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遗民老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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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民老谭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0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5月21日 | 评论（5）
　　
野夫

老谭（右）是20世纪50年代利川的文学爱好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艺男青年。


一
　　去年，章诒和大姐忽然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我故乡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问，那你认识一个叫谭宗派的老人吗？我笑问：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啊？她说她第一次回故乡安徽，在那里的一个故老和她谈起了我的家乡，并向她推荐了老谭——这是一个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对章大姐笑道，这是我的至交，没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他悲辛的一生……
　　老谭——我一直叫他老谭，与我忘年相交三十余年。其实，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父辈年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这样没大没小地订交以来，故乡街面上，鲜有不知我与他深厚渊源的。
　　那时，我是县教研室的菜鸟科员，他是县志办打零工的编辑写手。而他刚刚出狱未久，彻底平反的申诉，还正在频繁奔走苦求之中。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学爱好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艺男青年。
　　整整两代人，却因为闭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虽曰萧条异代，竟然也一见如故地相知相惜了。
　　那时我大学归来，青春泼皮，在小城横来直去，很有些挥斥方遒的公子哥恶态。
　　老谭则是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狱回来，还不免有种劫后余生的谦谨——但那表面的恭顺与和蔼背后，依然能觉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这样一个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里是眼空无物，且不与人群的。
二
　　老谭身形魁梧，高一米八十，与我初识之日，不过四十有六，正当壮年。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拨乱反正，社会略显松绑。身为牢释人员的他，尚未更正其贱民身份，但依旧积极乐观，似乎看不出丝毫怨恨。他镜片后面的小眼，总是笑意盈盈，和我们诗社那帮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处。因为贫困，他从不烟酒。
　　其时，我和一帮兄弟在创办地下诗刊《剥枣》，老谭虽非社中同人，却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组织诗会，则更多仰赖他的协助。他在劳改队办黑板报，练就一手标准的美术字，但凡写大字会标之类，全看他一个人在那画字并剪贴。我们有些活动偏激，他便在一边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狱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种寒心和余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为我调到宣传部之后，计划编写一本“话说利川”的闲书。我强调必须借用老谭，上级开恩，就成全了我这一企图。于是，我和老谭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起出入整个县域的乡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这个隔绝世界二十年的流徒，竟然对故乡民俗文化和文史如此烂熟。
　　他带着我走乡转村，深入边僻之野，访古问道。通常，在那些崎岖泥泞中，我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昂首阔步。刚出狱那两年，他就是挑着担子，凭借漆匠的手艺，整日行走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寻觅口粮的。他熟知哪里有风景，哪里有遗贤；他指着沿途的墓葬告诉我，这里是巴人的悬崖穴墓，那里有拾骨葬的古俗；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汉民的庐墓——把坟墓安在家里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礼。
