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跟女儿谈商业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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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跟女儿谈商业模式【2】
来自 喷嚏网--读书、培训、8小时外的健康生活! 之 [铂程斋] xilei发表 收录于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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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纽约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饭，他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年，他跟楼云立女士创办经营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麦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现在管理近四亿美元的资本。这次他在纽约，是参加华视传媒（VisionChina）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仪式。继分众传媒、常州天和之后，华视传媒是他们投资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1：跨国经营个性化服装？

　　陈笛，“爸爸，今天学校老师谈到全球化，说当今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经济一体化的贸易体系，让各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但，我还是不明白全球化的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你爸爸出生在中国的湖南茶陵县，小时候说的是茶陵话，1979年到长沙上大学，开始改说长沙话。1986年来美国读书，又必须改说英语。来美国生活的这22年里，我们不仅在三个不同的州生活过，而且还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也经常来回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真幸运，你在哪里出生、小时候说什么语言，并不决定你长大后说什么语言、在哪里生活，你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工作。这就是全球化，不仅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流动，而且各种物质商品和服务也能在全球内流动。所以，有的人说，全球化的意思是，到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生产制造、到利润最高的地方去销售。在全球各国加入一体化的市场之后，国界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弱了。”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那是世界上的生产制造基地？前一段听你讲，你的学生刘向在做一家个性化男装公司，要在美国吸收客户、量体等等，然后在中国制作衣服，再寄到美国。那么，他的公司是否就是全球化的具体实例？”

　　“是的。以男士正装衬衣为例，按客户体型、布料、式样做成的个性化衬衣，在中国的出厂成本大约是15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个性化衬衣零售价在 70美元以上，高的可以到120美元、甚至150美元一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价格差别，当然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业机会。刘向在做的是，到全球范围内找成本最低、质量可靠的地方——中国生产，然后，在利润最高的美国销售。”

　　陈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差别？我知道美国人的收入高，所以物价比中国高，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中美之间的这种价格差。”

　　“背后的原因的确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自19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的服装等纺织品出口到美国。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动力又便宜，很快地美国商店里的衣服基本都来自中国，尽管这些男士衬衣、西服都是按照几个固定的尺寸做成，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合身，但是，由于这些从中国进口的成衣太便宜了，所以，到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去商店买成衣，这些成衣不怎么合身但因价格便宜，大家也就凑合了。就这样，美国过去量身定做的裁缝店一家家相继关门了，因为他们在价格上无法跟来自中国的成衣竞争。这就使美国今天没剩几家裁缝店，量身制做的服务供应大大减少之后，个性化服装的价格自然会很高，否则裁缝店自身也难以维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裁缝店量身制做的衬衣会高到120美元、150美元一件。”

　　陈笛，“既然中美间个性化衣服的差价这么大，为什么以前没人看到这种创业机会？为什么刘向就可以成功呢？”

　　“个性化的服装制做跟标准化成衣不一样，一方面，它更需要跨国运输速度和运输成本方面的支持，因为每个客户的尺寸不同、式样与布料偏好也不同，如果运输速度太慢，比如，要一、两个月才能寄到，客户会等不了；如果运输成本太高，从中国运过来一件衣服要40美元，那么，经营方就没法赚钱了。另一方面，在中美之间的通信速度和成本也必须跟上，否则，美国方面的客户要求就很难准确有效地传递到在中国的裁缝。这两方面的条件要同时成熟了，才能做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和销售，要不然，两国间的差价再大也难以成功。”

　　陈笛，“你的意思是，以前这些条件不成熟，而现在成熟了？”

　　“是的。首先，我们看看运输速度和成本的变化，这历来是决定全球化的可行性的核心要素。比如，第一个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容闳，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当年11月从纽约上船，穿越大西洋，历经欧洲、非洲和印度洋，花了整整154天才到达中国，那时没有飞机，在海上颠簸154天是唯一的回中国的途径。在那种运输速度下，刘向的商业模式当然无法做。19世纪末期，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网建成，这大大缩短美国东部跟中国间的运行时间，因为中国货物可以先经太平洋船运到美国西部，然后由火车陆运到东部。但，这还是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太慢。对刘向的商业模式帮助最大的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58年波音公司成功推出波音707喷气式飞机，终于将长距离跨国空运变成现实。今天，从纽约到北京的直飞时间只有13个半小时，相对于容闳的154天，这种运输速度是革命性的突进。在成本上，从容闳时期的1854年到1910年，跨国运输成本平均下降70%，今天的运输成本大约是1854年时的三十分之一不到。对刘向而言，今天从上海寄衬衣到纽约，快的空运可以两天到，如果是按一星期寄到，平均每件衬衣的快寄成本是8美元。 ”

　　陈笛，“这样的话，衣服出厂价15美元，快寄费8美元，共23美元成本。”

