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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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一：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2012-06-20 17:25:12|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告别苏联的日子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



       莫斯科时间5月7日，伴随着中午12点的钟声，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的金色大门徐徐拉开，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踏上长长的红地毯，穿过两旁3000来宾恭迎的甬道，被等在总统就职典礼台上的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迎上台。结束四年总统任期的梅德韦杰夫，把宝座又交回到普京手中。
        经过此前修改的宪法，普京这一任期将长达6年。也就是说，如无意外，自1999年12月31日担任代总统开始，普京将占据俄罗斯总统宝座长达14年。
       20年前苏联解体时，当时39岁的普京是苏共1950万党员中的一分子，在数百万党国精英中，处在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位子上的普京只是一个党的中层骨干。如果苏联没有瓦解，他很可能在今年10月开始拿退休金，并停止享受按级别分配的特供和福利。
       苏联解体，不只让这个前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被打散重组，也让国家权力从苏共党国精英手上被拿走、继而被彻底重组。一批人被扫地出门，一批人崛起。历史转折时刻，数百万党国精英们出现不同的命运分野。
       只是，20年后再回首会发现：迄今为止的俄罗斯精英阶层，始终与苏联党员干部阶层有着极大重合。甚至可以说，那些来自旧时代的党国精英，正是为新俄罗斯从苏联那里自动继承的最大一笔遗产。

          系列 之一   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苏共留给它最后一批青年精英们各自不同的遗产：或者因为接近资源拥有优先分配权，或者因为在经济领域工作得以顺利转身从商，或仅仅靠在旧精英集团的人脉关系，他们很快就在新俄罗斯时代重拾精英地位。


记者／周宇


　　采访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西多列卡时，正值莫斯科初春。
　　60岁上下的西多列卡有着俄罗斯同龄人少见的挺拔身姿，提着硕大的牛皮公文包。西多列卡的时间观念很强，有着操控这个国家的精英应有的利落和效率。当年在共青团团校时的老师阿格罗索夫教授在电话中表示希望他能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他一口答应下来。一小时之后，就出现在离国家杜马不远的地铁列宁图书馆站附近。
　　在路旁一座著名历史建筑的二楼咖啡馆落座后，西多列卡脱下风衣、解下围巾，内着黄色休闲西装配上蓝底金黄条纹的领带，腕上露出一只硕大的金色腕表。
　　西多列卡思路清晰、反应灵敏，对记者为了解俄罗斯社会中各种“关系”所做的追问，能迅速警觉并探究采访意图，与苏共老干部们身上常见的暮气截然不同。
　　访谈结束时，西多列卡优雅地伸出一根手指，往前轻轻一推，示意记者不用买单。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一：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西多列卡身后是喝咖啡的地方，原来是莫斯科市中心非常著名的一座历史建筑，翻新后成为现代写字楼。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年轻时的西多列卡，最大愿望就是在“社会有关的部门，或是国家机关”供职。他如愿以偿：经过千挑万选，在年富力强时即进入掌管苏共干部升迁任免的苏共中央组织部。
　　在大学毕业工作后，经选拔考验，西多列卡被送入团校学习(团校本身就是大学，他就是团校毕业的)，这意味着进入党的青年后备干部序列。团校的学习经历，不但可以让年轻人熟悉党的工作方法，也便于在今后的职场积累人脉。
　　在准备苏共二十七大报告期间，西多列卡进入苏共中央。报告的每个专题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西多列卡分在以“青年人和青年人政治”为主题的小组。这也使他后来的许多工作与青年有关。
　　不过，苏共长期僵化的人事体制使其带有强烈的“老人政治”色彩，进入后备序列却上升遥遥无期的年轻人普遍感到压抑、痛苦。“有些人入党后就一直在起点的职位上直到退休。当时老人占着座位，年轻人必须找到新的出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给了人们打破坚冰的巨大希望，西多列卡是戈尔巴乔夫的热烈拥护者。
    为解决年轻人的问题，苏联曾出台《青年法》以及青年人发展方案。西多列卡所在的部门正好负责年轻人的福利、就业方向的工作。同时，1980年代中期，新的领导层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商业活动。青年创业成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为鼓励年轻人创业，苏联当局成立了一个名为“HTTM”的组织，作为党中央和共青团支持年轻人创业的对口机构，甚至负责资金的输入。西多列卡在里面担任一个高级主管，下辖众多青年团体，他曾尝试用举办各种竞赛来吸引年轻人创业。
　　虽然年轻人干得热火朝天，但西多列卡清楚地感觉得到，任何一种创新对上级领导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会令领导人显得落后、衰老。他们感到害怕。任何一个人带着自己的提议去找领导人的时候，领导人都会想，我是否需要这样的创新呢？它会不会给我带来威胁？”
　　西多列卡和同事们从事的工作，无意中培养了俄罗斯第一批青年企业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日后成为新俄罗斯的首批巨富。

