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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
写在新千年的第一个艾滋病日前夕
揭开河南省传播艾滋病的“血痂”
Revealing the "Blood Wound" of the Spread of HIV AIDS in Henan Province
--- Written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AIDS Day of the New Millennium
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
写在新千年的第一个艾滋病日前夕
揭开河南省传播艾滋病的“血痂”
笔者：何爱芳
http://www.aizhi.org/jkwz/bloodwound.txt
自95，96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引起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人士警惕和关注的
焦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
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
可是，河南省卫生厅长LXX当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他这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艾滋病是有5-10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住吗？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
幸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进入2000年后它开始兑现了：河南省目前有50-70万艾
滋病毒携带者，乙肝、丙肝的病人更多。豫东南的许多县市农村，今年莫名其妙地添起了许
多坟头，有些村竟一年之内有近30位青、中年人死亡，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卖过血。
善良朴实的中原农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艾滋病会与他们有关，那可是有钱人行为不检点得的不
治之症。由于贫穷的原因，在“血头”们“借点血当即还你，又给你钱”的花言巧语下，忠
厚的农民伸出了常年劳作的粗壮的手臂，其实也是将自己的生命伸给了魔鬼。这针头剪刀，
这抽血的塑料管和血袋、这离心机、这兑到一起的血液、特别是这还输你的血液，已经含带
了阎王派遣的催命小鬼进入你的体内。
“血头”们要血液和血浆干什么，当然是买给城里的生物制药公司和医院。精明和善于算计
的上海人和天下以“九头鸟”著称的武汉人不会想到，自1992年以来，河南的血头就是将
这些大量的污染的血液买给了上海和武汉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
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营养药后，卖向全国。这些营养药是不是又使城里人染上了艾滋病、乙
肝、丙肝等其他疾病，不得而知（可以知道，但不给报导）。这种地下卖血活动至今还在河
南地下涌动着。
1992年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过热气浪。发财心切的这位厅长一上台就成立“改
革办”、“开发办”、“中心血站”、“万达公司”、“发展中心”、“生物药品公司”等。提出了他
自己的全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
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发挥河南省卫生厅公章的魅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靠血浆就是大
量单采血浆——采血后仅要血浆，把红血球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买给制药公司。本文
仅以血浆的发展为主线告诉你一个令人发指的内幕。
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资深的退休人士说：LXX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
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1-2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买给生
物制品公司，我们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同时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为什么我
们不能在这方面开阔思路、动动脑筋哪。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我看办血站是条路子，我
们就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抓出成效。要内引外联，将国外资金引进过来，我们国家没有艾滋
病，血液很干净，外国肯定会要。要将社会上的资金联合起来，要动员全社会办血站。要充
分发挥河南人口资源的优势，推动我省卫生系统的改革。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全省躁
动了，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乡村血站建成了。军队、物资、煤炭、
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00
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
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液去换钱。
为了找到更大的买主，LXX亲率卖血代表团于1993、1994年二次飞抵美国，与美国的几家
血液制品公司谈判卖血案。并要求美国公司在河南设厂当地加工出口，便于运输和躲避海关
不允许血液出口的检查，效益更高。LXX对美公司的诱惑是：河南血源广和集中便于采集、
血液干净没有艾滋病、血源便宜。考虑到河南是中国第二人口大省（当时），他是中国官员
敢于卖血第一人，美国方面专门派专机在美国迎送这位“中国第一大血头”。事后他和他的
随从在许多场合讲美国的专机如何如何，美国如何如何重视。
美国公司后也几次来河南考察。后因美国方投资项目太大，成立后可能要成为副厅级单位，
有可能被省政府或省计经委（当时）接管，超出LXX控制范围，LXX对此失去兴趣而搁浅。
近期，漯河市卫生局一位“要员”反映：LXX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20多万元
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
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6
个采血点。由于这是刘家血站，他们无法无天，滥采乱抽，其中还有打骂卖血人员的行为。
例如曾经被有家小报暴光的一个血头声称：你们告到卫生厅我们才不怕哪。
中牟县有位小血头不知深浅，在离尉氏刘家血站不远处偷采血浆，由于找不到买主这位血头
就到河南省中心血站试找买主。结果被LXX安插在该站的亲信撞上。在假装讨价还价摸透对
方底细和地址之后，立功心切的亲信连夜带人查抄该血头的窝点。人脏具获的小血头住进大
牢可能还是不知道自己怎样栽的。该案例又成后期LXX树立打击“血头”整顿血液秩序的政
绩之一。LXX的“大血头”地位是自己闯出来的；而他的“大血霸”地位是奴才们替他打出
来的。
河南省不是发达省份、不靠沿海也不靠边疆，是地地道道的中原腹地，在90年代初，河南
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可能发生大面积的因吸毒和卖淫嫖娼现象。中原父老祖祖辈辈老实巴交
的只会在土里抛食。谁会想到河南省卫生厅的一位高官的奇特发财梦能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
渊。
谁要是说商丘卫生局长郑炳钦重用胡万林，是由于他是外行不懂医被别人糊弄的结果，这可
能使了解情况的人相信。要说LXX开始就是要传播艾滋病暗害中原父老，不一定相信。LXX
的问题是：开始是急于发财、利令智昏、盲目自大，认为河南不可能有艾滋病；后来采血站
严重失控和出了问题，害怕自己承担责任和暴露自己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子、欺上满
下、说假话、拖延战术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995、1996年河南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发现当地有人艾滋病毒阳性，为了证实他们的化验，
他们将结果送到上海、北京、南京和武汉等地。检验的结果是国家的有些专家大吃一惊，河
南已经有了艾滋病而且很严重。当这些专家要到河南实地证实时，没人敢领他们到农村去调
查。
近期，一位医生讲：1995年，他在豫东某市附近的一个物资局和卫生局合办的血站采集10
份卖血人员的血样化验，结果3份艾滋病毒抗体阳性。他将样品送到南方某市复检，证实他
的化验。当他向当地卫生局报告时，卫生局长训斥他说：你怎嫩能，省卫生厅让办血站人家
都是考虑过的，那有艾滋病，你乱说影响咱血站的收入。这位医生说：当时这三个艾滋病毒
阳性的卖血人说他们经常在开封、兰考、柘城、商丘一带卖血，而且是单采血浆。平时这些
血浆卖给了上海的一所大公司。
外地专家要求到河南检测艾滋病的消息使LXX大吃一惊。也是他意识到他的：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政策的破产。
院士曾毅来河南，好吃好喝安排，哪怕是你到我办公室拍桌子，就是不让你接触基层；卫生
部让汇报，矢口否认那是谣言；省政府让汇报，别听个别人的猜测，这样影响咱省的经济发
展。周口防疫站的一位大夫不听招呼，胆敢给省外专家提供情报和方便，把他小子的工作和
待遇给我挂起来。
艾滋病的潜伏期帮了LXX的忙；省里高级官员不懂医学使LXX有了可乘之机。由于当时并没
有死人，表面上看不出问题，省里的高官也不希望深究。
近日、据省防疫站两位专家反映：1996年在迫于社会和专家的压力下，河南省卫生厅抽调
“自己的”力量，对全省13个县进行了卖血人员艾滋病重点普查，下去普查的人员分为6
个小组，共普查了约10万献血员。为了保证绝密，LXX要求所有参与普查人员不得交换数
据，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每组单独汇报。据参加沈丘县调查的一位人员说：沈丘的数据是
84%艾滋病毒阳性；尉氏、西平、上蔡和太康都很严重，最低的一个县是67%。由于普查的
个别数字还是透露出来，专家们推算当时河南省有不少于10万卖血人员染上了艾滋病毒。
因为河南当时就有近100万人卖血。另外，这两位专家还说：近期凡是为LXX掩盖艾滋病实
情的人员都得到了提拔重用。
对外LXX声称河南个别地方发现了艾滋病，普查显示没有形成流行。他说有些传闻艾滋病感
染率很高，是调查中个别乡村医生不懂标本取样，误将一份阳性标本分成了若干份造成的等
等。专家们反诘说：有没有误将一份阴性标本分成若干份的情况？
据消息可靠人士讲：河南省卫生厅党组会上，围绕这次调查结果的处理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
论。LXX坚持不能将这次调查的数据公布出去，不能上报。其中有位副厅长坚持要上报，为
此，这位副厅长受到批评。我们目前的许多事就是这样，在胳膊拗不过大腿的情况下，往往
一把手表态的事，明知是错误的，但还要执行。
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的一位妇产科大夫，退休后开始对性病着手研究。开始她仅仅
是对街头巷尾的性病广告进行调查和呼吁，随着她的调查深入，她发现反对她调查的主要阻
力不是只来自那些欺人骗财的假医，更大的阻力来自她原以为会支持她的政府卫生部门即河
南省卫生厅。这位倔强的老太太，以她那身小的躯体抗挣着她并不知道她要征服的对象是谁。
她频频上书中央领导、省里领导。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告诉新闻媒体。用自己微乎其微的退
休金印制宣传材料，看望乡下的艾滋病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病人，赢得了社会和媒体的称
赞，她由此获得了“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尊称，许多国内外的报纸、电台和网站给予了报道。
高耀洁的横空杀出打乱了LXX的如意算盘。在社会压力下开始整顿血液市场，他认识到在权
和钱上还是先保权。他幻想趁艾滋病这潜伏期，把血液市场整顿好，将来掩盖几年前在河南
种下的祸根，等全国各省艾滋病多起来时，河南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
高耀洁的乱喊乱叫和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有些记者的报道，成了LXX迈向更高政坛的噪音。
他暗示手下对高耀洁及其家人进行压制和迫害；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卫
生记者王熙衡调走。1998年末，有一天LXX听说大河报将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
道，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位与报社有密切关系的姓韩某某，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
了一副大型广告。他也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将河南某些有影响的报纸的卫生口记者调离，这
些记者没有完全觉按照LXX的意图报道艾滋病的情况。
1999年7月一个深夜，郑州警方在郑州通往开封的途中抓到一伙转移血浆的血贩子。当记
者闻讯赶到时，一位警官告诉记者说：昨晚这几个人全跑了。真的是跑了吗？后经密访，一
位警官悄悄告诉：是一位省公安厅的“要员”打电话叫秘密放人。这伙血贩子共4人，两男
两女，其中一位就是LXX的妹妹。记者立即来到血贩子曾经盘踞的窝点，已经是人去楼空。
转移速度之快不是一般蟊贼能够办到的。记者再次赶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警察告诉说：没
有来得及审讯，他们就都跑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河南农村艾滋病人越来越多，艾滋病传给家属孩子。北京的有些大医院发现：前来就诊的艾
滋病人多数来自河南，尽管有些病人不愿意说出他们的身世，单从口音就能辨别出这是河南
特有的口音，从他们的穿戴上就看出他们是农民。中科院院士曾毅和北京的专家多次给河南
的卫生官员说：要关注本地的艾滋病情况，建立艾滋病防治点。如果可能的话，国家将提供
帮助。LXX的反应是否定的。卫生部主管疾病控制的一位司长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讲：河
南的LXX就会讲空话，假话。他嘴里就是没有实话。
正在LXX为高耀洁和新闻记者伤脑筋时。武汉的桂希恩象一只脚步轻盈的独脚猫进入了中原
腹地。他是应他的学生之邀到河南的上蔡县进行会诊的。简单的，悄悄地河南行程，这位专
家发现了河南农村艾滋病感染率已经高达60%以上。他的文章和资料让北京的高层吃了一
惊，也是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吓了一跳。
尽管曾毅是院士，他在1995年就开始对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给予关注。由于当时的社会背
景无法给予这位科学泰斗印证，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支持和及时控制这个病魔的蔓延。他当
时只能遗憾的留下：河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1999年桂希恩的秘密调查印证了曾毅的推
断。高耀洁的不怕死多次到乡间接触病人和呼吁，媒体开始关注了。
大河报、郑州晚报、城市早报的有些记者愤怒了，他们不点名的大幅刊登了艾滋病的文章，
有的借宣传高耀洁的民间防艾滋病行动隐晦的批评河南省卫生厅的捂盖子行为。LXX通过省
委宣传部给报社施加压力，制止和封杀这方面的消息。记者们开始从外围包围河南。
由于外界的强烈反映，河南省卫生厅在1999年和2000年小规模的派人到乡下摸底。据河南
省防疫站的一位不愿意暴露姓名的人员讲：他在驻马店的上蔡县实地调查抽样，了解到下面
的情况有的比报纸上说的还要严重。这个县的城南卢岗、邵店乡最为严重，有的一家竟死了
3口人。卢岗乡的文楼村曾经被媒体多次暴光。他说邵店乡的情况比卢岗更严重。他举了一
个位于这个乡十离铺村的一位妇女为例，该妇女因为93、94年卖血得上艾滋病，最近发烧
发的实在忍受不住上吊自杀了，留下了5岁和2岁的小孩。小孩和小孩的爸爸也是艾滋病毒
阳性。他还举了一个该县卫生局的一位干部曾经开了一个饭店，饭店的一位服务员在体检中
被发现艾滋病阳性，吓的从此没人敢去这个饭店，这个干部为此赔了一大笔钱。当地人讲，
他们的艾滋病是由汝南县传过来的，因为那里卖血和办血站比他们先和早。这位工作人员反
复叮属，千万别说我给你们提供过情况。
据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透露：河南的艾滋病主要发生在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
开封、商丘、南阳、许昌和平顶山等黄河以南地区，这里的农民比较穷，人口稠密，自然资
源比较贫乏，有些农民急于脱贫，也有些是好吃懒做之人，加上血头的经济利诱，不知深浅
的跳进了死亡的血祸深渊。他估计目前全省感染人群至少有50万以上。更详细的情况不好
说。笔者问他：从地理位置上，这些艾滋病的严重发病地区都发生在了漯河市的不远地区周
围，是否与LXX家的亲戚办的血站有关哪？他鬼秘的闸闸眼睛说：这不会吧。但是，各地血
站普遍泛滥和操作不规范是造成艾滋病在豫南流行的主因。你看豫北的情况不就明白了。
最近，高耀洁发现在对她控制以如既往的情况下，有些官员开始对她的家庭生活热心起来。
她的那个曾见着于报刊一贯受迫害的女儿也被有些官员主动地安排到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上
班。湖北的桂希恩教授也接到河南欢迎并资助他搞调查的信息，条件是不能对外公布任何资