　　“但是，美国对衬衣进口有20%的关税，这又是3美元，再加每件衣服要支付1美元买进口配额。另外，在中国也要雇人负责协调和邮寄，每件要付5 美元的费用。所有这些成本加在一起，一共是32美元。除了这些运输和关税成本外，刘向跟在中国的制衣厂裁缝的沟通速度也很关键，个性化服装必然意味着许多个人化的要求，这就要求刘向总能跟裁缝交流客户的信息和偏好。到今天有互联网、email、手机电话等通信工具，这些越洋通信不仅速度极快，只是几秒钟的事，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为刘向的商业模式奠定根本性的基础。可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幸运。在容闳的时代，从纽约往上海传递信息的最快方式是通过海船，也就是要154天才能送到。1866年，纽约和伦敦之间开通电报线路，而中国跟伦敦的电报线路于1871年接通，随即，上海跟纽约间的信息传递速度从原来的154天降到4天左右。1901年电话开始进入中国，但直到1950年中国才有第一条国际电话线路。虽然那时候或说到1990年左右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和电报服务都有，信息传递速度跟上了，但电话费太高，即使到十年前，从美国打电话到中国，每分钟还要近三美元，为了说明一个顾客的特殊衬衣要求，你可能要在电话上说10分钟，那等于是30美元的电话费。在那种通信成本下，靠横跨中美来经营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那不太可能，难以成功。好就好在今天的越洋电话费只有3美分一分钟，而email的费用基本为零，这样，在美国这边客户的量身信息和个人偏好，不到一秒钟即可免费地送到在上海的裁缝那里，如果有疑问或出现差错，又可很便宜地打越洋电话沟通。因此，在信息沟通上，刘向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也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力鼓励刘向创办他的公司，我们也有参股。”

　　陈笛，“如果说每件衬衣的到岸价是32美元，刘向的出售价是多少？”

　　“初步定在50到55美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策。刚才讲到，现在美国定身制作的衬衣价格在70美元以上，但这个市场很小，只有那些相当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我跟刘向说，如果他要成功，他必须把价格压下来，否则难以开拓市场规模。他的核心目标是要让美国中等收入的人也能买得起定身制作的衣服，而不是只有高收入的人才买得起。因此，刘向根据自己读MBA时学到的市场调查技巧，做了很多市场问卷，他发现多数中年人觉得55美元可以承受，但更高就显贵了。”

　　陈笛，“这很有意思，原来产品定价还有科学基础的。不过，这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我还是有些怀疑，为什么这个事其他人不做？”

　　“说的对，裁缝、服装是一个很老的行业。当刘向告诉他在香港的爷爷，说自己要放弃华尔街公司的聘书去自己创业做个性化服装公司时，他的爷爷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爷爷也做了一辈子的服装业务，而如今刘向拿了耶鲁的MBA，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到最后还是要加入没怎么读过书的爷爷的老行业。这的确让他爷爷直摇头，不知道他这个孙子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但是，我跟刘向说，判断你的创业成功与否的标准跟以往的企业不同，就像咖啡店业务很老了但照样可以出星巴克这样的现代成功企业一样，关键在于赚钱模式；如果你只是通过今天卖一件一件衣服来赚钱，那的确跟传统裁缝店没区别，就是一种失败；如果你把你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的流程都能标准化，使其可复制性很好，也就是使生产规模能像星巴克那样不断地扩张，那么，即使近些年公司会亏损，但你的公司照样会值很多钱。换句话说，你赚钱的方式不在服装本身，而在于使你的公司股权很值钱，靠最后卖掉你的公司赚钱。”

　　全球化给中国、美国以及其它国家都带来机会，也给刘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新的创业模式。但是，让陈笛没想到的是全球化是建立在这么多技术发明的基础之上，原先以为只要各国打开国门、自由贸易即是全球化了。实际上，运输网络与运输成本，通信网络与通信成本，还有有利于贸易自由流通的制度架构，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12:全球化下的创业机会

　　谈完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商业模式，陈笛对中国的兴趣又多了些。原来，她的中文知识，还有每年去中国过暑假的经历，或许今后让她也能办自己的公司在中美之间经营。她1994年出生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从小在美国长大、受教育，所以，她作为美国人的定位历来很明确，以至于在她妈妈一提到中国就说中国多么、多么好的时候，陈笛会本能地要跟妈妈争论。这种争论慢慢地让陈笛对中国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比如，我们全家每年暑假去中国，去多了，她就反问：“为什么我每年必须去中国？我是美国人，在学校的白人同学不用去中国度暑假，而就因为我是华裔美国人，所以就必须每年把暑假花在中国？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不去呢？”

　　这几年，围绕每年暑假去中国两个月的争论一直在升温，陈笛跟她姐姐一边，我跟她们的妈妈一边。随着她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圈，这种争论不会越来越淡，肯定会越来越尖锐。

　　不过，看到跨国商业机会、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间存在的商品价格差别之后，陈笛对学中文的兴趣增加不少。

　　陈笛，“全球化很有意思，看来，只要同样东西的价格在中美或者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差别足够大，那么，在国家之间做贸易一定能赚钱，比如，在中国制造运到美国卖，或者，在美国制造到中国卖。这些创业机会都存在。”

　　“正是这样，今天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与以前很不同。特别是产品市场规模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前我们谈过沃尔玛公司，原来它只是在美国各地开分店，把多数夫妻杂货店都挤掉。沃尔玛之所以能把这些小规模杂货店挤掉，是因为它的规模很大、客户数量太大，所以它能够要求供货商砍价，使沃尔玛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把其它规模小的店子挤掉。2006年时，在美国，沃尔玛每周有一亿多客户来购物，但在美国之外的14个国家，有近3000家分店，也有一亿多客户。国内、国际销售网加在一起，使沃尔玛一年的销售额超过3500亿美元，这种全球化了的规模使沃尔玛能胜过任何竞争者，比任何竞争对手更有要求供货商砍价的能力，对供货制造商来说，谁能给沃尔玛供货，谁的产品销路就能立即遍及15个国家，两亿多顾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哪家公司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做跨国销售，或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找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制造自己的产品，那家公司就会被竞争对手挤掉。”

