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灾情公开今与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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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公开今与昔
                        丁东
     北京7月21日暴雨，当天公布死亡10人，接着公布死亡37人，26日公布遇难者为77人，其中66人身份确认，并公布了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遇难地点和遇难原因。后来又公布，遇难者为79人。对此民间虽然还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样做还是一个进步。
回想文革期间，中国发生过更严重的自然灾难，当时却没有向社会公布必要的信息。
例如，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倒塌房屋338456间，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一些村寨房屋尽毁。公路、桥梁破坏严重。四天后的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云南大地震的报道，但并不提震级和伤亡人数，地点也笼统称为昆明以南地区。当时，一些国家要求来震区考察，大部被回绝了，只有伊朗获得批准，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中央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提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而全国各地送来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同时全国各地还发来了14万多封慰问信。其他物资几乎没有。这样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实际上拒绝了国际援助，也没有来自国内有有效援助，给灾民造成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比通海地震更大的灾难是1975年8月初发生在淮河流域、跨越河南安徽两省的特大洪灾。8月4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降雨量最大地区超过1600毫米。8月5日晨，板桥水库大坝溃决。这座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而实际承受的洪水总量为6.97亿立方米。6亿立方米库水脱缰而出，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至9米、宽达12至15公里的洪流，汹涌而下，冲垮了下游几十座水库，河南、安徽沿淮地区，千里平原一片汪洋。河南省受淹32个县，耕地1800多万亩，受灾人口约1000万，倒塌房屋500多万间。洪水冲毁了京广铁路从小商桥到确山的103公里，其中毁坏最严重的有16公里，路基桥梁全部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在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这些地区的公路全部淹毁，电讯中断。垮坝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下游灾情最重，遂平县县城被淹，一些工厂被毁，墙壁倒塌，房盖顺水漂走，机器设备被冲得无影无踪。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安徽省受灾的主要是阜阳地区的阜南、临泉、界首、颍上六县，受灾耕地面积300多万亩，人口150万。
据当时到灾区实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水灾发生后，新华社曾准备进行连续公开报道，未能实现。8月9日，中央召开会议，组成以纪登奎为团长，乌兰夫、沙风、丁志辉、邓东哲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于8月11日飞往灾区慰问。在灾区，张广友当面请示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张广友又问：“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纪登奎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纪登奎还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这些水库，特别是两个大型水库为什么垮坝？又譬如，为什么洪河的洪水下泄的那么慢？”“豫皖之间水利纠纷由来已久，据说洪河入淮的河南和安徽边界处相距不远的地方，两省群众各修一座拦河大坝。水多了安徽那边把闸门关上，或者开的很小，河南的洪水就泄不出去；干旱水少，河南那边就把闸门关死，安徽那边就没水喝。这次中央决定要坚决拆除这些阻水工程，充分利用行洪蓄洪区，使洪河水尽快下泄。你们可以随团去到现场看看，搞些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纪登奎还给张广友和《人民日报》记者安子贞布置任务：这次中央慰问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练，以不超过两千为好。鉴于文字所限，有些内容归纳不进去，你们新华社可以写内参进行专题报道；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组织记者深入采访，进行全面的内部报道。从纪登奎说话的口气中，也能隐约感受到他内心的某种无奈。
这次洪灾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和民间说法很多，少则不足万人，多则二十多万。当时河南省的初步统计是全省死亡八万五千六百多人，张广友认为这个数字高了，应当在三万到四万人之间。
政府的权力应当在阳光下运行。突发的灾情应当让社会充分了解。当今的中国，与文革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目前的社会管理水平和技术条件下，自然灾害殃及人的生命，还不能完全避免。但政府如实公布灾情，包括受难者姓名，却是应当履行的义务。这不仅有利于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更及时、更充分地参与救援，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因为每个遇难者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