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潘：放下口号论争，走向公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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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06日07:23  南方都市报 微博
　　圣诞前后，韩寒在博客上相继贴出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所表达大体上是“对暴力革命绝望、对低质民主失望、对文化自由希望”的一层意思，文风上也与以往他的文章不同，有了相当的变化：少了嬉戏调侃，多了严肃庄重，也是他少见的直接发表对于宏大政治命题的见解。这注定是要被历史记住的三篇文章(特别是第一篇)，不是因为他提出了多么惊世骇俗的观点或者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而是抛砖引玉(也可能是抛玉引砖了)，让这些个个都是敏感无比的名词，终于让大家有了一个敞开讨论的机会，于是，谈论这三者成了网络最热话题。这便是韩寒无可争议的影响力，他贴出了三篇文章，和这个世界谈了一谈，便点燃了蛰伏好一段时间的启蒙或理性辩论，也无意间接过辛亥革命百年后的话题，延续了中国人近代百年以来有关中国的出路与未来的思索。     

　　娜拉回来和“德先生”的落寞

　　关于民主、革命、自由的著作与论述，汗牛充栋，再牛逼的人物，你也不能说都读过。所以，对于韩寒不读书的指责，十分可笑。更何况，每个人对于这些名词与内涵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因此这些没有明确定义的名词，如何解读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名字之前早已被添加了各种修饰语，也便有了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意，或者意义有更多的外延、深入。

　　尽管看法不一态度迥异，但透过这样的一场讨论，可以看出，在如今这个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分层多样化的社会形态下，各种纷呈的观点其实是各种思潮的集中反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纷纷在此碰撞。这是一件好事，大家都讨论，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视角与出发点之别。

　　关于“革命”“民主”“自由”的讨论，在中国这一百多年里起起伏伏，早已面目全非了。新文化运动时就被抬得高高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现在“赛先生”早已落地生根遍地开花，“德先生”却依然犹如天边一朵云，这估计是百年前人们难以预料到的吧。事实上，就个人来说，从这个讨论的一开始，我就感到无比的无奈与难过，在科学领域早已走向太空、开始研究超光速中微子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却还在不停地重复着辩论着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民主是好还是坏之类最古老的社会命题；在人家早已开始反思民主制度带来的一些弊端的时候、社会稳定得连几个人在华尔街打地铺就成为重大群众性事件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革命，革命之后会带来什么的问题。这真让人有些难过，正如一个面黄肌瘦没东西吃的人，还在毫无意义地讨论要不要吃汉堡包，而人家已经在反思汉堡包对于身体的危害了。更可恶的是，还有人站出来说，你看，人家都说汉堡包是垃圾食物了，我们是千万不能吃的，还是饿着走自己的路吧。

　　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韩寒所言的革命或革命之后的担忧，在1923年12月鲁迅也表达过，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他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命题，其中的隐喻是———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但出走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便只有类似于娜拉出走以后的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不过鲁迅也同时指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这里的鞭子，我们可以理解为外来的力量，也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于是，这也就说明，在权力的惯性之下，没有外力的推动，是很难改变的。但革命如果不是药方，出路又在哪里呢？很显然，鲁迅也只能回答“我想这鞭子总要来……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但到了现代社会，这个答案，其实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要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起来。

　　革命与民主：托克维尔的忧虑

　　出身在同样有着革命惯习的法国，托克维尔对于“革命”“民主”“自由”无疑有着与我们这百年来国人相同的心境。他对自己的法国同胞，有着严厉的指责。当然，他也对当时最为优越的政体下的美国有着深刻的观察与思考。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所以能够在美国发芽扎根，得益于三个要素———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但在这三个要素的重要性上，他又认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这里的民情，换成中国特色的词汇，就是“素质”了。