　　陈笛，“行业内的竞争不是历来就有吗？”

　　“是的，不过，原来规模的因素没有这么强过。还是以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公司为例，上次我们谈到，刘向以55美元左右的价格向美国中产阶层提供量身定做、个性化的衬衣，以外包到中国制造、以规模化经营为其商业模式。他这样做，就立即对美国现有的男士正装专店够成威胁。男士正装行业历来当然有竞争，但以往的竞争都是在美国各地方本地人之间的竞争，那些男士衣服在本地制作，又只在本地的小社区里销售，也没有连锁，所以，在成本和规模上都处于劣势。最近，刘向在跟哈特福特（Hartford）上的一家男士正装店在谈，希望由刘向给他们提供定身制造的衬衣。但问题是，这家店子现在连先做好的成衣衬衣也卖120美元一件，那他们怎么愿意帮助刘向销售量身定做而价格才55美元的衬衣呢？如果他们愿意帮刘向做销售，这等于是把现在的成衣销售义务给毁了；而如果他们不与刘向合作、坚持以120美元的价格销售现有的成衣，那么，来自刘向的价格更低而又是定身制作的正装会把他们慢慢挤垮。”

　　陈笛，“那最后刘向跟他们如何谈呢？”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折中点，让这些男士正装店以80美元一件卖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其中40美元给这些零售店。这样，他们当然要牺牲掉原来 120美元一件成衣的业务，但好处是，由于这些价贵的成衣原来销售本来就很少，所以牺牲不是太大，现在是量身定做而且还便宜，销售量肯定要大增。这样，刘向希望找许多家男士正装店帮他代销，以此拓广销售渠道。这种安排让刘向在每件衣服的利润上做出不少牺牲，暂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这让他在市场规模上能很快打开局面，等有了规模和品牌后，他可以提价，也可以减少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并跟那些代销正装店重新谈判。”

　　陈笛，“在学校，我们老师讨论到全球化跨国贸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外贸，特别是把衣服制作、商品制造都外包到中国、印度后，使美国相应的行业失去许多工作机会，比如，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制衣店、成衣店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化对美国不一定有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美国的制造业的确在失去许多就业机会。比如，我们以前住过四年的哦亥哦州，那里曾经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地之一，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有一些制造厂。可是，在过去十几年，这些制造业工厂相继关门，都往中国的东北、浙江、江苏迁移。结果，哦亥哦州许多工人失业了，到今年总统选举，哪个候选人反对全球化国际贸易，那个候选人在哦亥哦州就能赢，这涉及到许多哦亥哦州人的饭碗问题。原来那些制造业企业的老板，现在基本都转变成了机械制造品的国际贸易商。比如，现在每次我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经常能碰到从中国回哦亥哦州的汽车配件贸易商，他们会告诉我，过去他在哦亥哦州有汽车配件厂，但现在都搬到了中国，在中国东北生产同样的汽车配件，运输到北美，再卖给通用、福特或者那些汽车修理厂。这样，他们就成了中间贸易商。这种安排其实很有道理，因为这些哦亥哦州的中间商一方面熟悉这些汽车制造公司、汽车修理行，有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他们有过自己的汽车配件厂，熟悉这些技术，所以，两边都合适。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分工不是很好吗？”

　　陈笛，“其实，我觉得这种跨国贸易安排对美国社会非常有好处。对哦亥哦州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失去了工作，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更多的美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汽车、汽车配件。比如，像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只要55美元到80美元，而有的不是量身定做的成衣还要120美元一件，所以，有了刘向的公司以后，更多美国人不是可以付更少的价格，但能买到更合身、式样更有个性的衬衣了吗？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不是让美国人用同样的收入买到更多的消费吗？所以，国际贸易好不好，要看对美国社会总体的影响如何，不能只根据对部分群体的影响下结论。”

　　“当然，问题还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方面，也有很多人抱怨、反对全球化。好像参与全球贸易的各国都在说自己从国际贸易中吃亏了，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好玩，好像谁都吃亏了。中国方面的抱怨是，卖出去的东西太便宜了。比如说，一件衬衣在美国可以卖55美元，而中国的制衣厂才拿15美元，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剥削。特别是，有人计算了一下，要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够买一架波音飞机。”

　　陈笛，“这种指责站不住脚，如果说美国方面抱怨这种贸易是因为美国丢掉了工作机会，那么，中国社会不是得到这些就业机会吗？这种贸易给中国带来许多就业机会。其实，我觉得，不能以这些衬衣在美国能卖多少钱来看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收入，是多还是少，而是应该以在中国当地同样的衣服能卖多少钱为标准，也就是以中国本地的劳动力成本和其它成本为参照标准，因为如果没有跨国贸易，中国的制衣厂本来也无法得到美国的价格，所以，不能以美国方面的价格来判断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是太多还是太少。”

　　“这当然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觉得商人创造价值，因为很多人总认为只有创造东西的活动才是在创造价值。那么，如果国际贸易商只是把东西从中国运到美国，这中间又没有多生产出任何衣服或者机械品，如果这些商人公司也赚钱，那不是在不劳而获、在剥削吗？他们创造价值吗？”

