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中国未来取决于会理性阅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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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中国未来取决于会理性阅读的人

2012年05月11日 10:12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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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让人们拥有现实感。什么是讨论中的现实呢？讨论靠什么来建立它的现实呢？语词。不管是书面的（包括网络的），还是当面的，在讨论中人们直接面对和处理的，是他人已经说出来的话，以及自己的应对。如果讨论还在继续，那么进一步的“现实”，就是他人进一步说出来的话，以及你自己进一步的应对。

面对讨论，即面对语词。不管是什么人，只需要根据他所说的话，他具体运用的词汇，这些词汇之间的前后顺序所产生的含义，来进行评判。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他怎么说就是怎么说的。他嘴里含着沙子说的，就不是含着水说的，或者什么也没有含。思考的界限就是语词本身的界限。

甚至不在于话题本身，也不在于对这些话题所持的立场表态。不能一般地说，这个人的观点与我相似，因而我站在他一边，而要具体看他是怎么论证的，通过怎样的途径抵达他的结论。很可能，他的结论与你相似，但是论证中所运用的材料、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与你主张的完全不同。比如同为主张改良，有人是因为想要降低社会成本，减少民众疾苦；有人认为民众的素质太低，并因此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有人从中释放的是，没有比目前的格局更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正可以大捞特捞。

因而需要看这个人的具体论证，其一步步的用词、举例、分析和转折是什么，而不能含混模糊，觉得大致差不多就行。最终是语词走到人们面前。如果说有优劣高下，那么是语词本身的优劣高下；如果说有对比和碰撞，只能是语词之间的对比和碰撞；如果说有交锋和竞争，也只会是语词之间的交锋和竞争。语词和语词放在一起，已经形成了某种对照和对话。

任何意义只能从这些字词中释放出来，而不是另外添加进去的。这需要个人的判断力，也检验这个人的独立精神。对于成熟的读者来说，不应该相信一种超出字词以上的意义，认同与字词相分离的意义，认为它独立地、事先地存在于某处。因为是某人说出来的，所以就别有深意。没人一张口就能吐出一块金子来，每说一句话就等着别人接圣旨。

当人们阅读或者坐在电脑前，他们应该就像一场大赛中的评委，各人阅读来自闭卷考场的答题，作者姓名和身份都已经隐去，人们只消根据眼前出现的字词、句子和段落，与它们形成一种垂直的关系，而不是平行的关系，仿佛从半空中来看它们。与其他“评委们”的交头接耳，也在自己近距离接触文本之后。

波兹曼在他那本《娱乐至死》中提到，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来。这些人们之所以能够从众人当中凸显出来，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可能有的公共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陈述、推理、周详复杂的论证。印刷术（各种小册子、报纸）则为这些辩论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讨论文章走在他们本人前面，比他们肉身传得更远。

这对公众/读者提出了同样高的要求。没有民众，哪来国家？波兹曼指出当年的读者们面临“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当他们收到邮寄来的各种信息，需要运用自身的理性，“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为什么需要如此谨慎？因为“作者并不是始终是值得信任的”。人皆会犯错误，皆会撒谎、贴标签或过于笼统。只有经过反复甄别之后，他们才能够辨别某些方案或者某个候选人，投出自己信任的一票。这样一来，公共生活的前提便是“具备驾驭铅字的能力”。“没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州的选举年龄定为21岁。”

这才是一种自我引导的并非权威引导的态度。今天美国的情况有变，某种变化也同时在我们这里发生，这在以后我们会谈到。但波兹曼谈到最初的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十分遥远，是一个前面的东西，而不是后面的东西。不要说一般人们，即使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掌握了足够练达的文字工作经验，在专业领域中有着正当敏锐的评判能力，但是在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时，也会一下子变得换个人似的。他们其中有人相信，某些人的字词可以超出其字面所承载的含义，个别人可以享受某些豁免权。

这是为什么呢？只能说，我们的公共生活太过没有成形，我们的公共话语太过贫乏，人们公共生活的经验太少。我们的环境中，缺乏足够的可以让我们来作出选择和决定的公共文本，因而也缺乏对于公共文本的持久阅读及比较。

传统文人也阅读，但主要是阅读历史、文学、哲学或宗教文本。这种阅读往往是个人性质的，更多属于个人的私下经验。大师们被视为聪慧的先知或个人。当我们欣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主要看其修辞是否美丽，用词是否特别。一个人是喜欢杜甫还是李白，喜欢李商隐还是喜欢辛弃疾，只是个人口味而已，不具有公共理性和公共标准，也不需要这种东西。

学者们所属的专业队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型共同体，也像是一个微型公民社会。这里允许质疑、辩论和交锋，也鼓励人们答辩、反驳，尤其是调整自己的看法。不一样的是，专业领域有其自己概念的历史，尤其在自身历史中形成的一套专业术语，一个人参与这样的讨论，需要一定的门槛及学术训练。一个准备不足的人，企图蒙混过关的人，人们一眼认得出来，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公共讨论不设门槛，但是在相关公共话题上，同样需要有所积累，有所准备。当然准备不足同样也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然而其他人们在阅读和接受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理性在内，需要将其放在平等的光线之下来考量。以严肃的眼光，来检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些句子，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写出这些句子的某个人。

人们认同目前的中国面临着重要转折，需要有一些深层次的改变，令事情朝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讨论必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不出美国那些开国者的文章，但是起码可以做一个这方面的合格读者。实际上此前也有许多类似讨论，某些方面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及时抵达到人们手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一些人被遮蔽，另一些人才得以流行。对此，知识分子要敏锐，要警醒。

这对社会各界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包括商界人士。与学者一样，即使这些人们已经形成在自己行业中成熟的理性判断，也不等于说他们能够以同样的练达看待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事情，以一种训练有素的眼光，来发现和找出那些真正富有意义的东西。未来的中国社会，只能从每个人的脚下出发，需要每个人做出独立判断的选择。任何人都不能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掌握语词的文化人，而是需要让自己也一样能够掌握语词，能够处理公共文本。

这对于我们肯定是陌生的经验。人们从前的公共读物是什么？是“两报一刊社论”，早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间8点整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以及公园里、马路边的高音喇叭和各式小喇叭。但是它们并不是用来讨论的，那是不可怀疑的。有关我们社会的现状、前途和方向，是不可以随便谈论的。

某些做法和配备设施仍然延续，继续造成了我们话语空间的逼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想通过流行的东西，来释放他们的看法，传播自己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但是，这会令人想起从前“发动群众”的做法，其中夹带有明显的“利用”、“顺势”和“造势”的成分。但是很有可能，你添加进去的东西，不属于其原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被挤出来，发现那不过是泡沫。《联邦党人文集》不是写给其他的也是联邦党人的成员看的，而是写给全社会的。合格的读者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也是一种责任。中国未来的选择，也取决于每一个人拥有理性阅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