料数据，河南卫生部门要买断他的喉舌。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当年轻的后生们为跟着LXX升官而弹冠相庆时，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有
些官员有的因患乙型、丙型肝炎驻进了医院，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的病是如何得的，
会不会是曾经用过血液制品的原故。即是他们有证据这是血液制品的危害，他们敢说吗？有
人敢叫他们说吗？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的一位护士说：近一年，LXX经常来住院，有时是血
压高，有时是血糖高，经常感冒和无力。有位院长巴结他说：厅长你的机体抵抗力有点低，
输些白蛋白吧。LXX脸色骤变，双手摇摆着，嘴里连声喊到：我不输白蛋白，我不输白蛋白。
真的有神灵在给他们开玩笑吗！
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的死亡开始向人们提示着：艾滋病的潜伏期已经走到头了。媒体的报道
彼露着一个信息：LXX的艾滋病“血痂”就要捂不住了。这位曾是农民养大的孩子，干着伤
害农民的勾当，同时又连带涉及到城市民众的生命安全，究竟这血祸影响到多少人的健康，
可能成了一个悬案。没准大城市的某位达官贵人有一天突然得了艾滋病，他究竟是用过由血
浆制成的品营养品哪，还是因为嫖娼传染上的，谁也说不清。
由于我国血液（浆）的需求量大，并且由于价格差问题，一些“血头”，“血霸”仍非法进行地下采血（浆）活动，给艾滋病传播造成极大的隐患……（郑锡文：遏制艾滋病爱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流行。《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一期）
在政府的错误误导下，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来，卖血致富成了当地农民唯一可以选择的致富之路。许多村民在卖血后建起了新宅，购置了新的生活用品。在这种错误致富观点的影响下，这支卖血大军越来越庞大。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甚至把自己的白头发染黑，以冒充年轻，继续献血；年龄小的卖血者，不惜谎报年龄，参与献血。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说明当时卖血挣钱容易。就在不劳而获的致富思想影响下，一些地方在小血头的组织和怂恿下，多组成20-30人的队伍，长期游离于河南各个血站，以卖血为生，他们也成了艾滋病最大和最快的传染源。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刘世行和冷庄的冷长金，便是当时卖血的活跃人物，在他的率领下，20-30人的队伍，长期在河南各个血站卖血，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致富，而成为了艾滋病感染者[图2]。为了能卖上血，多数人员彻夜排队等候，甚至开后门，排队卖血成了当时河南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在当时，这些县成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人头颤动，人们就像今天买彩票一样，狂热的来到这里来实现他们致富的梦想。无知的农民哪里知道，在带给他们的致富的梦想的同时，灾难已经开始悄悄的降临在他们身边[图]。
在政府开办血站的影响下，加之管理不严，大量的地下血站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地下血站，设备极为简陋，又没有消毒措施，他?峭?往把血站开到村民的家中，或村民的庄稼地里，不分白天黑夜的采血。时任河南小李庄村支部书记李克林，为率领村民致富，方便村民献血，主动邀请私人血头，把血站开到自己家里，进行夜以继日的采血活动。他的行为不仅没有给村民带来致富，而带来全村一百多人感??HIV，自己及自己的六个兄弟全部是HIV感染者。河南开封的尉氏县，当时只有卫生部门开办的血站3个，确有20-30多个私人开办的地下血站。
卖血真能致富吗？实际并不是如此，村民们说，每次卖400-800ml血，理论上献血员可以得到50元左右的，但实际上血站要在血球回输要扣5元，若果HCV或HBV阳性，再会被扣掉5元，实际大多数献血员仅可能得到40元左右。同时，由于每天献血，献血员需要加强营养，故在这40元中，每天伙食费需要20-30元，剩下的只有10-20元。更大的危害是，由于有偿献血的增加，钱挣的容易，大多数农民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思想，挣钱以后就大吃大喝，赌博，家中农田荒废。当时这里农民有一句顺口溜：“胳膊一伸，露出青筋；扑哧一针，两代二斤；大街一转，啤酒啤蛋；一吃一喝，什么不着”。该顺口溜说明当地的村民卖血后全部被无度的消费掉，而根本就没有致富。
2. 献血员是如何感染HIV的？
有偿献血人员如何感染HIV以前均有报告，除了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较差外，其中血球回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当时，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一般来讲，血球占血液总体积在1/3左右，由于采集量很大，血球成处理了难题。血站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即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5元钱。为了使所有的献血员都愿意回输血球，血站工作人员欺骗无知的献血员，说回输血可以控制贫血。因此，几乎所有的献血员都相信了血站，献血后都回输血球。
据介绍使我了解到血浆单采术是指将血采出，经过离心后，分出血浆，然后把红细胞还输给本人的一种安全、对健康没有损害的技术，但也因工作人员的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引起不良反应，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将自始至终热情地支持这一工作，因故不能坚持献浆时，一定事先通知采浆站……（《献血证》：献血志愿书）
这样一来，同种血型只要有一个HIV感染者，其它人员大部分将不能幸免[图]。所以，HIV就是在这种错误的操作中传播开来。当然，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较差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回输血球真能对抗贫血吗，这实际上是血站当时采取的一种处理血球的方法。因而欺骗献血人员。这样既不用处理每天产生的大量血球，又可以节省大部分开支。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球（主要是红细胞）在体内的半衰期很短，很快就会被破坏掉。回输的红细胞根本不起任何对抗贫血的作用，很快就会被身体代谢掉，更何况还有来自不是自己的红细胞。因此，回输红细胞根本不能起到任何对抗贫血的作用。
在当时，存在单采浆和单采血两中情况，单采血是卖血人员只向医院直接卖血，而不回输血球，这种方式危险性较小。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患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可以制造成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身上抽取800CC两大代全血，经过离心机分离和净化后，再将下层的400CC血球回输给卖血者，卖血者可以得到40-50RMB的报酬。只要其中有一个HIV感染这，就会再传染给其它几个。另外，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掐血代的消毒钳以及离心机的污染，也是传播HIV的途径。就是在这种血球回输和缺乏消毒措施的过程中，HIV，HCV及疟疾等到疾病便迅速在卖血者中传播开来。
“根据疟防人员对焦作、新乡、开封、汝洲市血站调查分析，造成献血员和受血者疟疾传播的主要成员原因是一些血站未严格按照采血规定的操作程序采浆，在回输血球时造成疟疾在献血员中传播，或在输全血时，引起受血者感染发病。”（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6日）此消息间接说明当时采供血的情况很混乱，随时可能早成疾病在献血员中播散。
一些血站为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常常超量采集血液，每次采集在800ml左右，甚至超过计1000-1500ml；河南小李庄农民李克贤，为给孩子治病筹集钱，一次被采集血2700ml，致使他当场晕厥，后经抢救而度过生命危险[图]。
由于大量政府开办的血站和大量私人地下血站大存在，艾滋病像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原大地迅速传播开来，两年之内造成几十万HIV感染者，传播之快令人咋舌。造成传播快速的原因有两点：血球回输和大量的献血员在各个血站快速流动。血球回输为HIV传播提供了直接路径，献血员的流动使他们成为HIV快速传播的机器，以上两点是造成河南艾滋病在短时间内爆发的主要原因。
3. 河南的现血员是何时感染HIV的？
河南有偿献血人员是何时感染HIV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其感染的准确时间，对以后的临床救治和预防工作，孤儿及HIV感染儿童的救助均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以前,河南就存在大量的血站和献血员，但当时哨点监测发现在献血员中发现大量的HCV,梅毒和疟原虫感染(疟疾在60-70年代曾在河南广泛流行，后经政府努力而控制)，这些传染病在献血员中的流行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当时的一些村医生已经被通知在当地有大量的疟疾和梅毒感染者，但没有发现HIV感染。
省防疫站近期召集175个市，地疟疾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分析全省疫情......疫情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病例主要集中于焦作、新乡、安阳、开封、平顶山、漯河等近年来发病比较少的中北部地区，今年来发病比较多的信阳、周口、驻马店地区仍处于稳定和下降趋势……（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6日）
省卫生厅今日针对血源性传染病上升的趋势，发出《关于加强血站、单菜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27日）
此报告发布于己于1993年，说明当时血站管理已经非常混乱，成为传染病的主要发源地。但当时没有发现HIV的报告。其原因可能是当时没有检测HIV抗体和丙型肝炎抗体。
1993年8月9日，在沪闭幕的全国采供血机构管理与评审会上传出信息，在献血员的中将增加丙型肝炎抗体和HIV检测项目，同时宣布旨在加强血液质量管理，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安全的全国血液质量管理委员会成立……（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9月3号）
1994年以前．由于大量的有偿献血存在，曾经在河南得以控制多年的疟疾，梅毒等的以卷土重来，许多村级医生已经发现在献血者中HCV，疟疾，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出现上升。
开封市卫生局6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迅速控制献血员中的疟疾流行。（原载于《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6月17日）
但这时候还很少发现艾滋病。直到1994年，来自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并迅速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不予承认。王不服，将血液样品送到北京曾毅处检测而得到证实。消息传到中央，中央政府倍感震惊，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勒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缔所有有偿献血，并关闭所有的血站。但是，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缔血站，反而停掉王的所有工作，并予以辞退，王最后只能背景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工作。在中央政府的严令下的两年后的1996年，所有的血站才得以关闭。就是这两年，在中原地区造成超过30万的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的灾难从此开始。
以下两个证据可以证明河南艾滋病患者是感染于1994-1996年，高峰期感染期在1995年。
l 来自周口CDC的王淑平女士在1994年首次在卖血的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以后在陆续在其它地方的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
l 1996年以后，大部分血站就被取缔，HIV大面积播散得以控制；作者在河南的调查显示，许多血站在1996年以后均关闭，除了少数的私人地下血站还在运行。
l 作者在佑安医院感染科工作期间，对122位来自河南省当地医疗机构因输血感染HIV的患者的感染时间进行分析，其中1993年感染1例，1994年感染3例，1995年感染109例，1996年5例，1997年2例，1998年1例，1999年1例，超过89.3%的患者均在1995年感染。说明感染高峰期在1995年。[图4]
我国于1993年整顿血站,规定献血员必须进行HIV抗体检测。但是，由于血液（血浆）被“血头”、“血霸”，作为商品经营，与1995年初，在我国中部地区发现有偿献血员HIV感染，局部地区较为严重……（郑锡文：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传播的流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0年第一期）
因此，以上证明，河南省艾滋病经有偿献血感染高峰期应该是1995年，河南艾滋病感染的潜伏期应该从1995年开始计算.若按1995年潜伏期进行计算，目前存活的艾滋病患者潜伏期已经高达9年，而儿童感染也已进入发病高峰期。
目前可以证明，造成HIV在河南快速播散的原因是献血人员的快速流动和血球回输。是造成HIV快速播散的主要原因，有的血头和献血员拥有多个献血证，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的十多个血站卖血，流动性极大[图]。他们的快速流动是造成HIV快速播散的基础。血球回输则为HIV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直接通路。
……由于献血员来自14个省，且频繁流动，个人居住和防护能力差，在当前我省各地疟疾流行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极易造成传染源的不断积累和扩散……（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8月6日）
如河南沈丘县小李庄的李克贤等，自己就有十几个献血证，长期在河南全省各个血站卖血，自己也是HIV感染者[图]。这些人的流动，成为HIV感染快速播散的源泉。
4. 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多少人因献血感染HIV？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多少人因有偿献血感染HIV，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迷；五年中，我曾请教过半许多人士，都不能说清楚。大家告诉我的结果都不一样。有人认为至少有100万，有人甚至认为超过200万，一位卫生部的官员曾经私下告诉我说，河南可能有超过十万人感染HIV。在五年中，大家一致认为河南艾滋病流行非常严重，但不管是民间人士还是流行病学专家、官员，都无法准确说出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有偿献血感染HIV。主要原因是大家大多数都没有去过河南，即使去了，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没有认真调查过。多年来，卫生一直希望搞清楚河南艾滋病的疫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搞清楚河南到底有多少HIV感染者。2004年6月，在十五界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岳吹胶幽希?敦促河南省尽快查清有多少HIV感染者。河南省迅速展开所谓的“拉网式”普查。在河南普查的时候，我正在河南调查，当时我在郸城县冷庄巡诊医疗，村里到处贴满了艾滋病防治标语，防疫站站的人员也在村里核实卖血人员，我非常高兴，相信这次一定能普查清楚。我询问过许多人士对普查的看法，大家对这次普查都持乐观态度。普遍认为这次有可能大概查清楚，但认为此次查出来可能会是非常庞大的数值。人数可能会是以前报告的10倍左右。然而，最终报告的结果令所有业内人士大跌眼睛，总共才查出HIV感染者2.5万，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数值。
那么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献血感染HIV呢，这里需要一些较为科学的方法。一般来讲，估计艾滋病感染人数，有哨点监测、普查和抽样调查几种方法。哨点监测是流行病学调查较常采用的方法，但哨点监测多是监测目前某种疾病的流行情况，对已经出现的大面积播散疾病，该方法实用性较差。普查来获取艾滋病感染人数的方法在各个国家均不采用，除了主观上有自愿咨询检测（VCT）妨碍普查进行而外（本次河南普查就有许多人拒绝承认献血而拒绝普查），客观上耗费人力物力太大而实用性较差，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普查客观上也不可能把艾滋病人数查清楚。那么，抽样调查就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在目前艾滋病流病调查中比较多用，包括估计高危人群时用的也比较多。
