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美国国会高票通过某些议案不等于已形成反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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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美国国会高票通过某些议案不等于已形成反华共识

原创： 40人40年  上海美国研究  1月4日


刁大明，1983年出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他于2001年考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先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年至2012年，他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担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12年8月至2017年9月，他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其研究方向包括美国政府与政治、中美关系、比较政治等。

刁大明是国内少有的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生代学者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在媒体发声，为公众解读中美关系热点，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他看来，这是作为专业学者的社会责任。

对于美国国会的研究，刁大明颇有心得，他不仅出版了专著《国家的钱袋：美国国会与拨款政治》，还发表论文数十篇、时评数百篇。学术上多年的钻研与沉淀让刁大明深谙美国国会运作之道，对于府会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即使某个法案在美国国会内跨党派高票通过，也不能说明所有投赞成票的议员对这个法案极其了解。实际上，很多议员在不熟悉的议题上往往选择“随大流”，而大多数议员对负面涉华法案的支持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任何反对的动力。所以，我们在宣传介绍真实的中国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刁大明出生于中美建交以后的80 年代，他在访谈中谦虚地表示，自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做实做深。在他看来，只有与美国同时代的青年中国问题学者频繁交流，彼此沟通，才能弥补与两国老一辈学者相比在历史维度上的不足，进而跑好中美关系发展的“马拉松”。

全景式认识美国

采访组：您出生于80 年代初，当时正值中美合作“蜜月期”；您的青少年时期，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波折。中美关系的风云变幻和您个人职业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是什么因素使您走上了美国政治研究之路？

刁大明：2001年的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那一年正好是我在南开大学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在我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有两个专业意向，一个是政治学，另一个是世界历史，可以看得出我对世界政治比较感兴趣。但为什么最后选美国政治呢？就在2001年刚刚入学的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9.11”事件，这真的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秩序的事件！而我当时刚刚步入政治学这个领域，由于这个事件，事实上就引导我去思考，美国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9.11”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在中国上海召开了APEC峰会。在此之前，我可能对多边会议、元首会晤没有概念，但正是那次峰会，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大国的互动，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真的很有意思。

从我专业学习刚起步的时候来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使我关注美国国内的变化，特别是这对中美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采访组：您求学期间，曾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俄克拉何马大学等机构交流访学，这些访学的经历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原有的认知？

刁大明：我一开始看到美国这个国家，是在蒙大拿的乡村里，是在夏威夷的海边，是在俄克拉何马的印第安部落里，所以我看到的美国并不是华盛顿的那个“面孔”，这让我对美国有不同的感观。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之后就反复去，这才对美国的政治精英层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好在美国的政治一切都是地方的，这种政治的地方性其实让我有一个对美国更立体的感触。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下一次去美国的话，我不会选择在华盛顿常驻，我会选择我从来没有长待过的西南部，甚至是阿拉斯加，我认为那样才能真正认识美国，才能全景式地理解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或者对世界将造成什么影响。


2008年10月，刁大明与蒙大拿州前州务卿鲍勃·布朗（Bob Brown）先生访问冰川国家公园。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采访组：回顾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发展，您觉得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府会之间的互动，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刁大明：府会关系确实是影响中美关系或者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曾经对“府会分立/一致状态”做过相关研究，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在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主导国会的情况下，国会的涉华提案或涉华负面议题会相对少一些。但如果是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主导国会的时候，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对于国会而言，在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国会确实始终起到对华负面的效果，不过也只是在舆论环境意义上对中美关系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国会确实发挥了与以往不同的作用，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关注的。国会两院两党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要把特朗普规制到建制派相对容易接受的外交轨道上来，虽然这个共识还比较微妙且不稳定，但是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他们就不断用所谓的立法权来塑造总统的外交权。这个塑造的过程，使某些国会议员做到了长期以来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通过了所谓的《与台湾交往法》。比较危险的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却并不对国会在对外议程上发起的挑战采取有效的应对，反而是“甘之如饴”地认为这些立法都只是在丰富他的对华极限施压“工具箱”。或者说，特朗普放任地认为，国会正在将一把把“涉台”、“涉藏”甚至“涉疆”的手枪送到他手里，但要不要扣动扳机，则是他自己决定的。即便事实正是如此，但这些立法却会超越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而长期存在，成为毒化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把把悬剑，贻害不小。

