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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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
  
来源：南方周末
  
“红色的切”是当年知青们对切·格瓦拉的昵称。
成都知青邓贤首次读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记》是下乡第二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圣经》，革命者的指南，当代青年的《共产党宣言》。我有些兴奋，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怀着巨大期待一口气读完这本不知道辗转过多少人手和来路不明的手抄本。”
对于所有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知识青年来说，出没于南美洲丛林中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光辉榜样。在漫长的边疆插队生涯中，邓贤常常与一些长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们都是从各省插队的农村甚至遥远的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大草原赶来投奔金三角游击队的。
1979年，就是这些境外知青和他们1500万战友迎来了返城狂潮。
2009年，是他们返城30年的纪念。
  
肉里的像章
  
“红卫兵”最早是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1966年5月29日，张承志在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他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纷纷署名“红卫兵”。
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邓贤参加红卫兵的时候是13岁，小学还没毕业。
邓贤的爷爷是中国最早的资本家，父亲是参加过缅甸远征军的老兵，“文革”中被北京的红卫兵赶到成都抄家。即使被抄家，邓贤还是崇拜革命，渴望脱离资产阶级的家庭。那时邓贤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渴望寻找自我，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现实给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革命和造反。他们大胆无畏，以毛泽东的名义控制各个城市，围攻“右派分子”、行政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批斗各种“反动权威”，把他们扫地出门并接管他们的机构。
年少的红卫兵冲到革命的对象家里，把那些人吊起来随便打，造反的场面让邓贤心惊胆战；但同时，作为红卫兵，他更多感觉到的是威风，街上的警察被赶走，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被打倒，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1966年8月18日黎明，多达1100万红卫兵陆续受到毛泽东的检阅。
对红卫兵来说，去北京城见毛主席是幸福的梦想。按照中央通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要选派代表分期分批前往。
1968年8月，对于红卫兵宫齐来说，他所在的城市昆明跟其他城市一样，面临谁该当代表去见毛主席的问题。学校里的几派红卫兵组织互不相让，为争代表权大打出手，后来有人提议采用公开擂台赛的方式。“文革”伊始，全国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林林总总，有的巨如脸盆，有的微如纽扣，花样翻新琳琅满目。佩戴方式也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有别在帽子上当帽徽的，有别在连衣裙上做胸针的，也有人别一个两个，还有人则把整个衣襟别得满满当当的，阳光一照，闪闪发亮跟古代铠甲一样。就跟今天一些女孩的另类时装一样。还有的红卫兵为了显示忠诚和勇气，直接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肤上。
擂台赛比的就是别毛主席像章——不是别在衣服上，而是钢针直接刺进肉里，谁的数量多当场获胜。擂台赛一经推出，狂热者争先恐后，其中不乏女生。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选手都把钢针刺穿自己柔软透明的皮肤，完成一次效忠领袖的精神洗礼。钢针每刺下去，台下欢声雷动，男选手骄傲地挺起胸膛，像章挂在皮肤上闪闪发光；女选手也不甘示弱，宫齐记得，有个蔺姓女生当场把一枚钻石般的领袖像章别在光洁的额头上，赢得满堂喝彩。
擂台赛一轮轮进行下去，水泥台面被鲜血染红。当宫齐在手臂上刺进第20枚钢针的时候，大多数选手已经败下阵去，他们个个血流不止。比赛进行到第40轮，台上只剩下两个最顽强的对手：一个是男红卫兵宫齐，另一个就是女红卫兵蔺。
擂台赛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来。女红卫兵蔺在坚持别到第50枚像章时不幸被自身的局限性所打败——这个女生有限裸露的皮肤上再也找不到可以下针的地方了；男红卫兵宫齐从容地在自己头皮上刺进第51枚钢针。代表权归属之争水落石出。
然而宫齐也并没能见到毛主席，他因为破伤风险些送了性命。
2001年，邓贤在东南亚金三角见到这个叫宫齐的人，此时的宫齐偷渡出境，参加境外游击队革命失败，隐居在曼谷的一座孤岛上。脱掉西装，他干瘦的躯干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
  
