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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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这个结论无论在４０年前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在文革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看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目的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个判断之上，是具备了客观可能性的。因此，对文革的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文革时最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口号所宣称的革命的普世性在６０年代其实表达了这样一个含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因此，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就像列宁当年利用第三国际输出革命一样，不但源于一国不可能或难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而且也包含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在毛主义者看来，苏联集团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从而“变修”的历史经验更证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正确。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表面上看来如此“离经叛道”（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文革，在实质上却是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由于“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必要对本文探讨的范围作一些限制和说明。第一，本文的重点是从一些历史事实出发对文革在海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作一些述和概括，而不是对这种冲击和影响作深层次的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这种冲击和影响的内容既包括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造反、破四旧、依靠“觉悟”和精神力量实现社会变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模式（党的领导、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划分社会阶级明确斗争对象等等）在６０年代在文革所强调的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向外输出。第二，本文将集中介绍文革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不涉及文革期间的西方左派和激进思潮，也不涉及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的反应。这不但是因为篇幅的限制，也是因为文革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并不很陌生，而文革在苏联东欧的影响又非常有限（苏联东欧集团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文革在他们看来是疯狂，没有任何浪漫色彩或者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发展模式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也只有在这些国家中共才不但在一般群众、而且在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第三，在内容上，本文所述“文革的冲击和影响”既包括向世界主动输出的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包括亚非拉各种左派势力对这种输出的积极反馈，甚至以文革和更广泛意义上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自居。把这两个方面相区别是有意义的，因为到了文革高潮过后（进入７０年代），出于国际政治需要，中共约束了向世界强行输出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的努力，基本放弃了世界革命的路线，甚至和很多反革命政权打交道，但这正是亚非拉的一些地区在毛主义和文革薰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发挥影响的时候，毛主义撒下的“龙种”正在收获“跳蚤”。因此，文革的“世界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一、“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关系

　　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向世界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甚至输出革命就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扩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中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也是中共全力追求的目标。但到了６０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以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在１９６５年８月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就是中共这个形势判断的公开表达。这篇文章是文革前期崛起的毛主义文人集团骨干之一王力起草的，文章的酝酿、起草和定稿过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密切关注，是中共６０年代初的“九评”之后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指导性档，其内容和输出革命直接相关。文章以纪念抗战胜利２０周年为名义，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所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６０年代的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在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文章也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革命的阶段性（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谈到输出革命的问题时，文章说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概括而言，林彪这篇文章有三个要点：一，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二，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包围西方世界的农村；三，中国输出革命理所当然。


　　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这篇文章中的这些基本点很快就成为中共更正式的路线。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林彪文章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１９６７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社论的题目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说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这样的形势判断下，中共的对外工作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早在文革前，１９６３到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华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了他所认为的中共内部在国际方针上存在的“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是和国内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关联的，和苏修的“三和两全”相呼应。毛泽东主张“三斗一多”。到了１９６６－６７年，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被正式揭露，毛主义文革领导人进一步指控中共前１７年执行的是“三降一灭”（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方针，从而否定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外交部的工作当然被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回国参加运动，接受批判，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联部也受到冲击。


　　但是实际上，文革以前中共为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共产党作出了极大努力，尤其在东南亚和非洲，这些都是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的推动分不开的。例如，根据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的回忆，１９６１年当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时，他们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和他们会谈，要他们重新回到武装斗争的路线，中共许诺全力支持。邓小平用来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亚共产党重新回到武装斗争，被认为对武装斗争信心不足的陈平留在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马共其他领导人回马来西亚去领导（马共的武斗一直到１９８９年才结束，原因主要是中共不再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１９８０年召见陈平要马共配合中共的“战略转移”的人也是邓小平。）〔１〕马共的这个事例说明，文革前中共即使是其“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也不但是充分支持，而且是有全盘考虑的，并且早在６０年代初就作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的判断。文革中极左派对刘邓等人的攻击只是说明中共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下要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为此不惜牺牲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已。


　　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而必须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个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这就是说，中共外交工作就是宣传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为了贯彻这个“批准”，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语录》。从两个“批准”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到次年１１月，根据新华社统计，毛著外文版２５种４６０万册发行到世界１４８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个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２〕在外事工作中宣传毛主义和文革的“主要任务”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９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官方外事场合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着作、语录、像章、文革档、图片，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在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印制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材料，甚至建立红卫兵。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二、中共和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一个主要方式。应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或者宗教等等的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但如前所述，中共在６０年－７０年代对很多国家共产党和左派激进势力的支持是在一个“世界革命”的总战略的指导下，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彻底改变世界的政治现状，同时为国内不断激化的“继续革命”创造一个外部环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并非出于和具体的受援国家或政治势力有什么特殊利益或利害关系，这是把中共的革命输出和一般意义上出于国家或政权利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加以区别的关键。