　　【甚至来不及告诉党】

　　提及苏共当年令人窒息的僵化，阿·托·莫吉廖夫同样记忆犹新：“苏联已开始改革，但党的反应主要是消极而负面的。一些职权单位联合起来反对改革。”
　　当年莫吉廖夫也是刚进入中央机关的年轻人。他曾在苏共中央直属的社会主义科学学院教突厥语，培训来自国外的学员。1987年，调入苏共中央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管理和调研的部门，任务是跟踪社会趋势，向党汇报。
　　当时，党内民主化已经开始。无奈社会民主化步伐比党内民主化更快，“党一直在追赶社会发展的趋势，却追不上，脱节了。领导们日夜研究改革，反而成了‘人民的尾巴’”。莫吉廖夫说道。
　　清楚看到这一切的年轻精英们，无法避免地陷入痛苦。莫吉廖夫和思想部门的年轻同事普遍认为，旧的体制已面临存亡危机。年轻的人们甚至在议论中认为，党要想存活下去，不但要改变社会基础，连党的名字都要改。然而老干部们对此完全没有意识，也不想有所改变：工资待遇很好，领导干部的椅子坐得很舒服。当有人批评他们的工作方法、思维跟不上社会发展时，老干部总会说“列宁就是这么说的”。莫吉廖夫是新同志，只能听老同志的话。
　　1990年2月，苏联全国人大召开时，莫斯科10万人游行，要求修改宪法中党的特殊地位。3月，人大会议修改宪法，取消了党的特殊地位。
　　回首20年前，托铁别科维奇觉得犹在梦中：“大厦将倾时，我来不及告诉党，甚至来不及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党就已经下台了。”
　　莫吉廖夫更没想到自己作为党国精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竟是如此收场，无论是他和西多列卡这样的年轻人，还是那些一直提防着年轻人的老同志，都无法忘记这屈辱的一天：1991年8月21日，在“8·19”事件后执掌了俄罗斯大权的叶利钦宣布苏共非法，莫吉廖夫和同事们在沉默中收拾物品，搬离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一群警察冲了进来，监督他们从保险箱里拿东西。不久，这里变成新总统叶利钦的办公室。
　　“当警察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己是罪犯的感觉。这个社会的变化让我们干部觉得紧张，从原来被人尊重的人，一下子不再被尊重了，我们成了罪人一样。”尽管他们早已有了苏共将会被非法化的预感，甚至做好了下台准备，但仍然不敢相信，他们这批原本是苏共转型最后希望所在的精英，一夜之间被扫到了大街上。
　　被这个时代突然彻底抛弃的，只是这个体制中属于纯党务工作的一小部分人，构成这个体制庞大基座的数百万政府公职人员、数百万军警、数以10万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几乎没有改变身份就进入了新时代。
　　苏共被宣布非法时，莫吉廖夫整整24个小时不知所措，脑子一片空白。44岁是一个尴尬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开始新的职业似乎已晚，而人生之路还长。突然被这个时代抛弃的感觉无以言表。
　　好在事情并未变得更糟。“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最好的安慰是：政府没有清算、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在街上也没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过激举动。”莫吉廖夫说。
　　尽管天翻地覆，莫吉廖夫也仅仅失业了9天。9月2日，拥有语言专业特长的托铁别科维奇就在一家土耳其公司找到了顾问职位。在这种历史转折时刻，9天实在只是个短暂的难关。何况，在土耳其公司拿到的工资，相当于党原先发给他的工资的5倍。
　　西多列卡失业了两个月，这倒不是因为他运气不好或能力不够。许多这样的年轻人选择了“战术性”地失业两个月，仅仅是为了让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不消失。
       西多列卡如今未再加入其他政党，但他保留了一个苏共中央的许可证，以寄托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怀念。
   
　　【重拾精英的位置】

　　两个月后，西多列卡也在秋明州一家私人石油公司找到工作，担任公司驻莫斯科的代表。
　　同时具有建筑和历史两个学位的西多列卡，石油并非其本行，但头脑灵活的他不怕从头学起，并迅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知道石油有2600多个品种，知道它们以多大出口量装箱，每种石油以什么条件运输，如何运输下单，以及如何控制运输进程等。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作为从中央委员会这种高层机关出来的旧时代干部，没有获得在新时代直接参与瓜分资产的机会。但在中央委员会重工业部、机器制造部、农业部等领域任职的干部，相对熟悉本专业的知识，又与工农业、机械制造相关的公司关系密切，解体后从商或担任本领域企业高级顾问的机会很多。
　　不论是西多列卡还是莫吉廖夫，原本就是党千挑万选出来的精英，教育水平不低，才干过人，再加上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管理经验，令他们在解体后的人生轨迹比自己担心的要好得多。
　　与西多列卡一同在团校受过精英教育的同学，大都有着相似出身：有良好的理工科专业背景，在专业工作中表现突出，然后被选拔作为党的后备干部加以培养。这些青年精英，一旦返回原来的专业领域，都能一展身手。
　　和西多列卡同期进入苏共中央的28个年轻人，全部是博士或副博士。苏联解体后，这批人大多获得成功，或是当上部长、副部长，或者拥有自己的商业。
　　莫吉廖夫的同事们同样全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当年办公室的五个同事，当初的领导现在成了联邦主体的副州长，其他三个人则成立医疗服务公司，生意顺利。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一：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莫吉廖夫在苏联时代作为青年干部培养时，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教授，今天终于他如愿以偿，他同时还是个能开得起奔驰车的商人。
　　莫吉廖夫自称在商业上还不算十分成功，但至少也能开上奔驰汽车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教学工作，进入俄罗斯外交学院教授土耳其语。最令他高兴的是，在中央委员会期间，他是副教授，如今在外交学院，他如愿以偿成为教授。“如果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我的仕途或许会更加顺利。”莫吉廖夫仍会忍不住畅想一番，“苏联解体后，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活。”
    而西多列卡明显无论以何种标准，都称得上成功人士。离开最初那家石油公司后，他经营自己的石油运输公司长达8年，在这家公司的主要成员又纷纷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后，西多列卡才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进入国家杜马工作，重回权力的主场。

     【苏共的最宝贵遗产】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都是出身平民的苏联精英。相比他们，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精英，对新时代有更强的适应性。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苏共高层鲜有培养自己的孩子做接班人的观念，“太子党”或“官二代”往往更乐于成为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而在新时代来临之后，他们转身商界的身手异常敏捷。
　　如在苏联1950-1960年代曾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很快成了著名银行家，而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维卡早早成为商界大亨。
　　苏联时代的经济改革，有显著不同于中国的特色。苏联1980年出现的第一批企业老板，绝大多数不是早期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中的主角——待业青年甚至“两劳”人员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而是专家、青年干部以及企业家。
    叶利钦时代的一项统计表明，17%的大型私人企业老板是共青团高官，他们与科学家、技术人员成为第一批创业者，排在其后的是高干子弟。某些行业的相似背景亦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外贸企业大部分是苏联外交口和进出口领域的人员创办的，而银行家很多来自前共青团干部。总之，苏联解体前，掌管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们，轻松就搭上了新时代的便车。像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成为大公司顾问这样的案例，在新俄罗斯不胜枚举。
　　至于那些既没有专业背景又不任职相关利益部门的党国精英，时代也没有亏欠他们。事实上，苏共给了他们一项最宝贵的财富——人际关系。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一：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经过短暂的失意，西多列卡很快翻身成为苏联解体后首批富豪，他如今的身份不但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国家杜马议员
　　西多列卡能得到那家石油公司的职位，是靠朋友的介绍。此间他还曾收到过加入叶利钦政府的邀请，但他没有参加。获得商业成功后再进入国家杜马，同样是受到别人邀请。邀请者算是他在苏联时期的同事，但当时他们互相并不认识。当国家需要一位优秀管理人才时，双方一个共同的朋友想到了他，于是有了辗转介绍。“人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际关系。”西多列卡说。
　　毫不出奇，莫吉廖夫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也得到苏联时期人脉关系的帮助。
　　在苏联时代与莫吉廖夫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五位同事，现在定期聚会已成惯例，比如国家节庆或每个人的生日。“现在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跳槽去别处工作，原来的关系常常就断了。但我们苏联干部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共同利益，但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朋友关系更深。”
　　西多列卡尽管在新时代有了新的交友原则——“尽量和成功人士交往”，但与此同时，他与读书时期的老师、同学维持着多年的牢固友谊，并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
　　苏共留给其精英的这笔特殊遗产，使他们在新俄罗斯时代很快结成政商精英联盟。在动荡的叶利钦时代，这个群体中崛起了第一批寡头。在叶利钦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是叶利钦的最坚定支持者（直至普京上台收拾掉一批不听话的寡头后，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政商联盟才再度形成）。
　　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前苏共精英们成功转型中的一种典型样本——党没有了，我们依然是国家的精英。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二：被遗忘的力量   