河南的艾滋病应该怎么调查呢，目前采用的普查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办法，但河南卖血人员既有集中的地方，也有非常分散的地方，还有大量的人员分散在城市中，普查不可能全部触及到。而我在河南看到的也确实如此，河南只在重点地区进行普查，并没有在全河南省所有地方，因为这样做的可能性较小。普查若不行，抽样调查就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法，抽样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抽样调查村庄的卖血人员和HIV感染率，然后计算有多少个村庄以计算出有多少人感染。但问题是各个村庄不但献血员人数差异很大，而且HIV感染率也不一样。另外，大多数村庄以单采浆为主，也有以单采血为主的，单采浆和单采血HIV感染率差别很大。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村庄涉及有偿献血。因此，以村庄作为抽样调查进行估计河南有多少献血员和HIV感染者，非常困难。准确性也较差。
所以，作者这里选择了一种可行的方法：抽样调查血站或医疗机构。因为血站的数量比村庄的数量可能更容易搞清楚。也就是说若果我们知道河南在90年代中期有多少血站，每个血站有多少人参与献血，知道在这个血站周围献血的人的HIV感染率，不但可以估计出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而且可以计算出大概有多少人感染HIV。
要计算有多少人感染HIV，这里所统计的血站只是在1994年以后的，1994年以前的血站数量巨大，但在这个时候不传播HIV，故不在计算范围内，1994年以后，大多数都是采浆站，而单采血站较少。同时我们需要区别单采血和单采浆，由于HIV感染率不一样，予以分别计算。
l 单采浆
1）河南省有多少单采浆站？
河南省有多少血站，说是容易，但要真全部搞清楚，也非常困难。五年来，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机会，调查了大量的病人和献血员、防疫站工作人员、河南的医务工作者，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并实地考察部分当时血站的站点。但到目前为止，能够明确的也只有有近80个政府开办的血浆站（图），很多尚无法完全搞清楚。但有报道河南省有政府开办的血站287个（原载：《艾滋和行为》，2002年第4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河南应该有80-287个血站为政府开办，平均184个（不包括地下采浆站）。以下资料可以作为参考：
近年来，这个地区（驻马店）先后建立了各类血站，采浆站（点）33个......致使血液管理混乱，直接影响了供血者的健康和血液质量。（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6月25日）
安阳市某副市长到卫生局现场办公，决定对全市输血工作实行“三统一”管理，停止11家不符合条件条件的医疗机构采供血业务……（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0月29日）
……南阳市关闭了10家非法采浆站（点）……（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9月15日，省卫生厅依法关闭了开封县一非法采浆点，此血站设在开封县陈留镇开封第二人民医院内，据该站负责人李某交代，该站是开封市防疫站一职工投资办的……（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10月7日）
10月13日，省采供血机构的工作会议在在郑州召开，省人大科教文卫和省卫生厅领导到会，并为全省87所经验收合格的采供血机构颁发许可证……已取缔信阳193家采浆站。（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10月21日）
从以上资料虽然不能完全说明有多少血站，但当时血站之多，之混乱，已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在采取措施整顿，虽然整顿非常迟缓。因此，我们目前所估计的数据应该只少不多。据一些村医生回忆，当时部分血站关闭，由于利益巨大，地下采浆站反而增加了很多。大量的地下采浆站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冒出来的。如上报道，南阳关闭10家采浆站，但调查显示，南阳市有超过5家采浆点一直工作到1996年才停止。
2）每个血站会有多少人参与单采浆献血呢？
在此，作者仅抽样调查了南阳地区，新蔡县，沈丘县、郸城县、尉氏县、睢县、柘城县的10个血站。
l 每个血站有多少床位（b）：调查显示，一般血站有40-60个床位可以供采血，我们按平均50个计算。
l 每采一次血需要多长时间（t）：最短需要30分钟，最长需要1个多小时，我们且按一个小时计算
l 血站每天工作多长时间（T）：一般为10个小时或更长，我们按10小时计算。据献血员回忆，一般血站每天5点开始挂号，8点开始采血，一般都工作到晚8点到10点左右。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
l 总开办时间（d）：我们只计算HIV流行的高发期两年，即1994-1996，除去春节外我们暂按600天计算
l 献血次数(p):调查显示,两年内,最多献血员可达几百次,最少的只献过一次、两次，平均每人献血在100次左右。我们按100次计算。
l 单采浆献血员中HIV感染率（图）：我们对10个村庄的抽样调查显示，单采浆献血员平均HIV感染率为31%。人群HIV感染率最高为沈丘县小李庄村，感染人数占村总人口的18.5%。
我们知道当年有多少政府开办的血站（这里暂不包括无数的私人血站）（n），然后知道每个血站有多少床位（a），每采一次血浆需要多少时间（小时t），一天每个血站工作多长时间（小时T），总共开办多长时间（d），平均献血员献血次数（p）。
由此而来我们的计算公式是：b*T*d/t*p
根据以上数据进行计算两年内每个单采浆站可造成HIV感染者：3000人X31%=930人。
低限估计：假如有80个单采浆站，就应该大约有24万人(80X3000)参与单采浆献血并有约7万左右(930X80)的感染者。
高限估计：如果有287个单采浆站，就应该有86万左右(3000X287)的单采浆献血员和约27万左右(930X287)的感染者。
平均HIV感染者估计为:(7+27)/2=17万左右。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94年-1996年两年的时间内,单采浆在河南应该造成HIV感染者约7-27万之间，平均HIV感染人数应该在17万人左右。
l 单采血
调查显示，单采血的高峰期是在1992-1993年，93年以后，主要是单采浆站。与单采浆相比，单采血危险性相对较小。从前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在1994年前后，一些单采血站已经被关闭，剩下的大多数是单采浆站。而这时候后单采血，主要是满足医疗机构地临时用血，也就是说医院需要的临时输血。所以，这里分析的主要是医疗机构的输血造成的感染。
据献血员和卫生人员回忆，河南各地都没有中心血站，当时个医疗机构的输血都来自临时采集，上至大型综合医院，下至乡镇卫生院，都是临时采集血液而应用于临床。各个医院都自己有一个献血队长，医院一旦需要什么类型的血，就立即通知献血队长，队长立即寻找合适的人员去采血。据献血员和卫生工作人员回忆，各个乡镇医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杀抢救、怀孕生产（包括剖腹产）、外伤、手术等，患者一律会被要求输血。乡镇医院若不具备采血条件,他们便去县级医疗机构拿血。因为使用血制品或输血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这样就极大地促使了临床血液无节制的使用。
单采血由于没有血球回输，与单采浆相比，危险性相对较小。如河南省南阳市某村全部为单采血人员，共有550参与献血，现总共查出HIV阳性的感染者43位，其中已经死亡13位，HIV感染率=（44+13）/(550+13)=10.1%。与1997年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郑锡文等在河南某村调查结果为单采血HIV感染率为11.1%基本一致（原载《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四期）。这个感染率与单采浆要差3倍左右。
一般来讲，在河南，单采浆人员比较集中，目前比较集中连片感染的艾滋病村，大多数都来自单采浆感染。但我们这里不能忽视医疗机构单采血和输血感染的人数，感染数目可能比单采浆感染人员更多。目前，虽然集中连片感染村庄的多属于但采浆形成的，然而大量散在分布在河南各个村庄和城市中的经受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和有偿单采血感染HIV的人员，人数不但众多，而且普查很难发现。一位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部分人员目前是最难查清楚的，由于人员分散，大多数不愿意暴露，普查很难涉及这部分人员。一位防疫站人员告诉我说，仅他们一个县，就有经输血感染的患者1000人左右，数量也非常庞大。但这部分人员目前都不愿意暴露。作者在佑安医院工作期间，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河南在医疗机构经输血感染的人员，上至国家高级公务员，下至普通百姓，均不能幸免。
单采血和单采浆不一样，单采浆虽然献血员感染率高，但据权威机构证明，血浆由于特殊处理，本身并不带病毒，所以使用血浆的人并不感染HIV（除第八因子除外）。而单采血就不一样，献血员感染HIV，受血人也将同样感染HIV。造成的影响是双方面的。那么有多少人会因为单采血和受血感染HIV呢？
2002年资料显示，河南省辖17个地级市，21个县级市，89个县，48个辖区，总人口9603万。
如果我们只算县级所属乡镇医院，一般一个县有约平均10-20个左右的医院，如果有100个县（这里暂不计算地级以上城市医疗机构），就有超过1000-2000家医院。加上个地级市和市辖区医疗机构，河南应该有约3000家医疗机构。
低限估计：1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两次，或两个人用,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高发期两年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6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献血员一般多次献血，但单卖血人员与单采浆不一样，不是天天都去。需要时候再去，大约平均10次左右(94-96年，职业献血员除外)，其中部分人员既单采浆，也同时单采血，我们这里仍按10%的HIV感染率计算。
故在医疗机构有献血员感染：600,000X10%/10=6,000
受血人员感染:：600,000X10%=60,000
总人数：6000+60,000=66,000
高限估计: 3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一次，或一个人用,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高发期两年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1,8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
故有献血员感染:3,600,000X10%/10=18,000
受血人员感染:1,800,000X10%=1,800,000
总感染人数:18000+1,800,000=198,000
平均(66,000+198,000)/2=13,2000
总计高限估计：20+27=47万
总计低限估计：7+7=14万
因此,因有偿献血河南总HIV感染人数应该是高限估计为47万左右，低限估计为14万左右??再加上这个时候仍存在的单采血站和大量数不清的地下血站，估计平??HIV感染总人数最低应该在30万左右。因此，我们认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
5. 临床和死亡调查
作为一个传染病医生，作者更注意河南艾滋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发病现状。自1999年开始，作者就和当地的村医生合作，对来自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进行调查，其中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由于感染时间一致，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并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区别。临床表现为高丙肝感染率，高母婴传播率（HCV阳性率为95.1%）。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图]，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HIV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位儿童调查，36位儿童HIV阳性，母婴传播率为37.5%,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5%～25%的传播率水平，与亚非国家的基本持平。
我们对死亡病例定义，对1999年以前未检测HIV而怀疑死于艾滋病的死亡病例定义：
l 青壮年；
l 曾经有明确的有偿献血史；
l 死亡原因为长期发热，严重的肺部感染、严重腹泻，消瘦、口腔霉菌感染、各种肿瘤、肝硬化等。
死亡原因符合以上几点的定义为患者死于艾滋病。
调查显示：
自1995-2004年8月，调查40多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的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目前已经死亡患者占HIV总感染人数的21.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男性略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3:1。70%为30-50岁的患者[图]。
登记在册的第一例因卖血死于艾滋病的人叫孔红艳、男、27岁、来自古吕镇东湖村熊庄，1995年死亡。初部诊断艾滋病单位为省人民医院。据该村刘医生回忆（该患者为刘医生的同学），该患者发病时长期发热，消瘦，在加之后初筛HIV阳性，既往1994年有卖血浆史，故登记为因有偿献血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例。死于有偿献血最小的艾滋病患者是来自尉氏县水黄村，名叫杨彦玲，女，20岁，2001年9月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其母亲也已死于艾滋病）。年龄最大的患者叫胡毛，来自上蔡的程老村，68岁，既往有有偿献血史，确诊HIV阳性，2002年8月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为上蔡程老村，目前统计为126人，其次为柘城双庙村和新蔡东湖村，都在120人左右。
自1995年以后，1996年，97年，98年逐渐有患者死亡，死亡逐渐增加，到1999年进入发病高峰期。 1998年病死率为0.81%, 1999年2%, 2000年为2.92%, 2001年为4.91%. 2002年为5.67%, 2003年和2004年因政府免费发放抗病毒治疗（ARV）药物后，病死率开始下降,分别为3.97%和1.91%[图].可以看出，在政府发放ARV后，局部地方的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控制。从调查可以看出，实际上河南艾滋病在1999年已经进入发病高峰期，目前经持续发病高峰期达五年。
死因分析：发现在2343例死亡病例中，32.8%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 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8.2%死于肝硬化, 6.6%死于各种肿瘤, 3%死于自杀；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图].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我们关注。随着抗病毒治疗在河南的大面积开展，死亡的原因将会发生变化。一般性机会性感染如肺部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消化道感染将会得到遏制，而肝硬化和肿瘤、结核病将会成为今后威胁艾滋病患者生命的主要因素。
二、我们是怎样一次次丧失机会的？
河南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本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早期行动，便可以将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我们该承认，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犯一些错误，这本无可非议。然而，错误就在于我们的态度。不愿意正面面对现实的态度可使我们一再错失很多良机，长期隐瞒疫情，使一起卫生事件逐渐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1994年，周口地区防疫站的技术员王淑平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并迅速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不予承认她检测的结果。王不服，将血液样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处，检测结果而得到证实王的发现是正确的。消息传到中央，中央政府备感震惊，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缔所有有偿献血，并关闭所有的血站。但是，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缔血站，反而停掉王的所有工作，并予以辞退，王最后只能背景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工作。
