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警察进北京高校要求协助诱捕上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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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18日，山东日照，在公开接访现场，一位市民浏览信访条例。 陈为峰/CFP

　　随着信访洪峰和维稳压力的增大，被上访者们视为救助渠道之一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地方截访者要求协助诱捕上访者，即是一个侧面的例证

　　【财新网】(记者任重远)2011年的一个秋日，北京某著名高校的法律援助中心，闯进了四位来自重庆的不速之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求该法律援助中心协助诱捕一位进京上访者。

　　“两个警察，一个司机，还有一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示警官证，只有一封街道办的介绍信。”当时在法律援助中心负责接待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让我们给那个上访者打电话，约他明天过来，就说是提供法律援助，然后乘机抓他回去。”

　　就在这位同学与四人周旋之际，另一位法律援助中心的学生志愿者在隔壁房间，通过电话向指导老师汇报了情况，并得到明确答复，“你让他们接电话，这是违反程序和法律规定的。”

　　在和这位老师通过电话之后，四名截访者选择了离开，他们诱捕上访者的计划，未能得逞。

　　对于四位截访者的行为，该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老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无奈。“一直以来，我们都很温和，很低调，只是想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出一点自己的力。即便如此，也常可领略到权力的霸道。”一所兄弟院校的法律援助中心，就已经因为涉及到上访者而被令停办。这位老师说，他们目前的压力，更多还是在人员和经费方面，但若在类似的事件上介入过深过多，也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事实上，除了地方截访者的直接介入，上访者赴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往往还要克服其他障碍。例如，据2011年1月19日《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北京大学校园内的29家复印店于当年春节前即被告知，禁止为来访者复印任何“敏感材料”。这一禁令由北京大学保卫部和燕园派出所联合发布，在一些复印店内，都可看到。

　　而据援助中心的学生志愿者介绍，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在对上访者的情绪进行劝慰和疏导，而非激化矛盾。“我当时就对那位上访者说，虽然你说对方是故意伤害、不是交通肇事，政府在包庇他。可从1998年到现在，你为此已经付出太多了。为自己和家庭考虑，还不如把它放下，好好生活。”

　　该校法律援助中心曾多次为底层公民成功提供法律援助。但每次介入案件的时候，指导老师都会仔细权衡，考虑学生自身的能力，以及案件的性质，尽量避开那些会给学校、中心和学生带来太大压力的“敏感案件”。

　　即便如此，鉴于当前“维稳”的大环境、以及一些地方权力机关的骄横行径，有些同学还是对法律援助活动的空间，感到一丝的迷惑和担心。“我们是安全的，对吧？”一位学生志愿者反问到。

　　中国高校的法律援助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近年来得到广泛发展。1992年，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组织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之后的199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法律援助协会”，亦开创高校法律援助先河。

　　此后，全国各高校的法学院陆续成立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为法学院学生提供学习和实践机会。但是，随着信访洪峰和维稳压力的增大，被上访者们视为救助渠道之一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位于首都北京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也面临这越来越大的压力，前述的地方截访者要求协助诱捕上访者的例子，即是一个侧面的例证。

法援中心成“截访”场所，公权岂可如此张狂
2011-11-01 00:05:00　来源: 红网(长沙)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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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一个秋日，北京某著名高校的法律援助中心，闯进了四位来自重庆的不速之客，两个警察，一个司机，还有一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求该法律援助中心协助诱捕一位进京上访者。就在一位同学与四人周旋之际，另一位法律援助中心的学生志愿者在隔壁房间，通过电话向指导老师汇报了情况，在和这位老师通过电话之后，四名截访者选择了离开，他们诱捕上访者的计划未能得逞。（10月31日财新网）

随着信访洪峰和维稳压力的增大，被上访者们视为救助渠道之一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位于首都北京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竟然也面临来自公权的胡搅，真的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诱捕叛徒的画面，哪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真的能上演。不过，诱捕者不是地下党或锄奸队，而是人民警察及地方官员；被诱捕者不是叛徒，而是被逼无奈的上访者；诱捕的地点不是娱乐场所，而是京城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如今，公权与私权的较量，几乎无所不用了，什么好使就用什么，管它法律不法律、人权不人权。

上访者一般都是弱势群体中，他们之所以上访，只是像秋菊打官司一样讨个说法，讨还公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李竹红就曾表示：“上访群体80%都是农民，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最底层，也是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上访群众他们最初反映的诉求是有道理的，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的就来上访”。李竹红是管信访工作的，因此他十分清楚上访者，这个80%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是啊，如果平白无故，谁会冒着被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的风险去上访呢？而上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某些政府部门没有做好工作，对百姓利益漠不关心，甚至造成了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

如果民众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维护，上访事件就会长期存在。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会威胁到社会真正的和谐与稳定。像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其背后无不与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直接相关。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群众也曾长期上访，希望通过正当途径寻求解决之道，但因为基层政府回避矛盾，或者没有认真对待上访者的意愿，甚至打压矛盾，以至于矛盾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得以解决，矛盾越积越多，积怨越积越深，终于暴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其宗旨是让人人都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通过优质高效的服务建起了群众信赖政府法律救济的桥梁。信访工作与法律援助的相通性在于都是直接面对群众，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由于法律援助站在立足群众利益的角度，又是政府责任，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因此，法律援助参与信访工作更能体现政府形象。可是，就是这样的带有公益性质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竟然也成了截访的场所，地方公权堂而皇之地要求其配合诱捕上访者，这是怎样的执政理念？如此张狂的公权，难怪会引起百姓的上访！

重庆警察进北京高校要求协助诱捕上访者，这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不应该是一句光亮的口号，而要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

作者：钱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