2012-06-20 17:30:16|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旧世界里，同样曾是党国精英的老政工们和曾是社会变革最积极力量的社会精英，却殊途同归地都被新时代渐渐遗忘。前者，因为共产党成为弃儿而日益沉寂；后者，则因为俄罗斯的政治空间日渐逼仄而边缘化。

    被遗忘的力量

记者／周宇 黄章晋

　　普京再度就任总统，两支分别以白、红为识别色的力量，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其在新俄罗斯的存在。     
　　5月6日，莫斯科反对派在普京就职前一天组织了“百万人行进”的示威，手持白色缎带、气球和标语的游行者试图行进到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博洛特纳亚广场，被严阵以待的武装力量阻止。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出现，他们被堵在自己家中。反对派声称，当天的示威有2万人参加，而俄官方宣称只有约8000人。
　　5月9日，普京出席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仪式结束不久，大约400名俄共支持者在普希金广场聚集，打着巨大红色横幅和标语参与庆祝游行。这次，年轻人被排在最前列。俄共显然希望展示他们对年轻人也有一定号召力。     
　　今天的俄罗斯，街头政治活动的参加者，无论是来自民主阵营自带干粮的反对派、阵容整齐被称为“普京近卫军”的“纳希”组织，还是打着红色镰刀斧头标志的俄共，几乎都以年轻人为主；但真正在背后最起作用的，无一例外都是当年苏共精英中不同派别的力量。     
　　只是与国企出资直接赞助“纳希”组织不同，另外两者都是被边缘化而不甘被遗忘的力量。

　　【分道扬镳的共产主义者】

　　“苏联时期是5万本的话，现在只有500本”。
　　在回答自己研究著作的出版发行状况时，斯拉文如是说。尽管他今天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苏联时代。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文的名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并不陌生。他是俄罗斯今天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坚持者，并坚信新的社会主义迟早会实现。     
　　他的著作《被无知侮辱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以及含有他论文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都被翻译为汉语，是今天中国研究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     
　　20多年前，斯拉文被任命为苏联最高理论研究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副院长时，他选择了离开。他是该院的著名理论家。此时，苏联已走到末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     
　　苏共曾建立的庞大理论宣传系统，包括《真理报》《共产党人》两大报刊，以及四大中央直属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中央高级党校、中央函授高级党校。不过，斯拉文接到任命时，该研究院已更名为“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并转向研究民族问题。院长已不打算继续共产党的理论研究。斯拉文因此选择离开。     
　　苏联解体对斯拉文这样的理论家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在解体初期的反共浪潮中，甚至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禁止，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度被迫中断。俄罗斯的马克思主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陷入极度困难的处境之中。     
　　苏联时期，马列主义研究院曾经有上百个理论研究室。但在现在，仅有俄罗斯共产党还保留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机构。据斯拉文介绍，此后即使高校有教授马列主义的课程，也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讲解。     
　　熬过最初的岁月后，斯拉文参与过组建政党，也参与过俄共，并担任过俄共中央委员。如今他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担任主席助理，并在莫斯科师范大学兼任教授。     
　　担任俄共中央委员的斯拉文选择退出俄共，是因为他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他还曾撰写了《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致久加诺夫的公开信）》。公开信中，斯拉文表达了对久加诺夫“建议放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纲领”、否定“国际主义”以及将俄共融于“民粹主义运动”的不满。斯拉文的不满还包括作为议员的久加诺夫没有到白宫门口声援抗议的矿工——叶利钦在上台前还曾积极为苏联煤矿工人罢工站台，并获巨大成功。斯拉文认为俄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二：被遗忘的力量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文，前苏联理论家，前俄共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助理，莫斯科师范大学教授。有大量中文版著作，与中央编译局关系好，还免费把书的版权给中国。《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作者，《奔向自由》作者之一。   
　　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一般被统称为“左翼学者”。基于对苏联历史的不同反思，以及何为共产主义、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个群体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流派。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他们坚持当年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推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而传统派仍然坚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久加诺夫是机会主义者，甚至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续集。      
　　而苏共的直接继承者，则是1993年2月重建由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因为对叶利钦时代转型危机的普遍不满，俄共还一度差点在1996年赢得大选。此后，虽然俄共始终稳定保持第二大党地位，但影响力每况愈下。2011年12月国家杜马大选后，俄共内部派别矛盾达公开化。部分党内高层领导人认为，久加诺夫占据俄共领袖10年之久，必须更换。     
　　但久加诺夫则认为自己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把党内分裂分子及时开除。久加诺夫依仗的底牌，是10年来俄共的宣传已经在那些退休和老党员的脑海中成功塑造了“久加诺夫等于俄共”的认识。     
　　在接受本刊书面采访时，久加诺夫显示出无论在党建还是在政纲上，都保留下来的浓厚的苏联时代色彩。这与东欧国家转型后的共产党有明显区别。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在失去政权后，很快靠民主选举再度执政时灵活转身，甚至并不反对休克疗法。而这一改革方案也并不像在俄罗斯那样以失败告终。

　　【共产主义大厦的老人】

　　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瓦列里?因诺肯季耶夫?哈拉佐夫已不可能参加任何俄共的活动了。这位93岁的前立陶宛第二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在会客时必须靠轮椅移动。但他并不愿意承认衰老。每当面对相机镜头，他就坚持从轮椅上移到椅子上。     
　　“党一直都在，现在还经常开会。”哈拉佐夫的话，容易令人产生幻觉，似乎苏联共产党的灭亡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哈拉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库普佐夫大街32号楼。与这栋楼隔着一小片绿化带的26号楼里，曾经住着苏共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库普佐夫大街两侧，32号楼、勃列日涅夫公寓所在的26号楼等成排的公寓，都属于当年的苏共党中央。     
　　这片被本地人通称为“中心”的公寓楼，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大厦”。苏联时期，由于库普佐夫大街是党的领导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办公的必经之路，所以“两侧大楼内住的全是可靠的自己人”。直至今日，这里的住户也全部是“自己人”。     
　　这片始建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黄色砖墙表面建筑群，占地广阔，每组建筑围成方形的院子，宛若一个个城堡。通过每栋楼底下巨大的拱门出入院子，院内树林、道路、商店、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区、林间的公园椅，应有尽有。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二：被遗忘的力量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93岁的前立陶宛第二书记，中央候补委员瓦列里·因诺肯季耶夫·哈拉佐夫在家中，桌上的照片是他去世的妻子。

