒目;时而是审判员，时而是犯人，可怜又无奈。扬帆出狱后相信大脑中有一套看不见的电子发射系统，可以直接接收来自周恩来的信息,以至于不认妻女。

善于以孤独为手段摧毁别人心灵的人，自己对孤独的感觉，并无两样。江青在服刑日记中写道:“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关我一个人一一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抵抗孤独，保存自己作为一个人类标志的思维能力,成为本能的反应。被掠夺到极致的人性，正是在这里被强化起来。秦城监狱的囚犯们,在极度贫乏的条件下使用了五花八门的方法，来保存自己的头脑和语言能力。

李锐在咫尺见方的囚室中练习旱游，彭真则吊嗓子锻炼声带。胡风数年如一日在头脑中编织首尾韵脚相连的旧体诗，以此保存记忆和语言能力，留下了三部以春天为名的旧体诗集。

他的友人和同案犯绿原，则在相邻的监舍中以一本德文词典编撰德文文法。最初的日子，阎长贵发现了暖气片上的小孔，可以反复数点打发时间。以后他想到了头脑中的宋诗，这是他跟随关锋研究批判宋代理学时记住的。程颐、朱熹的几首诗词，在千百年后保护了他们的批判者。

“第一夫人”王光美由于被勒令长期坐在矮床上，只能数自己的头发打发时间，却仍旧遭到看守的严厉禁止。

到了“文革”后期，囚犯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选集》，这本选集在被囚者手中无数次地翻阅，重要篇目倒背如流。师哲回忆在狱中做的一件惠及后来者的事是，用了几天时间，把监狱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都包上书皮，以防损坏，并题写了书名。

囚犯们身心皈依的马列主义，作为狱中唯一的思想和人文资源，由此成为他们反思的开端。

李锐用治皮肤病的紫药水，在选集的空白处写下了脑子里吟咏的旧体诗，以后出版传世,命名为《龙胆紫集》，起手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历史的长篇追忆。阎长贵在狱中构思的最长一首诗,题材是毛著的《矛盾论》，几十年后在寓所中，他仍可流利地背诵。

这些凭借人类本能的记忆幸存下来的旧体诗，可说是秦城屋顶下窒息一切的孤独结出的稀有果实。更重要的成果，则成熟在走出秦城之后：

彭真主持了宪法和党章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党要在法律框架内活动的原则;

李锐在新时期任中组部副部长，多年后出版了《李锐反左文选》和《庐山会议实录》，成为思想界的旗帜式人物;

阎长贵与当年的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同押于秦城的王广宇合作，出版了《求史问信集》，从亲历和知情者出发，以学术态度研究“文革”史。

谢韬作为“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晚年提出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反思，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构想，引发知识界广泛反响。

这些，可以说是秦城给当代史的一份独特赠礼。

严酷的温情

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搬入秦城的胡风和潘汉年，每天可以得到一杯牛奶，相当于各地市直机关幼儿园儿童享受的待遇。

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回忆，秦城的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根据秦城管教千部何殿奎的回忆，最高级的204监区每间监房约达20多平方米，铺有地毯，设沙发床。犯人伙食标准比照部长级待遇，海参，菜肴里包括鱼翅、配发柠檬茶和方糖等。享受这一待遇的犯人共15人，包括饶漱石、潘汉年等。

这种优待甚至引起了某种义愤。胡风出狱后聊起伙食，说有时看守会在肉上放一撮泥或一个死虫子，妻子梅志告诉他，外面是困难时期，“给你送饭的人当然有情绪!”

战犯是享受优待的主体。在前战犯管理所中，国民党大员们为了一根萝卜失态争夺。到秦城之后相对于饥荒之中的人民吃得更好，促成其交心忏悔。改造成功的战犯们分批获释，即使像黄维这样‘郎心似铁”的顽固军人、总裁门生,也渐次剔骨还父、剔肉还母而追求新生，最终在昔日挚友方志敏墓前恸哭谢罪。

伙食之外，战犯们行动亦较为自由，可以在上监区行走，如遇劳动，还可到监狱外活动。劳动改造也是象征性的编帽圈之类。对于胡风、潘汉年这样的“自家犯人”，则无缘自由活动和集体学习,但尚无虐待情形。

监狱管理人员颇有人情味。1966年师哲走进这里，何殿奎每天叮嘱他散步,劝他做轻微劳动,并闲话家常。谈到在此关押犯人的是非,何殿奎并不认为师哲是反革命，只说是“国家的需要”。潘汉年释放之后，安置在秦城的家属区，何殿奎常陪他去水库钓鱼和小汤山散步。

“文革”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监狱实行军管，原来的千部和看守人员全部下放千校，对被关押的所谓“叛徒”“特务”“反党分子”，实行批斗式管理。温情由此转化为严酷，械具和耳光虐待、伙食克扣、放风洗浴取消和重体力劳动，让囚犯们体会到高墙内外“史无前例”的威力。

刘仁进入秦城时，江青交代要关死为止。刘仁死去之前，已经精神分裂、大小便失禁。

卫生部前副部长傅连，因吃不下霉变的窝头被断食，活活饿死。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身居6平方米斗室，被反铐40多天。冯基平则在狱中遭遇斜背铐，称为苏秦背剑”。如此铐法,犯人气血凝固，腰背曲弯，时间稍长可致残废。

由于秦城监审合一的体制，犯人时常遭遇审讯，车轮战是常例，数十名军人轮班到监狱里审问犯人，夜以继日。

死于秦城者，还有前民盟首脑、后来却成为“美国特务”的哲学家张东荪。张东荪由中共友人变为特务的原因之一,据称是他在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的选举中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张本人病死秦城狱中，此前，张的次子和三子已先后自杀，长子张宗炳则在秦城的囚室里精神分裂。

