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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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
以前韩寒办《独唱团》的时候有一个理念，要让写文章的人拿体面的收入，所以他给《独唱团》的作者开很高的稿费。可惜《独唱团》办了一两期就办不下去，不是韩寒赔了本所以不干了，真正的原因是“你懂的”。后来的文化商人有许多比韩寒聪明，他们小心翼翼，绝对不去碰“你懂的”，他们会自我审查，甚至发明出一套套天花乱坠的理论，来合理化这样的回避。这样的文化商人，最典型的是罗振宇，其次是马东。

所以当我在《奇葩说》的第五季看到马东说，他觉得“薛兆丰就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感从我心头涌起。我对《奇葩说》本身没太多意见，《奇葩说》前两季对社会敏感话题的触碰，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一档综艺节目所应有的社会担当。我个人对薛兆丰也没什么看法，虽然听说汪丁丁老师对薛兆丰颇为瞧不起，但我毕竟不是内行，这些只能是听听而已。

我对《奇葩说》的 疑虑来自第四季，这一季的《奇葩说》邀请了罗振宇做导师，他在节目上的发挥，和他在我们圈子里的口碑一样糟糕。对于知识付费平台，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毕竟“加缪讲座”也利用过千聊来弄过十几期，但对于将“知识大力丸”的功效夸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再用这个来自我标榜，我就感到十分警惕。罗振宇在《奇葩说》第四季上，极力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学识上凌驾于选手的知识分子，这就很让人尴尬了，要知道，场上在学识上能完爆罗振宇的选手可不只是一个两个。

最让人觉得诡异的是马东和罗振宇的搭配出现，在许知远主持的《十三邀》，第一季的第一期他采访的是罗振宇，第二季的第一期他采访的是马东，这两个人都对他进行了一样的嘲讽，都笑他自恋，说他跟不上时代。节目播出以后，90后一个劲地追问：许知远是哪根葱？他凭什么来评价我们？有些公众号还将他作为“油腻中年男人”的典型，与五岳散人并列。反观罗振宇和马东，不但收获了大把的钞票，也赢得了年轻世代的欢呼和掌声，因为他们“懂”90后，也懂这个时代。

有的人说，罗振宇和马东，给受众带来更多的接收知识文化的方式，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更多致富的机会，这不是大好事吗？确实啊，罗振宇能将施展的《枢纽》这样六七百页的历史哲学著作打造成爆款，也能说服刘苏里利用他的思想界人脉开出《名家大课》，将“得到”的格调迅速拉升；而马东，在第二季《奇葩大会》邀请到李银河讲婚姻的消亡，还将MT Leung（梁文道）也拉到《奇葩说》做嘉宾，他们难道不能给90后观众带来综艺效果以外的收获？

罗振宇和马东都特别喜欢薛兆丰，薛兆丰在“得到”上的课，有30多万订阅，价值6000多万，而马东，更是极力将薛兆丰捧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用我一个对自由市场有绝对信念的朋友的话来说，不是罗振宇和马东特别喜欢薛兆丰，而是市场特别喜欢薛兆丰，罗振宇和马东只是商人，谁能给他们带来收益，他们就捧谁。这里面是双赢，加上知识的消费者，三赢，其他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然而在中国，权力、商业和知识的关系，要比布尔迪厄说得要更复杂。中国体制内的官员、大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靠体制吃饭的商人，他们之间有一个共谋的关系，因为他们都依托于这个体制。他们不仅会维护共同的利益，也会互相交换资源。他们会让子女之间进行联姻，也会让各自的子女成为彼此的门徒，以加深信任和羁绊。这不是说，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矛盾和竞争关系，但这些完全可以内部消化。

一般认为，当代中国还有一个相对远离体制的“市场”，他们由与体制保持距离的商人、专业人士和小市民构成，那些对体制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在这个市场觅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典型的例子是梁惠王，他从北师大离职以后，主要的收入来源有诗词方面的网上付费课程、出书的版税以及自媒体的打赏，依然活得体面。有些自由派尽管对体制自身的改良已经失去信心，但仍寄希望与这个远离体制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顺带着把公民社会也搭建起来，这样，他们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这一个空间，其实是脆弱不堪的。2018年，由于经济下行和贸易战的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各种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出台，也使得民营经济雪上加霜。可以说，所谓“体制外的空间”，以后会越来越小。这当然不完全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局势未必如某些乐观派想的那样，可以倒逼“改革”，反而先遭殃的可能是小老百姓和想逃离体制的那些人。

