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涛：激进左翼——揭秘方舟子鲜为人知的一面

bridged

孙乐涛：激进左翼——揭秘方舟子鲜为人知的一面
发布时间:2012-04-06 11:22 作者:孙乐涛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加载中

　　方舟子默默打假十几年，赢来粉丝无数。很长时间里，我和一些朋友都想当然地以为，方舟子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不谙世故的赤子，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这样的天性加上理工科出身，长期的象牙塔生活，以及留美生涯受西方文化熏陶，造成了后来那个“有事实洁癖”、锱铢必较、毫不妥协的打假斗士。


　　可是近来一系列的事，却前所未有地动摇了我对方舟子的这个印象。这勾起了我的兴趣，去仔细了解方舟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把他的一些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阅读经历、人生观等方面的文章找来仔细阅读，果然发现，这么多年，我们对方舟子其实并不了解，方舟子内心复杂、深沉，远非上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方舟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风格鲜明、甚至相当激进的左翼人士。方舟子“专打南方系”，与司马南结盟，力反宗教等等鲜明特色，皆来自于他的相当激进的左翼立场，而与他的科学背景并无必然关系。


　　“左翼”是一个含义广泛、复杂，甚至有些混乱的词，近现代以来在社会思想、舆论中运用非常多。大体上来说，它是指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在政治、道德、文艺等方面极端强调自由、解放、革命、反传统等等，在经济上则强调政府干预、计划等等；反之就是“右翼”。被指为“左翼”或“右翼”的人，很少有人全面符合上述定义，往往仅是符合其中的某一方面。


　　说一个人“左翼”“右翼”，仅仅是贴了个笼统的标签，了解他这些思想倾向的具体表现、前因后果等等，更加重要。我们下面就来逐步深入左翼方舟子隐秘的精神世界。


　　左翼文学：哺育方舟子的精神母乳


　　鉴于方舟子典型的理工科出身，又长期以科学打假知名，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个“科学怪人”，好像与文科、文学等等不沾边。当他批文科学者、作家以及对宗教等问题发言时，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他是在越界，说外行话，不懂装懂，狂妄自大；被批的人也理直气壮，说他是粗暴的“科学主义”。方对这一点十分恼火，他不断地强调自己曾是福建省的高考语文状元，也经常在网上晒自己的诗文。


　　而当我们把上述那些文章拿来细读，就会发现，他的文科素养确实是很不错的。他的品味、视野确实比当今很多滥竽充数的大学教授强，他说要把“文科妄人”们打得满地找牙，一起哭着喊着向他求饶，还是有些底气的，并不是说疯话。


　　方舟子最喜欢的作家、经典是哪些呢？首先是鲁迅。方舟子熟读鲁迅，对鲁迅极为崇拜。他的文章里，要是说“先生”如何如何，这个“先生”不会是别人，就是鲁迅。大家看看方的文风、作派，确实是在模仿鲁迅，是有点鲁迅的味道的。他曾引鲁迅的一句话来自励：“内即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青蝇绝响”。


　　2004年，方舟子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偶像》谈鲁迅，对当今“捧胡适，贬鲁迅”的风气颇为忿忿，宣称对那些借骂鲁迅抬高自己的“青年导师”，要狠狠剥下其画皮，并撂下一句狠话：“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对他来说，大概已经到了“鲁迅之敌，即我之敌”的程度，不论这敌人是民国时代的林语堂、梁实秋，还是当代的“柿油派”、崇胡派的某某人。要是有人经常作胡适状，甚至被捧为“当代胡适”，免不了会成为方舟子的眼中钉的。他打贺卫方的假，其实另有来头的。


　　除了鲁迅，在写于1999年的《我的经典》一文中，方舟子还讲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两本书：《西西弗的神话》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尤其后者，是他“书中的爱人”：


　　“那是我在书的世界所发生的刻骨铭心的初恋，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从此带着‘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磨难’的信念，无悔地越过成年的门坎，去追求不息地扩张、更新的生命”。


　　这种话在如今的80后、90后看来，很矫情、肉麻，会被骂“装逼犯”。但在80年代，这可是文青们挂在嘴边的时髦句式。而这两本书，也是在80年代的文青、读书人中间普遍流行的。这两本书风格很相近，方舟子对之非常认同。通过这两本书，我们可以大体看清左翼方舟子的精神底色。


　　准革命时代的文学风格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是存在主义的一本代表作。80年代的青年要冲破思想禁锢，要解放，要自由，要自我实现，存在主义是一道好菜，于是加缪、萨特，还有与存在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尼采等等，大受追捧。命运、苦难、荒谬、壮烈的悲剧、存在先于本质、向死而生、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的战斗、扼住命运的咽喉等等标签、口号风行一时。