　　那时乡下没有招待所客栈之类，我们总要借居农户，搭伙寒门。老谭总是很快就能和山胞们搭讪熟悉，会将最接近干净一点的床铺让与我睡；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风情和礼仪，会唱山歌、孝歌和号子。他仔细教我分辨哪是石工号子，哪是抬丧号子。可以说，关于故乡的那些民间文艺，我的知识多半取之于老谭。
三
　　老谭终于在1982年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他被安排在民族宗教局，后再调入文物馆，还算是用其所长。
　　老谭的妻子，是其出狱之后所娶的一个极端贤良和勤劳的农妇，靠摆摊卖亲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类，勉强帮老谭贴补家用。老谭夫妇中年得子，白屋之中，一样珍如珠贝。老谭见我喜欢那孩子的顽劣，便送给我做“教子”，几岁的娃娃，呀呀欢叫着我这个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这样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个简单的古礼。老嫂子专门备了一桌好菜，我则给孩子送去一套读物和一把玩具剑，意思是要他长大也明白书剑恩仇。
　　后来我出山，每还，必与老谭长谈。再后来，又轮到了我坐他坐过的牢房。他，刘镇西和我，山里一代代读过一点书的人，似乎宿命般地都要被押解到省城，有前辈曾经的坎壈，也就不觉得自个的艰难了。
　　等我出狱再见老谭，他已然满头星霜。老少两代罪人相视一笑，背身掩饰着各自的泪痕。依旧必请回家，依旧老嫂子亲炊的土菜，依旧我独酌，他陪茶。这对老夫妻脸上密布皱纹里，却平添了一些哀愁……
　　原来我那教子如我，青春早恋，被老师训诫和同学嘲讽，突然有些失常。原本是理科状元的他，坚决弃学，眼看高考在即，两老束手无策。等到我在北京安营扎寨了，老谭电话求告，说孩子休学一年，依然考上民院，入读之后又被网络迷途，要求退学。他准备带孩子到北大校医那儿去治疗，希望我略助一臂。
　　我急忙将他父子迎来寒舍同住，孩子入院治疗，我则请老谭帮忙看稿编辑，顺便开支一份工资以便聊补困窘。六旬退休的老谭，工资几百元，老妻亦衰朽残年，依旧还在寒冷的菜市守着那些坛坛罐罐。老话说，落叶添薪仰古槐——我是深知他们一家的捉襟见肘的。可是，布衣之交的我们，杯水车薪的涓滴互助，又何能尽释寒门的重负？
　　很多时候，我深感困惑，他的苦难到底是命中注定，还是时代的造就？他在青春时代即被改写的命途，便像魔咒一样限定了他的后来。
四
　　我想不清楚究竟怎样来给老谭定位。几乎每一个县市小镇，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老谭的人存在。他们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埋首于故纸堆读写并传承着民间的道统。他们平生寒苦，不逐蜗名微利；白眼朝天，万事鸡虫，看穿了浮世的浅薄与功利，只是低调，仿佛卑微，而实则睥睨冠盖地活着。他们在漏雨深巷中坚守古礼，在寒泉淡食里甘之若饴，在世界的槛外、微醺的樽边独自冷笑，抑或歌哭……这就是贯穿千古中国的遗民。
　　老谭出生于1935年。三岁之时，正值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武汉会战——开始，省府败退鄂西深山。真正的乱世，由每一个国民分担。老谭家并非巴人之后，他的始祖是蒙古军官，元末被派往利川镇守南蛮。元朝覆灭后，分驻僻野的蒙兵无法北归草原，只好在明初落业当地，他的祖上则归为谭峒安抚司所辖，因此改巴人姓氏为谭。
　　其后明清两朝，列祖有的当过总兵、知县，封过侯爷。但多数都是平民，于历史上无足轻重。老谭的父亲在光绪新政时，曾出任县衙吏员、警员。后辞职，在家和吏员叶松甫父女、仵作杨志清一起，悉心研习扬琴，成为利川扬琴曲的首创人员之一。琴书自乐到民国，家道败落，但他却和秀才黄成绪一起创作了大量“扬琴曲子”（剧本）。可惜，这些剧本在“文革”中，都被付之一炬。
　　乡间的乐者，自古都是师旷一辈人物的精神传承者。自命清高，不事经济，以身入衙门为耻。老谭的家训是“人生莫当官，当官必作冤。孝义要牢记，读书足吃穿”。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成绩名列前茅，却因体检而落第；而他的同学，不乏清华北大者。他1957年便在省上报刊发表组诗，在当日的山中，可谓俊才风流。但是，未能上大学的他，只好到硫磺厂打工。也许因粗通化学，后又调到工艺厂研制肥皂。
　　也许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识青年，声气相求的不多，才慢慢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几个同样爱读书议事的世家子弟。这几位因为家庭在土改中被毁，难免对新政颇多腹诽；有的甚至在当年参与过暴动和抵抗。当时光推进到1958年之时，整个国家已经在土改、清匪反霸、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分子、反右、拔白旗等系列运动之后，基本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分子。但是，专政机关岂能等闲，他们根据线报，很快锁定了老谭以及身边的这伙读书人，视之为潜在的可能之敌。