　　哈拉佐夫所在楼的住户，几乎全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是书记们的家庭。哈拉佐夫退休前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他的邻居玛利亚?谢尔盖耶夫卡·苏哈尔楚克退休前则是克里姆林宫护士学校的党委书记。而玛利亚已经过世的先生，则是已故著名汉学家、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中国局党委书记格德苏哈尔楚克先生。     
　　虽然走廊的墙上装饰的多个鹿头、鹿角是哈拉佐夫年轻时的猎物，显示主人曾经彪悍的人生，但以今日中国标准来看，大部分苏共高官们的生活过得令人惊讶的简朴。苏联时期，除了少数最高层领导人，住宅分配依照家庭成员数，而非职位高低。     
　　1978年从立陶宛回莫斯科起，哈拉佐夫就住在现在的房子。彼时家里夫妻二人和女儿一共三人，分得两个卧室的这套房子。房间总面积80平方米。玛利亚家分房时，共有父母、两个孩子等共六口人，所以分得带三个卧室的房间。这套住宅是从格德苏哈尔楚克先生的单位分得，玛利亚自己虽是党委书记，但无法重复分房。     
　　苏联解体后，每个人自动继承原有住宅。如愿掏少许钱可以拥有私有化的房屋产权，当然未来房屋的大修将由自己负责。一些老干部由于退休金无法承担大修的费用，就干脆选择了不私有化，房屋修缮由政府负责。     
　　尽管与职位相比，住宅面积不算奢侈，但在苏联时期，这已非常令人满意。玛利亚说：“虽然书记也不能分到更大房子，但能比其他人更早分到房子，至少是肯定能分到房子，这就很好了。”     
       这片“共产主义大厦”，以今天的标准看也是非常体面而舒适的居所。苏共中央委员会有自己的食堂，可以从食堂带饭菜到家里吃。此外，里面的商店、礼堂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医疗、全家去疗养院疗养、医学检查等全部免费。26号楼还有个共青团俱乐部，前苏联的“大院子弟”们在这里度过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显然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尤其是国际局的人员出国机会很多，这在苏联时期是非常奢侈的待遇。     
　　不过，这些曾令苏联普通百姓愤怒的“特权阶层生活”，在今天的俄罗斯人看来也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当年，一些克格勃情报人员甚至是叶利钦这样的高官，对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动摇的起点，也不过是进入西方国家超市以后，震惊于眼前无法想象的物质文明。     
　　哈拉佐夫一生都在为党工作。从莫斯科市斯大林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到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哈萨克垦荒时期，哈拉佐夫又被派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等多个地区任第一书记。此后进入苏共中央委员工作，继而又被派往立陶宛任第二书记（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必须是当地民族，第二书记以俄罗斯族为主）。     
　　回到莫斯科后，哈拉佐夫当选苏共二十六大中央候补委员。在二十七大召开前的1985年退休。退休前，哈拉佐夫还担任过俄罗斯人民检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并配有专车。退休后就再无此待遇，但继续享有医疗服务。     
　　苏联解体后，曾居高官的老人们像其他俄罗斯人一样，都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国家和党提供什么，我们就过什么日子。如果靠养老金，每个人都缺钱，但可以节省。孩子们也会帮助。”党虽然没了，但住在“中心”的老人们，生活最终没有太大落差。退休后原本能够享有的退休金、住房、医疗等等大部分都照旧。苏联是否存在，日子一样过。     
　　哈拉佐夫家客厅黑色亮面的餐桌上，只放着一块漂亮的台布，两枝红色康乃馨以及妻子的遗像。共同生活了67年后，妻子在4年前去世。党组织生活，成为哈拉佐夫晚年时光的重头戏。     
　　苏联党员实行属地化管理，不像中国，由“中直机关党委”和“国务院机关党委”两大机构垂直管理中央机关党员。退休后，玛利亚和哈拉佐夫都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公寓党委，成了同一基层党组织的“同志”。这一基层党委还包括对面26号楼的勃列日涅夫家。而哈拉佐夫的少年同学、克格勃前领导人谢烈平的组织关系，则转到另一个公寓党委。一旦开党员会议，坐在一起的全是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各级人员。     
　　当苏共被宣布非法时，公寓党组会上一些老干部大骂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指责他们对党和国家打击太大。但据玛利亚记忆，会议实际上并不算激烈，会上甚至反对共产党非法化的声音也不多，“反正反对也没有意义”。     
　　并非所有人都能挺过这样的打击。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总理雷日科夫就因忧虑患上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退休，到了1994年才恢复过来；“8?19”事件的策划和参与者、国防部长阿赫罗梅耶夫于当年8月25日自杀；苏联极为重要的军工城市车里雅宾斯克的党委书记听闻苏共非法的消息，当即死亡；苏联钢铁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的书记萨维斯基，在送进医院抢救后活了回来。     
　　在玛利亚的记忆中，党组织的活动曾短暂停止过。但在哈拉佐夫的记忆中，党组织活动从未停止，也从未有人干涉，“毕竟级别较高，大家讨论也很安静，也没什么秘密的。”哈拉佐夫强调，此时党的活动全部是公开的，并未有地下活动。有人退党了，有人在坚持。“大家不会去强调自己的党员身份，但也不会隐瞒。”玛利亚说道。     
　　当俄罗斯共产党可以合法运行后，俄共基层组织替代了大厦里原先苏共的基层组织。和很多人一样，玛利亚因为年龄太大，不愿意再入党。不过俄共还是定期给她提供报纸，她也始终是俄共的支持者。哈拉佐夫则重新加入了俄共。     
　　党章没变，党费标准也没变：退休金的1％～2%。苏联解体前，基层组织有300多人。现在少多了。哈拉佐夫听说尚有130人左右，但也有人告诉他只剩下十几个至多几十人。 与苏联时期一样，现在也是每三个月开一次大会。参会的人越来越少。玛利亚笑说，连派送俄共报纸的人手都不够了。另一个好笑之处是，她注意到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的竞选提纲并不首先刊登在俄共报纸上，而是刊登在全俄发行的其他报纸上。     
　　尽管大厦里的党支部成功地吸引了一些青年人加入，保留了少先队、共青团，但老人们不可逆转的衰老似乎是最大问题，他们才是最坚定的信仰者。哈拉佐夫已经93岁，而曾经劝说玛利亚入党的党委书记也超过90岁。     
　　玛利亚如今和党唯一的关系就是在各种选举中为俄共投票。“大部分支持者都是老人，为党投票的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减少，真是遗憾。”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二：被遗忘的力量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前克里姆林宫护士学校党委书记玛利亚·谢尔盖耶夫卡·苏哈尔楚克在家中，她特意把一张俄共的机关报摊开放在桌上。

