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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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7日 10:46 财新记者:黄湘 谭娟 吴文杰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追求效率？祁克果100多年前就说过这个问题，他坐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躺椅上没事干，突然想起他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让别人觉得不方便，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便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必须拼力追求方便，上班要开车，不用自行车”——汪丁丁
【财新网】（记者：黄湘  谭娟  实习生：吴文杰）2011年10月28日，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做客思享家线上沙龙，在万圣书园和思享家的享友们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这次谈话由财新传媒评论部编辑黄湘主持。
活动开始后，汪丁丁先做了10分钟的发言。
   
    汪丁丁：其实，“知识社会”这一概念，在我记忆里，如果不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马克卢普1950年代的研究，那就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994年发表了一本书，《后资本主义社会》。 他在这本书里预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又称为“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实应当称为“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再有“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只有各种知识之间的碎片关系，这些碎片之间不可能形成利益长期一致的任何阶级，这是我的解释。后现代知识状况，这是利奥塔的书名，他在那本书里论证，后现代知识状况就是，每个人只拥有一小片知识，社会交往是由许多这样微小的知识之间的交流构成的，所谓“微小叙事”。这样的社会里，不再有“宏大叙事”。如果知识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力量可以维系这些知识碎片形成一个社会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不能靠强权维持这些碎片知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德鲁克也没谈到后现代社会的政治问题和政治架构。阿尔文·托夫勒后来想象了一下，我和他2006年有过一次对话。那时，中信出版社翻译了他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标题是《财富的革命》，我写了中译本序言。首发式的时候，中信出版社在编辑部办公室里安排我和他跨洋对话。他想象了知识社会的财富革命，不过他预言的后现代社会财富状况，大致上没有超过德鲁克的思路。
    其实，奥地利派学派的思想者，例如马克卢普，在1950年代发表鸿篇巨制，系统论述“知识经济”。接着马克卢普的思路，我在1995年写过一篇知识经济的文献综述，试图回答上述的问题：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每一个人只知道他自己专业里的一小片知识，社会怎样维系为一个社会呢？基本原理是：因为，通常，一片知识与另一片知识之间，有内在的互补性。我在《经济研究》发表过一篇论文，标题就是“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知识的互补性是什么呢？例如，你想学习大学数学，必须先学习小学数学。因为，你不会相信大学数学是对中学数学和小学数学的“替代”，没人会相信这一点，是不是？所以，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各项知识之间，绝大部分是互补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先学中学和小学的数学，然后才可能学大学的数学。人类的大部分知识相互之间是互补的，我只找到极少数的个例，那里的知识是互替的，例如音乐的简谱和五线谱之间，互替性超过了互补性。
由于知识有这种强烈的内在互补性，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分工，能依靠互补性加以协调和维系一个知识社会，因为这样人们互相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两人之间形成知识互补时，他们的合作就有规模收益，也就是整体大于各局部之和的意思。这一现象，在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里称为“超模态博弈”。
    所以，知识社会是可以维系的，它不是一堆碎片，但是它的政治结构很奇特。政治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是权力分配。现在，西方社会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几乎成为世界性的，这里有一个规律在起作用。一般而言，社会网络的权力结构是服从“幂律”的，这是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最开始的三讲的主题。大致而言，如果我们把网络里节点按照它们拥有的纽带数目排列在横轴上，我们用纵轴来表示对应于纽带数的节点数。节点的纽带数目，在网络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称为节点的“度”。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全部节点沿着节点度数这一维度的分布密度，如果纵坐标取对数的话，很接近一条斜率是负值的直线。如果纵坐标不取对数，负的斜率就对应于一个幂指数（例如用“-r”表示），这就是“幂律”这一名称的来历：通达一个节点的纽带总数（例如用“x”表示）与拥有这样多纽带数的节点总数（例如用“y”表示）之间呈现幂指数关系（，A是常量）。
幂律意味着财富在互联时代的社会网络里集中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所以，斯蒂格利茨在“占领华尔街”宿营地的演说里指出：1%的人占有99%的财富，我估计他没有说错，甚至，他可能说得比较保守。如果我们判断中国的情形，应当比美国的更严重。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基尼系数来推测究竟多少人占有多少财富。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6的水平，这样高的基尼系数，古今中外，或许是闻所未闻的吧。依照我的统计常识做出判断，如果达到0.55以上水平的基尼系数，对应着什么样的收入或财富分布状况呢？我可以推测，这时，一个社会的占总人口低于0.5%的人群，将占有这个社会总财富的99%，这就远比美国更不平等。所以，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任何人类社会都会很自然地涌现出来的类似幂律的权力格局，它意味着机会的严重不均等，另一方面，我常讲，中国当代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具有两重性，其一是中国与西方通有的，其二是源于中国本土传统的。我们中国社会有一个悠久的官僚政治及相关的腐败传统，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这样的传统，所以，中西社会通有的类似幂律的机会和权力的不平等分布，在中国更额外地沉重，可说是“被东方式腐败强化了的幂律”。