　　陈笛，“我认为他们也在创造价值，甚至是很高的价值。比如，刘向的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中国增加就业，也直接让中国工人和工厂的收入更高些。在美国这边，美国人为同样或者更好、更合身的衬衣，只需要付出更低的价格，这实际上给美国家庭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所以，中美两方的老百姓都受益，而这些受益即为刘向所创造的价值。结果是，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刘向的公司三方面都赢。”

　　中国有句俗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全球化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得到的名声似乎就是如此，大家总体上都从中得到好处，但谁都要骂娘。实际上，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下，任何国家如果不愿意参与全球贸易、要退出，都能自由选择退出。既然在不是强迫的情况下还愿意留在其中，那自然说明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好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

　　这次跟陈笛的对话，更多是我问、她回答。让我吃惊的是，在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情况下，她对国际贸易、对市场交易的理解还这么到位，看来市场经济的原理真是天然的，只要有一些悟性，就能领会到。陈笛说，她的天生兴趣就是要赚钱。看来，只要具备这个兴趣，对市场、对商业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了，而全球化又让她感受到她们这代人的无限商机。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13：杰克如何去中国办公司？

　　我这一生很幸运，在耶鲁大学做教授，经常有机会认识来自各国各界的出色人物，除了听讲他们的学术研究、政策观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政治思想外，也能聆听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差不多每天有许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等。

　　我们以前总想，人一旦满足温饱之后，难道还有别的诉求？人再富，也不能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每天吃八顿饭；即使是夏天，也要穿十层衣服；尽管黄金对人体有害，但我还是要在饭里放黄金；或者，虽然我同一时间只能开一辆车，但我要买上20辆好车，并同时都开着”。正常人都知道，只有疯子才这样做。那么，吃住行生活挑战、父母家庭养老等需要都满足后，甚至给后代也可以留下足够财产之后，工作、生活的意义还在哪里呢？

　　 3月25日，回到家，我跟陈笛说，“今天，在耶鲁管理学院，有一位叫杰克（Jack Perkowski）的先生来讲座，题目是《管理巨龙：我是怎样在中国创建亿万美元公司的？》（Managing the Dragon: how I’m building a billion-dollar business in China）。杰克是我过去在北京见过好几次的老朋友，也给我的MBA学生讲过课。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一句中文也不会，但是，自1993年至今，一直生活在中国，住在北京。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创建‘亚新科工业公司’（Asimco Technologies），公司去年销售收入5亿美元，他自己的财富也早超过几亿美元了，真了不起！”




　　杰克的经历

　　 陈笛，“他不懂中文，怎么能在中国工作、生活呢？难以想象。”

　　 “杰克的故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但是，他的故事也很能代表美国文化，说到底，在人的收入水平足够高之后，生活的意义更多在于成就感，特别是超出常规的成就感，就是所谓的‘乐在其中’，而不只是最后赚钱多少。杰克的家境再普通、再百姓不过了，他爷爷于1900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匹兹堡，做煤矿工人，父亲原来在匹兹堡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做工人，母亲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做普通接线员，父母没上过大学。杰克在匹兹堡上的中学很一般。只是他喜欢橄榄球，在中学橄榄球队打得很出色。所以，1965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并拿到耶鲁的橄榄球奖学金，进入耶鲁读书。对于他们家来说，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陈笛，“是啊，我也想进耶鲁。如果能进，我也会非常高兴。”

　　 “不过，你比当时的杰克要幸运多了，因为你现在就生活在耶鲁大学周围，也上非常出色的中学。相比之下，杰克的父母非常普通，是蓝领劳动阶层，很难给他太多关于知识世界的帮助。杰克从耶鲁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的一家叫‘Morgan Guarantee’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在那里工作两年。1971年又去哈佛商学院读MBA，学习工商管理。”

　　 陈笛，“他读完耶鲁后，为什么还要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呢？”

　　 “在耶鲁读的是大学本科，你知道，耶鲁本科教育是注重全方位的基础教育，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与工程等等各方面都要学，目的是首先教每个学生怎么做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怎么独立思辨，让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都有些了解，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学生具体的谋生技能。谋生技能，或者在任何专业学科的深入研究，这些是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时期的任务，MBA就属于研究生学位。实际上，耶鲁本科教育的定位很简单，我们总说，如果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任何本科生成了哪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耶鲁本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任何本科生太窄地专注一门学科，而是希望每个学生全面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耶鲁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后，再去哈佛读MBA，这样他们把耶鲁、哈佛的光都占上。”

　　 陈笛，“那么，杰克读完MBA后，去了哪里？”

　　“还是回到华尔街，去了一家叫‘Paine Webber’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现在已被并到瑞士银行了，但当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华尔街公司。他在那家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简单说，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需要资金发展的企业融到资金，比如，如果常州天合太阳能公司需要一亿美元资金扩建工厂，那么，他们可能去找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家帮助天合找到投资者，谈好价钱，也就是谈好这一亿美元可以换成多少天和的股份，也安排好其它的投资条件，然后，在投资银行家的撮合下，投资者把这一亿美元汇给天和，而天和把股票发给投资者。投资银行家只是中间人，把资金的需要方与提供方凑合到一起，做成交易，他们赚中间人佣金。投资银行佣金通常是所成交投资额的6%，意思是，帮助融资一亿美元时，投资银行家要赚取6百万美元，这相当不错。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耶鲁MBA和本科毕业生都相望去投资银行工作，那很热门。如果帮助融资100亿美元，你能赚6亿美元，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呢？