　　中共当时以支援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遍及亚非拉，尤其是东南亚，因为这个地区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一个越南和老挝后来加上柬埔寨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上文所述中共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援就是一个事例。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之间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６０和７０年代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援主要采用金钱方式，让马共自己在泰国南部从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秘密电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广播。印尼是当时中共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又一个主要对象。在当时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共产党是亲华反苏派。６０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领导人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发展势力，一时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１９２７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１９６５年被镇压。根据北京大学杨奎松的研究，毛泽东本来就对印尼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武装斗争不满，所以当印尼党被镇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后，毛泽东反而高兴了，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因为这下印尼党只好“上山”搞武斗了。“所以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杨奎松还说，此后毛“甚至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援泰国、马来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３〕印尼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后，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主要思想上它几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并列，提出党的三面旗帜，把中共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命的道路，不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把前一时期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受苏联路线的影响。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２日，中共中央电贺印尼共成立５０周年，说印尼革命在１９６５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泰国和缅甸也是中共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重点，尽管在文革前，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中共的友好邻邦。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说“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他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这就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对缅甸，中共曾达成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１７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利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把他们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招募对象是当时中共的一个战略考虑，毛泽东很明确告诉老挝党和缅甸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１９７０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党到云南的老挝族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班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象”，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说这些少数族人都很能打，还举出过去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４〕

　　在新加坡，６０年代初共产党人利用东南亚华裔社群中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同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所以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１９６３年的选举中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新共在１９６５年回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值得一提的是，和新加坡共产党斗争的经验和成功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共产党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德摩克里斯之剑”，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和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相比，那些所谓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的讨论多少有点像是玄谈。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左翼威胁的彻底解决是７０年代以后亚洲其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四小龙）所共用的历史经验，冷战以后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则是今天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亚和新加坡共产党的支持为威胁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１９７６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１９７９年再次访华时他坚决要求邓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６０－７０年代，李光耀对中共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的影响非常担心，这一方面由于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新加坡人口中基本是华裔，很多人对北京有“祖国”或“大中华”情结。１９７１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举行比赛时，球场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李光耀说他后来“公开严厉”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为新加坡的“小毛泽东”。根据笔者对一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人的交谈，即使到了７０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也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在６０－７０年代有一道法令，禁止３０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个禁令直到１９７６年才取消。那年李光耀访华，他的女儿和他同行，她原来对遥远的“祖国”有亲近感，对毛的革命有神秘感，但在访华过程中她亲眼看见中国的封闭、落后，愚昧，对中国的印象大变。这个经历使李光耀感到如果让这些青年亲身观察现实的中国而不是被动接受宣传中的中国，文革就不会有吸引力，因此他回国后不但废除了禁令，而且觉得要让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也注意到很多在５０年代回到中国的华校青年在十多年后“对中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彻底破灭，他们回国后可以成为我们对付毛泽东主义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反对新加坡保安局不准这些人回国的禁令。〔５〕

　　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很多成员来自菲律宾左派大本营菲律宾大学，在１９６９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当时，１９７２年一艘叫　Karagatan　的运送军火的船被菲律宾政府军截获，１９７４年另一艘叫　Andrea　的船在台湾南部海面对珊瑚礁上搁浅，是两起引起国际注意的新闻事件。为了介绍毛主义并把它和菲律宾实践相结合，西松撰写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战争的特点》等著作。在１９６９年３月发表的《纠正错误和重建党》中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西松本人于文革早期在中国受过至少三个月的训练。１９７１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马来率领一个１４人的代表团连同他们的家属（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练和建立联系时的通常做法，因为这些人往往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前往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经验，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６〕马来在中国一直住到１９８１年，当邓小平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马科斯政府解除军管后，他离开中国去了荷兰，８年后再回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纪事报的编辑。他在采访中说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但他在中国也了解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的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义模式。


　　在印度，１９６９和１９７０年间出现的那夏里特（Naxalite，源于地名　Naxalbari）运动是印度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印共也在６０年代中期发生亲苏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查鲁·马祖达（Charu　Mazumdar）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范围全面胜利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熟悉中共文革语言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林彪所谓毛泽东思想“顶峰论”。马祖达领导的印共（马列）模仿中共在１９４９年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把印度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发动和激化农村阶级斗争。马祖达领导的印度农村革命是中共２０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土改）和６０年代的文革暴力的结合。在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Naxalbari），印共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那夏巴里运动中最重要的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双手和头颅，肢解肢体。就像当年中共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这种极端做法即使在那夏里特运动内部也引起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疑虑和争论。在那夏里特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用来为这种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７〕