客观上讲，1993年发现疟疾流行和1994年发现HIV感染的问题后，河南省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从河南省公开的一些新闻媒体可以看出，当时也在取缔一些非法血站，但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可能过于流于形式，力度有限，而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省卫生厅发出关于对全省采血机构进行整顿的紧急通知……自10月5日起，除保证临床用血的血站（库）外，凡在我省内单采浆站和各级血站（库）的单采浆部分，一律停业……（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0月15日）
各地宣传《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活动有声有色，洛阳市公民无尝献血再宣高潮。项城市人大，市政府、卫生局领导分别发表电视讲话……（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省人大常委会听取《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执法检查汇报，三检查组分别汇报了最近对洛阳、开封、新乡、漯河、信阳、驻马店等六个地市的12个县市的公民献血管理，采供血机构管理情况……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12月16日） (chinesenewsnet.com)
献血员所致输血感染不容忽视。（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以上说明，由于当时事态非常严重，河南省也确实在采取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开花的血站可能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措施并到位?大量的有政府背景的血站根本不理睬当时的通知，继续进行采浆工作。由于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作者曾问过一位当时负责开办血站的卫生局负责人，为什么没有??1994年禁止有偿采浆而停下来。他告诉我说，他们的血站是在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刚建的，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开办血站，但由于当时单位投资的两个血站刚资金太大，没有收回来，所以一直坚持开下去，到1995年底停办的时候，原投入资金也没有收回来。作者五年来在其他地区的调查大多数如此，许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多或1996年底才停办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在这个地方埋下了巨大的灾难。调查显示，大多数血站都是1996年才停止有偿献血的，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里只能说明当时这些措施并报没有真正其到遏制大办血站地形势。
河南省到底当时有多少血站，有多少人参与献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这场灾难是如何种下的，作者确实无法完全说清楚，很多事情可能以后才能大白于天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确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999年，由于艾滋病的正常发病高峰期的来临，人员开始大面积不明原因的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患者开始到大的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先后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后来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公被之于媒体。应该说，这个时候采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灾难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然而，河南省一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除驻马店之外，作者很快就去了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非常着急。我也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工作，可他们却说：张大夫，没关系，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近乎愚昧的心态。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就没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我到一个地区与他们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的事公开，我说公开以后就会获得许多援助。我告诉他我可以在北京为他们寻求到许多援助。这位领导告诉我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我告诉他说，我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就是使人民生活的更好吗，若果这里的人民都百病缠身，我们发展经济还有什么用处呢？作者在睢县巡诊医疗时，患者小赵告诉我说：张大夫，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只要没病就该有多好啊。
其实，这些官员的话反应了大多数地方官员的心态，因为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他的政绩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与他们的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向我坦诚一旦公开可能会承担责任。这也为日后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方面不作为埋下隐患。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有超过3%的艾滋病因无法经受艾滋病晚期疾病的折磨而自杀身亡。
由于自己多次去河南艾滋病村，所有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几乎都知道了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来自柘城、睢县、开封地区、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南阳地区的艾滋病患者来找我，大量的河南艾滋病患者开始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我。久而久之，医院职工都习惯了，一看见河南来的农民，就知道是来找我的，他们俗称为“我们家的亲戚”。但是，由于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向医院，不但给医院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甚至上升到医院。这样一来，医院领导开始对我的工作颇有微词，并大为不满，这也为以后医院把我从艾滋病病房调走埋下了隐患。
在巨大的压力下，为缓解医院的压力，作者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客观上讲，只要地方政府不作为，单凭我个人甚至佑安医院，根本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因此，作者决定由单纯的医疗服务转而帮助他们培训人才。2001年，作者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4万元资助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村医生培训班”。来自河南的近30名村医生和卫生官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在培训班上，我向他们讲了目前河南艾滋病发病形势和现状，并希望他们能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会后的当天晚上，我与来参加会议的新蔡县卫生局王忠明局长进行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希望他们回去后能做一些工作，以缓解目前我们的压力。王回到县后，在当时其他地方还没有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情况下，立即开始着手力抓艾滋病工作，他立即在疫情较重的东湖村新建村卫生所，并将村医生刘光明父子脱离出来，由县里给发工资，专门负责艾滋病治疗。他自己不但亲自赴北京寻求援助，并率先将村医生和防疫站工作人员送到佑安医院进修。其有效的工作使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也减轻了当时佑安医院的压力。
然而，其他地方的病人确没有那么幸运，如周口地区，多年来就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艾滋病疫情较重的沈丘县小李庄，即使在新建卫生所和发放抗病毒后的今天，目前病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今年截止8月底，今年就已有超过10人死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根本的好转。
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公之于媒体。
在文楼艾滋病疫情被爆光后的，中央及卫生部倍感压力巨大。2001年，卫生部为解决河南问题，决定以当时较为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问题。我曾几次参卫生部艾滋病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门讨论，制定防治策略，可见当时卫生部对河南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然而，虽然卫生部愿望是好的，但天不随人愿，事情更加陷入非常丰富痛苦的困境。
首先，卫生部希望能够查清河南艾滋病的疫情，被遭到拒绝。我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蔡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了文楼被公开后的痛苦。说被公开后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语之意对公开的不满，同时认为中央就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他们把艾滋病防治当成是中央政府的事，与他们无关。自此，卫生部和河南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产生巨大矛盾(当然，现在上蔡县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
卫生部在以下几点对河南很有意见：
一：疫情报告不真实，多年来，河南省严重疫情的真实数据无法获得，由于卫生部长期得不到具体疫情的数据。河南省在近几年来，一直报告艾滋病人数从几千到一万多人，这样的数据卫生部很难相信。由于数据不准确，卫生部不知道要提供多少援助，购买多少药物，需要多少资金，需要什么技术。致使长期无法对河南问题做出科学决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003年，为援助河南，卫生部紧急购进5000人份的抗病毒药物，本指望能帮助河南解决部分问题。但后来发现，药物居然太多了，发不下去，没有那么多人用。其实卫生部不知道，下面根本就不愿意把药发下去，因为地方政府怕麻烦。2003年底，因为我到河南某地区上去了一趟。我问村医生发药了没有，他说没有。但我走后第二天，听说药就发下去了。后来才知道，地方官员误以为我是卫生部来暗访的，所以我走后的第二天就赶紧把药发了下去。如果不是这样，药恐怕还不会发下去。当时回来后，我电话问了很多村医生，他们告诉我其实只有重点村发了，其它村庄并没有发。
二：工作不作为：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可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以来形同虚设，没有进行实际工作。如河南南阳的镇平县，艾滋病疫情非常严重，但许多疫情仍然隐瞒，工作不作为。河南省沈丘县除了为小李庄建了一个村卫生所外，几乎什么工作都没有做，致使这个地区的艾滋病病人目前仍处于发病高峰，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并不停地到卫生部上访。2003年年底，曾经在我这里进修学习过的河南省某县防疫站的李某，怀着极大的热情准备在12月1日在县城搞一次艾滋病宣传活动，活动刚开始，便被县里领导勒令撤消，说什么艾滋病工作悄悄做就可以，哪需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并把李训斥`了一通。李某不得以，只能草草收场。
严重的不作为和隐瞒疫情，媒体的不断爆光，使卫生深知河南问题的严重性，倍感压力巨大。鉴于河南问题的严重性，2002年12月（SARS爆发前），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向全国人大就艾滋病防治情况汇报时说：“……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领导担心艾滋病会影响地区形象和经济发展，隐瞒或延缓疫情上报，甚至不开展宣传教育和疫情调查……”（原载《健康报》），2002年12月27日，第一版）足见当时卫生部对河南问题的担忧。
SARS结束后，国务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总理上任后，艾滋病问题成了目前最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解决，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河南问题。2003年12月，吴仪总理亲率卫生部官员，专家及相关人员奔赴河南，就河南艾滋病问题进行专门调研，解决问题。在去的路上，卫生部官员曾经提醒总理，说河南可能会欺骗你，吴总理说，我心中有数。到河南后，为了解真实情况，总理大量接见了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民间人士（包括高耀洁），艾滋病病人，与他们进行交谈，了解真实情况。进村，亲自与艾滋病面对交谈`。我的学生，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当时就是总理接见的人之一[图]。在总理接见时，他详细向总理坦诚了目前农村艾滋病防治的现状。在最后的总结会议上，总理严厉要求河南省必须认真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否则，中央可能对河南采取严厉措施，甚至是组织上的措施。
然而，总理走后，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河南省马上抛出38个艾滋病重点村，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又是打井，俨然一派艾滋病防治的繁荣景象。这些重点村的艾滋病患者当时确实有一定受益。但人们并不知道，在每个重点村周围，就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艾滋病村庄，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照样处于无医无药和无人管的地步。如河南省沈丘县，该县只报了一个小李庄作为重点村，建立了村室，修了柏油路，通上自来水。然而，在小李庄旁边的如胡桥、董营、红庙、大滩李等20-30个村庄，疫情非常严重，却基本没有人过问。郸城县的艾滋病重灾村冷庄也是如此，所有的病人都看着重点村刘老家村的病人享受各种待遇，而自己连一个村卫生室都没有，药发给病人后就没有人管，所有的患者都怨声载道。不得已，病人多次集体到卫生局找领导人论理，局领导说：“省里有文件规定，超过45个人的村庄才能算重点村“。村民说：我们已经超过45个人。过几天村民再去找局领导，领导便推脱说不知道此事。
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不仅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且由于表面假象而耽误了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一位艾滋病的村长哭着告诉说：我不会在这条柏油路上行走，因为他是用我们村民的尸体铺成的。最严重的是河南在误导全国人民，大家误以为河南只有38个艾滋病村。笔者经常给医院的同行讲，那里的艾滋病疫情很严重。可我的同事说，不就38个人村吗，能有多严重？可见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河南艾滋病的真相。
因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其它省市也有，有的省市的局部地区，其疫情也很严重，程度与河南差不多。如山西省，安徽省，湖北省的部分地区等。但与河南省不同的是，这些地方的领导都能正面看待这些问题。地方政府非常积极，主动到北京寻求援助，并主动把工作做好。如山西省夏县两年前主动与联合儿童基金会和中国艾滋病基金会合作，共同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山西省文喜县，多年来一直与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合作，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在国内农村地区成立了首家以关怀艾滋病的民间机构“温馨家园”，为全国农村艾滋病防治做出了示范作用。作者曾被邀请多次去山西省讲课，看到这里的病人和地方官员，大家总是配合一起做工作，情况与河南大不一样?