没人敢管你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一场混乱的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
受伤的韩少功躲入民房，然而他被武斗者找到，送入了医院。那时候他发现这家医院已经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处送来的。医生们在手枪和冲锋枪的威逼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凌乱的病室里进行。
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文化大革命’是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光荣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到工厂和农村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斗和攻击是家常便饭。
湖南知青、《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回忆说：“1968年，湖南武斗激烈，长沙闹得最凶，很多红卫兵参加了武斗。当时的武器我样样会用，从手枪到机关枪。这些武器都是抢来的。在通往浏阳的路上，有很大的一个军火库。那里的枪弹都被抢光了，有的知青身上挂满高射机枪的子弹，挂满各种武器，没人敢管你。浏阳的武斗也非常厉害。有德国人用的冲锋枪，有美式汤姆式冲锋枪。湘潭有一个坦克工厂，武斗的时候，70吨重的坦克会开到街上。”中国一夜之间变成枪林弹雨的战场。
1968年，红卫兵在全国的革命串联风起云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造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街道居民、军事院校的解放军官兵组成的红卫兵行动起来，扒火车、扒汽车、扒轮船，车厢挤满就爬车顶、爬厕所，一切交通工具都在超负荷运转，一切公路、铁路、水路都在昼夜不停地运送着南来北往浩浩荡荡的大串连人群。到北京，到上海，到韶山，到延安，到井冈山，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把大串联的火种撒遍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卷入人数约为5000万人，历时将近一年。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文化革命”，是月，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席卷全国。拉丁区筑起几十处街垒，警察与学生冲突不时发生，造成流血事件；一千多万工人以占领工厂为特征的罢工浪潮与学生运动相呼应，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
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回忆道：“1968年是重要的一个时期，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和伯克利，大学里也完全被学生占领。在东京也是如此，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为一座象征性城堡，在这里众多的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
对于出现在异国的红卫兵运动中国知青们并不知道，邓贤说：“我们是看《参考消息》才知道巴黎也有红卫兵，东京也有红卫兵，但是我相信肯定是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或者说影响了世界。中国的红卫兵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青年躁动的激情被点燃。”
  
跨越国境，继续革命
  
“当年红卫兵的道路就是当知青上山下乡，但是那些特别狂热和坚定的红卫兵拒绝当知青，他们认为当知青是堕落。这些人怀有革命理想，他们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就到国外去寻找，他们出国当‘缅共’、‘越共’、‘马共’。当时国外有很多游击队，越境出去的知青就参加游击队，渴望直接解放全人类。”邓贤说。
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全纪录》第893页对这些不甘“堕落”的红卫兵们有如下记录：
1966年10月30日北京10名中学红卫兵踏上南去南宁的列车，准备偷越边界，援越抗美。临行前，他们集体向周恩来写信，表示愿死在战场；又誓言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返北京。
但在边镇凭祥，这群准备越境者被扣留，遣回北京。其中有4人寻机逃脱，终于进入越南国境，到达河内，被送入中国大使馆。周恩来为此事专门指示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奇文，同意这几名红卫兵先在中方援越部队中锻炼，以后随部队轮换时回国。这4人被分配到高炮部队当预备供弹手，不久即有人阵亡。
1968年，云南省某卫生学校的学生邬江河——一个身体单薄的男孩，背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来到了德宏傣族自治州。一河之隔的国境对面，就是今天闻名世界的毒品王国金三角，在这个时期一支缅甸红色游击队正在崛起。
“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他是不可效仿的，但格瓦拉是可以效仿的，一个人到处跑，开展丛林游击战。格瓦拉对知青来说，就是一个符号，国际革命的符号，游击战的符号。”邓贤说，卫校的学生邬江河没有放下革命，他像自己的榜样、医科大学生切·格瓦拉一样，跨越国境，继续革命。
邬江河也是邓贤采访过的最早私自越境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他参加了金三角游击队，做卫生员，他被称为游击队的“沙家浜”，负责救助伤病员，在一次战斗中邬江河抢救了游击队的18名伤员。
云南边界是缅共控制地区，邓贤那时看见缅共的招兵站就设在国境线上，“脚一抬就过去了”。“大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毛泽东豪迈的诗篇为当年不顾艰险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脉去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知青们提供了精神动力。
1968年，随着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大批来到边疆插队的男女知青偷越国境，给国境对面的红色游击队输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在毗邻中国西南边疆的金三角，一支打着革命红旗的外国游击队日益活跃。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许多游击队员手中只有大刀长矛和自制土枪，但是他们还有“头脑里的思想武器”，那就是“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的口号十分明确，那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政府。这支红色队伍在金三角边境建立了一个狭长的红色根据地，从敌人手中缴获了迫击炮和机关枪，对外号称万人大军。
邓贤把格瓦拉形容为“一个红色的堂吉诃德”：“格瓦拉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革命应该是浪漫者的事业，但浪漫主义者最直接的归宿是什么？是堂吉诃德，格瓦拉缺少现实主义者的一面，他就没有好好生活过，在卡斯特罗执掌古巴领导权力之后，那些现实主义者去做部长了，格瓦拉却跑到南美丛林去革命。”
有资料称：1966年以前，金三角的缅甸游击队仅有几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后的1970年，游击队人数已经激增到近3万人，鼎盛时期高达5万人。
2001年邓贤带了4万元人民币去东南亚和金三角寻找那些境外知青，而此时这些视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战士们，一直到中国和缅甸共产党合作以后才回到祖国。回来时，他们有的眼睛被打瞎，有的被炸断一条腿。还有的在缅甸境内叛乱，被关在牢里最后被枪毙。
  