　　存在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亲缘关系，颇受有左翼倾向的青年们喜爱。在西方，存在主义的黄金时代正是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学生造反的时代。到80年代，存在主义已是一种过时的学说，加缪、萨特也都死了。但这并不妨碍当时的中国青年把它当宝贝。


　　存在主义认为烦恼、畏惧、迷惘等等心理体验是人的本真的存在状态，即所谓“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人之为人，就要不断地超越现在，面向未来，人的存在的本质就是超越和创造，就是行动、实践，就是在勇敢地选择、实践、创造中实现自己的个性、自由。这种学说自然非常契合80年代青年的心理，其紧张严肃的风格深深影响了那一代人包括方舟子的审美观、文学观、世界观。


　　80年代，解放前曾是青年励志教材的一些傅译名著也正当其时，重见天日。影响最大的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巨人三传》等等。罗曼·罗兰擅长写名人传记，能鼓舞人、引导人，当然为青年们欢迎。


　　罗曼·罗兰在西方是偏左翼的人士，他青年时代就立志要反对“颓废的、脱离现实的”文学艺术，要用“真正强有力的人民生活和能使民族复兴的艺术来对抗巴黎那些只寻求娱乐的商人”。他同苏联也走得比较近，十月革命后为俄国那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欢呼，对这场“宏伟的社会实验”十分看好。他这种左翼倾向同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作家也正相似。


　　傅雷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弁言”里写道：


　　“尼采底查拉图斯脱拉现在已经具体成形，在人间降生了。他带来了鲜血淋漓的现实。托尔斯泰底福音主义的使徒只成为一个时代底幻影，烟雾似的消失了，比‘超人’更富于人间性、世界性、永久性的新英雄克利斯朵夫，应当是人类以更大的苦难、更深的磨炼去追求的典型。”


　　塑造这样一个供人们瞻仰、学习的英雄形象大概正是罗曼·罗兰创作的目的。


　　罗曼·罗兰的著作还不是僵化、刻板的革命文学，它们比革命文学多了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意志主义等方面的东西。傅雷愤世嫉俗，“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但他还没变成革命同志，还保留着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情调，罗曼·罗兰自然很投他这样的进步人士的胃口。同样的道理，罗曼·罗兰也为上海的左翼文青们喜爱，为80年代曾经当过红卫兵、红小兵，而今追求自由、解放的青年们所喜爱。


　　罗曼·罗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实际上远不如当年文青们想象的那么高，他所极力渲染的理想主义相当矫情、做作。当然方舟子不会这么看，多年以后他还是非常钟情于这个“书中的爱人”的，对他来说，读一遍《约翰·克利斯朵夫》，就相当于“聆听一场最为盛大的贝九演奏”。


　　说到底，方舟子念念不忘的“书中的爱人”、“书中的朋友”，塑造他的思想个性的那些作品、导师，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就是严肃紧张，大义凛然，要冲决、要打倒、要斗争、要解放，要拯救世界，建设全新生活。这些东西距革命话语不远。


　　左翼文学是励志文学


　　北岛在海外漂泊十几年后，反思自己在国内的那些创作，说自己对那些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如果有人再向他提起《回答》，他会觉得很惭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


　　80年代的青年喜欢在笔记本上摘抄傅雷的话，以及北岛《回答》之类的诗歌。这两种不同时代的东西能同时出现，是因为它们在精神层次上很相近，如北岛所说的，都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语言带有暴力倾向。比如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译序里，傅雷就在天父附体般地做真理大宣告：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一个人唯有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得胜，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儿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


　　“克利斯朵夫终于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触到了生命底本体，握住了宇宙底真如，这才是最后的解放，‘与神明同寿’！”


　　他号召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不论是30年代的傅雷，还是80年代的北岛，都距革命话语不远，都深受革命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前革命时代的，一个是后革命时代的。


　　革命话语的基本特征是对文学、文艺作非常狭隘的理解，把它们变成励志、思想教育的工具。革命话语要求的风格是向上的、昂扬的、蓬勃有力的。它要把人们的精神生活统一到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模式上来，其余的趣味、追求，其余的风格、话语模式，都会逐渐被排斥。革命话语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就会受到伤害，甚至被扼杀。最后，革命话语进化成严酷的意识形态，所有的文学、文艺都变成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完全丧失活力，教条化、样板化的宣传体成为其唯一样式。