我们的政府不管在什么时候，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本身就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对待错误的态度。河南省就不一样，不仅最大限度的隐瞒疫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援助，不论是国际的或者国内的援助，一律拒绝。作者五年在河南巡诊医疗，多次遭到驱逐。有时候，为了不与他们发生冲突，只能夜晚去村里看病人。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好事，在这里长期便成了地下工作。当地官员还威胁村医生说，不要与张大夫联系，否则就要收拾你。今年六月，河南省卫生厅会同省艾滋病协会向河南省各地发文，要求驱逐作者在那里的医疗活动。消息传到我的学生那里，他们非常不满，河南某地村医生便与当地卫生局负责人理论，村医生说，张大夫为我们这里五年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能这样对他。最后，卫生局和防疫站负责人商议后干脆说，张大夫以后来了我们就假装没有看见。鉴于河南艾滋病疫情严重，无国界医生组织多次找河南省协商，希望能到河南帮助艾滋病病人做一些工作。但河南省总是“婉言”谢绝，到目前为止，无国界医生组织也不能进去。当然，还有很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慈善机构、媒体、都希望能为河南做一点工作，但结果都一样：拒之门外。
由于河南省在艾滋病的暧昧的态度，目前，卫生部的官员一听到河南艾滋病就头疼，直摇头，谁都觉得这件事难办，不愿意管河南的事。他们觉得不好管，管不了，当然也管不好。如2004年6月，为检查示范区的工作，卫生部派专家组到河南，检查了柘城，沈丘，新蔡的艾滋病临床救治工作。这时我正好也在小李庄巡诊医疗，当时我看到的真实情况是这里的救治工作非常糟糕，药物使用非常混乱，病人仍在死亡，村民对地方官员的工作非常不满。但小李庄为应付检查，事先做病人的工作，让病人只说好的一面，不要说坏的一面。最后使卫生专家组得出错误结论，认为沈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较好，要求最后检查的实际上工作较好的新蔡县向沈丘县学习。当检查组刚离开不久，20多个村民便来到北京卫生部上访，反应村里艾滋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三、河南艾滋病，我们的国家灾难
1999年，着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艾滋病首席专家曾毅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呼吁“艾滋病将造成国家灾难”。没有想到，他的话很快就不幸被言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将要为这场灾难付出高昂的代价。它将造成上百万的青壮年因此失去了劳动力，数十万人死亡，数以十万计的艾滋病儿童和艾滋病孤儿。
然而，最大的灾难是我们目前仍不愿意正面面对这个现实。在该报告快要结束时，传来河南“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区，10%的献血员感染率，”，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人们都不相信在河南仅有2.5万感染者。如果真实这样，那我们的操心原本就是多余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可以看出：
l “2.5万感染者”：河南只有2.5万感染者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作者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可以看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一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象上蔡这样的县有很多，如新蔡县、确山县、沈丘县、项城县、尉氏县、镇平县、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
l “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区”：河南省有近1亿人口，假如只有2万五千感染者，人群感染率为万分之三，这毫无疑问就是“低流行地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一年前我们全国报告约有100万感染者，那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为千分之一。又如北京市一年前检测出艾滋病患者约400人左右，北京市自己估计有两万人左右，北京有1500万人口，人群`感染率也在千分之一左右。河南省报告的同时，四川省也同时公布四川有感染者约6万左右，占四川人口也在千分之一左右。若果河南省人群感染率为万分之三，与全国和其他兄弟省市相比，当然就是“低流行地区“了。真是这样吗？很显然河南省在向全国人民撒谎，道理非常简单，如此多的大量献血人群的存在，大面积的HIV播散，就不可能是“低流行地区”。我们且不说河南省是高流行地区，就算与全国的千分之一感染率持平，也有10万左右感染者。还不用说，河南省本身就是艾滋病高流行地区。
l “10%的献血员感染率”：前面我们说过河南省当时存在单采血和单采浆两种情况，与单采浆相比，单采血人数数量较少。因为全血用途有限，主要是医疗机构临床输血。而单采浆由于能提供蛋白等血液制品，用处广泛，也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前面说过，单采血由于没有血球回输，危险性较小，HIV感染率在献血员中为10%左右。而单采浆由于有血球回输，HIV感染率非常高，从现有河南已检测的资料的调查显示，最高为51.6%，最低为18.6%左右，平均为31%。即使把单采浆和单采血人的人混合在一起计算，感染率也应该在20%左右。
1997年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郑锡文等在河南某村调查结果为：单采浆为18.2%,单采血为11.1%；1999年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颜江瑛，郑锡文等在我国中部某村的调查结果：单献血人员中HIV感染率为9.1%，单采浆为25.9%。（国家“九五”医学科技公关课题，原载《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一期和第四期）
因此，河南肯定是把单采血的感染率说成是全部感染率，而大部分的献血人员是单采浆，不是单采血。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感染者，准确估计非常困难。作者五年不断在论证这个数据，总有变化。但基本估计应该在30万左右，假如按30万感染者计算，有20%左右的人已经死于艾滋病，也就是说，河南目前因艾滋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
灾难1：超过6万人已经死亡，留下巨大的社会隐患，许多家庭变成单亲家庭，隔代家庭。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图]。
灾难2：几十万的青壮年失去劳动力：由于感染HIV的人群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人，是农村体力劳动的骨干。而今，他们都将失去劳动力，需要国家的长期救助。国家将为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灾难3：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就救助：目前，我们已经有大量的孤儿需要就助。河南到底目前有多少艾滋病孤儿，很难估算清楚，者比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估计更为困难。河南一般家庭都有2-3个小孩，假如以一个艾滋病患者对应一个孤儿，目前已死亡6万人左右，即可能有6万左右的孤儿。河南郸城刘老家大刘守让四兄弟八口人都参与卖血,目前除了本人和其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六口人已全部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除一女儿已出嫁外）。[图]。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爱人死亡，儿子和儿媳妇均已死亡，现在一个老人带3个孤儿，典型的隔代家庭。
河南艾滋病孤儿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1）艾滋病孤儿：即父母双亡；2）准孤儿现象：父母一方已死亡；一方仍健在；3）潜在的孤儿：即父母都健在，但有一方或双方是艾滋病感染者；4）艾滋病儿童：指感染HIV的儿童。
目前急需要解决的是艾滋病孤儿和艾滋病儿童这两类儿童。艾滋病孤儿系父母双亡，应尽快解决收养问题。感染HIV的儿童，一般应该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经过8-10后，目前均已进入发病高峰期，应立即解决治疗问题。但儿童的抗病毒治疗谈何容易，既无技术，又无药品。目前连成人的抗病毒治疗都难以规范和开展，儿童就`更难。尤其是缺乏技术，作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目前在农村地区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对成人疗效较差，但对儿童似乎疗效较好。因此，如果给予适当的技术支持，就可以帮助解决儿童在农村的治疗问题。
对于准孤儿现象和潜在的孤儿，目前若能进行抗病毒治疗后，可以很大程度延缓父母的生命，应鼓励他们自己抚养孩子长大。一般来讲，母亲在健在时比父亲健在更应该继续抚养孩子，抚养效果更好。
灾难4：庞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尚无法准确估计河南艾滋病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简单估计一下便可以知道。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在2001年的《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提示：由于劳动力损失而减少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一个艾滋病患者一身的总经济损失量约为13万元。在没有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下，每年每人需要平均医疗总费用为17518元。
河南的损失如何呢，目前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由于抗病毒治疗后，机会性感染将会减少，直接医疗费用变为抗病毒治疗的费用、部分检测、机会性感染治疗和对症治疗的费用。我们以每个病人在进行抗病毒治疗后能平均存活五年左右作为计算依据。
l 抗病毒治疗：目前每年每人的抗病毒治疗需6000元左右。每人五年总费用为3万元；
l 对症治疗费用和机会性感染费用：以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较早的上蔡为例，目前控制较好的上蔡郭屯，每月每个病人需要药物费用在30-50元左右（月总费用5000左右），但控制较差的程老村，每人每月需要药物费用为200元（月总费用6-10万），若平均每月需要100元计算，则五年每人需要约6000元左右，最后患者死亡的治疗费用约需要1万元。加上需要检测的费用，总共每人的消耗在2万余元左右（这还需要在抗病毒治疗控制较好的情况下）。
l 生活补贴：如果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补贴200元计算，故每个患者五年内需要直接生活补贴约1万元。
故一个艾滋病病人一身由于直接经济损失总量将超过19万元。再加上国家大量的防治经费的投入、人员培训、医疗设备的投入、大量人力的投入，社会恐慌等因素，大量的孤儿和老人需要赡养。把这些加在一起，故目前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将给国家造成超过至少1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由于继续传播带来的间接损失就更多而无法估计。
以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样本村文楼村为例，从2001年开始实行全部免费治疗以来，仅机会性感染的治疗，每月花费在20-30万左右，两年仅控制机会性感染就花费500万左右，加之国家给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生活救助、“七个一工程”及病人、孤儿等的补贴，总消耗已经超过两千万元人民币（这里还不包括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目前在38个重点村的不完全调查，“七个一工程”包括病人的救助在内，平均每个村的投入已经100-200万元左右，如果每个村都按这个标准进行工作，国家的直接资金投入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值。
庞大的经济支出已经是河南省不堪重负，而且随着全面防治工作的开展，资金投入将会越来越大，单凭河南省已经无力单独应对如此庞大的疫情。河南的经济在近20-30年之内大踏步的后退，并将被如此严重艾滋病疫情彻底拖垮。
四、现实问题
1．农村抗病毒治疗、先天不足
2003年，中央承诺给予河南艾滋病患者免费抗病毒治疗，并于七月份左右将药品发到了部分病人手中。由于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从3月到8月，我一直没有去河南。8月下旬，陆续有河南的患者带着抗病毒药物`到北京找我，说药不能吃，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吃，他们说吃药后腹涨、头痛、腹泻等，不能坚持，并告诉我说他们有很多人都不吃药。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一些村医生，结果如病人所说的一样，并告诉我说目前他们也没有办法。9月，10月及春节后的2004年3月，我陆续去了柘城、睢县、尉氏、新蔡、商水、南阳等地，对抗病毒治疗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统计图]，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该服用药物的停止服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坚持服用。并有许多病人出现严重贫血，肝损害，严重的皮疹[多幅图]。河南郸城县冷庄刘某，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后，出现严重的药物过敏-剥脱性皮炎，但由于缺乏合理处理，病人在床上已经躺了4个月，仍然无法恢复[图]。
造成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由于河南省对疫情的长期隐瞒，没有进行过艾滋病临床治疗的能力上的准备，对大面积开展抗病毒治疗准备不足。真开始进行治疗时，出现问题和根本无人能够应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其原因在于基层防疫站人员不知道该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他们误以为这是政府发放的福利，每人一分，发完药后就不管了。至于什么人该用，什么人不该用，用后有什么问题全不管。某防疫站工作人员提出的口号是：想活命吗，就服用药物吧。许多农民艾滋病患者误以为此要用上后，艾滋病就会好了，所以都服用，致使许多CD4+细胞在400或500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也在服用药物（实际上只有CD4+细胞在200左右的患者服药比较适宜）。而许多CD4+细胞较低的患者确由于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作者到某县，其县领导告诉病人说“药都发给你了，还需要什么”。意思是说只要有药，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当然，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知识外，农民缺乏教育和基层技术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大多农民此前并没有接受过抗病毒治疗教育，一方面农民误认为服用ARV后病就好了，人人都用；另外一方面当有轻微的副作用时，就退出治疗；更有甚者自己减量服用和断断续续服用。同时当患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时，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有的已出现严重肝功能损害和严重贫血时，还在继续服药，使少数病人死于严重的肝坏死和严重贫血。当然，客观上讲，药物方案欠妥，副作用确实较大，也是造成病人推出的主要原因。目前这两种组合方案疗效较差，副作用较大，有10%的患者肯定不能坚持服用。但我们高兴的看到，中央政府正在不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国家已经决定为这些患者提供治疗艾滋病大骨干药物：拉米夫定，制定以拉米夫定为主的治疗方案，可望解决这些问题。但薄弱技术力量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农村抗病毒治疗，任重而道远。
但作者调查发现，也不乏有工作做的非常好的村庄，河南省上蔡郭屯在以吴中仁为首的村医生负责任的工作下，从去年发放免费药物以来，就没有病人死亡。病人情绪稳定。他们送药到患者手中的做法，已经开始在河南省推广。艾滋病救助工作的好坏，病人死亡率下降是直接依据。另外一些如村新蔡县东湖村，尉氏的水黄村和屈楼村，今年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病人情绪基本稳定。
然而像沈丘的小李庄和郸城的冷庄，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居然高达10%左右。尤其是小李庄，作为省38个重点村，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病人的救治工作，情况依然非常糟糕。仅今年6-8月就有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一例死于严重肝坏死，一例死于严重贫血），病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
为帮助河南部分地区克服抗病毒治疗的困难，作者2004年3月在从河南调研回来后，4月份，在澳大利亚国际艾滋病组织的支持下（AFAO），作者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村医生的培训班，来自河南省柘城、睢县、尉氏、沈丘、新蔡、上蔡、南阳、临颖的近30位村医生参加了培训[图]。在这次培训中，作者就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的问题与村医生进行了广泛交流，并针对目前的问题请专家进行了认真讲解。同时，作者还印制了6000册“农村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教育手册”和“农村村医生实用治疗手册”[图]，到农村广泛发放，并给村里的艾滋病病人讲课。在后来小李庄的巡诊中，应村民的要求，作者给村里的艾滋病患者讲了一堂课[图]，题目为如何正确使用抗病毒药物，听完课后，许多村民告诉我说，“张大夫，你将的与防疫站医生讲的怎么不一样呢？”。那我说，那你就听我的吧。以后在村里的时候，病人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张大夫，我的药管不管吃（能不能吃）“，有时后，我也很难回答，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患者目前的免疫状况。高兴的是，目前已经大部分地区有了流式细胞记数仪，可以帮助判断病人是否可以服用。
客观上讲，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起步较晚，许多东西还准备不足，目前的农村抗病毒治疗犹如“在一个沙滩上要建一个大楼”。但问题又确实紧急，我们甚至连打“地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病人在不断的死亡，需要“救火”。虽然农村抗病毒治疗存在一大堆的问题，但我们也看见，在局部推广抗病毒治疗的地区，病人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治疗后，病人的死亡率已经从高峰的2002年的5.67%下降到2003年的3.97%，今年截止8月底统计病死率仅为1.91%。但在抗病毒治疗使用不好的?胤剑?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如小李庄，截至8月底，今年已经死亡超过10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中医药，农村艾滋病患者的期待