　　“刚到Paine Webber时，杰克主要做私募股权销售，也就是说，帮助那些股权还没有上市交易的私人公司融资，他的任务是把那些私人公司的股权卖给私人投资者，比如他帮助过你以前喜欢去的海洋世界公司发行股票。从1973年开始，杰克做投资银行业务。九年之后，他被提升，去负责该公司的房地产行业融资部。上任两年内，杰克先生即把房地产投资银行部的利润增加到占整个公司投资银行收益的40%。正由于他的成功，公司看到他的能力，1984年让他接管整个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接下来，公司投资银行利润在两年内翻倍，第三年再增加50%，第四年增长30%。可是，到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发生大崩盘，对投资银行业产生很大冲击，使Paine Webber以及杰克的工作难以继续下去。”

　　陈笛，“不过，杰克到那时已经做了15年的投资银行家，应该赚了很多钱，他怕什么呢？”

　　“他的确不用怕。他当时已经是Paine Webber公司的高管之一，也是董事会里的董事。1988年底，他跟几个朋友一起成立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其目的是从许多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然后，用这些钱去收购很有价值潜力的公司，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用自己对经济或者行业走向的判断力，以超过别人的能力去挖掘那些被忽视的价值公司。把这样的公司买下来，将其整合、重组或者改善其商业模式，整顿好之后再把这些公司出售，或者让公司股票重新再上股市交易。杰克他们的想法，是希望赚取卖出时跟和买进时的差价，以此获得投资回报。可是，一年后，他们放弃了。”

　　陈笛，“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听起来很好的商业理念，他们又有融资能力，如果能找到好的价值公司投资，那不是很容易成功吗？”

　　到香港去淘金

　　“问题是，当时，有太多从华尔街退下的人都在做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就像现在中国也到处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大家都去抢同样的价值公司，结果使这些公司的买价越抬越高，收益回报越来越低。到1990年，杰克先生41岁，已经有了19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历。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赚了很多钱，身价早已超过数百万美元，他的财富已经是他父母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吃住行，过任何正常人的生活，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人到中年了，杰克开始想：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显然不只是要赚钱，因为赚钱在哪里都能做，并且许多人都能做。而他更想做一件重新定义人生的事业。他想，上半辈子的工作是为了谋生，也为了积累经验，但下半辈子必须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并购基金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如果只是做一件‘人做我也做’的业务，那是难以成功的。如果要真正成功，则必须抓住某种大方向、大趋势，然后在别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时候，你超前别人一步，进入那个行业。这样，等更多人也认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先到了，你才算大成功。正巧，就在杰克琢磨世界上下一个大机会在哪里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商业周刊》杂志刊登的一篇对美国财政部长的访谈，内容是关于香港的发展前景，其中有段话对杰克特别有吸引力，那位财长说，‘如果我才40岁，我就会搬到香港去！’杰克想，我正好41岁！为什么这位财长对香港前景那么看好呢？看来，他话后肯定有因。但，问题是，杰克从来没有去过亚洲，更没有去过香港、中国，在耶鲁读书时也没学过香港历史、中国历史，更没学过中文。所以，香港对他是个迷，这下也好，他开始找到许多关于香港的资料，研究起来。

　　“1990年10月，杰克跟他的朋友比尔一起，启程去香港，开始他的第一次亚洲行。当时想，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之前，他们订出一份很简单的商业计划：既然亚洲占世界人口40%，发展潜力当然最大，所以，发财机会也自然在那里。另外，他们想，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年龄接近40岁，而亚洲的平均年龄30 岁不到；不是说，一般的社会都是老年人存钱、年轻人花钱吗？如果真是这样，年轻人比例很高的亚洲社会不就有很多的消费需求，那不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吗？---- 尽管后来他们发现真实的亚洲社会不喜欢消费、而更喜欢存钱，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事后看，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天真。带着这些想法和一股满腔热情，他们去了香港。”

　　陈笛，“他们为什么了解这么少呢？不是有很多书和研究报告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读书不如去实地考察了。尽管我们每年去中国，但是，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对亚洲的了解也只能停留在媒体和书本了。到香港之后，他们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机会是如何、如何好，这一点让他们又很吃惊，因为他们在美国时很少听人谈到中国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1990年，情况的确不一样。由于他们起初没打算去中国，但是，在香港听到这么多人谈到中国的商业机会是多么、多么好之后，他们忍不住坐着火车到香港跟深圳交界的地方，占在香港那边的山上，向中国境内遥望了一个小时，那次遥望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好奇，也让他们更想去亚洲试试。”

　　搬到中国开公司

　　陈笛，“看来，杰克的中国经历很有戏剧性，我以为人的生活历程更多是经过仔细思考、计划的。或许，这种没有计划的生活更有意思？”

　　“1990年底，杰克回到纽约，接下来的一年又去过香港几次。最后，他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就必须身在其中；假如人在美国，那很难感受到、很难抓住机会。就这样，1992年，杰克打起家当，搬到香港。这一年也是他一生第一次到中国的一年，因为听到这么多人谈论中国的机会后，他实在憋不住了。一开始，他家在香港，但有时飞去中国。这十几年里，他到过中国不止五十几个城市。