　　在前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左翼文艺兴盛。它是革命宣传体文艺的前生后世。左翼文艺一般都注重励志，风格严肃，说教性强，经常带有一种矫情、做作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这样的风格：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种风格旨在鼓舞人、引导人，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多见这种风格，80年代的大陆文艺也多见这种风格，像路遥《平凡的世界》现在还被很多青年用作励志操练的教材。


　　励志作品强调意志主义，鼓吹征服精神世界、在苦难中磨练、创造等等，在民族危亡、需要振奋精神的时代，在个人精神生活长期受压抑、贫乏单调、急需扩张的时代，常常风靡一时，一些此类著作会被当成圣经、宝典。但这类著作也往往审美趣味比较狭窄，道德感太过强烈，概念先行，说教过多，从而文学价值不高。像罗曼·罗兰的著作，《平凡的世界》这样的80年代的文学作品，甚至所有的左翼文学，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左翼思想的成功学特征


　　左翼文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励志文学，进一步说，是一种伪装的成功学，或者说不那么粗鄙的成功学。事实上，左翼思想与成功学，向来关系密切。受左翼思想熏陶的人也容易迷信成功学。


　　左翼思想与成功学的关系要追溯到启蒙以来形成的“进步”观念上。18、19世纪是西方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启蒙”时代。“启蒙”（enlightenment）就是要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世界，驱除蒙昧、迷信。而人类自己的力量，人的理性之光，在现实语境中，主要就是指“科学”。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科学大发展，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更是显示了科学的巨大威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普遍持有一种乐观心态，认为依靠科学技术，人类就会不断进步，最终能够完全认识世界，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能掌握历史的终极规律，改天换地，建成人间天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起就与这种乐观主义、进步观念、对“科学”的信仰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的左翼思想正是基于一种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一般说来，右翼思想比较保守、尊重传统，左翼思想则强调革新、反传统。而革新、反传统的依据主要就是对科学的信念与由之形成的进步观念。


　　在这种进步、革新思维的支配下，左翼文化往往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成功学色彩。各种社会事业、社会群体被简化成进步与落后两种，进步的就是道德的、高尚的，集真善美于一身；落后的则是腐朽的、堕落的，一无是处，应该被消灭掉。


　　对左翼文艺来说，励志以追求成功、胜利成为其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它看不到这以外的其他价值。因为要服务于励志这唯一目的，所以左翼文艺的风格是严肃的、沉重的、激昂的，它讨厌调侃的、戏谑的、“玩世不恭的”、讲闲情逸致的东西。


　　在左翼教育中，这种狭隘的成功学思维特别明显。很大程度上，左翼教育就是成功学教育，励志是其主要目的。比如从前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常讲归纳中心思想、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讴歌什么、鞭挞什么、什么象征了什么，等等。这一套分析模式其实是为左翼文学、励志文学打造的。受这样的左翼教育哺育的人，人格往往比较偏狭，审美趣味比较单调，生活中往往不够宽容，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缺乏理解。


　　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自由度越来越高，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狭隘的左翼成功学文化逐渐松动、解体。80年代一批德育教授、演讲家如李燕杰、曲啸等人成为受青年追捧的明星，那正是革命励志文化的回光返照。到80年代后期，像王朔的小说，就开始嘲弄励志文化了。于是，不严肃、痞子、玩世不恭、缺乏担当等批评也接踵而至，因为用那一套励志文学的分析模式已无法理解王朔这样的小说了。


　　随后的20多年，中国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大规模的商业化、城市化史无前例，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已远非昔比，中国人真正由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民族向商业民族蜕变，中国人真正开始了城市生活，真正有了现代城市文化。“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中国人对这一点的体会大概才刚刚开始。


　　左翼方舟子


　　读方舟子的相关文章，我的感受就是他的阅读偏好、审美趣味、文学观念等等都带有相当浓厚的80年代色彩、左翼励志文化色彩。


　　励志教育、成功学教育本质上是基于一种成王败寇的狭隘哲学观：符合那个唯一正确的成功模式，你就拥有一切，否则就一无是处。80年代开始上学的人，对这种励志教育的残酷、扭曲大概都有深切感受：班里的学习尖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成绩最后几名的差生则抬不起头，沦为二等公民，甚至会成为反面教材，经常受到老师的当众凌辱。实际上，在这种左翼文化语境中，尖子生同差生的对比，就恰如先进阶级同行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腐朽落后阶级的对比一样。按照这样的评价模式，昔日的“尖子生”方舟子与“差生”韩寒恰成对照之两极。方舟子经常提及自己当年成绩之优异，而如今，韩寒这样的“差生”被知识界交口称赞，不知这是否对当年尖子生的优越感形成冲击？