祖国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长期的医学实践证明，祖国医学在治疗各种凝难杂症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因此，我们相信，在艾滋病治疗方面，传统中医药也一定能发挥其独特作用。多年来，我国学者在中医治疗艾滋病方面进行不尽的探索，并做了大量工作。中医基础研究部门率先在国内就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对我国现有的植物药物资源进行了大面积筛选，从中发现许多对HIV有抑制作用和在改善免疫方面有独特作用的植物药，为以后的艾滋病临床治疗提供了物质和理论的基础。
但我们看到，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我国农村的推广应用一直比较迟缓，到目前为止，仍无大的进展。广大农民患者非常喜欢副作用较小又实用的中药治疗，而对副作用较大的西药抵触情绪较大。如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病人，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药物后，目前有20%的人在服用抗病毒药物，80%的人在服用中药，但患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今年该村只有两名患者死亡。当然，到目前为止作者并不知道该药物的组方和功用。
由于农村没有正规化的中医治疗，“游医”便在这个地方泛滥成灾。各种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在农村大行其道。一名“游医”在河南省小李庄说能治疗艾滋病，让病人在一个非常肮脏的大缸中长期洗澡，说能治疗艾滋病[图]。这些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不仅不会治疗艾滋病，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延误了患者的治疗。就其原因，因为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在这里为患者服务，才使他们大量的相信了这些“游医”。
由于农村艾滋病目前太依靠西医治疗，而技术和力量的准备又不足，加之患者对药物抵触情绪较大。因此，短时间我们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尽快推广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目前的不足。祖国医学历史悠久，人才充足，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目前在艾滋病防治中，我们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简单的西药治疗上，国外相比，我们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自己的资源，更多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中医药应尽快走下去，为广大的农民患者服务。
80年代至今，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派出多支中医医疗队，帮助非洲人民治疗艾滋病，这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受到非洲人民的广泛赞誉。许多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在治疗后，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生命得到延长。然而，当今天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灾难时，很长时间我们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医疗队到河南去进行援助，我们到底怎么了？难道我们自己不需要援助？恰恰相反，我们自己的人民更需要援助！
大规模推广中医药在农村的应用，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西药的投放量，节省大量的国家资源。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因药物副作用和检测带来的医疗费用浪费。同时可以为西医治疗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延缓可能由于大规模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大规模药物抵抗（耐药）。
中医治疗，在农村大有作为！
3．村医生，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希望
虽然在河南的艾滋病防治有很多困难，有许多障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有许多有生力量──村医生。他们将可能维系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微弱基础。2004年5月，作者在河南巡诊医疗时，在上蔡郭屯的诊所遇到刚从河南医科大学医学专科毕业到这里的一位年轻的村医生张贵阳。我问他，“为什么要到村里的诊所来进行艾滋病工作？”。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国家灾难”。这话能从一个村医生的口中说出，让我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正是有这么一批好的村医生，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工作，支撑起河南农村艾滋病防治的脊梁。
沈丘县董营村董振功医生告诉我，60年代河南省曾经流行疟疾，在进行疟疾的防治时，村医生的口号是“发药到手，服药到口，不服不走，吐了再补”，足见当时村医生对疾病防治的责任心。为了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董医生曾多次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能改善村室条件，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良好的愿望仍然只停留在报告上[图]，村室改善仍遥遥无期。河南南阳十里铺村的王龙霄大夫[图]，2000年在北京接受培训后，回去后进行了广泛的艾滋病宣传，五年中，他关掉自己的诊所，只看艾滋病病人，他不但自己印制艾滋病宣传手册，还在自己家中开办艾滋病热线，义务为村民进行艾滋病咨询服务，在当时，所有远近的村民都知道南阳有这么一个医生会看“卖血的病（艾滋病）。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夫妇[图]，为艾滋病工作，每天几乎只睡两到三个小时，几乎是夜以继日的工作。屈楼村的韩刘生医生，将自己的儿子培训成艾滋病专业医生，一直专门为艾滋病病人服务；河南上蔡县郭屯的吴中仁大夫，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并没有只顾自己，一直坚持在诊所为村民服务，其卓越的工作已经是该村的艾滋病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临颖县瓦店乡的彭建福医生、晁丙辛医生、张付超医生等[图]，他们都在为艾滋病防治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是有这么一批有责任心的村医生，支撑着我们农村庞大而又繁重的基层传染病防治工作。然而，他们的报酬和条件确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还必须坚持下地种田，有的村医生诊所条件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收入入不敷出等等。在作者接触的无数村医生中，大多村医生都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但部分村医生怕看艾滋病其他病人不来就诊，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在正在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村医生，由于队伍不稳定，自己也有一定担心。
然而有的地方确在做着打压村医生的工作。为了艾滋病的治疗，河南省上蔡县程老村医生赵平福和本村的其他四个村医生，2002年主动合作，自愿将自己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为艾滋病服务。然而新的村室建立后，来了大批医疗队，将其中四个村医生赶走，只留下赵医生一个人。但由于医疗队对该村不熟悉，还得靠村医生，故大部分工作仍放在赵医生身上。目前，赵也辞职不干。小李庄村医生李忠祥，是一位业务能力较强，有责任感的村医生，2003年在村卫生所工作期间，他发现卫生所采购的阿莫西林是假药，出于责任心，他迅速向村支书揭露此事。然而，他的正义行为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卫生室开除。
目前，在一些地方由医疗队替代村医生的做法不宜提倡，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从长远持续地发展，必须依靠村医生。一些下派医疗队由于业务不熟悉，对村民不熟悉，很多属于短期工作，工作并不安心，并不利于目前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下派医生只能帮助村医生工作，决不能喧宾夺主，替代村医生的工作。
在河南，许多村医生对目前的“五个一工程”和“七个一工程”很有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这样浪费太大，并没有必要，政府应该把钱花在紧要之处。他们认为，一般村室只要能整修一下，可以进行工作就可以，重点是加强村医生培训，提高村医生的能力，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尤其是要加强村村医生的责任心方面下工夫。
大多数重点村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工作量太大，待遇太低，以程老村为例，最多每天输液多达70-80人，最少也有50人左右，每天早晚还要送药到患者手中[图]，而且没有周六与周日。而且经常因为病人不理解而承受无尽的委屈。然而，目前每月工资只有五百元左右。许多乡村医生都认为，这样的待遇他们迟早会放弃目前的工作而离开诊所。
河南省南阳村医生王龙宵在一封致市委李书记的信中坦诚目前村医生的苦衷，王医生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他们有责任帮助国家做好基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么多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就目前的处境和待遇，使他们很难坚持工作。并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的苦处。
同时,上蔡郭屯的吴医生认为,对于工作干的好的村卫生所医生,应适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如他们目前的努力工作,使政府每月投入的药物费用仅在一3000-5000余元左右.仅为其它村庄的1/4到1/5,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但他也坦承，目前的努力工作，退休之后怎么办？后顾之忧无法解决。
虽然有这么多的苦衷。然而，五年中，作者与许多村医生接触中，让作者感到吃惊的是，与在目前城市中大多医务人员还对艾滋病歧视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村医生歧视艾滋病病人。几乎所有的村医生都表示，只要政府支持，他们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即使停下目前的工作也在所不惜。这些村医生，有?还汕苛业脑鹑胃校?一些村医生在向我谈起村里的艾滋病病时，泪流满面，他们在为看到自己的村民死亡而不能予以救助感到内疚?
50-70年代，我国合作医疗制度为我国基层培养了一大批有责任心的村级医生，随着80年代后大改革开放，合作医疗受到冲击，村卫生工作受到冲击，农村卫生防疫事业处于瘫痪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批有生力量还在，只要政府愿意扶持他们，他们仍将能为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提供有力的保障。村级医生是我国农村传染病防治的基石，政府应该在各方给予他们以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之忧，加强培训，相信这支力量，一定能像50-70年代一样，支撑起农村传染病防治的脊梁。河南省冷庄的刘医生告诉我说，目前这些村医生若能够组织起来，力量将十分庞大，他们的力量足以改变目前艾滋病防治的不利局面。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城市中医务人员，大多都忙于考学位，晋升职称，已没有人愿意到农村去为艾滋病病人服务，医生的道德素质正在全面下降，大多数对艾滋病仍然有恐惧甚至歧视。目前，以我所接触到的城市里的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在河南这里发生了什么，甚至是艾滋病专业人员对这里的情况也了解甚少。五年中，我多次去河南，但我发现在这种大面积的灾难面前，几乎没有从城市来的医生愿意在那里服务，大量的医务人员对这里的情况采取冷眼观望的心态。
五年来，作者跑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并利用一些项目的支持，在北京免费帮助河南培训了近100人次的村医生，许多村医生目前已成为这些地区艾滋病防治的骨干力量。然而，这些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医院的承认，还长期遭到打压。2004年3月，作者向医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到河南去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帮助那里的艾滋病患者和村医生。医院不但不批准我的请求，后来还扣掉我的津贴，工资，停止了我的职称晋升，并扬言如果再去，就要开除我。作为国家的大型传染病医院都是这样，我们还能期望普通医生做些什么呢。
作为传染病医生，当国家遭受传染病灾难事件时，我们应当冲刺到最前线，到那里去为人民的健康服务，60-70年代，老一辈传染病专家经常下到基层为基层人民健康服务，而今天，面对自己人民遭受灾难，我们`的医生正在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视之，我们应该反思我们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80-9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的人民服务，受到了非洲人民的欢迎，而今天到我们自己的人民在遭受艾滋病折磨时，确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虽然目前只有作者一个医生在这里奋斗，但作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会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
感谢：
感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医学系俞志远博士为该文章提供的部分资料查询，感谢河南部分村医生和艾滋病患者为该文章提供的协作调查，他们的工作对该报告的形成具有同样贡献。特别致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中英艾滋病合作项目（UK）、澳大利亚联邦国际艾滋病组织（AFAO）在2000-2004年间为该调查工作提供的直接或间接资金支持。
更多信息请联系：张可医生通信地址：北京佑安医院，100054；Email： zhaky@263.net ；电话：13910075002
胡佳专稿：关于《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的说明
在中国的艾滋病一线治疗领域，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医生是颇具有代表性的医务工作者之一。不论是他在北京临床一线接触来自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还是他因为工作调研的需要主动下乡村，或者应感染者群体的请求前往河南指导用药，张医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艾滋病临床经验，以及对河南艾滋病成因、发展、冲突、现状和解决之道的讯息与思考。
受张可医生委托，今日发布这份《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作为张可医生用五年光阴的心血阐明的观点，这份河南艾滋病报告函盖了大量的事实。与其说是手写的不如说是用脚走出来。报告发掘了很多历史转折的关键点，比如王淑平女士的工作对河南艾滋病问题发现产生过最重要作用之一，张可医生给予了详细描述。加上大家对高耀洁医生的了解，揭开河南艾滋病血痂的两位关键女性及她们的历史地位就非常清晰了。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女性与艾滋病，我们可以回首多年以前两位女性对破解河南艾滋病危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作为世界级的人道灾难，河南的血液制品产业源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各地的粗放的部门创收风潮。尽管历史上河南曾经有一些传统的供血村庄，但后来政府尤其是卫生部门和军方主导开办血站百倍于前。并且省地市县各级发动各种行政资源宣传和鼓动老百姓卖血。“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的号召不绝于耳。同时各类苛捐杂税水涨船高，暴力征税成为“合情合理”的收缴方式，老百姓从完成政府赋税的压力，到改善生活的朴实需要出发，从15到60岁的男女老幼参加卖血，为了能多有机会抽血大家还流动卖血。河南父老乡亲成了部门创收和贪官污吏们的发财机器。而十年之后的今天，留下了是广受歧视的感染者，床榻上在病魔煎熬下呻吟的病人，因病致贫的绝望家庭，撒手人寰的百姓，天地间一座座老冢新坟，无依无靠的孤儿孤老……。后人要花十倍百倍的资源和一代人的时间来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遗留的问题。
虽然中央政府自从去年SARS之后有许多建设性的政策出台，并且空前的资源开始投注在艾滋病领域，但一来依然杯水车薪，二来监管脱节。受体制问题所限，在没有新闻自由及强大民间力量形成监督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信息多也只能来自于基层官方。而素来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政府官员，为了官位和前途也多是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并且河南的地方政府在宣扬政绩搞形象工程方面有了更加长足的“进步”，宣传的效果与实际存在的问题之间有天壤之别。自从2004年2月18日河南省政府大搞所谓38个艾滋病重点村，公众逐步认为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仅限于这13个县的38个行政村。今年海内外媒体，也包括中央政府都得到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大有改观的印象，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世界艾滋病日之际于CCTV公开声称河南的艾滋病现状大有起色，似乎老百姓的生存和治疗问题都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我们不知道高部长是真正被河南官方欺瞒，还是受制于体制而有意粉饰太平。近日我曾与高部长相隔几米，却无法拿着真实的证据与前后呼应的卫生部门高官沟通真实情况。其实我只需要举最近的例子，因为就在面对高强部长的前一天，我还在上蔡县的考察。仅仅在10月份，在“有世界级影响的艾滋病示范村”--上蔡县的文楼村，就有12名艾滋病人故去，有10天连续去世8人的纪录，一种肃杀的气氛笼罩这个村庄。冬季来临，病人开始面临四季中最严峻的挑战，到明年春节来临的时候，又会有很多家庭贴起绿春联，这意味着刚刚有人逝去。文楼村尚且如此，而那些没有文楼村这般明星地位的村庄，那些河南90%以上还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村，感染者和病人仍然在自生自灭的状态。那些国家供应的抗病毒药物，因为毒副作用剧烈，被垂危的病人扔到了厕所里。一方面在河南乃至在整个中国很多病人因为资源有限还得不到抗病毒药物，另一方面在所谓重点示范区因为没有医生的指导及药物毒副作用，大量抗病毒药物被闲置甚至浪费。而与此??时，省市县各级政府围绕艾滋病领域新的部门资源争夺和腐败也在滋长蔓延，各种“吃艾滋病饭”的利益群体纷纷出现。