　　“不过，虽然中国题材很热，但对于他这个中国外行来说，能去做什么呢？杰克知道，自己的强项是投资银行，也就是他有许多投资者网路、有许多资金来源，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很多资本，这两者合在一起必定是极好的组合，只是他不知道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最有前景。当然，杰克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基金，把钱分投到许多行业的众多项目上，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可是，杰克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认为，如果分散到太多行业，那么，不管在单个行业里的投资有多少，他照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分析、跟踪那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要做很多的研究投入。关注的行业多了，弄不好，到最后他可能对任何行业都不了解。于是，他决定集中在一个行业投，通过在那个行业投资许多公司，最终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的龙头控股公司。”

　　陈笛，“问题是，如果集中一个行业，万一对那个行业判断错误，或者那个行业出现问题，他的基金不就难以做下去了吗？这种单一行业的投资商业模式，风险也很大。”

　　“所以，行业的选择非常关键。1992年年中，一个偶然机会，杰克先生被邀参加《欧洲货币》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议，那也是杰克第二次入境中国。正置他在思考、寻找一个中国行业去重点投资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大众汽车一位高管的报告给他极大的兴奋，那位德国经理说，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轿车市场，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中产收入阶层会带来巨大的汽车需求，德国大众的未来收入增长应该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市场。等到这位经理讲完，进入问答期，一位听众问，‘大众汽车在中国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那位德国经理回答说，‘最大的问题是保证高质量汽车零部件的供应’。这下好了，杰克的商业灵感就有了，‘我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甚至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商！’

　　“就这样，1993 年初，杰克先生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集中投资的领域。1993 年前 9 个月，他和团队走访了 40 座城市里的 100 多家工厂。亚新科集团于 1994 年 2 月正式成立，首期从境外融资 1 亿 5 千万美金。在1994至1997年间，共建立 11 家合资公司，其中对几家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控股收购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到今天，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安徽、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西、北京和黑龙江，也有55个销售网点，包括一些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网点。他们的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境内的销售市场，然后将销售网扩大到全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行动者。“

　　陈笛，“他们为什么把生产基地分散到这么多省份，这不是不利于管理、增加管理成本吗？”

　　“是有这一问题。但好处是，由于销售市场遍及全国，也到国外，不同地方生产，不是也能就地销售、减少运输成本吗？再者，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很发达，异地运输不是问题，运输成本也下降了很多，这些已把中国各省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小。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技术，加上手机等通信技术，不仅各省、甚至各国的工厂和销售办公室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司，而且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可行的现实。这些新现实的确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商业机会，更加出奇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你学好中文了吧？”

　　杰克的故事，他的商业模式，给我和陈笛很多启发。他没有学过工程技术，更没学过汽车制造，但今天已经利用他的华尔街融资网络，还有在中国和美国等地的销售网络，创办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原来，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也存在于不同的行业，真是学不完，用不完。

　　对于杰克来说，从他的言谈和讲座中，我能充分感受到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满足，特别是他对几乎纯属偶然的“中国梦”的满足，这一切当然是1965 年身在匹兹堡的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所无法想象到的。让他最为欣慰的不一定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回过头看，在“中国热”还没起来的1992年，在他还从来没去过中国的时候，走在别人前面，选择把家搬到香港、随后搬到北京，尽管事前看那是多么莫名其妙！或许，这就是超出赚钱之外的人生意义。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4：为什么谈商业模式？


　　至今，《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已有13次，这些文章大体反映我跟陈笛的许多对话内容，只不过为了便于读，在写下时，对部分内容做了些补充。看到这些对话，许多朋友在问，“为什么跟女儿谈商业，而不谈伦理、道德、《论语》、《中庸》？这种教育是否太重利轻义？”

　　教育小孩当然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但是，教子女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几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内容。我不这么看，原因很多，其一是《四书五经》的东西没有几个小孩能读懂，特别是对于像陈笛这些中文本来就不好的小朋友，就更难。

　　其二，这些经典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已过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生活，那么，你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不让他成为 “儒家”人；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生和同事，我们这些人普遍表现得“中庸”、太“儒”，所以，在美国和其它非“儒”社会里特别吃亏，儒家压抑个人表现，而个人表现、主动表现又偏偏是现代市场营销所必需的个性和技能。我们常抱怨中国缺乏品牌，其中的原因当然与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但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崇尚的被动个性，在于压抑个人表现的儒家主张。为什么市场营销这个行当起源于美国？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印度人普遍比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擅长市场营销，也比后者在公司高管层中更成功？“中庸”反对竞争、反对主动伸张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一个行为过于“儒”的人，只会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他以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东西，总是把主动权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争取、保护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中国公司走出去营销、投资时，困难重重，原因也在此。你如果爱子女，就不要通过《论语》、《中庸》把他们的手脚束缚住。

　　其三，如果要教《论语》、《中庸》，到最后，又变成做父母的高高在上教训子女，而不是平等地交流、对话。“三纲五常”的主张不是人格平等，而是以年龄、性别规定的等级服从关系。

　　我跟许多朋友一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这种背景有些朋友会不愿意提起，但我自己从不遗憾。实际上，让我终身遗憾的，不是在农村长大的背景，因为那些经历造就了我整个人的基础，没有那些基础，或许我整个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最遗憾的是从小到大，跟父母、兄长没有过真正的对话交流，就是那种跟自己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才有、能产生共鸣、能让你感到近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我对父母、兄长都有独特的感情，只是那种感情更多源自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把我从小带大、供我读书，源自他们是我的父母、兄长，而不是靠对话交流、心灵沟通形成的感情。这种以亲情为基础的感情更多是因回报义务、“孝敬”责任所致，是没有选择的义务；相比之下，以心灵沟通为基础的感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因为“谈得很开心、很默契”自然感受、建立的。