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自甘“堕落”的邓贤和大部分人一样，接受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命令，他来到与缅甸北部山区接壤的云南陇川农场插队。在这个农场的，还有后来声名显赫的王小波、钟阿城和陈凯歌。
在陇川农场，邓贤跟王小波只隔着一条路：“我经常到他们连队去，我在315连，他在312连，他外号叫野牛，瘦高个儿。我当时做司务长，经常到他们连队拿米，他做后勤，喂猪。”
1968年，王小波初中毕业，本来可以跟母亲去安徽教育部干校，但他坚决要求去云南陇川遥远的边疆插队。到云南第一年，王小波就得了急性肝炎，那里缺医少药，母亲辗转从安徽给他寄来两斤救命白糖，一个多月后白糖到了，也已经成了蚂蚁窝。
韩少功的红卫兵战友们一车一车被拉着奔赴远方上山下乡，尽管他还不到政策规定的16岁，但他还是奔赴乡间去插队，落户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挖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上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在神经反应之外。”
当时在湖南知青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学习小组，有影响的是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和后来成为哲学家的邓晓芒。张扬回忆说，韩少功的姐姐韩刚在当时很有影响，他们在江永的一个农场组织学习小组，研究毛主席著作，研究马恩列斯著作，结果被打成“反革命”。
当年革命的知青中越来越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1975年1月，张扬因为写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姚文元以“反革命罪”批示逮捕，内定为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获得平反。“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王小波曾回忆说。
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当了工人。直到恢复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习。1988年，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3年辞职做自由撰稿人。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弃甲逃回城里。”王小波后来在自述中回忆。
  