诚然，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上，我们和张可医生还存在一些探讨乃至争议的方面。比如在河南感染者的数量上，基于河南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地少人多，上亿的百姓多数是贫苦农民，仅南阳、信阳、周口、开封、驻马店、商丘六大艾滋病重点地区有超过二、三百万人参与卖血，所以按感染率30%计，我们依然认为河南感染者是百万之众，这并非危言耸听；再比如在官员的问责上，我们认同宽容，认同以人为本，但我们也依然坚持当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和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及现在仍在任的副厅长刘学州等几名罪魁祸首必须要接受审计并受到法律的惩处，否则河南数以万计健康权惨遭侵害、生命权被无情剥夺的父老乡亲难以接受。这段公共卫生上的惨痛历史也无法真正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引以为戒的教训。或许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但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我们仍然坚持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交代。这也是为了那些九泉之下难以瞑目的百姓。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当全球注意力在艾滋病本身及其所引发的政治、社会、人权问题时，适时推出这份报告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引发大家对解决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思考。
胡佳
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
www.aids-care.org
86-10-51661320
今年海内外媒体，也包括中央政府都得到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大有改观的印象，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世界艾滋病日之际于CCTV公开声称河南的艾滋病现状大有起色，似乎老百姓的生存和治疗问题都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我们不知道高部长是真正被河南官方欺瞒，还是受制于体制而有意粉饰太平。近日我曾与高部长相隔几米，却无法拿着真实的证据与前后呼应的卫生部门高官沟通真实情况。其实我只需要举最近的例子，因为就在面对高强部长的前一天，我还在上蔡县的考察。仅仅在10月份，在“有世界级影响的艾滋病示范村”--上蔡县的文楼村，就有12名艾滋病人故去，有10天连续去世8人的纪录，一种肃杀的气氛笼罩这个村庄。冬季来临，病人开始面临四季中最严峻的挑战，到明年春节来临的时候，又会有很多家庭贴起绿春联，这意味着刚刚有人逝去。文楼村尚且如此，而那些没有文楼村这般明星地位的村庄，那些河南90%以上还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村，感染者和病人仍然在自生自灭的状态。那些国家供应的抗病毒药物，因为毒副作用剧烈，被垂危的病人扔到了厕所里。一方面在河南乃至在整个中国很多病人因为资源有限还得不到抗病毒药物，另一方面在所谓重点示范区因为没有医生的指导及药物毒副作用，大量抗病毒药物被闲置甚至浪费。而与此??时，省市县各级政府围绕艾滋病领域新的部门资源争夺和腐败也在滋长蔓延，各种“吃艾滋病饭”的利益群体纷纷出现。
诚然，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上，我们和张可医生还存在一些探讨乃至争议的方面。比如在河南感染者的数量上，基于河南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地少人多，上亿的百姓多数是贫苦农民，仅南阳、信阳、周口、开封、驻马店、商丘六大艾滋病重点地区有超过二、三百万人参与卖血，所以按感染率30%计，我们依然认为河南感染者是百万之众，这并非危言耸听；再比如在官员的问责上，我们认同宽容，认同以人为本，但我们也依然坚持当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和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及现在仍在任的副厅长刘学州等几名罪魁祸首必须要接受审计并受到法律的惩处，否则河南数以万计健康权惨遭侵害、生命权被无情剥夺的父老乡亲难以接受。这段公共卫生上的惨痛历史也无法真正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引以为戒的教训。或许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但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我们仍然坚持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交代。这也是为了那些九泉之下难以瞑目的百姓。
河南艾滋病事件的总根子
今年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了著名的“艾滋村”——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
据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的一位同志讲，在去“艾滋村”的头天晚上，殷大奎副部长在驻马店向陪同的省、市、县官员们指出：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不同于云南、广东等省。中央决定让我们来河南，是因为河南省的艾滋病流行完全属政府行为,责任在政府。他还说：我从医一辈子，在卫生部门多个台阶都干过，体会最深的就是出了问题不能捂，越捂越糟糕。殷大奎副部长这番话不仅指明了河南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和责任，而且还说明河南目前在捂艾滋病的盖子，同时也是对河南艾滋病历史的真实写照。
卫生部一位资历较深的官员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卫生部就与国家物价局共同颁发了《关于加强输血管理的若干规定》，并多次强调血源要实行“三统一”（统一采血、统一供血、统一管理），1993年3月前后，卫生部还以部长令的形式再次向全国发布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对血源、采供血管理，乃至血站操作规程、质量标准、供血者检查标准等都做出了具体规范。当时别的省、市都忙于进一步规范血源“三统一”，可河南却不一样。
1992年春夏至交，攀上卫生厅一把手宝座的刘全喜，急于创造“改革创收”措施的他一上台就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利用卫生厅审批办血站、单采浆站的权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靠血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要血浆，把红血球分离出来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买给制药公司。 开封、周口首先积极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刘全喜亲自到会讲话、给予表扬和打气壮胆。全省躁动了，由于当时的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经济状况有些紧张，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看到省里鼓动这个创收项目，立即闻腥而动，齐刷刷地办起了创收血站，乡村血站建成了。武警、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3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仅驻马店（“艾滋村”的所在市）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省卫生厅批准的。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抽吸老实巴交愚昧的农民血液去弥补他们“钱欲”的亏空。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文楼艾滋病人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身上抽出800毫升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毫升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毫升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臂是化肥（尿素），这个胳臂是磷肥。” 在河南省卫生厅工作过大半辈子的两位老干部，对刘全喜在全省大办血站、单采浆站的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一是为了创政绩，二是为了自己捞钱。” 刘全喜不仅是办血站的领导者和倡导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漯河市卫生局一位“要员”反映：刘全喜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20多万元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6个采血点，每年创收高达数百万元。
1995年2月27日，国家卫生部紧急下发了“关于坚强血液管理的通知”，随后不久，河南省统一部署对全省的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并对血头、血霸实施有力打击。就在这种情况下，刘氏血站仍我行我素，继续发着“血财”。据亲身经历过的一位官员吐露，1996年，分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李志斌带领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晖及省公安厅的领导等一行，专程赶往西华县抓捕“血头”，行动十分保密，唯有当“血头”的刘全喜妹夫驾救护车逃离现场。原因是随队的与刘全喜同乡的省卫生厅疾控处长张更荣通风报信。 1999年7月12日晚上，郑州警方在郑州通往开封的途中抓到一伙转移血浆的血贩子，一辆车号为豫K-T3055的红色松花江面包车被查扣，车上是未经检测、已经长期污染的194袋非法采集的原料。当记者闻讯赶到时，一位警官告诉记者说：昨晚这几个人开车全跑了。真的是跑了吗？后经密访，一位警官悄悄告诉：是一位省公安厅的“要员”打电话叫秘密放人。这伙血贩子共4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就是刘全喜的妹妹。记者立即来到血贩子曾经盘踞的窝点，已经是人去楼空。转移速度之快不是一般蟊贼能够办到的。记者再次赶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警察告诉说：没有来得及审讯，他们就都跑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此事后被《郑州晚报》披露。刘氏血站的所作所为在同道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得河南省地下非法采集血浆屡禁不止。
前不久，卫生部传出惊人的信息，新疆有3-5吨血浆被HIV病毒污染，提供血源的是河南人，组织者也是河南人，这些河南人中有的是卖血者，有的是过去的血站站长，还有的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如果这3-5吨血浆未被查出而用于人体，它带来的危害不亚于一次相当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消息传来，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拍案而起，怒斥这是天下第一案。 一个人犯了罪或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或一意孤行，刘全喜就是这样。据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说：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或HIV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艾滋病毒，原浆就采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检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但这位专家的腿都吓软了，他希望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 如果以上疫情报告不能使刘全喜确信的话，那么，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该是认定无疑了吧！1994年，他亲自率团两次飞抵美国、与美国百特公司谈判，要求该公司在河南投资建厂加工血液制品，但最后没有办成，其原因是因为河南省送给美国百特公司的15份血清样本中发现了3份带有HIV病毒，其阳性率达到30%，美国百特公司拒绝了与河南省卫生厅的合作。
河南省血源管理失控，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一个有着医疗专业本科学历、有着大医院科主任、副院长、院长、河医大副校长资历的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来说，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刘全喜害怕自己承担责任和暴露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子、欺上瞒下、说假话、拖延战术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这是一个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血浆后面藏有腐败怕自我暴露的行为。自95，96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引起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人士警惕和关注的焦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当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他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滋病是有5-10年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住吗？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幸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进入2000年后它开始兑现了：据专家介绍，河南目前有50—70万艾滋病病人或病毒携带者，主要集中在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等市，且呈灶型分布，出现了几十个艾滋病村。上蔡县卫生局一位官员说：上蔡县不只一个文楼村，还有后阳村、南大吴村等12个村。另外据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说：新蔡县西河村、沈丘尹庄村、大滩村、后李庄、和尚庄、西华县龙池头村、喜岗村、柘城县双庙村、尉氏县屈楼等十几个村也非常严重。 在河南艾滋病如此严重的今天，刘全喜还在做着发财梦。据河南省卫生系统部分医务人员反映：前段时间，河南省卫生厅做出决定：对全省卫生系统人员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并进行考试，每人交培训考务费40元（下发有文件）。河南卫生系统目前至少有30万人，每人40元，就是1200万元。那么请问：收费依据是什么？收费标准是否经过省有关部门审批？收的钱都干什么了？
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象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河南大地在经受着一场艾滋病的浩劫，50多万HIV感染者正在按照潜伏期的图线谱涌向地府，该走的走了，没有走的，正在挣扎着、呻吟着，静静的等待死神的召唤。他们都是因采供血走上了绝路，据专家预测，河南省在近十年内将有几十万艾滋病病人离开人世，个别村庄将从地球上消失，这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
中国“艾滋病”处于大爆炸的前夕
红丝带－关心艾滋病患者的象征
“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新苏黎世报报道说，恰恰清华和北大两所中国名牌大学抵制分发安全套的活动。
这两所学校认为，发放安全套会误导学生，应该引导青年学生不要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该报接着报道了中国的艾滋病疫情：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有84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24万人已死于艾滋病，但这些数字不仅已经过时，而且经过修饰。国际观察家认为，仅中原河南一省就有一百万人受了感染。多年前，商人肆无忌惮地在那里购买农民的血液，以此生产血浆、投放市场、获取利润。而这一切往往都是用污染的针头进行的，结果是河南一个个村庄都染上了艾滋病毒，孤儿院中有无数艾滋孤儿，他们的血液测试也呈现阳性。
其它省份也有艾滋病毒扩散的报道。陕西省病毒测试为阳性的人和艾滋病患者人数急剧上升，全省十个专区都有艾滋病例。当地负责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陈佑模说，中国仍然没有遏制艾滋病的法律框架，中国处于紧要关头，病情正在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扩散。”
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是中国首都著名的“黄”泛区，但朝阳区也成了防治艾滋病的模范区，因为三里屯不仅有北京第一台安全套自动售货机，而且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干部们最近还亲自到男女青年出没的俱乐部发放安全套和宣传材料。日报在报道这些活动后写道：
“要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场多好啊！每隔几年，他总要在北京谈谈中国不断增加的艾滋病危险，但第二天中国的报纸总是只字不提。现在，三里屯大街上的安全套广告上，安南在微笑，其它一些招贴画展示的是安南今年九月参观朝阳区艾滋病预防中心的情景。
中国曾长期把艾滋病视为外国病。1998年，国家和媒媒才开始提到艾滋病毒在中国蔓延的问题。2003年以前，防治艾滋病在清毒扫黄的口号下进行，艾滋病带菌者犹如刑事罪犯，直到2003年出现非典疫情后才改变了这样的看法。
根据数字统计的来源不同，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有84万至150万人。如此看来，中国还处于疫情初期。中国只有11%的感染者是通过性交传染的，而世界为90%。不过中国会很快发生变化。联合国驻华艾滋病协调员列施托姆说，‘中国的性工业正处于爆炸阶段。他估计，如果这样下去，2010年时，中国带有艾滋病毒的人数将上升至一千万。”
艾滋猛于虎 中国擂战鼓
避孕套已经上街了，艾滋病还能顽抗多久？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而中国是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增加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批评中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在地方完全失败。
例如在深圳，卖淫和毒品交易猖獗，这里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也迅速增长，今年的感染人数比去年上升了136％，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外省的民工。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转变。
