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法治的春天会提早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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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昌：法治的春天会提早来到
三十年前，法律急剧升温，可以说是骤升。这几年，法律院系更是遍布全国，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当时比较早地进入法律圈的人，包括卫方，大家是充满热情的，整个抱着投身法律事业的热望。后来又骤然地冷却，第一代文革后的法律人被泼了一盆冷水，希望越来越渺茫。就是说，法律的升温还没到顶，升到一半就冷了下来。现在又有一个现象，快到底了，我又看到了希望。为什么？感谢刚才卫方说的那些大人物，我认为王*立*军立了头功、薄*熙*来立了大功。这个问题张律师最有发言权。文革以后，法制怎么来的？因为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摧残得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决定走法制的路。所以说文革之后的法制是有一个惨重的代价，没有文革的浩劫，法制不会产生。法制建设到现在30年了，有点过劲了，老人也不在了，特定体制下的特定现象必然发生，必然搞独裁，否定法制。
　　我过去一直认为，还得往后退，还没退到底，现在我有一种感觉，提前退到底了，否极泰来，我说的立功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把这种退的境界提前加速到了谷底，我认为不能再退，再退就要出大事，所以说等于敲了一个警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提示不在于学者，不在于老百姓，也不在于我们律师，连高层领导都感到岌岌可危，不行了，这么搞下去，江山、权力、生命都有危险，所以必须回过头来搞法治。法治是怎么出来的，看看历史就清楚。当一个统治者有能力维持统治的时候，他不需要法治，君主立宪那也是被迫的。只有这个统治者无能为力了，才需要靠法治来维持政治秩序。所以我认为法治不是某些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需求。中国之所以没有法治，就是这种需求没有出现，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又变回去了，通过几次反复，让所有的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认识到，没有法治这个社会不能生存。
　　简而言之，当一个统治者认为法治不仅仅是束缚手脚的问题，法治也是保护权利的时候，法治才能被普遍认可。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导致一个新的反弹。我曾经提到，法治的新的春天会不会提早来到，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说做准备的话，大家应该从思想或理论上做些准备。张老师不说了，我也不一定赶得上，卫方没问题，卫方应对此充满信心和期待。（张思之：我也赶一赶吧。）
再说几句贵州小河案。这个案件实体不说，程序肯定是有问题。他有个中心指挥组，大案要案都是这么办的。据我的了解，指挥组简直是把律师和当事人当作敌对势力来看，完全是阶级斗争的架式，不是从根本立场上把它当作一个案件来对待，而是怎么防止这些人捣乱搞破坏。这能好得了吗？这个案子在第一轮的时候，律师不是被当庭驱逐吗，高法、高检、司法部一起看的录像，高法的态度很激烈，认为是律师闹法庭的问题。后来我到司法部律师司问看的什么录像，他们说看的16分钟的录像，五天的审判，16分钟的录像，这个事不言自喻啊，就跟那个排除非法证据的伎俩是一样的，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我做了这么些年的律师，太明白了，凡事有果必有因，律师再混蛋，再不懂事，三十几个律师也不会无缘无故地闹法庭吧。先不说闹没闹，律师为什么闹，把理由找出来。然后我就把这五天的录像带找了来，从中摘了30多分钟给最高法院送去，我说你看看，这16分钟有律师闹庭，剩下的那一半时间是什么，我都亲自加了解说词，加了批注。根本不让律师讲话，或者说与本案无关，或者说是重复发言，举手不理你，要求发言被驳回，强行说就被逐出。将来有机会，不要说五天全部的，就这三十分钟的录像都可以公布。不光小河案，北海案也一样，明显有问题，不搞清楚，事情很难有了断。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 田文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
     （上文转自《律师文摘》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