闯入者和被掷入者
  
湖南知青萧云在下乡之前深陷绝望。
萧云的父亲萧仑是安乡农校校长，农学家袁隆平的老师，“反右”时期的大右派；姑父张林是陈布雷的秘书，当时在台湾；爷爷解放初期死在牢房里，据说是自杀。
1968年，14岁的萧云高中毕业，她接到一张白色的通知单，给“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青年的一封信”。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政治背景，品学兼优的萧云不能上大学，只有下乡一条路。接到通知没多久，萧云在离学校2公里一个叫回龙桥的红砂岩峭壁上准备自杀，幸亏被语文老师发现。
这个语文老师原来是《衡阳日报》的记者，那时候属于内部监管不用的人，他很看好萧云，认为她应该是未来的女作家，就把当时的禁书、冰心和丁玲的一些作品，偷偷地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给萧云看。萧云终于放弃自杀活了下来。
当萧云做好准备去下乡的时候，这个语文老师自杀了——他不堪被新来的学生从头泼大粪，自杀的地点，就是萧云当时准备的回龙桥。
1969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波澜壮阔的一年，全国知青总数为267.38万人，创下知青运动史上历年上山下乡人数的最高纪录。萧云插队的地方是在湘潭县江畲茶场，当时插队的知青有83人，最大的24岁。
萧云的第三次生命是农民给的。
那年蝗虫害特别严重，要剧毒农药1605才能除灭，这是老人小孩都不能接触的剧毒，于是有知识的萧云请缨去打农药。打农药不是退着打，是前进式的，农药在前面打，农药多少会落到腿上。
萧云腿上被蚊子叮过一个包，抓烂了，成了一个大溃疡，伤口又被农药浸泡。三天以后，她倒在池塘边，被农民发现，把她背回住处抢救。
“我当时生命特征已经紊乱，瞳孔扩大。还有就是感觉有人抓着你的脑袋，往墙上撞，狠狠的一撞，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萧云过了很久才清醒过来。
农民为了救她，把空心菜的菜根挖出来，捣成汁挤出来喂萧云，挖了很长一块地的菜根，不起作用。他们就送萧云到赤脚医生家里，从萧云住的地方到赤脚医生家里有三公里，农民是跑过去的。
1605中毒，得用葡萄糖配药，但当时葡萄糖紧俏，只有大队副支部书记的母亲那里有，她是严重的哮喘病人，书记的母亲二话不说，把仅有两盒葡萄糖拿去救了萧云。
萧云没了生命危险，但有机磷剧毒必须要特别治疗，才能把里面的剧毒排出来，否则以后会变得痴傻。“当晚我醒过来，发现躺在竹椅上。农民们用两个竹杠子绑起来，做了一个轿子。我就坐在轿子上面，好多人送我，我记得恍恍惚惚的那种颠簸状态，前是人，后也是人。还有火把，因为从我的知青点，我住的这家人家到区里的医院有二十来里路，而且大部分是盘山道，农民要把我盘下山去，弯弯扭扭的小道上，火把非常多。我记得前也是火把，后也是火把。就像一个仪式一样，他们唱着山歌，像给我招魂一样。”2008年秋天，来到浏阳的萧云回忆道。
张承志把知青上山下乡视为“闯入者”和“被掷入者”，他说：“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1960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抛掷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吸吮着沉默的文明的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某种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到至深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
  
我们要回家
  
1971年随着林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消失，大批干部子女得以返城。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到1978年后，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子女已经从一万人下降到不足一百人。能走的人远走高飞，留下的注定还要跋涉下去。这种不公正的境遇带给知青的感觉，第一是绝望，第二是愤怒。
“那时候回城的知青都是悄悄地离去，有的甚至是不辞而别。每个人的离开都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也是对留下来的人的提醒，赶快走吧，否则你们就会在这里腐烂。”邓贤说，回城成了一种传染病。
1979年1月，耿马县孟定农场两百多名知青绝食绝水，要求中央派调查团了解困境，要求返城。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进入绝食现场。绝食的地点选择在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幢三面环水的土坯平房，一道大铁门将院子与外界的往来隔断。参加绝食的知青们把自己关在农场招待所的大门里，决心以死抗争。
这些和共和国同龄的青年，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长大的，这次运动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命运。绝食的人里，绝大部分是完全没有依傍，上大学又没有相应的文化水平，能被推荐的也寥寥无几。
孟定农场知青全线罢工的消息传出引发全国各地各省的知青相继发起请愿行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公开集会，以各种方式声援边疆知青。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
1979年，城市对知青筑起的堤防溃决了，知青返城的风暴开始席卷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安置返城知青达760万人。此后陆续返城约300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在云南知青为返城而发起绝食请愿的时候，萧云已经回到城市，此时她已是两岁孩子的母亲。
对于返城的知青，最显著的恐慌，一是工资，二是住房，这两样都轮不到回到城里的知青。1982年，已经成为幼儿园老师的萧云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各级领导正视和解决返城知青的困难，信里说：“把农龄变成工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农的时间是按年算的，所以叫‘龄’，‘农龄’，就是说你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 ，一年算一年，工龄就是说你工作一年算一年。问题在这里，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知青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当时这是一封可以被治罪的信。信发出以后萧云就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那个时候看见公安就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那封信由萧云的一个亲戚带到她所在的单位科技出版社，盖了公章，附了一个信函转呈到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委办公厅正好要找胡耀邦解决问题，这封信就被办公厅的人员带到了北京，被转呈到胡耀邦的案头。
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给萧云所在的工厂打来电话，说你们厂一个职工反映的知青困难情况报告收到，现在中央已经下发文件给予解决。
两个月以后萧云接到公司工会给发的一张纸条：“萧云同志，你的工龄从1965年9月15日算起。”按照新的计工方法，萧云是14年半的工龄，一下子变成老职工，一次补升三级工资。
知青们由此和没有下过乡的人，和社会上所有的人站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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