　　于是，各种秘密侦查的方式开始运作，线民被派到老谭身边“钓鱼”。他们故意来宣说一些近乎反动的话，来勾引这几位年轻的乡村知识分子出笼。新政八年，大饥荒渐至，但凡天良未泯的读书人，岂能真无怨言。他们跟着线民的言路，却落下了自己的话柄。25岁的老谭，完全无意地掉进了“反革命集团”案的陷阱。
五
　　但这种所谓侦破，仅为贪冒功赏而不顾草菅人命。四五个文学青年的所谓谋逆大案，完全是凭空构陷。即便三木之下，依旧无法索求一致的口供。因为，他们这些民国过来的遗少，即便对新政颇有微词，但确实不敢策划任何的反叛，更不要说所谓的“现行反革命”行动了。尤其是老谭，原本对新社会不乏感恩，家族也素无仇隙，所谓意见，也仅仅限于对单位领导的少许批评而已。
　　他们在利川的看守所脚镣手铐，一关就是三年。脚镣磨烂踝骨，脓血粘连钢铁，至今腿上犹有伤痕。最后酷刑之下，人人皆怀求死之心，而不得不承认任何莫须有的指控。但是毕竟确不存在的阴谋和未经商量的供述，是难以完全落实判决的，他们就这样生不如死地渴望着早日走向断头台。
　　终于，其中一个嫌犯牟宪文熬不住这种漫长的考验，像《肖申克的救赎》一样掘洞越狱，但是很快被追捕回来。在那个年代，敢这样公然越狱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犯人，岂能不是反革命分子？于是，原本难以定案的老谭一伙，被激怒的押司很快定谳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罪。于是，毫无罪行的老谭，也被重判了二十年徒刑。
　　初被捕时，老谭带着手铐被押回抄家，其父正坐在一把烂藤椅上，看他写的歌颂新社会的文稿。突然面对儿子绑缚回家，老人如雷轰顶几乎当场气绝。当时的老谭远未想到此别竟是永别，还笑着安慰父母，会很快还他清白。警方把他家四代人所读的书挑了几担，一并没收。他外公是秀才，曾祖乃名医，几代的书香门第，初初踏入新社会，竟然就此被打入了“反属”的另册。
　　之后，他们被发配到宜昌劳改。在他入狱五年之后，其父在耻辱和悲愤之中悄然长逝。他不知道家里的消息，更不可能千里奔丧。再之后，他们被流放到更远的汉阳，他将在那个著名的劳改砖瓦厂，和泥拉胚耗尽他的整个青春年华。
六
　　晴川历历汉阳树，多少冤骨寻无处？
　　我是熟知当年汉阳劳改砖瓦厂的严酷的——和泥拉胚要的还只是力气，真正要命的是出砖之日。为了抢速度提高产量，砖窑刚刚撤火不待完全冷却，就要犯人排队进去取砖。武汉的夏日本如火炉，犯人们将破烂的被子浸透冷水，披在身上冲进去抱着火热的砖跑出来。只需几趟下来，那湿透的被子就被烘干。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监狱中政治犯遍地皆是。而政治犯又多是知识分子和前朝遗留的老弱病残。要这样一些人从事这种强体力劳动，无异于变相处死。所幸老谭虽也戴着眼镜，却是山中平民之家出来的壮汉。那时年当而立，尚能勉强求生。在整个中国都处于大饥荒的年代，他说幸好监狱还能填饱粗粮。
　　二十年是怎样的概念？未经炼狱的人，怎知这一时间的真正长度？老谭像多数政治犯的传统一样——坚持“服法不认罪”——意即既然判定入狱，就必须遵守监规队纪；但对于强加的罪名，绝不自我承认。在那个申诉可能改判死刑的年代，即便再怎么冤屈，往往也只能隐忍。监狱还有一个恶法——凡是上诉或不认罪的囚徒，一律不给减刑。
　　犯人每月有两三元的生活费，用来买牙膏、卫生纸等必需品。老谭念及父母的孤贫，竟然还能一年节约出十元，托干警寄给远在深山的双亲。父母没有回信，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更没有亲友千里相寻前来探亲。就这样，二十年，他始终不知道家人的死活。
　　终于熬到了1978年，那时已经打倒“四人帮”两年，老谭也终于熬到了刑满。劳改队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犯人，一般就动员刑满留场就业。老谭坚决要求回山，他在拖延了一个月之后，拿着监狱发的那点路费，挑着坐牢用的被子，第一次走到了汉口码头。这就是省城啊，他在省城边上劳作了十六年，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城市的模样。正好是冬天，1978年的第一场大雪，落满了老谭的发间，掩饰着他那早早降临的满头星霜。买舟西归，溯流而上，五天后抵达万州，再乘车奔赴久违的利川。二十年，儿童相见不相识，他摸索着找回深巷中破败的老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山中早已谣传他瘐死狱中。
　　他轻轻地踏进家门，发现八十多岁的老母正在灶屋的竹子楼上拣洋芋。他不敢喊，怕老人一激动摔下来。他在楼下站了半小时，流了半小时泪，看到老母亲一手抱着小半撮箕洋芋，一手扶着单楼梯，一喘一哼地从楼上抖抖筛筛地下来。他大喊一声妈妈，老母已经失聪，完全未曾察觉儿子的归来。他上前跪倒尘埃，抱着母亲的脚痛哭流涕，老母才白日见鬼般惊觉有人；开始是呆痴地望着他，毫无表情；后来，忽然一下子就倒在地上晕死过去。撒了一地的洋芋，仿佛满地乱滚的大颗眼泪……
七
　　四十三岁的老谭出狱后，他哥哥接纳了他死而复活似的归来。他哥亲手用木板在灶屋一角为他钉了一个约有六平方米的房间，他自己拖石拉泥，把地面平整，用祖上留下来的两条高矮各异的板凳搭铺，便算有了一间自己的蜗居。