我的十分钟引言，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原本是“知识的共享”，现在变成了在知识社会里“财富是怎样分享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知识怎么共享？只有通过财富分享，吸引人们创造新的知识。

    主持人（黄湘）：精确地说，幂律来自上世纪20年代对于英语单词频率的分析，真正常用的单词量很少，很多单词不常被使用，语言学家发现单词使用的频率和它的使用优先度是一个常数次幂的反比关系，简单来说，幂律就是两个通俗的定律，一个是“长尾”理论，只有少数大的门户网站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是小网站，小公司。长尾理论就是对幂律通俗化的解释。另外一个通俗解释就是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幂律是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的定律，不仅单词频率的分布，还有生物中的物种的分布，城市人群的居住空间的分布都服从这一定律。再举一个更容易感知的例子，汪老师之所以是一个如此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跟幂律有关。
至于这个幂律为什么会形成，有一种解释，跟演化有关系，随着不断演化，无论自然界还是生物界，都会寻求一种经济的方式，在自然界，比如光是直线传播，因为这个传播路径最快，在生物界，比如人都是追求最经济的方式，比如某个人微博的好友很多，你就愿意加他，这样他的好友就更多。所以很多人认为幂律的形成是因为在一个复杂系统里面，每一个元素的行为都遵从一种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而且是很惰性的方式。比如我现在想知道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评论，我可能只找一两个最有威信的经济学家评论，我就不会花时间看小经济学家的评论，小经济学家的评论也可能是有真理的，但是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沙里淘金，所以我出于经济的考虑只看一两个人，肯定是最有名的人的评论。这样就产生群聚效应。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很多元素按照最经济的方式去发展、去成长、去连接的时候，这个复杂系统演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幂律的特征。包括网站的链接，比如单词的使用，都会导致这个复杂系统中有一部分元素不断出现，频率很高，这就是幂律。
    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一方面要看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都会有复杂系统出现幂律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比如中国社会有自己的问题，不能仅仅用幂律来解释。
  
   
    汪丁丁：在网络时代，为什么幂律变得这么关键呢？因为中国的问题总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的生活方式、它的工业技术都是抄袭西方的，所以它有西方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又有中国本土的问题，这就成了双重问题性。然后在西方问题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你就看到，机会的分布就服从幂律，比如网上商店，就像淘宝商城就是典型的例子，网上商店只要引进0.2%的非随机性，任何一个新的网站商店希望链接到已经有更高链接的网上商店，只要这个概率大于0.2%就会产生幂律，就是说这个网上商店在主页左侧的链接程度，就会形成幂律，造成最大的商店通吃，所以马云就通吃。所以，这个机会的分布在知识网络里特别不平等的时候，显然财富就跟着他走。
   
   享友（成远）：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做了一个网站，其实说起来也是参考国外的一个模式Quora。我们这个网站上有一个回答，它是在国外那个Quora网站上也有类似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通俗，通常意义上做有钱人的感受是什么？富有是人类共同的梦想，所有富人都曾经穷过，所有穷人都梦想富有。所以，追求财富是美好的，一个允许人们追求财富的社会是有希望的社会。
      
    汪丁丁：即便中国没有本土的问题，没有东方式的腐败的问题，没有官僚政治的压力，即便它是西方，它想让所有的人都发财，所有人发财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幂律在这儿卡着，有一个机会分布的幂律啊。而且，我估计未来的知识社会，文明水平到了比尔盖茨这几个捐钱富翁的水平上，社会非常平等，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工作者、劳动者，都是长尾的一段，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北欧的价值观，你这么多钱很脸红啊，出门不敢开车啊，因为你要污染环境，钱多就意味着你对环境欠的债多，每一个GDP美金都是环境的污染，我们经济学统计都是这么算的呀。
   