所以，国会确实已经从曾经的对华负面噪音转身走到了前台，但是这种前台的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未来依旧要十分重视对美国国会的工作。

采访组：当前美国两党的一些少壮派反华议员，他们的反华情绪是一以贯之的，还是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这种反华情绪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刁大明：从历史上来看，每届国会中都会有一些议员对中国持积极的立场，也有些议员会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意识形态偏见、选区因素、甚至是议员的个人经历等，从而对中国发出比较负面的表达，这是美国政治碎片化的一个体现。

其实，在国会这种相对专业化的机构里，许多议员在一些专业化的议题上会采取所谓的“追随战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法案在国会内跨党派高票通过，就认为所有投赞成票的议员对这个法案都极其了解。其中大部分议员可能只是“随大流”，他们可能会清楚在某个议题上某些议员会有所谓的引领作用，其专业化程度更高，他们会跟随那些专业化程度高的议员，只要这个议题本身对他们的选区没有很大影响，他们就会去推动。

因此，在一些涉台议题、对华政策问题上，可能大多数议员对此并不熟悉，但他们可能在不损害本选区利益的情况下，甚至说是在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情况下，采取“追随战略”。这才会出现国会一些议案给我们感觉有很多议员支持，其实关键的还是那一小部分人。我们通常将这一小部分人称为国会对华外交事务的“国会企业家”。我认为，这一部分人大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很难改变。对我们来说，应该积极与“追随者”进行对话交流，让他们对中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让他们认识到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一个怎样的成就，中国在国际社会将努力扮演一个如何积极的角色，中国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具备一个怎样积极的意愿等等，这些应该对那些“追随者”们充分地表达。当然，必须看到过去一年来华盛顿政坛上似乎正在形成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而这种趋势的确进一步弱化了“追随者”参与负面涉华议题的成本，但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也恰恰提出了如何让这些议员形成一个理性客观中国认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采访组：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改善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客观认识？

刁大明：我认为有一些因素没有发生变化，不过现在的情况更复杂。我们可以理解成竞争与合作同时出现，但合作的趋势仍然存在，甚至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认为，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不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量了，只是竞争方面可能有所提升。

在我的研究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这个发现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可以被反复验证。我们知道，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紧密，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选区也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比如，美国国会众议院选区对华出口数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为选区创造就业。我的研究发现，选区对华出口的存量对代表该选区的议员的涉华态度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选区对华出口额度的增量，是完全有可能导致该选区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更少地去参与一些比较负面的涉华议题。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在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时，要对一些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地区，比如所谓的“深南地区”、“落基山区”、甚至西南部拉美裔、墨西哥裔比较聚居的地区等等，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在这些地区创造一些贸易增量，可以创造机会让两地人民增加交流，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美国人民，包括议员，改善对中国国情的认知。


2012年2月，刁大明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接待新罕布什尔州前国会参议员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一行。