单身监禁之下，一个人的缓慢死亡是完全无声的，不为外界和狱友所知,也没有留下尸骨的机会。饶漱石的亲属1975年来到秦城询问其骨灰下落，被告知全无线索。

林彪事件后，秦城的气氛开始松动。1972年7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探视丈夫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丈夫遭受虐待。亲手发动了“文革”的毛泽东,对此批示为“法西斯式审查”，要求一律废除。此后秦城的囚犯们重新得到了吃饱和睡好的待遇，逐渐重回“模范监狱”的正轨。

国民党战犯们是“文革”风浪中的相对幸运者，“内外有别”的思路仍旧在延续。文强回忆,由于新住户增多,他们得以集体居住，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宽松。《秦城战犯改造纪实》记载一名战犯言论说,“相比于走资派，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确实，比起社会上受批斗的“黑五类”，战犯们身在“文革”中的秦城监狱，确算某种福分。以前的特赦人员中，竟有人要求再回秦城居住。但这里也自非战犯乐土,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因病死亡的战犯有59名，大部分与生活、治疗条件有关。

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获特赦出狱。而“走资派”大多等不到真正的判决和刑期，许多人直到“文革”过去，一直是未决犯。一直到出狱，彭真和薄一波都没有正式的罪名，只是隔离审查。

对于“文革”后接替入住的林彪、江青集团成员，秦城亦延续着某种程度上的优待。江青在狱中同样可以喝到牛奶、吃到水果，女看管人员对其执行着骂不还口的政策。出于打发时间，江青在狱中唯一从事的体力劳动是做布娃娃。

到上世纪90年代那位元帅养女入狱时，这种温情传统仍旧保留了下来。进入监区时下雨，管理人员以伞为她遮雨而自己暴露雨中。监管人员常进入监房，与其拉家常，只是不涉及案情。洗澡之时，女监管员耐心地守候门外与其聊天，并且不提到“牢房”字眼。

监狱卫生所里的女护士美丽而温柔，技术熟练，能够准确地找到她细弱的脉管。除了孤独,这所监狱似乎成了她记忆中意外的温情之所。女看管对她说:“你现在关在这里，以后却可能是科学家或部长。”

严酷的温情，大约是秦城从诞生起难以摆脱的性格悖论。到新世纪开端,秦城成为落马高官的共同归宿，按级别给予的生活优待，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下来。

但这里同样也是成克杰注射死刑之地，和高官们避之不及之所。作为一座社会主义的高级别模范监狱，严峻与温情，正是其惩罚与改造功用的两面，不可或缺。

军都山下

1983年6月，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出通知，将各地原来分别隶属司法、公安、农垦系统的监狱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以改变原来的监审合一体制，健全司法体系。

秦城监狱似乎面临身份之疑。无人预料，数年后它会成为中国落马高官的集体归宿。

由于直属公安部的级别和就近审理之便，中国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皆集中到秦城监狱受审或服刑。据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消息，1982年至2011年这30年间，中国因违反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省部级官员达465人，其中90余名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

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绝大部分人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包括两位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

在普通犯人心目中，进入秦城意味着一种殊遇。不少人得知自己身处秦城的第一反应是“这么有名的地方，我也来了”。

在被处决前的一次与检察官的对话中，成克杰说，“这几天我听着监狱窗外布谷鸟的鸣叫，想起了我远在广西深山的故乡。”当欲望随权位幻象一起消弭,贪官们在这座依山傍水的监狱中，获得某种人性的复归。

进入新时期，高官群体之外，秦城也接收了一批新型经济犯罪人员。

当1996年姚文元出狱之时，秦城监狱的一个时代似乎终成过去。2005年，20余年不开口的张春桥因癌症去世，留给历史一段巨大的、并非毫无意义的沉默。秦城作为政治地标的属性开始消弭。

2005年李敖访问大陆,在复旦大学公开演讲说，眼下他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他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实际上，政治犯这一名目，并未出现在大陆的法律体系条文中。原有的反革命罪，也在1997年的刑法修订中删除，被颠覆国家政权等罪条代替。

走出秦城的人们，用各种回忆录刻画着那口“历史的保险柜”的内情。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这些当事人和外界的芸芸众生一样,对这座著名监狱的具体方位语焉不详。然而，几乎所有的回忆录都提到了一个词: 郁郁葱葱。

这是秦城监狱中能够看到的军都山背景。据公安部老干部姚伦回忆,选址于此，“要有水、风景宜人，利于改造”，当初可谓踏破群山，苦心颇著。

如今，当年燕山山麓喷涌的泉水早已千涸，似乎这座大型监狱的进驻，透支了地力。后山的采石场，曾因炸山飞石事件与监狱发生纠纷，在因奥运会关闭两年后又悄然开工，记者于2013年春天前往探访时,看到山体在又一轮开采中形成的巨大穹窿。而这些石材的需求，相当一部分来自扩张中的“公安部秦城基地”。

除了秦城监狱之外，基地尚有多个代号的研究所和家属院等，形成庞大的建筑群。

此时秦城监狱正在重修围墙，透过拆除的外层围墙看见，里面建筑规划整齐,亭台楼阁，绿树芳草，宛然一座中式园林，掩蔽着苏式“U”字形布局的囚楼，毫无衰败气息。

确实，当初兴建时谁也不会想到，在当代国史上，这会是一座如此郁郁葱葱的监狱。

来源：《财经》杂志201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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