    享友（成远）：我们做这个网站之初的想法是说，最早互联网上大量的信息，像Google这样去实现一个查找的过程。
   
    汪丁丁：对。
   
    享友（成远）：然后，再下一层它是把这些信息更加的结构化，能够被人理解。默默去创造标签、分类、问答，就是把信息更加精致的加工。
   
    汪丁丁：这是对的，这肯定是一个大趋势，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有。当产品在一个市场里聚集的足够多了以后，它必然会发生市场细分，这个凡是管理学院的人都熟悉。只不过在网络社会里市场细分表现为什么？最新的研究报告，都是实证的，利用FaceBook这样网站上的海量数据，我们叫做“小世界”网络。
    咱们这种小圈子的小聚类、小团块，其实是未来社会的主流，比如在情感上，相当多的中国哲学家，比如说陈嘉映、比如周濂，他们都喜欢“社群主义”。为什么？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没那么大的市场，为什么社群主义打动中国人？小聚类，想清楚了，你看邓肯·J.瓦茨（Duncan J. Watts）2004年在斯坦福的社会学年鉴上写的这篇综述文章，叫《社会网络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他综述了自己2004年以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然后他重新解释什么是小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参数，聚类系数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平均距离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这样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有情感、不很冷漠的世界。从小世界网络向着两个极端演变，一极是非常冷漠的世界，我称之为“洞穴世界”，就是我们原始人50万年前住的那些洞穴，每个洞穴里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是小聚类，有情感生活，但是这些洞穴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所以社会成员的平均距离非常远，同时洞穴内的团块性非常高。在另一个极端，是平均距离和团块性全都是随机网络的。完全随机的网络，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网络，通过手机你甚至可以很容易联系到克林顿和奥巴马，中间或许要通过几个朋友环节。这就是互联时代的网络，这里，虽然你可以很快联系到另一个人，但你和他之间几乎完全没有情感联系，因为是“随机相遇”的嘛，虽然随机相遇的成本非常低，但没有深入的情感。
    所以，真正的将来健康的网络社会，进行知识分享，像你们办的小网站，我认识很多人，北大毕业的徐轶青也办了一个叫做“靠谱网”，你去看看，办得非常好，他们那三个博士生，从北大毕业的，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仨人就写这么一个网站，他也不求读者很多，它就是“长尾”啊，它自己能生存，这就行了。有大量这样的网站，德国、美国大量这样的朋友都有自己的主页，然后把自己东西挂上去，他又不追着让人看。
   
    主持人（黄湘）：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幂律这个概念会在汪老师的思考里这么重要？在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互联网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平等化、扁平化，当时科学家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具有随机分布的网络，是分散化的，可是大概在2002年或2003年，科学家研究发现，互联网网络也符合幂律的分布。现在，十年之后我们发现，互联网并没有带来之前梦想的平等，互联网的垄断比其他产业的垄断更加厉害。十年前很多人设想互联网这个工具自然可以带来社会平等、社会的扁平化，会取消社会等级，这个观点不成立。
但是有一个悖论，一个复杂系统之所以产生幂律，并不是强制力的结果，而是因为系统本身的每一个元素，它都寻求一种最经济的行为方式，由此演化成这个幂律。百度为什么会垄断，新浪为什么会垄断，它和过去意义上的垄断不一样，是每个人为了最方便的去生活，利用对你来说最合理最经济的选择方式造成了垄断。我们以前所说的垄断往往是与权力的强制行为相关，但是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特征所蕴含的幂律，所导致的马太效应，不是来自于某一个阶层，某个厉害的强者的控制，是系统的每个人，每个元素，每个原子都为了让自己更方便才导致的。
所以，这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社会学含义。我们不能否认互联网让大家生活得更方便了，而且互联网赋予每个人寻找信息的自由，但是，正是我们用自己的最自由、最经济的选择造就了那些巨无霸似的垄断，所以这背后有很多很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之前可能会认为，当每个人都自由选择的时候，这个社会很可能趋于平等或者趋于民主，可是幂律告诉我们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当每个人都自由选择的时候，当这个社会赋予每个人自由选择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按照符合自己最经济的方式去选择的时候，整个系统呈现出来的可能是那样一个幂律、很大的巨无霸、很长的长尾，刚才汪老师提到幂律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相关性，其实道理是一样的，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结果导致了这样一种幂律的秩序。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中国的问题，中国很多很现实具体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有一些更大的问题，要理解这背后有很深的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今天，网络改变了信息获取、知识获取的方式，而因为金融市场和信息获取、知识获取密切相关，所以网络也改变了金融市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现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发展的后果。
   