　　之所以给我留下这些遗憾，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很穷，生存的挑战是每天面对的事，在亲情之间做心灵沟通、感情交流，那会是不现实地奢侈；另一方面，在“三纲五常”秩序下，也不应该在代际之间、在兄弟之间有平等的“心对心”对话，父亲在子女面前、兄在弟面前总要表现得威严，表现得不可接近，更不能表现得平等，前者可以大声训话，而小辈只有听话的份。在这种文化场景下，子女跟父辈、弟弟跟兄长间怎么能有真正的心灵沟通？让做子女的除了知道要无条件地“孝敬”、听从长辈之外，还能有什么空间去与长辈“心对心”对话、建立自愿的感情呢？由于年龄不同、生活阅历各异，这本来就使与父母、兄长的沟通很难，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三纲五常”秩序真是雪上加霜。

　　正由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此，在我做父亲后，下决心不要让女儿重复我的经历，宁愿让女儿感到我是她们可以谈心、平等交流的朋友，不要让她们感到我是威严得不可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如果今后女儿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我和夫人的养老不需要靠女儿她们，即使发生病残也不需要她们的经济回报，所以，我们没有指望任何经济上的“孝敬”回报，实际上更多想到的是将来给她们留下多少遗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爱她们还来不及，又何必打骂她们、在她们面前表现得威严不可近呢？

　　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讨论，以此展开沟通。而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最感兴趣：一个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这下好啦，她算是天生幸运了，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商也好，文学、哲学、历史也好，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都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传输做人的道德、伦理，而不是只能通过《四书五经》来传授做人的道理。而实际上，在我跟陈笛的交谈中，已多次涉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做人的问题。通过与陈笛的交流对话，也让我真正地学到，人的本性真的是很天然的，只要你对人、对社会有足够的敏感度并细心观察，即使像陈笛还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她照样能想到如何管理一个公司、领悟到不同商业模式的诀窍。


　　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关于后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如何重建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话题，以后慢慢谈。在结束这次不谈商业模式的文章之前，我们还是谈一种模式，即家庭代际模式。这也是一天早晨送陈笛、陈晓上学的路上谈的话题。当时，我就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病残、意味损失保险，所以，等儿女长大之后，儿女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回报老人，“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经济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文化秩序，其它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执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选择要生，生小孩之后，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未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义务了。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以这种方式让子女小时候起就“恋家”、念父母。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空间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笛当然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说，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被怀胎、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他们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美国的老人就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很小年龄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家庭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来到人世间的子女在自己出生之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他们从小开始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社会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儒家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管你自己也成年或者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真是一种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的不公正，他们要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好就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也难，在自己的未来经济安全、生活需要都能通过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自己的家庭从经济利益交换的功能中转变出来，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上，以能够跟子女在任何话题上的平等交流沟通而欣慰。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5：“无股权不富”

　　“陈笛，长大后你想做哪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二十岁成百万富翁。可是，做哪一行最适合你成功呢？”

　　陈笛，“以前谈到过做电力、能源公司，但你说那些行业政府管制多，不容易自由创业。不过，我一直想创作儿童漫画，写成可爱的漫画书，然后，再根据这些漫画延伸出许多服装、玩具、文具用品等产品，就像迪斯尼那样，延伸出整个相关的产业。特别是，这些书、玩具、文具不仅可以先是英文的，同时可以翻译、调整成中文、日文、德文等等。 这样，不就有很大发展空间吗？”

　　“这很好，看来，今年暑假你可以开始设计、写作漫画书了。不过，也许，你也可以考虑今后办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股权基金，吸收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把钱委托给你，帮他们用钱赚钱，这样，你也能成亿万富翁。”

　　陈笛，“但是，那种工作听起来不太让人激动，就只是做股权买卖投资？”

　　“以前，中国有句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的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比如，即使你搞异地贸易，从一个价格低的地方买下货，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就像刘向从中国制作衣服、然后到美国卖一样，一件衣服能赚毛利10美元、20美元，10万件衣服才能赚100万、200万美元毛利，但是，这中间成本也很高，卖10万件衣服也不容易，到最后去掉成本，不会剩下多少利润。传统的餐饮业也如此。换句话说，这些靠卖东西、卖服务的传统商业，本身可以赚钱，总比一般工薪职业者能赚更多钱，但是，这些传统的经商做法只能成小富，成不了亿万富翁。”

　　陈笛，“那你的意思是，怎样才能成亿万富翁呢？”

　　“现在,中国的俗话‘无商不富’，应该改成‘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都是以卖产品、卖服务赚当前的钱为特点，这样你得一天一天地去赚、去累计，但毕竟人的实际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多天，而且还有生病、节假日等等。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之后，比如股票市场，财富增长的空间就根本改变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的利润预期的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办成功了而且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那么，这个公司就具有无限多年生存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是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利润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一个人靠自己一天天地累积利润，靠自己的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怎么能跟一个通过股权交易能把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的利润总和是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的。”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能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这不是唯一实现‘股权致富’的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今天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富达投资基金公司(Fidelity)，它今天管理近两万亿美元的财富，也由于该公司的成功，他的主要创始人约翰森先生家族早就是亿万富翁。为什么这个公司能这么成功？其背景是什么？