从这个背景来考察的话，罗振宇和马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来说，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就很可疑了。罗振宇和马东都是从央视出来的，虽然进过央视不是什么原罪，但要说他们出来创业以后没有动用过在央视里面的关系，我是不信的。罗辑思维和“得到”，《奇葩说》和米未，跟体制究竟有多大的牵扯，我并不清楚，但要说它们的存在能扩展中国民间的“自由”，那就有点一厢情愿了。

当马东说薛兆丰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时，我想到一件事。罗振宇和马东可能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只不过罗振宇做得比较出位，一直在发明一些不知所谓的新概念，而马东做得比较隐蔽，不知不觉就把人给影响了。他们都认为这个时代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薛兆丰这样的，而不应该是清高的、有锋芒的、不识时务的。罗振宇说，薛兆丰是“为数不多的能把话说明白的经济学家”，说明白不惟是一种学术美德，而且还能卖钱。马东又欣赏薛兆丰什么呢？薛兆丰既有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可以和《奇葩说》的不按常理出牌形成一种反差萌，又自带一种冷幽默，完全可以在综艺节目中独当一面。他们两个欣赏薛兆丰的地方，其实都跟他能给他们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是相关的。罗振宇和马东试图传递这样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体面的，有名头的，不高高在上的，有“互惠”之美德的。

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不会令人讨厌，而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会让人讨厌的，至少会让相当一部分人讨厌。苏格拉底锲而不舍地做雅典的“牛氓”，最后被人指控“渎神”和“败坏青年”。萨义德也说，知识分子不应讨好大众，他们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造成不快。只有在红色时代，知识分子让一般人讨厌才是一种罪过，因为这属于“脱离群众”，但红色时代不会说知识分子赚不到钱是一种失败。在这个时代以外的其他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从来就不是多赚钱。赚不赚到钱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多重视知识，取决于他们个人的际遇，当然也取决于他们的意愿。知识分子能赚到钱当然不错，至少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但要是赚不到，也不影响他履行自己的天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罗振宇和马东对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义，很有“《1984》＋《美丽新世界》”的味道。

有的人会说，罗振宇只是零售一些知识而已，马东就是做个综艺节目而已，有必要上纲上线吗？我们现在都会承认，知识和话语是一种权力，但我们很少意识到，知识和话语的中间商，也能获得权力。在这样一个知识极其“有用”，知识分子却极其边缘化的国度，这些中间商的权力，就更加明显了。虽然喜马拉雅FM、新浪微博、知乎、在行、悟空问答、千聊都在做知识付费，但做得最好、规模最大的无疑是罗振宇的“得到”。他不仅会和薛兆丰这样已经具备强大变现能力的网红学者合作，也能迅速捧红原本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学者，比如施展。“得到”的触角，甚至伸到我这样与体制和主流市场完全绝缘的人身上。虽然他们只是请我给一本书写书评（已婉拒），再将其做成音频节目，但开出的稿酬是千字千元，在大陆算是非常高了。

《奇葩说》的选手对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自觉，所以我们能看到，有时他们在打某个辩题时，会引用“公众影响”来为自己的立场拉票。《奇葩说》在爱奇艺上的播放量是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已经不止有一个深圳的朋友对我说：“你有学识，口才又好，为什么不试试去报名《奇葩说》呢？”有一次一个人很激动地找到我说，柏邦妮在“即刻”上转发了你那篇《丧文化、中年危机与大国哲学》，你肯定写了什么有趣的内容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马东那句话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奇葩说》真的在不知不觉地定义着普通人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它让观众渐渐以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趣”，且“有趣”的方式应该是《奇葩说》式的。