　　【从未成为主角的“民主布道者”】

　　普京第三次登上总统宝座前，亚夫林斯基照例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他用几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6年在21世纪是个漫长的期限。我认为，在21世纪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能执政18年。”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这位普京的同龄人，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根本不知普京为何许人也时，就以“经济学神童”而蜚声世界。     
　　高大挺拔、仪表堂堂的亚夫林斯基有着近乎传奇般的经历：出身贫苦，少年时获得全苏拳击冠军，16岁辍学当名电工，后通过夜校学习考入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因其不凡的见解成为苏联解体前政坛新兴的明星。     
　　1990年春，年近37岁的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经济改革综合处处长亚夫林斯基，受当时苏联总理累日科夫之命，制订市场化改革的“500天计划”。这个计划因叶利钦控制的俄罗斯政府与苏联政府的争权而未能得真正实施。     
　　但值得提及的插曲是，亚夫林斯基当年4月惊讶地发现，这个尚未公布的计划，自己仅仅出国三周，就被叶利钦阵营中的波查洛夫等人窃取，准备用来竞选俄罗斯总理之用。震惊之余，亚夫林斯基试图说服对方，这个计划是用于苏联而非俄罗斯的。叶利钦倒是借机把亚夫林斯基拉入自己的阵营，亚夫林斯基一夜之间变成了新俄罗斯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副总理）、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     
　　但这位叶利钦的新宠儿，很快认清叶利钦非其同道中人，遂辞职专心做职业政治家。1993年10月，叶利钦在新权贵支持下炮轰白宫，招来亚夫林斯基的激烈批评。叶利钦却不计前嫌，为改变形象而改组政府，并再度向亚夫林斯基伸出橄榄枝，许以副总理之职，再次遭拒。     
　　作为亚夫林斯基最激烈的被批评对象，叶利钦显然更知道怎样化敌为友，尤其是知道什么人值得结为政治盟友，而什么人的手即使伸过来他也不会握。     
　　譬如，1991年3月，刚刚登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宝座的叶利钦，试图用勇猛的火力攻击戈尔巴乔夫以进一步提高其在党外的民意支持时，他在电视上的公开讲话终于招致那些忠实的党员人大代表的愤怒，他们试图通过临时大会罢免叶利钦。但场外支持叶利钦规模巨大的游行，让这些人最后看清时代大势，叶利钦也伸出手化敌为友。领头发难的鲁茨科依带着几百人脱离了俄罗斯共产党，站到了叶利钦这边来。     
　　鲁茨科依是阿富汗战争的英雄，他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俄罗斯有极高人气。三个月后，叶利钦与鲁茨科依这对强强组合的竞选搭档赢得了俄罗斯首次总统大选。   
　　但是，对体制外的民主派力量，叶利钦并不感冒。当然，他也不反对这些人志愿支持他。苏联解体前，动摇苏联政权最大的威胁力量，除了叶利钦就是体制外的反对力量。他们的代表，是1988年成立的“民主联盟”。“民主联盟”是以1987年出现的非党报《自由之声》为平台，汇集起来的一批党内以文学、教育、法律、新闻为职业特征的知识分子。1990年，为合法参与苏联当时推进的民主选举，又诞生了由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建的松散组织“民主俄罗斯”。     
　　事实上，叶利钦的社会基础正来自这些民主派的大力支持。1989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来自苏联各地的忠实党员代表，在无记名投票中“干掉”了叶利钦。民主派媒体对此集体发难。最后，法学教授阿列克西?卡扎尼科主动让出代表资格，使叶利钦有机会补选进入最高苏维埃。     
　　但是，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议会主席时，组成他部长会议班底的，是亚夫林斯基这样的体制内精英，甚至他的私人顾问班底也没有任何“民主俄罗斯”的成员。因为这些宝贵的席位，都能换来体制内精英的投靠，体制外民主派则完全被叶利钦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义工。     
　　带有强烈的苏维埃干部思维惯性的叶利钦及其团队，始终无法意识到，在民主化时代，一个职业政治家需要一个政党、一个熟悉竞选宣传的团队，却只是像苏联时代一样把力气花在内部权力整合上。当苏联终于解体，叶利钦推行的休克疗法、总统议会之争以及随后叶利钦炮轰白宫的行动引来巨大反对时，叶利钦身边已没有任何愿意自带干粮为其摇旗呐喊的民主力量。围绕在叶利钦身边的，是和他一样熟悉用苏联方式管理国家和对付政敌的旧同事。     
　　只是到了1996年，俄罗斯共产党借着全社会的普遍不满，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苏联体制很可能死灰复燃时，权贵寡头、新时代的精英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在这一危机面前动员起来，最后用一句话救了叶利钦：要叶利钦还是要苏联？人民只能选择叶利钦。  
　　叶利钦留给普京一个强势总统和一个排斥了政党政治的体制，普京延续并强化了这一遗产，它使得政党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政治生活只剩下强势的总统和只为总统一个人服务的“总统党”——无论它在叶利钦时代叫“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还是在普京时代叫“统一俄罗斯”，它都注定俄罗斯健康的民主力量只能日渐边缘化。     
　　被认为最代表自由民主理念精髓的亚夫林斯基，整合了仅剩的民主派力量，组建成“亚博卢”民主党。但作为政治力量，纯粹的自由民主派，在技术上已被普京彻底击倒。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二：被遗忘的力量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在2012年6月14日莫斯科举行的一场示威中。     
　　2011年12月的国家杜马大选，作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力量代表的“亚博卢”民主党选票未过5%的门槛而丧失杜马席位。党魁亚夫林斯基告别国家杜马。     
　　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未获得杜马席位的亚夫林斯基只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独立候选人必须征集200万人的签名，才有登记资格。     
　　2012年1月23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夫林斯基征集的签名有25%不符合规范——亚夫林斯基的解释是：因为限定时间极短，许多遥远地区的签名，只能发放传真和复印的表格，完全无损其真实有效性。     
　　最终，亚夫林斯基失去的不仅是总统竞选资格，还有观察员的资格——这是非常容易对大选是否舞弊挑事的身份。“这当然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令，”自称是“俄罗斯政坛最干净的人”的亚夫林斯基说，“普京能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三：从来没有离场的赢家  