　　方舟子少年老成，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思想也已成熟，所以，那时候读书，已不是要找引路的导师，而是在找知心的朋友。”《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他找到的朋友，《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书中的爱人”，而鲁迅则是他“书中的先生”，是他的导师。他还经常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陶冶情操，也曾听“执着”、“深刻”、“悲壮”的崔健而“潸然泪下”。一个早熟而又执着的人，他的阅读偏好、审美趣味、文学观念等长期带有少年时代的特征，不足为奇。


　　以方舟子严肃认真的审美趣味，他自然反感王朔，他说王朔“轻松”、“油滑”。他也反感王小波，王小波去世时他曾撰一文《人之既死，其名也盛》来讥讽王小波。他也曾指责钱钟书“玩世不恭”，不像鲁迅那样“饱含着无限的救世热情，读之只让人觉得沉重而奋发”。对他来说，唱“靡靡之音”邓丽君的也远不如“以歌为旗”的崔健那样富有吸引力。至于韩寒，他同方舟子气质之不合就不用说了。


　　而且，王小波、韩寒可能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冒犯过方舟子。这还要从鲁迅先生说起。读方舟子的文章，尤其是文化批评方面的文章，细心的读者会感觉到，他是在模仿鲁迅的文风。方舟子当然也不讳言他对鲁迅的崇拜，在《我的偶像》一文中他讲到：


　　“如果在中国有哪个地方能称得上我的圣地的话，那就是上海的鲁迅墓。从1986年初夏到今年晚春，我去拜谒过五次，每次去时自身的处境不同，内心则一。在寂寥之中与先生相对，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薪尽火传，精神不死。”


　　这段话意思很明白，方先生是以鲁迅的当代传人自况的。可是如今的中国人只知道方舟子是打伪科学的，甚至觉得他是科学怪人，却并不知道他和鲁迅先生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倒是王小波、韩寒这种为方舟子所不齿的人，屡屡被媒体冠以“当代鲁迅”的称呼。还有王朔，几年前写过一篇《我看鲁迅》，说鲁迅先生没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文学才华可疑，难当文学大师的称号。此文流传很广，当时就有很多“鲁学家”起而怒斥王朔，不知方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与右翼为天敌


　　方舟子与上面这些他所反对的人气质、趣味相当不同。事实上，气质、趣味往往决定立场。鲁迅同胡适的气质就大不相同，左联文人同胡适派文人的气质也大不相同。方舟子的立场多年来隐晦不明，让很多人迷惑。现在，我已不再迷惑。


　　我和一些朋友很长时间里一直很惋惜方舟子与“南方系”、与当代中国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交恶，也为他与司马南这样的标签性的左翼人士结盟而迷惑不解。方舟子这人看不透，很矛盾啊！现在我明白，方舟子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一以贯之的。一个真正的左翼人士，是有必要这么干的。他这么做，也不枉读了那么多年的鲁迅。方舟子与司马南，有根本观念的一致性，是真正的情投意合，并不是乱点鸳鸯谱。


　　方舟子也绝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学书的人，不是一个安于科学科普领域的专业人士，他的抱负看来很大。科学打假？或许是暂时的。鲁迅先生不是也弃医从文了吗？方被一些人戏称为“教主”，其实，他确有做“教主”的潜质。


　　方舟子不是极力反对宗教吗？很多人以为是他的科学教育背景所致。其实不然，信不信宗教与科学知识的多少并无必然关系，不论东西方，知名科学家信教的不计其数，但知名左翼人士信教的则非常罕见。方舟子反对宗教，更主要的应该是基于他的激进左翼立场。


　　左翼向来就是反宗教的。前面说过，近代以来的左翼思潮与启蒙时代形成的理性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念密切相关，打倒一切外在权威包括宗教权威，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征服世界，不断进步，建成人间天堂，是激进左翼的一条思想基线。


　　按照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是人们逃避自身软弱的避难所。目前人民群众的世界观还没改造好，所以暂时允许宗教存在。等人民群众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铲除掉了。而像方舟子这样的人，现在就可以不要宗教了。方舟子反宗教的思路，其实还是来自于中学政治课本。


　　2001年，方舟子去上海拜谒鲁迅墓时，写了一首诗：


　　魔怪千年吞赤子，


　　先生至死舞青锋。


　　遗言一个无饶恕，


　　扼腕坟前誓叩钟。


　　看到这首诗，我很吃惊，这与三十多年前流行的那些革命诗抄的风格何其相似！



　　（载《南都周刊》，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4-05 | 责任编辑：向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