这样一种权力对这个时代来说不是福音，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危险的。说罗振宇和马东“想让谁红就让谁红”“想让谁有钱就让谁有钱”可能有点夸张，但说他们能为一个知识分子红起来富起来创造最好的媒体条件，我是毫不怀疑的。这就是一种在知识分子中造星的权力，也是一种在普通民众中造神的权力。对于生存艰难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来说，罗振宇给你推个课，包装一下，就能让你一下子衣食无忧，再不济，他让你多写几本书评，给你点小恩小惠，你还敢批评他吗？

你不但不敢批评他们，久而久之，他们不想你批评什么，你就不会去批评什么。施展的《枢纽》，是一本借助黑格尔的目的论、呼唤中国进行宪政改革的学术著作，但它刚出来的时候，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上给它宣传，“得到”也迅速推出相关课程，于是我们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枢纽》介绍和施展访谈，闻起来就是浓浓的一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味道。我们知识界的朋友在微信群里表示震惊，言辞激烈，一位和施展相熟的老师不得不出来帮他澄清，说他用心良苦。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在指责所有跟“得到”和《奇葩说》合作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在指责所有使用“得到”和观看《奇葩说》的人，罗振宇和马东的权力，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为两人滥用权力负责。在我看来，文化商人最有可能滥用的权力，不仅仅有肆意地造星和造神，还有对知识分子进行“去势”。

罗振宇觉得这个时代很好，知识分子最该做的，就是共飨盛世，抓住一切能捞钱的机会，最好能在“得到”上开个课；马东就算心里有觉得不好的地方，他也在劝知识分子适应这个时代，而且他越来越受到罗振宇的影响。他们两个都在做着体制都未必做得到的事：兼并知识所能占据的市场，让知识分子除了与这个时代合谋，别无他路可走。

让知识分子群体变得温顺，失去批判的锋芒，专注于“无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的宏愿。作为上一代的文化商人（《经典与解释》系列的编者），刘小枫引入列奥·施特劳斯，达成的效果和这个宏愿一致。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成熟的哲人不应该与城邦作对，如果他有什么危险的想法，那就藏起来，用“隐微写作”来偷偷传递给有同样高贵心性的哲人，但是万万不能在城邦中四处宣传，动摇城邦统治的根基。刘小枫瞧不起自由市场，更加推崇古典教育。于是他将这个时代一批优秀的思想青年，网罗到“古典学”的旗帜下，将他们的“血性”完全“驯服”，为体制收编知识分子的能力远胜十所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一直很顽固地认为，知识分子是有“道统”的，西方的知识分子道统从苏格拉底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道统从孟子开始，他们都是有“气节”的人。那一切以求真或创作为己任，不在权力、金钱和庸众面前低头，关心公义，甘心放弃个人利益去扶助弱势社群，都是各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有的人说知识分子也要吃饭，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作为一个家境贫寒、与体制和大资本都没任何牵扯的普通读书人，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资格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平心而论，我没有要求知识分子去殉道，视钱财如粪土，不近美色，放弃一切的权力。这些都不切实际，但是不去为权力和资本的恶性扩张叫好，不去助纣为虐，这应该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操守。

我也想提醒一下一些信奉自由市场的朋友，并非一切与市场和资本主义沾边的都是能够促进自由的。在中国，生意做得越大，越容易被权力盯上，也就越不可能不跟它合作。指望这些被权力渗透到骨髓的“市场主体”，能去推进中国人的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腾讯不会封网络诈骗的微信号，但绝对能精准地封掉发表异见的微信号。在“墙与鸡蛋”这个问题上，薛兆丰的言论就很符合资本的逻辑，他们会问：“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墙，哪个是鸡蛋？”

尽管如此，我还是支持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但这种自由竞争如果仅有体制和大资本这两个选择，那是不足够的。理想中，民间应该有一定数量可以维持常规运作、给予知识分子体面收入的书院，有一些资助知识分子进修和做研究的基金会，有各种具有一定声誉、又不被体制和大资本垄断的知识论坛，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组织一旦出现，很快就会被“你懂的”。我只能鼓励大家多点使用一些小的知识付费平台，我相信里面有的开发者对知识文化要比罗振宇和马东更有敬畏感和担当。我也鼓励知识分子在做研究和写作以外培养一些能赚钱又不会太占用时间的技能，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向斯宾诺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