2012-06-20 17:40:06|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那些曾经的政坛操盘手，那些构成政权基础的普通公职人员，从来没有离场。尤其是苏联时代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或“纪律部队”，更成为俄罗斯历任领导人都最为倚重的力量。

   
　　　　从来没有离场的赢家

记者／黄章晋  

　　以人事观察角度来梳理新俄罗斯几届领导班子，不难发现：站在今日俄共党旗下的，是苏共在新时代失败者的集合——退休者、老党务人员、军人、军工科技人员；而站在“总统党”的党旗下的，是苏共精英在新时代赢家的集合。     
　　那些曾经的政坛操盘手，那些构成基础的普通公职人员，则从来没有离场。尤其是苏联时代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或“纪律部队”，更成为俄罗斯历任领导人都最为倚重的力量。他们无需理会改朝换代，无论“老板”是谁，他们都是骨干。

　　【从“卫队帮”到“圣彼得堡帮”】

　　在普京正式表态将参选总统，并明确表示若他当选将请梅德韦杰夫为总理前，不少评论认为，或许梅德韦杰夫将参加总统竞选，并能对普京构成威胁。这种猜测是基于这种认识：梅德韦杰夫明显要比普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但它显然忽视了普京政权的“圣彼得堡帮”特色。     
　　梅德韦杰夫只是“圣彼得堡自由派”的代表，而“圣彼得堡强力派”的代表则是伊万诺夫。普京为规避宪法的连任限制，选择了梅德韦杰夫，也许仅仅是梅德韦杰夫的自由派形象与普京的冷硬更为相得益彰。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伊万诺夫，都是圣彼得堡出生、圣彼得堡大学毕业，普京、梅德韦杰夫还同为法学院索布恰克教授的弟子。而1968年出生的司法部长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更是梅德韦杰夫的学生。     
　　2008年5月普京任总理的俄联邦政府中，出生于圣彼得堡，或在圣彼得堡有教育和工作经历者比例极高。7位副总理有4位是“圣彼得堡帮”，分别为副总理兼政府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科扎克、库德林、谢钦，18位部长中有5位是“圣彼得堡帮”，分别是财政部长库德林、司法部长科诺瓦洛夫、交通部长列维京、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教育和科学部长富尔先科。     
　　普京时代总共有五人先后担任总理（包括早已预定的梅德韦杰夫），分别是卡西亚诺夫、弗拉德科夫、祖布科夫、普京、梅德韦杰夫。首任卡西亚诺夫系叶利钦政府“遗产”，后四人皆普京嫡系，唯有弗拉德科夫不是圣彼得堡人。但弗拉德科夫人生履历中有一年空白，俄分析家认为，他极可能与普京同样有情报人员背景，人生中的一年空白期是在秘密受训。     
　　“圣彼得帮”中的核心人物，多有几个最重要岗位轮换经历：纳雷什金曾历任俄联邦政府办公厅主任、副总理、国家杜马主席，谢尔久科夫历任过联邦税务局局长、国防部长，格雷兹洛夫历任内务部长、统一俄罗斯党党首、国家杜马主席，伊万诺夫历任国防部长、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职。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三：从来没有离场的赢家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1968年出生的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不到40岁就担任部长，他不但是普京的圣彼得堡同乡和校友，还是梅德韦杰夫的学生。   
　　尽管“圣彼得堡帮”也未必团结一心，但只要有普京这个老大在，所有不和谐因素都能被摆平。普京并不回避“圣彼得堡帮”这个事实，何况“圣彼得堡帮”普遍有较好口碑，很少有人公开指控他们与腐败有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开申报个人财产。     
　　“圣彼得堡帮”的形成，自有其不得已的必然。“统一俄罗斯党”是垄断权力型的“总统党”而非竞选党，这造成的消极后果之一是：无法形成有序竞争来精选人才。同时，“总统党”并不具备当年苏共系统培养、选拔党的干部的功能，普京只能在当年熟人中选可靠者做班底。
　　叶利钦政权几乎没有任何地域色彩，他也不可能有自己地域性班底。1985年到1987年执掌莫斯科市大权期间，这个性格粗野、爱替老百姓发牢骚的书记深受市民拥戴。享受着拥戴的叶利钦，压根没想过要组建自己未来的班底。     
　　等他真正组建班底时，其组成班底基本是青年改革派与卫士派。比较前者，后者才是他真正的坚固营盘。这其中，离不开他对科尔扎科夫的特殊信任。1987年11月，叶利钦得罪了党内保守势力，被踢出政治局。按苏共的宦海规则，众人此时唯恐避之不及，但负责警卫工作的科尔扎科夫却不离不弃——当叶利钦的警卫人员被撤回时，科尔扎科夫致电叶利钦：“干脆这样，我不要工资，能不能让我保护您？”     
　　1989年，资质平庸的科尔扎科夫退休，但叶利钦意外东山再起，忠心耿耿的老卫士随之转运。1991年科尔扎科夫成为总统安全局局长。之后在科尔扎科夫的推荐下，巴尔苏科夫被任命为保卫总局局长。5年后，巴尔苏科夫离职时，军衔已是俄罗斯联邦大将。     
　　亲睐总统卫队，是叶利钦和普京的一大共性，他们都曾直接派出卫队抓捕打击对象。很少有人会把卫队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到这个程度。     
　　叶利钦没有看错人，科尔扎科夫和巴尔苏科夫等人对他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并处处为他着想。为避免影响首长的健康，科尔扎科夫亲自审查提交给叶利钦的汇报，把坏消息过滤掉。甚至，被他们认为是制造坏消息之源的丘拜斯，也在他们的建议下被免去总理职务。  
　　1996年6月19日夜，科尔扎科夫和巴尔苏科夫最后一次好心办砸事。他们错误逮捕了为叶利钦助选的一位工作人员，装着上百万美元现钞的纸箱在全俄罗斯面前曝光。科尔扎科夫、巴尔苏科夫和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被踢出总统的圈子。索斯科韦茨不久前在负责叶利钦助选时，因不假思索地向铁道部下令“铁路职工必须给叶利钦投票”而享誉一时。     
　　不能认为叶利钦不够支持他的青年改革派班底。叶利钦曾果断地把盖达尔和基里延科这两位35岁的人送到总理位置上。但叶利钦虽有巨大权力，却只是个光杆司令，议会里满满坐着左翼反对派，几乎任何方案都会遭到否决——叶利钦从来没想过用自己的政党去占据议会，以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最后，他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不断牺牲总理向议会妥协，要么不断强化总统权力削弱议会的阻碍。这两种方式他都最大程度地做到了。但却因无原则的妥协毁掉了改革，也因为造就一个超级总统而使民主倒退。     
　　总理更换之频繁，甚至使他们无暇熟悉自己的工作，直到换上第六个总理，他才将与议会的无望斗争任务交给新面孔普京。而普京登上总统宝座时，这个位置早已拥有正常民主国家不可能有的权力。     
　　科尔扎科夫的忠诚能干，影响了叶利钦对人的判断：只有克格勃出身的人，才是勤勉而永远不会背叛的。最终，叶利钦看到科尔扎科夫的遗憾和不足之处在于，他仅是只读了夜大，快退休前才爬到中校位置上的普通人，仍是选择了一个克格勃出身的人——普京。从普京这个精英特务身上，叶利钦看到了此前所有班底都不具备的优秀品质。