    享友（张海燕）：之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会引发大家的思考，其实这个思考是什么？我觉得是身体的安顿和心灵的自由。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政府在退而求其次，我能给你最大身体的安顿，但大家更高的理想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在灵魂层面上我们是平等和自由的，但是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面我们只能用一个最经济的结构，尽量的容纳更多的人。但是这个理想和现实之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追求两方面的满足，但是现实情况不能容纳那么多。
   
汪丁丁：为什么我们都追求效率呢？我刚才预测，将来人类绝对文明的话，就没有富人，他就把自己财富捐出去，因为知道这都是你们自由选择让我富起来的。
     
    享友：比如我们做网站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研究人性的利他面是如何发挥的，人做恶和行善其实都有一套心理机制。包括FaceBook里包括维基百科，大家用业余的时间去分享有价值的事儿，而不是业余的时间纯娱乐，其实会变成像社会运动的一个事。
  
   汪丁丁：志愿者就是这个运动嘛。而且，原来美国刚开始推行商业伦理课程的时候没人上，没有教授认为这门课程能成功，现在多成功啊！你们商学院的同学知道不知道玛莎这个商店？它是一家成功盈利的环保商店，记住啊，咱们这环保车可是比那非环保贵出了一倍了，要是没政府补贴它盈利不了，但是在西方这个商店是盈利的，因为它有了相当多的顾客来买它的东西啊，你要是拎着不环保的纸口袋， 200年以后富翁上街得羞愧，带着很强的内疚感上街，那你还当富翁干什么？没必要嘛。我想人性是变的，人性不变是古典时代的假设，就是休谟那个时代的假设，也就是牛顿时代的假设，人性可变，这是19世纪下半叶，1850年之后，现在越来越主流的假设，它是一个制度与人性共生演变的过程。
      
   主持人（黄湘）：幂律的关键在于，复杂系统里的每一个元素，都按照最经济的方式选择的时候，会在客观上导致系统本身出现幂律的分布。如果不是每个元素都只做最有效率的选择，比如我们不是说看新闻只上新浪，搜索只用百度，如果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找一些长尾的东西。如果每个元素不是按照效率原则选择，这个幂律是不太容易成立的。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份或者心灵的安顿，确实系统的幂律不会那么明显。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按照这种效率原则去行动的。确实我们可以多一点精神的追求，或者多一点心灵的陶冶，如果每个人真的花一些精力寻找长尾，会对幂律构成遏制。
    不是说幂律本身就是不好的东西，只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超过限度之后会有问题。所以无论是心灵安顿也好，还是社群主义也好，都是从人的出发点，对幂律构成遏制。这是一个途径，从每个人的心灵出发，通过每个个体放弃仅仅出于效率选择的原则，更丰富、更具有耐心的去按照另外一种原则生活，这样会对幂律有遏制。可是要看到这并不是一种制度上的遏制，如果一个系统一个社会仅仅靠这个东西遏制，肯定是不够的。现在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极端的幂律分布不是一个好东西，肯定要对它构成限制，大家提到的限制都是出自个人选择出发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仅有这个是不够的。所以我希望再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话题引向另外一个方向，有没有可能对幂律进行制度的遏制？
   
   
    享友：我感觉对幂律还是要靠人，黄湘说的制度，我特别想听他说下去，就是到底制度上有什么对付幂律的办法。建军说希望从技术上的角度或者从人的选择多样性的角度解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人认识到幂律的问题，然后针对自己消费主义的倾向，别那么太去注重效率，规避效率方面很不足的地方，然后有意识的克制，比如像北欧那样。我还是很想听一下，制度方面怎么克制幂律，好像设计不了。
   
