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悦：美国面对“反智主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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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聪悦：美国面对“反智主义陷阱”

       究其根源，这种政治上的调侃精英，文化上的贬低知识分子，社会论调上的“读书无用”以及自我意识上的玩世不恭、奋矜之容、毫无敬畏，系三种变局之果。

　   “在美国，对无知的狂热崇拜长期存在，这种被称为反智主义的张力在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盘根错节，这些虚妄和美国式的愚昧大体受到同一种错误观念的滋养，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博学同样优秀’。”

　　在著名美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眼中，多年寄生于美国民主制度、自由观念和草根哲学当中的反智情结，既是美国例外论的典型表征，也是世代美国人轮回体验的宿命。

　　该论断与美国汇聚世界顶级高等教育、科研资源，引领尖端科技研发，把持雄厚知识产品产能的情形构成了令人费解的鲜明反差，彰显出当今美国社会反理性、反权威、反建制的复合型特点。

越来越荒唐

　　反智主义因循字面理解，即否认知识和充当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反常社会现象，此概念往往具象为社会粗俗化、商业挂帅；空洞鼓吹、谣言和阴谋论传播能力强；碎片化信息取代系统的知识体系等动向。同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反智主义能够发展为盛极一时的政治思潮，不仅反对与科学共识相关的政策议题，且大力支持那些旨在压制、怀疑专家的政客立场和政治运动。

　　反智主义并非特朗普当政的独特产物。美国人对政治精英、专业人士的怀疑和敌意，可回溯至18、19世纪的民粹主义大觉醒时期，但直至上世纪中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问世，反智主义才真正成为观察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经常性镜头。

　　1950年，不喜知识分子的艾森豪威尔击败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入主白宫，旋即掀起了一场美式“反智狂欢”：反智风潮从社会氛围上升至政治生态，普罗大众调侃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因为看不惯后者的自以为是、故弄玄虚、好为人师，同样将矛头对准后者，理由则是让他们为所谓的“前朝过失”买单。

　　这场公开反对和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直到酿成麦卡锡主义乱局，且受苏联率先发射斯普特尼克系列卫星的双重刺激后方才迎来反转。由是可知，对一贯奉行实用主义法则的美国人来说，知识有用论与无用论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最终评判标准不看是否精通术业，而取决于能否创造肉眼可见的价值。

　　这也就不难理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美后，美国社会围绕反智、反科学甚至反常识为何上演如此之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了。这些堪称人类奇葩行为大赏的“剧本”概括起来不外乎四种套路。

　　一是“掩耳盗铃”型。表现为疫情暴发初期，相当多数民众否认新冠病毒存在和传播的真实性，且拒绝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遵守居家令。更有人鼓吹“阴谋论”，称病毒肆虐不过是民主党扰乱特朗普连选连任节奏的伎俩，一旦大选尘埃落定，病毒自会消失；或大肆攻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为“法西斯主义者”，指责他不该危言耸听、夸大事实。

　　二是“以毒攻毒”型。仅2020年1~3月，全美家用消毒剂中毒事件就比2019年同期分别上升了5%、17%、93%，4月23日特朗普发表注射家用消毒液治疗新冠肺炎言论后，七日内消毒剂中毒事件比去年4月增长了121%。此外，鉴于短期内疫苗与特效药难以问世，诸如羟氯喹、地塞米松等无论从药理还是适用症均无助于根治新冠肺炎、擅自服用有损健康的药品，竟然备受推崇。

　　三是“揭竿而起型”。当短线抗疫宣告失败，疫情进入胶着期时，反智现象便从公共卫生领域进一步外溢，借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把对政府怠政的怨愤转化为对历史过往的暴力清算，拆除雕像、打砸抢等事件层出不穷。

　　四是“栽赃嫁祸”型。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宣称新冠病毒绝非自然界产物，而是实验室秘密研制出的生化武器；还有人把传染病同5G关联，指责5G基站辐射危害人体免疫力或担心病毒通过无线电波快速蔓延全球。

　　不无夸张地说，部分人已经把蔑视行业权威视为一种全国性的消遣。人们盲目地认为，拒绝专家等同于实现“自治”，因此任由反智主义在公众意识中日益发酵为反体制、反制度、反历史、反传统、反常识的执念。以上种种，造就了后真相时代的美式“愚人”，相较于发泄情感和彰显个体信念，他们似乎已不再关心专家言论背后的事实，而是不断重复着无需费力思索的怀疑和抨击行径。

美式“愚人”群像

　　全美各地开展的多项民调指出，与如今这股势头强劲的反智风潮密切关联的，是普通民众对基本科学知识和社会常识知之甚少或者罔顾事实。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25%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地心说而非日心说；52%不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前便已绝迹，45%不知道人类文明的出现已有一万年。另外，只有36%的美国人能完整说出本国政府三个分支机构的名字，超过60%的美国人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政党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

　　地方调查的数据同样令人大跌眼镜。俄克拉荷马州公共事务委员会委托对公立学校学生进行公民教育调查，发现77%的人不知道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只有2.8%的学生能通过本为外籍人士准备的美国公民考试。凤凰城的戈德华特研究所也做了类似调查，仅3.5%的学生通过了公民考试。

