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中国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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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进入尾声之际，深化改革的热望在中国人心中酝酿。胡锦涛近日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仅得到大众的广泛响应，也昭示着政治民主化是今后改革的重点。

然而，政治改革究竟改什么？怎样改？年初勃兴的思想解放涛声似乎被金融海啸淹没，各级政府官员和媒体更多关注的是4万亿投资怎么花、如何让企业度过难关、农民工如何安置、大学生怎样就业、扩大内需路在何方等，而对更为深远的政治创新缺乏热情，对束缚思想和手脚的教条缺乏检讨，对既得权益心存迷恋。

迫在眉睫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当然是政府的要务，世界各国政府也都在全力以赴。但必须意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需要政治家们的强力作为。

认识“时间窗口”的重要性

自1949年以后，中国遇到过五次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1956年“双百方针”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打开了政治改革的第一个“时间窗口”，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建言，却演化成了反右运动扩大化，导致了“大跃进”的灾难。

1962年中共着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政治改革的第二个“时间窗口”打开了，而这次机遇又被“折腾”了，最终导致了“文革”十年动乱。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改革的第三个“时间窗口”打开，中共抓住了难得的机遇，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1989年以后，第四个“时间窗口”打开。但鉴于激进的学生运动和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在政治路线上破浪推进，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但在政治运行方式及制度创新上力度较小，导致腐败现象、权力寻租越来越严重，已开始影响社会稳定，增大经济成本，政府集权化趋势有碍创新力和创业精神的发挥。

政治改革的大好时机

但是现在，政治改革的第五个“时间窗口”已经打开。经过年初雪灾、西藏骚乱、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天、抵御金融海啸等一系列大事件的考验，中国人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政治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演进，就不会出现激进的“全盘西化”；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民族性，同样不会激进地坚持“宁左勿右”。

进入新世纪，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逐渐地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仁爱、和谐等普世价值观导入政治语境中，并发展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鲜活理念。换句话说，政府、民间及国际间的互动，已培养出中国公民，尤其是城市市民较为成熟的政治改革观——“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笔者说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已打开，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紧密相连。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均向内看，把内政视为当务之急。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巨大阴影已让政府无心、无力对外进行过多干预，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较稳定的关系，将是未来两年的外交大势。同时，人们也从正在发生的美国“变革”中得到启示，经济复兴总是与政治变革环环相扣。

从中国的现状看，增强信心、共克时艰的呼声不断。如果将政治改革作为“信心”的有机部分，加上不断出台的经济政策，不仅会促成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而且会在经济水平上迈上新台阶，更会在政治文明上强力作为，全面完成继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走出经济困局，让大众对未来产生信心，必须在政治体制和运行方式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仅从舆论上呼吁“万众一心”是不够的。

政改的关键部位已经显露

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项宏大的渐进工程，其复杂程度或许会超过经济改革。但是政治改革的关键部位已经显露，如同著名学者吴敬琏所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

政治改革的第一个关键部位，也许是政府的权力转移，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有经济学家推算，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的40％，因此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转向政府这边，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官员“下海”成潮，现在是人人都想当官，以致出现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5000人争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同时抑制着专业人士的成就感和进取欲望。

政府因掌握的钱多，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也便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权力寻租，其结果是不仅出现了“腐败窝案”、“卖官买官”等新品种，而且提高了经济成本，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达到20％～30％之间，这反过来给国内外企业增加了负担，不利于企业成长和吸引投资。

政府涉足经济，还会出现官员拿公权与民争利的情况，甚至引发“群体事件”。

政治改革的第二个关键部位，是下决心建立严密的监督体系。不仅要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完善问责制、官员收入公开制，还要增加民间力量的监督，或者让体制内的部分机构演化成公共监督机构。比如媒体，可以从产业和文化软实力承载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改变管理方式，使其成为更有效的监督“公器”。中国媒体已在揭露“周老虎”、“毒奶粉”、“矿难瞒报”、“封口费”等方面表现出较专业的监督职守，那么何不放手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上承担更多责任呢。

政治改革的第三个关键部位，是以加快法治建设，通过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实现公正，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大踏步向法治化迈进，社会就有了秩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有了坚实的基础。

（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原载2008-12-30《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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