主持人（黄湘）：幂律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如此显著，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效率的选择客观上导致了这个结果的产生。另一方面，互联网和之前的产业不一样，之前的产业，比如你成立一家钢铁公司，别人也可以再成立一家，物质时代的公司就是这样。可是，互联网时代，如果有一家网络公司先起来掌握了平台，哪怕这个平台有问题，可能效率比不上其他的系统，可是因为它先行一步，可能就会掌握赢得市场的平台优势。如果有几个公司互相竞争，确实是一个从制度上遏制幂律的方向，可是这一点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显得难以做到，为什么互联网时代的垄断比之前的垄断更强烈，就是因为互联网的特殊性，就是因为它具有平台和代码的特征。
不是说某些互联网企业有什么阴谋或者不道德的手段，而是说，即使是在没有阴谋和强制，每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状态下，它依然会导致这种垄断。说到垄断，比如像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我们不否认它在上升期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它是有价值的，问题是如果平台全部被一个公司所掌握的话，那么它在客观上就会扼杀随后的创造。至于你说IT产业是最干净的、最透明的，这些我都不否认，幂律不是否定这些，幂律是说，虽然如此干净、如此透明，但是它还是会导致垄断，垄断一旦产生，我们不否认百度、Google当年曾经是很好，可是垄断一旦产生之后，就会扼杀未来的创意和机会。
    所以，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用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但这并不是否认在现实环境中它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既然是律，既然我们说是类似于自然规律的一种规律，就不是说有谁错了、谁是恶人，而是系统本身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如果出了问题，一定会觉得某些人是坏人、干了坏事，但幂律是说，即使没有恶人社会，即使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依然会看到垄断、不平等、扼杀创意和机会的问题出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再多说两句，当年王国维在评论《红楼梦》的时候曾经说悲剧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有心如蛇蝎的恶人，恶人专门干坏事；第二个层次，天意不可违，比如项羽，说老天要害我；王国维说最高层次的悲剧是没有坏人，也没有天意，每个人可能都是好人，但是他们的关系决定了这个系统就会出现悲剧，所以按照王国维解释《红楼梦》，《红楼梦》大观园里没有谁是坏人，不是说薛宝钗、薛蟠或者薛姨妈就是坏人，王夫人、薛姨妈一定要害林黛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系统本身即使没有任何恶人，每个人都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最后还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才是一个严肃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汪老师说这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当然这个是不是真没有解决方案可能要另说了。
     
    享友：幂律会不会随着变化，然后变得不那么重要呢？拿刚才那个互联网的例子来说，百度、微博、Facebook，占领了互联网99%的用户都去用它们，但是依然有小部分用户在用其它网站，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在2005年的时候豆瓣网成立。
   
    汪丁丁：对，豆瓣不错。
   
    享友：那时候是web2.0时代嘛，他们就想着去做长尾，我就是做尾端的用户，我不去跟你们拼抢那些99%的用户，我就要做1%的用户，当时也没有宣传，也没有大的占领啊、运营啊，它一直做到今天运营人员都非常非常少。
   
    汪丁丁：而且我最欣赏、最佩服的就是豆瓣。
   
    享友：它也马上要过亿了，也几千万个用户，并且它的用户非常死忠。
   
    享友：下一个新浪？
   
    汪丁丁：它有自觉，它不做。
   
    享友：未来可能提出很多增长人员的需求。幂律是因为效率产生的，人对效率的追求肯定无止境的对不对？
   
    汪丁丁：为什么啊？我刚才就是想问这个，每个人为什么无穷无尽追求效率？
   
    享友：我想知道怎么使用幂律，比如我是百度，因为Google非常厉害压在我头上，我怎么利用幂律打败Google？或者我是Google，我怎么利用幂律保持我永远不败、万世基业呢？
   
      
    汪丁丁：你得有创新啊。
   
     
    享友：然后创新的源头是发现人的需求？
   
    汪丁丁：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满足别人的需求呢？我还不知道。
   
主持人（黄湘）：下面是两位个网友的在线提问。

享友：请丁丁老师谈谈，如何保持个人在学术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与大众普通常识之间的平衡？
   
汪丁丁：这个我从来没保持过这件事，我一直就是不能读懂的一个人，谁也不懂我啊，我也不要求别人懂我，所以我从来没试图平衡过。
        
    享友：像丁丁老师这样的学术大家，如何给自己定位呢？
   
汪丁丁：首先就没“大家”这样的事情，我必须纠正这位网友的用语，我这是“为己之学”嘛。为己之学就是服从自己的心灵了。

    主持人（黄湘）：最后让丁丁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汪丁丁：我没想清楚的就是这件事，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追求效率？克尔凯郭尔（祁克果，Kierkegaard）100多年前就说过这个问题，他坐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躺椅上没事干，突然想起他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让别人觉得不方便，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便利。你想想，我写过“水知道你的罪孽”的评论文章，戈尔的《An Inconvenient Truth》，这标题的英文特别打动人，像莎士比亚的悲剧，让人不方便的真理或者真相。就是只有一个地球，可是所有的人都在拼命追求方便，为什么？祁克果100多年提出这个问题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必须拼力追求方便，上班要开车，不用自行车。
   
     嘉宾简介：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