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士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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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风骨
(2012-06-08 09: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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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