　　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杀人并不罕见，但如此鼓励滥杀和用原始手段去达到血腥的效果是不多见的。一些研究那夏里特运动的学者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提出这样一种解释。他们认为，那夏里特运动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徒手杀戮看成是培养一个“革命者”的过程。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杀人和被杀者是统治关系，农民被地主和乡村精英踩在脚下，心理上认为这些人高高在上，自己是低贱的。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日积月累根深蒂固，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消解。而现在，每向这个过去的主人砍一刀或打一棍，这种社会距离就消失一点，自己的身份就提高一点，直到最后把敌人消灭，自己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成为了“新人”。就是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中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７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拿夏里特运动拿去翻译过来，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斯里兰卡（１９７２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早在１９５２年，当中共因介入朝鲜战争而被联合国制裁时，斯里兰卡就和中共签订了长期条约，向中共提供橡胶，这在当时打破了西方对中共的封锁，满足了中共的战争需要。１９５７年两国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斯里兰卡领导人班达拉奈克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等人一样，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领导人。他担任总理后，改变了亲英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把外国资本的橡胶园和茶园收归国有，撤除英国的军事基地。１９５９年他遇刺身亡后，他的夫人继任总理。班夫人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基地，她也反对苏联，谴责苏联入侵捷克。从各方面来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都是中共理想的国际统战对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计保持和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关系，１９６１年还应斯政府的请求将中国珍藏的佛牙送去供佛教徒瞻仰，受到了斯里兰卡举国上下最隆重的迎接。


　　但文革期间，斯里兰卡成了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因为斯里兰卡不但是个佛教国家，而且是君主国，有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文革中世界革命的多数对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中共和斯里兰卡文革前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极左派指控务实派“三降一灭”的证据。在斯里兰卡的外交官便用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当时斯里兰卡将毛像和毛著列为禁运品，但中共仍然设法偷运。１９６７年８月一艘中国船被拦截，搜出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称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两年来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继续。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中共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了斯政府高级官员，但大使馆门口却挂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大幅标语，又引起斯政府强烈反应。１９７１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他们扬言是呼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斯里兰卡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打下首都可伦坡，推翻现政权。据当时在可伦坡的中共外交官回忆，“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馆，要求面见大使，要中共公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而大使在向国内紧急请示后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时严令使馆人员不得私下和这些斯里兰卡的造反派接触。不和反政府武装发生接触不但是大使的许可权和责任，更是“外交承认”的题中应有之义，大使向国内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向国内“请示”就耐人寻味了。１９７２年，斯里兰卡又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没有证据说中共支援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的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斯里兰卡政府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不放过。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不敢向斯政府提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搜查中国在斯机构中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８〕虽然周的用意是要显示中共的清白，但这种表示所借用的方式和语言实在匪夷所思。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６０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１９６７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的女兵单位，叫作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些武装暴力斗争。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１９６７－６８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话语。玻利维亚毛派共产党６０年代中期的纲领和印尼共产党同一时期的文献一样反映了林彪文章的影响：“（一）在人民战争中坚持政治挂帅；（二）人民战争是群众争取解放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农民－－坚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政治工作必须和武装斗争相始终；（三）人民战争要经过如下阶段：Ａ，和农民暴动相联系的游击战；Ｂ，运动战；Ｃ，阵地战，或者农村为依托夺取城市。”〔９〕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也充分反映在这些政党或组织的路线中，强调在拉美革命的现阶段主要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确定主要敌人，孤立或者中立其他敌对势力。当时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面临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主义的挑战，亲毛派共产党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不懂得发动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智利共产党在档中这样总结毛派的“人民战争”路线和格瓦拉－卡斯特罗的“游击”路线之间的区别：“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游击战’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墨西哥，至少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直到１９７２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１９７２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在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使得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就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顾此事时并未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而是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７０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华，给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不但如此，毛泽东在和埃切维里亚谈话时还用开玩笑的口吻冲淡严肃话题，要埃切维里亚提防熊向晖（熊是情报官出身）在他的国家“捣乱”、“搞颠覆”。墨西哥不过是拉美国家对中共“颠覆”的担心的一个事例。１９７４年，拉美另一个大国委内瑞拉和北京建交，但黄志良说委政府宣布建交后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观察了一年多，确信北京没有“颠覆阴谋”才互派大使。〔１０〕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联系，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　Ian　Greig　《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洲的支持有可能早于苏联。早在１９６１年，就有６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期１０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６个非洲人在１９５９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报导，在６０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三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一个叫作“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组织的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１９６８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情况。他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共教员认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对这个宗教进行了批判。中共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志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这个问题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他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和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类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观察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人员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１１〕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输出革命确实是中共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对外政策的中心，但到了７０年代初，中共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转变，从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出击”和“四处树敌”）转为重点反对苏联。这个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在国内，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就相应地降温；在国际上，６０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因此在７０年代初，中共经历了对外政策的调整，世界革命的目标没有完全放弃，但其优先地位让给了联美反苏的战略。在７０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的对外政策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的突然转变，中共不但邀请２０多年的死敌的美国政治家访华，营造出友好气氛，而且很快就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经长期和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是“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６０年代国际题材的样板戏《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但到了７０年代初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４年两次访华，和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毛泽东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在拉美，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阿连德１９７３年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用暴力推翻后，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１９６５年政变并列，是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８０个国家中只有３８个表示承认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保持关系。周恩来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所谓“冷而不断”的决定。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浪潮中，中共的“见利忘义”受到了国际左派的强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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