智库交往中的新生代

采访组：当前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有哪些判断？在经历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后，他们的对华观点是否趋于一致？如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刁大明：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以来，美国国内智库基本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个词汇来表达。因为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中从未面对过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发展迅速、且会给世界带来积极外溢效应的国家，所以对美国而言，如果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手的话，那么对它而言恐怕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我认为美国国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半个共识。这半个共识是指对如何定位新时代的中国有一个消极判断。另一半未形成的共识是指，美国应如何应对一个已经被认为是对手的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后，特朗普政府在多个领域对中国不断出招，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在调试如何面对当下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对我们而言，应当积极主动地去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另半个共识。一方面，我们要表达积极的意愿，努力推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比如说我们反复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也提到“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等一系列良好意愿。我们的表达非常积极，我们愿意在足够大的太平洋两岸，实现中美和其他国家的共同、积极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地向美国、向世界表达我们的国家诉求是什么，我们的国家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战略底线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在经贸问题上，包括其他可能会产生新的敏感问题上，给予极其有力、有效的回应，让美国明白，如果你要将我们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话，我们的底线在哪里。要让美国避免一种为所欲为的状态，这种过程也是我们给美国“立规矩”的过程。面对中美关系可能的滑落，应该及早让华盛顿清楚，这种“用力过猛”的方式不但无法实现目标，也将反噬自己。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可以发生，毕竟如今的中美都不同于四十年前，但绝不意味着一定会调整到负面的状态。中美应该尽快找到“止损点”，美国应该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最大问题源自国内，通过施压北京丝毫解决不了这些关于国运的核心问题。


2017年7月，刁大明与麦艾文（Evan Medeiros）共同参加在CSIS举办的中美关系高端研讨会。

采访组：您经常往返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接触到了共和、民主两党的智库专家，您认为当下双方智库间的互动有哪些局限性？

刁大明：对于智库而言，坦率讲，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即双方学者之间所谓的不对称性。举一个例子，我的研究主要偏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即便是做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也是从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往外看。这就意味着我需要更多地与美方做美国国内政治的学者多接触，询问他们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但问题在于，这些真正做美国国内政治的学者，其实很少会来中国，相反我们在北京迎来送往的许多美国学者，他们更多的是研究中国问题。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我们身上，比如像我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国内政治的中国学者，如果到美国的智库去的话，美方专家实际上更关心的是中国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当然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与美方沟通，让美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从专业的角度上讲，我毕竟不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因此，我觉得这种智库交流本身，还是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

采访组：在您与美国智库的接触过程中，有哪些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和老一辈专家有什么不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刁大明：我在一些会议中与新生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的交流互动比较多。我接触过的新生代学者有麦艾文（Evan Medeiros）、韩美妮（Melanie Hart）、拉特纳（Ely Ratner）等等。我认为，如果要将这一代学者与上一代甚至再上一代智库学者相比较的话，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些三四十岁年纪的新生代智库学者，他们的人生经历恰恰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互动的四十年。而且，当他们步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正是中国快速发展，且在美国国内出现一些对中国有奇怪想法的一段时期。因此，他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体系的传承难以深刻地理解，这与他们上一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另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非常政策导向的，他们的意见也非常工具化，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很难从“乐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获益”这样一种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他们更多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提防中国，这点同以前的老一代的“中国通”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看待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时，也应该本着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甚至是中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持续跑一场目的在于做最好的自己的“马拉松”的一种角度去看这个国家。



采访组：对于这样的新生代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淡化他们对华提防的心态，更加突出中美关系积极的一面？

刁大明：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加强交流与互动。据我所知，北京、上海等地很多机构都在努力推进一些青年学者之间的对话，我也参与过多次，这种对话确实能够使双方有更多人员的互动与观点的融合，双方的关系也会更加密切。这种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由于存在研究视角或者路径依赖的原因，双方可能很难通过一两次互动就会对各自的观点做调整。但是，我认为，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以及对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深入地亲历，或许中国积极、稳步的发展姿态会对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学者的观点产生最本质、最深刻的影响。

李侃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天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他聚焦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够聚焦到如此具体的议题上，可见他对中国了解程度之深。正因为他的研究起点聚焦的是具体问题，所以在他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时期，对中国有越来越客观的认识，因而他现在能够从一个宏观意义上，更加积极、理性地把握中美关系。李侃如的例子也为我们做美国研究、做国别研究乃至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青年学人提供了参考：年轻时的起点到底该有多大。总之，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多层面的，不仅是政府高层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学者包括学术精英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首次采访∣2018年6月29日
补充采访∣2018年12月25日
采访地点∣民智国际研究院
采访撰稿∣陈佳骏
编辑审校∣叶君 龙菲
摄影摄像∣魏帮荣、周永平
图片来源∣受访专家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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