　　他对美国的民情的赞辞溢于言表，对法国乃至欧洲的民情却大为不满，他说到：“有一些欧洲国家，其居民……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一切事情与他们毫无干系，应由被他们称作政府的强大的第三者管理……他们对一个小军官的随意摆布都能表示服从，但当部队撤退以后，他们就像战胜了敌人似的敢于冒犯法纪。因此，他们将永远在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当一个国家达到这样地步的时候，它就得改造自己的法律和民情，否则就将灭亡，因为它的公共道德的源泉已经枯竭，它虽然尚有百姓，但已无公民。”

　　这些话听起来，与韩寒所表达的意思如出一辙。不过，与韩寒不同的是，托克维尔更犀利地指出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与背景，我们可以看看托克维尔对当时法国的情形是怎么说的：“专制制度比其他任何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持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了。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性，一切互相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紧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冷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当然，体制同样又是这个社会的人组成，于是这其中的关系，就如韩寒说的是鸡和蛋的问题：体制也曾经是民众选择的，然后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体制，造成了民众的“素质”问题，“素质”又加剧了体制的恶习，最后恶体制更加让素质恶化，终于陷入无解的循环之中。

　　公民自治的社会才是根本的出路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说到：“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这也暗示着，除了时间上的差别，不管革命与否，最终都是需要或者走向一个思想成熟、法律至上的良好社会状况。而这无疑清晰地指向了公民自治社会的形态。比起韩寒带着极为悲情的近乎乞求的“要自由”诉求，还不如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的民主先行者———台湾与香港，无一不是有着较为发达的市民社会。

　　现在中国的民间力量，大家都早已见识到了。但同样是这样的一批人，可以在汶川、玉树大地震后，众志成城，可以在平日里相互不关远光灯，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为，原本是很正常的，不能就此认定素质高低与否。素质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参与中自觉自愿地培育出来的。如何自觉自愿培育呢？答案是：参与！学者吴思在《造化的报应》一文中，就对这些长期被人诟病却又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无公德的劣行，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于是，不难发现，真正改变的不管是“素质”还是“民情”，唯一的途径，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回到游戏规则中。而如何让人们重回游戏规则？其实也同样只有一条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人自己参与到游戏甚至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也就是说，这个市民社会是所有参与者建构的。然后才能积极有效地参与每一件与我们自身利益攸关的日常行为，最终促成一个良序社会。

　　公民实践的社会为何是根本出路？很显然，它可以避免因为那些名词所引发的争论，因为它与素质论无关，更没有必要开口闭口争论那些宏大的语意不清的名词，所有的争议，早已消化到每一个具体的实践与事件中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它不是改良，却可以避免社会的大动荡与暴力冲突，因为公民实践的社会中有“公民”，这本身就意味着是承认现状(不一定要认同)之下的身份定位的，所以不存在暴力革命、推倒体制、另起炉灶的必要，它的发展，指向民众自己的自我管理与扶持，而非针对体制，所以几乎无危害性。它还能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一个广阔的缓冲地带，避免了二者的直接对峙。公民实践的社会所能够形成的权力制衡，是以合理合法的权利来约束和制衡权力，而非一种权力对另外一种权力的紧张乃至争斗关系。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革命，民主也不会从天而降，自由也是难以讨要到的。于是，我们必须仰赖公民实践的社会的建构，培育公民自治社会，培养社会力。因此，开放民间组织、实行农村自治、社区自治、行业自治等民间的自我管理能力，势在必行，以此才能培育公民有更多的公共关怀。当然，这就需要从有影响力的人开始，比如，韩寒在批评的同时，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号召一次关远光灯运动呢，如同随手拍解救拐卖儿童与免费午餐项目一样，从更具体化的活动中感知与体验公民社会的好处与温暖，是否比大谈大而空的革命、民主与自由，来得更有意义，更有建树呢？也不要再显得有些一厢情愿的“不清算、向前看、各让一步”。

　　我相信，有更多人，在这种口水战之后一定会意识到，不管是革命、民主还是自由，市民社会都是它们的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种种的事例表明，公民意识已经成长、公民实践的社会已经在路上，这是任谁无法逆转的，希望正在前方。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