　　【Siloviki精英走上前台】

　　叶利钦的赢家集团的塔尖，是热情、有理想但缺乏手腕的青年改革派和资质平庸的老警卫。普京接手后，把塔尖换成了Siloviki 精英和他的圣彼得堡熟人。     
　　所谓的Siloviki，即俄文силовик的英译，它源于苏联时代对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或“纪律部队”的称谓。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形象体现Siloviki内在力量的，自然是克格勃。
　　冷静、克制、服从、忠诚、团结。出身于克格勃的普京，远比叶利钦更理解也更欣赏Siloviki精英身上的优秀品质。而且在Siloviki精英分子们看来，在疾风暴雨般的转型中，俄罗斯这个伟大的国家没有彻底垮掉，主要原因在于当一切机构组织都涣散、瓦解、腐朽时，只有分布在各条战线上的他们，继承了这个组织赋予其严明的纪律和对国家的忠诚。     
　　普京上台时，正值此前喧嚣热闹一时的各种力量先后证明了对这个国家无能为力。在带头大哥普京的率领下，一直潜伏的Siloviki精英大规模登上政坛。普京上台的前三年，俄政坛中Siloviki精英的出身比例迅速增加到近六成，而此前不足5%。     
　　据俄媒统计，政坛高层精英中四分之一出身Siloviki。     
　　普京选拔的Siloviki同志表现出某种高度共性，即低调为人，踏实做事，少有贪渎，并且忠于普京。在俄社会贪渎贿赂成风、犯罪猖獗、各种手段都无以为力时，Siloviki出身者至少能保住自己一方职责岗位不失。当他们用习惯的手段和逻辑来解决问题时，更可收到绝不拖泥带水之效。     
　　比之叶利钦及其班底，普京及Siloviki精英同志，无论是玩弄权术巩固地位，还是在利用大众传媒赢取民意，都要明显技高一筹。尤其是，他们用克格勃对待敌人的方式处理他们眼中的麻烦或障碍时，其手段总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统一俄罗斯党注定不能像苏共那样，靠明确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纪律和惩罚机制来约束集团成员，而利用Siloviki精英身上的性格来赋予党一种严密性，成为普京的不二选择。Siloviki在今天，似乎正扮演着20年前苏联团校的某种角色。     
　　俄罗斯政坛的Siloviki化，甚至连Siloviki精英们都不打算遮掩。2007年10月9日，俄罗斯《生意人报》刊载了一封反毒品管理局负责人切尔科索夫的公开信。这封致Siloviki精英们的信，起因是切尔科索夫手下因“非法窃听”遭安全局逮捕，而这很可能是场蓄意报复。切尔科索夫痛陈，Siloviki精英勿为利益而两败俱伤，从此玷污Siloviki英名，令俄罗斯国将不国。     
　　公开信大段描述Siloviki成员的优秀品质，以及其扶俄罗斯大厦之将倾的贡献。他呼吁同志们珍惜英名，经受住日益强大的物质诱惑。     
　　切尔科索夫描述的完美的Siloviki精英其实并不存在。这个集团的相对廉洁，也许仅仅是那些被大力提拔重用者珍惜前途之故。前克格勃集团成员牵涉各种犯罪或非法活动，几乎遍布全俄。他们有时比黑道更黑。     
　　Siloviki精英当然要任重道远。威权政治必须有组织保证。普京2008年把总统一职暂交梅德韦杰夫代管时，俄各级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已有84.63万，比他上台时增加了74%，远远超过同期公务员增长幅度。只有大量Siloviki精英分布要津，才能令其变成高效、强力的官僚集团。     
　　当然，Siloviki精英要发挥其作用，更多时候需要赋予他们更合适的任务和便利。此次，普京就职总统前，新选出的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授予安全情报部门更大自主权的决议。这样的决议，当然只能是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提出的议案。     
　　Siloviki精英们接受的训练，使他们对组织各项公开活动完全缺少经验，但对技术性阻击对手的此类活动，则往往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手段。2012年3月，普京赢得总统大选后，反对派大规模示威，揭发大选出现的舞弊行为。很快，反对派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在私下侮辱自己的支持者是蠢货的音频出现在网上。     
　　反对派遭遇的阻击，在俄罗斯有个热门的词：抹黑。所谓“抹黑”，与出钱在报纸上买赞美自己的文章不同，它一种出钱在媒体上把对手搞臭的反向操作。抹黑业已经成熟到用什么方式抹黑什么人都能明码标价的程度。     
　　抹黑业的诞生，是苏联废墟上的俄罗斯新闻人在突然获得新闻自由后，在这个剧变社会野蛮生长的必然产物。     
　　叶利钦时代，是个所有人可以抹黑所有人的自由时代。无论总统还是贩夫走卒，只要有人出钱，一切皆可抹黑。较成功案例如1997年时任司法部长瓦伦丁·科瓦廖夫一丝不挂与两个妓女洗桑拿的照片出现在《绝密》报头版上后。科瓦廖夫只能辞职走人。     
　　追溯抹黑业的源头，至少可算到苏联时代叶利钦的遭遇。1989年9月，叶利钦不顾苏共高层的劝阻，执意以苏联民主派代表身份访美。苏共对不听招呼的叶利钦没有新闻封杀，而是反向操作，集中各类媒体报道叶利钦在美活动。报道全部指向叶利钦在美国酗酒之类的丑态上，《真理报》甚至不惜版面仔细介绍叶利钦喝了2瓶伏特加、4瓶威士忌和数不胜数的鸡尾酒。只不过，由于《真理报》自身的公信力问题，苏共突发奇想的“抹黑”战术在效果上适得其反了。人们认为，官方如此集中力量抹黑叶利钦，只能证明他的杰出。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对付批评，远不像叶利钦那般无可奈何和纵容。各种意想不到的暗中打击，让抹黑业建起一套新规则：所有人可以抹黑其他所有人，普京除外；可以批评普京，但不得触及其家庭和个人生活，踩线者关门卷铺盖。     
　　用真正的猛料抹黑普京者的遭遇，令人噤若寒蝉。1998年，俄特工人员利特维年科召集新闻发布会，将寡头别列佐夫斯基被安全局列入刺杀名单的内幕曝光了。别列佐夫斯基是当时总统叶利钦的好友。利特维年科的爆料招来两次被捕，但两次都被无罪释放。     
　　普京上台后，形式逆转。先是利特维年科以伪造护照罪入狱。出狱后，利特维年科避难英国，并著书暗示：俄安全局与1999年一系列公寓爆炸有牵连，而这一做法是为嫁祸车臣叛军。这是对普京的极大“抹黑”——当年刚上台的普京正是凭借平定车臣叛军才站稳脚跟。 2006年1月，利特维年科被人投放放射性钋-210暗算，痛苦死去前留下遗言：是俄国情报机关下毒。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三：从来没有离场的赢家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有“俄罗斯良心”之称的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曾大量报道在车臣战争俄军的暴行，得罪了政府。2006年10月7日安娜在寓所门口被枪杀身亡，主谋今日依然逍遥法外。