　　如果将美式“愚人”的群像侧写细化为具体的人口特征，则可管窥另一番图景。

　　首先，从静态人口学指标来看，不同种族对智识、科学领袖和学界的评判存在差异。黑人总体上比白人和其他种族态度更为消极，美国文理科学院相关调查发现，仅28%的黑人对科学家及科学界非常有信心，白人和其他种族此项指标比例分别为43%和45%。但读写能力低下者中，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比例最高，这也部分解释了那些非典型总统形象为何能得到白人蓝领、农民的支持。从年龄看，反智与年龄正增长相关，35岁以上的各年龄段均有超过50%的人质疑专家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反智人士在政治光谱上的站位靠右，越保守越反智的现象较为突出。加之近年来共和党越发保守、民主党越发自由的政党极化趋势显著，反智群体在共和党阵营表现突出。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称，58%的美国共和党人表示高等教育机构对国家有负面影响，比2015年增长了21个百分点，有65%的保守派坚信“大学误国”。该中心2020年7月的调查数据表明，85%的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将新冠病毒视为美国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但只有46%的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这样认为。

　　另外，一些新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直接反对与气候变化议题有关的政治行动，而南方的浸信会和福音派则谴责那些科学论证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的行为是罪恶所在，并斥责科学家们试图创造不敬上帝的“新自然异教主义”。在意识形态、政治或宗教上的保守派看来，专家、教授等专业人士及他们的判断往往耸人听闻、不值一提。

　　再次，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读写认知水平与是否看重智识呈正相关。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低于高中学历的美国人中仅52%相信科学的积极意义大于其负面影响。

　　从认知水平来看，美国两极分化明显，一端汇聚了世界顶尖人才，另一端却是数量不小的读写能力低下者。据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2016年的统计，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读写技能堪忧（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1级以下到5级），其中2650万人处在1级，仅能处理简单的文字，比如对比两套旅游特价票的价格、在收视指南上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他们无法就两篇评论的观点进行归纳比较，更谈不上辨识真伪、评判优劣。另外820万人连1级水平都无法达到，基本处于半文盲状态。这部分美国人缺乏用智识改写人生的能力和际遇，也很难识别政治鼓吹或极端思潮的煽动，因此极易充当反智潮流的急先锋。

　　最后，反智美国人的地域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生活在东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反智倾向较弱，对科学界充满信心的人分别占47%和46%；中西部和南部则成为滋养反智主义者的沃土，超过半数人口怀疑科学家的可信性。由是形成了“沿海精英”与“真正美国人”的平行存在，前者代表了东西海岸受过高等教育，用知识装点命运的美国人，后者则代表了锈带、中西部地区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车轮碾压，被精英阶层无视，却在文化、种族上完整承袭美国底色的美国人。此外，相较于城市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美国人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右翼反智主义的论调。

　　可见，当前美国的确出现了智能化社会和群智退化并存的怪异现象，海量资讯充斥下，人们越来越不能且不愿用严格的事实考据和逻辑标准分析思考，苏格拉底所谓“美德即知识”已很难获得共识，当然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对知识专家的蓄意无视如何负面作用于当前的科学研究和战略决策。

　　但也要看到，公众的反智情绪其实相当复杂，对科学家行为的期望、对科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科研机构的信任均不可一概而论，需视特定情况、话题而进行更为深入客观的讨论。

美国病了

　　反智主义泛起，堪称美国社会危机的外部化和应激反应，是美国社会陷入病态的征兆之一。究其根源，这种政治上的调侃精英，文化上的贬低知识分子，社会论调上的“读书无用”以及自我意识上的玩世不恭、奋矜之容、毫无敬畏，系三种变局之果。

　　一是信息民主化所裹挟的阴暗面。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任何个体在掌握和运用信息方面被赋予了与专业人士不相上下的权利，据此，人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信息或接受何种信息，同时没有哪种价值观天然凌驾于另一种之上。故而“多数人的智慧”从合法性与分量上压倒了真知灼见，恣意传播的谣言和假消息危险地模糊了观点与事实的边界，同时也消解了有理有据的抗辩与大放厥词之间的界限。抨击专家群体比抨击专家们的思考“门槛”低得多，于是人们调侃“泰坦尼克就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建造的”，言下之意嘲讽“‘砖家’向来不靠谱”。

　　二是社会议题政治化。无论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还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些事关民生、无关政治分歧的社会议题如今都成了两党各自圈地、相互争锋的“虚拟战场”。这使得民众不自觉地充当着党争的棋子，越来越无法从两派不以事实为依据、仅以党同伐异为目标的说辞中把握真相。由此，同一位专家或同一项科学论断，被一部分政治精英大加挞伐，却被另一部分政治精英极力追捧，民众各自追随。

　　三是大众教育的阶层分化。居住隔离和学区制度固化了美国的不平等，原本为社会公平服务的教育如今成为了塑造当下不平等甚至是代际不平等的场域。于是乎，中下层家庭不得不囿于低水平教育和社会资本，他们的子女大多因贫困或复杂的家庭结构而与“美国梦”绝缘，即便少数能够通过不懈努力改变现状，但父母能提供的助力相当有限。

　　教育和居住的长期隔离，使底层百姓产生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固然看不惯知识分子，不愿子女与父母的生存环境彻底告别，却又渴望子女通过掌握知识上升为他们心目中的“特权阶级”。有鉴于此，大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少数精英引领潮流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而大众与知识、政治精英的分歧及张力的蓄积却一刻都没有停止。

　　反智美国人“集体出现”，将把美国导向何方？

　　简言之，一方面，反智主义长期作为美国政治生态的“认知晴雨表”存在，因此反智主义盛行往往对应着非建制派、非专业人士的起势和国家内外政策变数及非常规特性增强。

　　另一方面，反智主义暗含反叛和民粹基因，故而极易挑动美国社会对权势领导人的盲目崇拜、社会支配倾向、多重偏见和思想匮乏。上述变局折射出美国社会思潮中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的回归，也将进一步刺激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对立态势的尖锐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