　　家里寒苦，一个老人四个侄子，全靠哥哥个人工作，嫂子做零时工周济一家。幸好哥哥效力的电力公司，临时需要给电线杆刷油漆号码；老谭在监狱学过漆工，正好一个人背着油漆、刷子、雕板、板凳等，追随着电线的方向乞食。电杆多在岩上田里，翻山越岭，上坡下坎，风餐露宿，一干就是两月，总算挣到了第一笔活钱。
　　胞兄四处张罗为他成家，在那个年代，谁家的大闺女敢嫁一个牢释犯？其兄只好劝他面对现实，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寡居的贤良农妇。老谭看其心地善良，且不嫌弃他的贱民身份，于是便在那一无所有的灶屋里成了家。几十年后回头看，幸亏他们当年的互不相嫌，才有了后来的患难与共。虽谓贫贱夫妻，却是真正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幸福眷侣啊。
　　成家未久，按乡俗要树大分桠，人大分家。于是，老谭便用油漆桶做了个炉子，正式分灶开伙。荆妻寒门出身，熟知各种野菜，老谭零工养命，三餐煮面当饭，但好歹这是他们自己的家了。当年春节，哥哥给了他一个小猪头和一小块肉，朋友给他送了一些萝卜，两口子寒泉配食，度过了自由世界的第一个新年。
　　之后，通过其兄关系，老谭进了城关镇的油漆厂，算是有了固定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油漆厂失火，本来与他毫无关系，但按惯例罪责还是栽在了他这个“坏分子”的头上。于是，他被驱逐。包里只有四元钱，走投无路的老谭只好走出利川，走出那寒酸但温暖的小家，来到州府恩施。他不敢吃住，在清江桥下坐了一夜，次日便用四元钱买了两把刷子和一小盒油漆，挨家挨户去找活路——问别人有没有碗柜桌椅要刷漆。做得好随便给点工钱，做得不好只管一点饭。
　　这样混了许久，他终于找到了一桩活路——到麻疯病院去刷门窗！虽然那是一个怕传染谁也不愿去的地方。但对急需望门投止的老谭来说，这就是天赐良机了。就这样他又混进了安稳现世，开始渐渐熟悉这个久违了的社会。久之，天性聪颖的他，渐渐地成了一个小油漆包工头。直到申诉平反，才重新安排进工艺美术厂当油漆工，每天工资0.6元。但每月十八元的俸禄，对他那个嗷嗷待哺的初生的儿子和老妻，就已然是皇恩浩荡了。
八
　　炼狱出来的人，天生多有奔命的本事。劳改队的老话说——是太阳总要升起。老谭的知识储备和与世无争的风格，渐渐为周遭社会所器重。后来，民委把他借去编《土家族民族志》。再后来，又因为其文才展露，他被调到了城关镇的文化站，以后便搞文物、写地方志等等，成全了他位卑然而受人尊崇的余生。
　　奉母，娶妻，生子，以一个布衣的身份，重塑乡村历史，传承民族文化。他辛苦而自得，终于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深知老谭心灵手巧，本质上我们都是那种生命力特别强盛的男人。无论怎样的厄运，似乎都无法压垮我辈的精神穹窿。一个老读书人的本色，倘若不被时代所摧残，必将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凸现出来。他对这个古老县治的熟悉和热爱，在山里可谓无人能出其右。也因此，他得以告别筚路蓝缕的手艺人生涯，回归他打小热爱、却被漫长隔绝的书桌。
　　1983年，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潮下，在他的固执申诉下，他得以改判无罪。国家没有任何赔偿，当年陷他于狱的警察和法官，没有任何道歉。一个无罪的人，生命却被活生生地剪走了二十年。那是真正最可宝贵的青春啊。他拿着那个改判书，老泪纵横。他无处说理，无处追赔，他只能到父亲的坟头长歌当哭——让亡灵相信他，在这个国家，他确实是一个没有罪过的好人。
　　他以后的全部生活，就在我的故乡发掘着那些残存的文脉。他几乎忘记了那个时代强加给他的侮辱和折磨，无怨无悔地书写着利川。故乡今日小有薄名，端赖老谭余生的奔走和研究。他先后撰编出版的，有《利川市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利川市文化志》《鱼木寨研究》《利川文化遗产撷英》《支罗船头寨研究》《利川灯歌》等八部书籍。先后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利川现有的大水井、鱼木寨、利川灯歌等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都是由他主笔撰编并申报成功的。他为宣传利川土家文化，多次接受央视及湖北、凤凰等电视台采访。
　　而今，他已年将八旬，还在参与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我们都在各自自由了的岁月里，开始抒写自己喜欢的文章。我浪迹江湖，他依旧寒素如昨。每年还乡，他都要陪我重走往日山河。他依旧一身布衣，不喝酒，不抽烟，不求人，不拜官，健硕如壮年。他守着老妻和仍未更事的孩子，粗茶淡饭地在那依然破旧的老屋，读书上网，发帖甚至QQ，一步不落地更新着自己的精神生活……
　　野夫，本名郑世平，土家族，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利川县。曾当过警察、囚徒、书商。2009年出版以剿匪平乱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父亲的战争》，2010年出版散文集《尘世·挽歌》。散文集《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大奖，是该奖项第一个大陆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