宣传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已经播放了一年，每周三下午准时露面。然而在4年前，这条广告未被有关部门批准，因为有规定广告不得涉及性的内容。现在，至少在北京的酒吧区已经允许分发避孕套。长期以来对艾滋病问题避讳不言的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创造开放和透明的环境。最先打破沉默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去年访问北京时同一位艾滋病患者象征性地握手。不久之后，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如法效仿，本周一，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北京右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同多人握手。医院工作人员对此报以掌声。他们呼吁，必须与歧视和排斥艾滋病人的社会现象加强斗争。
宋鹏飞是最早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中国人之一，他认为领导人的这一政治信号具有重大意义，但中国的绝大多数艾滋病毒携带者目前仍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国际红十字会指出，由于许多人没有勇气去作测试，实际感染者的数量比官方的统计数字高出许多。联合国艾滋病组织驻北京代表伦斯特罗姆说，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病情一旦公开，可能会失去工作和家庭。因此只有消除这种对艾滋病人避之不及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控制住这一疾病的蔓延。
目前的情况是，人们缺乏最基本的防护知识。世卫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至少一半的中国人不知道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专家担心，到2010年底，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的人数可能达到1000万。今天的确切数字仍不得而知，最近一次统计是一年多以前公布的，当时官方提供的数字为84万。但世卫组织认为，实际感染人数是这一数字的两倍，而其中妇女的比例很高。
目前政府在全国范围就90年代大批农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丑闻开展调查。医疗卫生专家希望，调查结果能够为掌握传播情况提供依据。当时仅在河南一个省，就有数十万农民因为在抽血时接触不洁针头而感染艾滋病。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进入了垂危期。
联合国艾滋病组织的伦斯特罗姆说：“我们得到的因卖血造成感染的大范围测试的结果是，在河南接受测试的28万人中，妇女的感染率最高。另外在南方许多城市，卖淫者的艾滋病感染率在不断升高，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这同其它国家的情况类似。”
北京政府希望，以药物阻止艾滋病的迅速扩散。目前有30名志愿者正在接受一种中国自行研制的艾滋病疫苗的人体测试。
关于调查并追究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刑事罪责的呼吁
呈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6号/邮政编码：450000
电话：(0371)5831037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今去信要求河南省中级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刘全喜及其卖血团伙的违法行为，并在事实 确凿的情况下，提起公诉。
河南省泛滥艾滋病的消息被逐步揭露出来。1998年以来，《长沙晚报》、《大河报》、《中 国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和《南方周末》等媒体先后报道了血液买卖导致河南蔓延艾滋病 的情况。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不去面对艾滋病流行的现实， 而要捂盖子，并压制说出真相的专家和媒体。
最近，网络上一篇广泛转载的文章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 虐》，何爱芳》。）原来，从1992年来，河南省的血液买卖是政府组织操办的，卫生厅长就是 河南省最大的血液中间商（血头）。原本，这位素朴的厅长先生不认为河南省会有艾滋病。问题更加槽糕的是，当发现血液买卖导致艾滋病病毒流行后，这位厅长试图掩盖真相，声称 河南省没有艾滋病，并压制说出真相的专家和媒体。显然，这位厅长刘全喜先生已经触发了 我国多项法律规定。特此，要求河南省中级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刘全喜及其卖血团伙的违法 行为，并在事实确凿的情况下，提起公诉。
刘全喜触发下列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十三号公布自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采集 血液的；（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第二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献血、用血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 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河南省目前有50-7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乙肝、丙肝的病人更多。（附录1：《爱滋病在 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刘全喜的问题是：开始是急于发财、利令智昏、盲目自大，认为河南不可能有艾滋病；后来采血站严重失控和出了问题，害怕自己承担责任和暴露自己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 子、欺上满下、说假话、拖延战术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高耀洁的乱喊乱叫和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有些记者的报道，成了刘全喜迈向更高政坛的噪音。他暗示手下对高耀洁及其家人进行压制和迫害；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卫生记者王熙衡调走。1998年末，有一天刘全喜听说大河报将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位与报社有密切关系的姓韩某某，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了一副大型广告。他也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将河南某些有影响的报纸的卫生口记者调离，这些记者没有完全按照刘全喜的意图报道艾滋病的情况。（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1999年7月一个深夜，郑州警方在郑州通往开封的途中抓到一伙转移血浆的血贩子。当记者闻讯赶到时，一位警官告诉记者说：昨晚这几个人全跑了。真的是跑了吗？后经密访，一位警官悄悄告诉：是一位省公安厅的“要员”打电话叫秘密放人。这伙血贩子共4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就是刘全喜的妹妹。（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１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公布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和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的扩散。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
第三十九条 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附：刑法有关条文（修改前的《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刘全喜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1-2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买给生物制品公司，我们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同时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全省躁动了，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乡村血站建成了。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刘全喜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20多万元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6个采血点。由于这是刘家血站，他们无法无天，滥采乱抽，其中还有打骂卖血人员的行为。（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近日、据省防疫站两位专家反映：1996年在迫于社会和专家的压力下，河南省卫生厅抽调“自己的”力量，对全省13个县进行了卖血人员艾滋病重点普查，下去普查的人员分为6个小组，共普查了约10万献血员。为了保证绝密，刘全喜要求所有参与普查人员不得交换数据，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每组单独汇报。据参加沈丘县调查的一位人员说：沈丘的数据是84%艾滋病毒阳性；尉氏、西平、上蔡和太康都很严重，最低的一个县是67%。由于普查的个别数字还是透露出来，专家们推算当时河南省有不少于10万卖血人员染上了艾滋病毒。因为河南当时就有近100万人卖血。另外，这两位专家还说：近期凡是为刘全喜掩盖艾滋病实情的人员都得到了提拔重用。（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对外刘全喜声称河南个别地方发现了艾滋病，普查显示没有形成流行。他说有些传闻艾滋病感染率很高，是调查中个别乡村医生不懂标本取样，误将一份阳性标本分成了若干份造成的等等。（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据消息可靠人士讲：河南省卫生厅党组会上，围绕这次调查结果的处理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刘全喜坚持不能将这次调查的数据公布出去，不能上报。其中有位副厅长坚持要上报，为此，这位副厅长受到批评。（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高耀洁的乱喊乱叫和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有些记者的报道，成了刘全喜迈向更高政坛的噪音。他暗示手下对高耀洁及其家人进行压制和迫害；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卫生记者王熙衡调走。1998年末，有一天刘全喜听说大河报将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位与报社有密切关系的姓韩某某，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了一副大型广告。他也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将河南某些有影响的报纸的卫生口记者调离，这些记者没有完全觉按照LXX的意图报道艾滋病的情况。（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第二编分则
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三百三十三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三十四条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九章渎职罪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四百条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四百零九条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2年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过热气浪。发财心切的这位厅长一上台就成立“改革办”、“开发办”、“中心血站”、“万达公司”、“发展中心”、“生物药品公司”等。提出了他自己的全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全省躁动了，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乡村血站建成了。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刘全喜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20多万元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6个采血点。由于这是刘家血站，他们无法无天，滥采乱抽，其中还有打骂卖血人员的行为。（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刘全喜的问题是：开始是急于发财、利令智昏、盲目自大，认为河南不可能有艾滋病；后来采血站严重失控和出了问题，害怕自己承担责任和暴露自己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子、欺上满下、说假话、拖延战术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院士曾毅来河南，好吃好喝安排，哪怕是你到我办公室拍桌子，就是不让你接触基层；卫生部让汇报，矢口否认那是谣言；省政府让汇报，别听个别人的猜测，这样影响咱省的经济发展。周口防疫站的一位大夫不听招呼，胆敢给省外专家提供情报和方便，把他小子的工作和待遇给我挂起来。（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近日、据省防疫站两位专家反映：1996年在迫于社会和专家的压力下，河南省卫生厅抽调“自己的”力量，对全省13个县进行了卖血人员艾滋病重点普查，下去普查的人员分为6个小组，共普查了约10万献血员。为了保证绝密，刘全喜要求所有参与普查人员不得交换数据，不得向外界透露消息，每组单独汇报。据参加沈丘县调查的一位人员说：沈丘的数据是84%艾滋病毒阳性；尉氏、西平、上蔡和太康都很严重，最低的一个县是67%。由于普查的个别数字还是透露出来，专家们推算当时河南省有不少于10万卖血人员染上了艾滋病毒。因为河南当时就有近100万人卖血。另外，这两位专家还说：近期凡是为刘全喜掩盖艾滋病实情的人员都得到了提拔重用。（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1999年7月一个深夜，郑州警方在郑州通往开封的途中抓到一伙转移血浆的血贩子。当记者闻讯赶到时，一位警官告诉记者说：昨晚这几个人全跑了。真的是跑了吗？后经密访，一位警官悄悄告诉：是一位省公安厅的“要员”打电话叫秘密放人。这伙血贩子共4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就是刘全喜的妹妹。（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据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透露：河南的艾滋病主要发生在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开封、商丘、南阳、许昌和平顶山等黄河以南地区，这里的农民比较穷，人口稠密，自然资源比较贫乏，有些农民急于脱贫，也有些是好吃懒做之人，加上血头的经济利诱，不知深浅的跳进了死亡的血祸深渊。他估计目前全省感染人群至少有50万以上。（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4．其它腐败和违法行为。希望检察机关同时调查刘全喜及其卖血团伙其它的腐败行为和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和贿赂等。
高耀洁的乱喊乱叫和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有些记者的报道，成了刘全喜迈向更高政坛的噪音。他暗示手下对高耀洁及其家人进行压制和迫害；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卫生记者王熙衡调走。1998年末，有一天刘全喜听说大河报将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立即命令他手下一位与报社有密切关系的姓韩某某，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了一副大型广告。他也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将河南某些有影响的报纸的卫生口记者调离，这些记者没有完全觉按照刘全喜的意图报道艾滋病的情况。（附录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何爱芳》。）
此致：敬礼！
万延海
2001年1月6日星期六
电子信箱：hiwan@public.bta.net.cn
网站：http://www.aizhi.org
通信地址：北京亚运村邮局63信箱，邮政编码：100101
抄送：
1．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陇海西路1955号，邮政编码：450000
电话：(0371)8981470
2．河南省卫生厅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45号，邮政编码：450003
电话：(0371)5952828
3．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二处
北京市西直门外南路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1号，邮政编码：100044
4．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河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所
郑州市纬五路东段47号，邮政编码：450003
致有关人士
如果您同意本人的意见，请给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国家卫生部、河
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写信或打电话，提出和本人一样的要求，或者把这份信复印
或打印一份，签署您的大名，给上述机构邮寄过去。
提议人：万延海
2001年1月6日星期六
附录：
1．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3．Revealing the \"Blood Wound\" of the Spread of HIV AIDS in Henan Province
--- Written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AIDS Day of the New Millennium
注：详情请看 http://www.gmwq.com/bbs/dispbbs.asp?boardID=32&ID=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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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21-2011 2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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