　　俄官方对西方公布的利特维年科死因极为愤怒。这时，在俄民间媒体普遍噤声之时，控制在官方手中的俄罗斯媒体则纷纷直接点名称：杀害利特维年科的人，正是收留了他的俄罗斯流亡大亨别列佐夫斯基，杀人目的是为嫁祸俄政府，“抹黑”普京。     
　　因“抹黑”而死的记者当中，最著名的是素有“俄罗斯媒体的良心”之称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2006年10月7日安娜在寓所门口被枪杀身亡。安娜由于车臣报道而出名，她大量报道了俄军对平民的暴行，激烈攻击普京政府侵犯人权。她甚至出过一本书名叫《普京治下的俄罗斯》。     
　　时至今日，安娜之死依然没有抓到主谋。她的同行们敢猜想但不敢明说。其供职的《新报》，从2001年到2009年共有4名记者遭暗杀身亡。     
　　得悉俄媒体竟然称自己是谋杀利特维年科主凶后，别列佐夫斯基耸耸肩：“俄国政府是野蛮人集团，而普京则是犯罪集团的头子。”

　　【就像蛇蜕皮一样】

　　西方对俄政府的“诬蔑”，让大批“纳西”（俄语意为“我们的”）组织的年轻人上街，愤怒声讨西方舆论绞杀。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私下会用“外地的年轻人”来称呼“纳西”成员。苏联解体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就不同于其他地区，支持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比例均过半。苏联解体后，剧烈的转轨在不同地方的影响并不同。苏联的计划经济，造就许多单一行业甚至单一企业的城市。物价放开、紧缩财政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纳西”组织的青年主要来自这种城市。     
　　“纳西”成立于2005年2月，当时前苏东国家连续发生“颜色革命”。由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的“纳西”，使命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操的“纳西”组织，一旦需要，立即上街，形成旗帜的海洋。     
　　它并不仅是制造声势，以及对青年思想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纳西”的年轻人有时还会上街向不明真相的大爷大妈宣传西方的种种阴谋。由政府和国企直接拨款资助的“纳西”，不免让人想起苏联时代的青年团组织。
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三：从来没有离场的赢家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图：俄罗斯“纳西”声援普京的游行集会中，右手持AK步枪模型，左手抱洋娃娃的女成员。      
　　“统一俄罗斯党”也带有强烈前苏共色彩。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理论学校副教授托铁别科维奇曾总结：原苏共1800万党员涵盖了全国所有专家、技术人员和各类精英，实际上苏联除了党员，没有其他好的人才了。     
　　今天，统一俄罗斯党已拥有200万党员。俄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均为“统一俄罗斯”党员。梅德韦杰夫在2011年12月动员全党迎接总统大选时这样号召：“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们不仅要同意党的全部观点，同时还要共负所有的政治风险。党员们应该与党息息相关，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参加“统一俄罗斯”党的所有活动。     
　　从人员构成来看，它实际是个去意识形态化、但精英程度更高、集中收缩在权力机构的苏共党员组成的新党。2008年，时任统一俄罗斯最高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的格雷兹洛夫说：“在评估统一俄罗斯在政权中的实际地位时，我们可以说，统一俄罗斯党是党员升迁的阶梯。”     
　　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初，从未想到过组建政党，对苏共的厌恶让他认为总统应当是超党派的。但1996年大选明显对自己不利时，他终于意识到需要一个政党。无论是他，还是授命组建政党的切尔诺梅尔金，本能地往他们熟悉的建党模式上靠，而不是西方纯粹的竞选党。     
　　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实现了叶利钦的“总统党”理想。它几乎完整地吸收了前苏联党政精英的年轻一代，是个更具精英色彩的官僚集团。与旧时代的苏共相比，它只是缩小了一号的金字塔，去掉原来的塔尖后，换成了“圣彼得堡帮”和Siloviki精英。     
　　作为赢家集合的普京政权，不可能为俄罗斯带来一个小政府。2010年，俄公务员超过160万人，2004年则为110万。同期中央联邦政府系统的公务员增长了30%，约80余万。民意调查显示，吃“皇粮”是俄罗斯年轻人最大的职业愿望。      
　　直接脱胎于苏共的俄罗斯精英，观念上都打着苏共烙印。     
　　叶利钦在实施价格开放、私有化的政策后，视察基层民情，遇见退休老人投诉牛奶价格过高。叶利钦的反应是叫来当地官员并当场拍板：第一，立即降价；第二，把企业经理免职！已股份化的牛奶公司经理自动辞职——他是老党员，熟悉这一切。     
　　为弘扬爱国主义，普京曾下令拍摄多部诸如俄罗斯特工拯救世界的俄版“007”大片。据中国官方媒体称，俄罗斯青年谈及某部电影时，称“感觉很受鼓舞”。为落实普京要求，2010年俄罗斯订制“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的财政预算约20亿卢布。     
　　苏共失去政权已20年，但组成它的基本力量事实上从未真正离场。在叶利钦时代，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期，尽管大多数人生活都受到冲击，公务员的工资都被恶意拖欠，但他们仍是受冲击最小的群体。他们总能用权力改善生活。     
　　亚夫林斯基曾这样评价：“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