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安：韩寒补考题目一点也不“破”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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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安

　　陈禹安，和讯专栏作者，心理说史首创者，心理经管专家，宁波大学兼职教授，曾游历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及地区考察讲学。作品有《心理三国》三部曲（包括《心理关羽》、《心理诸葛》、《心理曹操》）、《心理乔布斯》、《向子贡学说服》、《激励相对论》、《海底捞能捞多久》、《麦当劳悖论》、《谁主宝洁沉浮》、《如何成为带头大哥——金庸武侠管理学》、《谁能管好韦小宝——鹿鼎记领导启示录》、《巧辩不如攻心——三国的说服智慧》等。其中《心理关羽》、《心理诸葛》已在港澳台出版，《心理乔布斯》即将被引入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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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中国人最稀缺的就是较真到底的精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算是挺佩服方舟子的。

　　 近段时间来,方舟子和韩寒围绕着“代笔与否”论争不休。本来没想置评。但刚刚看了方舟子的博文《破解韩寒补考题目之“破”朔迷离》,实在忍受不了方舟子在论证过程(论证技术)上的“破”绽百出,故而站在客观第三方的立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上几句。这算不上是对方舟子的打击,也算不上是对韩寒的支持。

　　 为了便于表述,先引用一段方舟子上述博文中的几段:

　　 然后就是那道“破”朔迷离的补考题了。最早报道此事的《新民晚报》(1999年4月12日)是这么说的:“编辑李其纲拿了半杯水,又顺手抓起一张废纸塞进杯中:‘就这个题,你写篇文章。’只见韩寒眉毛一扬,力透纸背地写下了标题《杯中窥人》。‘我想到了人性……’一篇杂文一挥而就。评委们看了大吃一惊,把一等奖给了他。这就是能力。‘新概念’要的就是能力。”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废纸呢？李其纲在同一年稍后写的文章点评中说是道林纸(专供胶版印刷的高级用纸):

　　 “补考的试题委托我来出。我随手将一团很厚的道林纸捏成一团,然后将它置入一只杯子中,杯子中正好有半杯水。我对韩寒说:这就是题目。”

　　 韩仁均在《儿子韩寒》的初版(2000年)照抄李其纲的点评:“他随手将一团很厚的道林纸捏成一团,然后将它置入一只盛有半杯水的漱口杯中。”后来他大概注意到对纸有不同说法,再版(2008年)时改成:“他随手将一张纸捏成一团,然后将它置入一只盛有半杯水的漱口杯中。”

　　 赵长天在2000年3月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的说法是:“评委临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玻璃杯里面塞一张纸进去,说就是这个题目。”后来赵长天接受各种采访谈到此事,也都简单地说是“纸”。

　　 胡玮莳在2000年在中央电视台《对话》对这个过程描述得最为详细:“当时韩寒坐的那个桌子上面,桌子上面放了一杯水,然后一杯茶,袋泡茶泡的那种茶,那么他看到那杯水,旁边还有一张纸,就是那个袋泡茶的外壳,然后他就把那张纸揉一下,就扔到那个杯子里面去,然后说就这个题目,你给我写。”

　　 而韩寒在2006年11月在上海东方电视台《可凡倾听》节目说的却是:“就像这样一个杯中,扔进一团餐巾纸。”

　　 这样,这个著名的补考题目光是扔的什么纸就有了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李其纲说是道林纸,韩寒说是餐巾纸,胡玮莳说是袋泡茶的外壳,且不说杯子还有玻璃杯和漱口杯两个版本。这三种纸差别很大,不可能混淆。李其纲是出题人,纸是经他的手扔进杯中的,不可能搞错。韩寒是考试对象,最关心李其纲的举动,而且杯子就在他面前,不可能看错。胡玮莳对过程的描述最为详细,显得最有信心,描述时才隔了一年多,不可能记错。所以这三个版本应该都成立,但是实际上又不可能都成立。如何解决这三者的矛盾呢？

　　 方舟子据以论证的就是事件相关人士李其纲、韩寒、胡玮莳这三个人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不尽相同,有矛盾之处。所以方舟子认为其中必有猫腻!

　　 但不管是玻璃杯还是漱口杯,不管是道林纸,还是餐巾纸,这些细节上的自相矛盾其实并不能构成无可辩驳的论据。方舟子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内心十分确认的一个前提:人的记忆是靠得住的,所有的回忆都是准确无误的(故意撒谎的不在此列)。

　　 但其实大为不然。人的记忆是很不靠谱的东西!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例子。

　　 罗伯特·伯顿是美国加州大学锡安山医院的神经科主任。当年,他在上医学院二年级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这一重大事件。肯尼迪当时的民望很高,他被刺杀成为当时美国人的最大的心灵伤痛。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都应该对当时自己的情形记忆深刻。

　　 但是,当伯顿和他们的同学聚会,并回忆起肯尼迪被暗杀时大家都在干什么时,答案却是五花八门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帮同学都同意不论在哪,大家都是在一起的。这也是大学生涯的普遍现象)

　　 一位泌尿科医生觉得他们当时在吃午餐,一位内科医生说他们当时在图书馆,一位病理学家却记得他们在一个酒吧里。

　　 泌尿科医生反驳说将:“不可能,肯尼迪被暗杀时,我们还没放学呢,绝不可能在酒吧。”(这个情形是不是比上述李其纲、韩寒等人的说法不一更加离谱？)

　　 这些人拉着伯顿要说法。伯顿就给他们讲了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曾经做过的一个实验。

　　 在“挑战者”爆炸的当天,乌尔里克·奈瑟立即给班上的106名学生写下他们是如何听到爆炸消息的,以及当时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听到爆炸消息后的内心感受等。奈瑟将学生们的记录收集保存。两年后,这些学生再次接受访谈,回答同样的几个问题。结果显示:25%的学生所说的跟他们原来日记记录的截然不同;还有一大半的人错了一些细节,但还不太离谱。真正能够将所有细节都写得和两年前完全一致的不足10%!

　　 然而,在这些学生看到自己当年所写记录之前,他们个个信誓旦旦地相信自己的记忆是绝不会错的。

　　 这个实验有力地证明了记忆是多么的不靠谱,而更不靠谱的是,人们对自己记忆正确性的强烈信念。

　　 再回到方舟子的论证,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出他的“破”绽之处了。

　　 方舟子认为,李其纲、韩寒、胡玮莳的三个人说法不一,要么事件本身根本就没发生过,要么事后有人在撒谎。方舟子据此推进而怀疑一切,证伪一切。但其实更大的可能就是这三个当事人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而在他们述说回忆的时候,当然认为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事实。一个撒谎的人,最不愿意说出细节。这三位几乎都在努力描述细节,这足以认为他们真的是在“掏心掏肺”的证真自己。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我判定韩寒他们没有说谎。

　　 不管韩寒有没有代笔,记忆的偏差都不能作为过硬的证据。

　　 所以,我不反对方舟子继续较真,不仅是对韩寒,也可以对任何人。相反,我还特别希望这个中国极其稀缺的较真人,不会泯于众人。但还是想建议方先生空时不妨翻翻心理学的书,以他的智商和执着,也许能“大利其器”,然后“大工其事”……

　　 2012年3月13日星期二晚22:45于别馆13B（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