　　“最初的富达基金成立于1930年，但由于之后的经济大萧条，证券基金没有起色，难以募集到个人或机构投资者的钱。1943年时，约翰森先生接手负责管理该基金，到1946年，其管理的资金总额才1300万美元，不是很大。在那种情况下，很难说富达基金公司的前景怎么好，连当时整个基金管理行业的前景都暗淡，因为到那时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证券投资基金是咋回事，即使人们有点钱，也会觉得自己买卖股票就行了，为什么要找专门的投资家去代他们做投资呢？整个投资基金业的立足点还没找到。”

　　陈笛，“那么，后来的发展是怎么出现的呢？”

　　“对富达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颠覆性事件是，1952年它聘用蔡志勇先生。这简直是传奇式故事。蔡先生1929年出生在上海，读完高中，l946 年只身赴美国留学。1952年他在波士顿大学念MBA学位，还没有读完学位，就于当年决定去富达公司做周薪50美元的初级分析员工作。1957年，因为蔡先生的建议，富达基金公司决定推出一只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 Fund)，并由蔡先生做该基金的投资总经理。

　　“蔡先生的最大突破是改变富达以往保守的投资方式，也就是，原来的富达基金主要是投高分红的公司股票，在蔡先生看来，买这些股票就像买年利率固定的政府公债一样，一年到头主要靠分红赚钱，跟政府公债、跟银行存款的年利息差不多，这样风险是小，但是，这种股票让你永远也富不了，他觉得这种投资基金等于是在跟银行存款竞争，没有意义。他认为，真正能体现股权投资价值的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那种公司才是股权投资的意义所在，否则还不如把钱存银行！那些具有高成长型的公司，它们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会几乎是无穷的高，那么，这些公司股票的未来收入预期的总值也几乎是无穷大！投资这样的公司才是真正的致富之路！所以，他管理的富达资本基金只投他看好的高增长型股票。结果，他的基金投资回报每年超过50%，这简直是奇迹，很快地该基金吸引了许多个体投资者的钱，基金总值几年内上升到10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也因此，富达公司的形象和品牌在美国轰动，成为美国基金管理业名誉最高的企业。也正因为蔡先生的投资理念，整个证券投资基金业找到了区别于银行的立足点，那就是，不是让投资者赚稳定的保值型红利收入，而是给他们提供‘股权致富’的选择！这样一来，富达投资基金公司就有了后来快速发展的立足性主题了。”

　　陈笛，“不过，公司分红的红利收入不是也很好吗？那种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也很安全，这不很好吗？”

　　“这就看你追求的目标了。如果你想为已到手的钱保值，要稳定性收入，高红利的公司当然好，可能比存银行好一些，但是，这不是‘股权致富’的路！比如，在1926年时，如果你把一万美元投资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细算一下，那一万美元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吧？只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美国小公司股票中，那么，那一万美元今天就增值到1亿5千万美元了，你今天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打稳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也可以让你享受到‘无股权不富’、‘股权致富’ 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那种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漫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说完这些，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涉及到，就是，传统中国也有股份合伙企业，那些股份虽然没有活跃交易市场，但不也是可以买卖吗？为什么以前就不能以 “股权致富”？这就涉及到现代和传统社会的核心差别问题，亦即产权保护体系和契约交易（证券交易）所要求的配套制度架构问题。首先，一个公司的管理是否能够足够职业化、非人格化？这决定公司的寿命是否能超过创始人的生物寿命、是否能“无限地”活下去。如果公司的管理不能与创始人、主要股东的自然人格脱离开，如果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不能分开、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那种企业就没有自身的独立生命，顶多是自然人为了小打小闹的短期生意而设，企业的生命跟创始人的生理寿命捆绑在一起。

　　就以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为例，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 当然，费、张两先生谈的情况含义甚广，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在世时没有培养“接班人”？公司的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亲戚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招募职业化经理？从这个意义上，基于血缘、不超出血缘的儒家文化是“股权致富”的文化制度性障碍。--- 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另文再谈。

　　其次，即使企业能够发展到非人格化管理、进而能够无限多年地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利润流可以是无限地长久，那么，企业的股权作为一种长期产权是否能得到保护，这极为关键。如果产权（特别是无限长久的产权）的所有者得不到保护，那么，公司的生命不管有多长，其股权还是难以有交易市场，至少没有人愿意出高价，就也不会有“股权致富”的通道。

　　最后，股权的交易市场必须足够的广泛，交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交易量足够大，否则，股权没有流动性，价值不会太高，“无股权不大富”就难以成立。所以，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是一个社会能否从简单的“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的基础。

　　这些内容对陈笛有些难度。不过，通过以前许多案例的讨论，她总体上还能知道这些差别。只不过，至今为止，她还是不认为办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是个“正式”的事业，总觉得那不够“实”。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20：家族企业如何接班？

“陈笛，如果斑马资本公司将来成功，假如由我们从Ibbotson先生手里把股权也接过来，等我退休，你会愿意接手掌管公司吗？”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斑马公司成为我们家的企业，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接班？”

“是的。如果你要接的话，你将来就要学投资基金管理，也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不过，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看，做基金管理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你帮客户理财投资，不仅赚基本的管理费，而且帮客户赚钱时，你还能参与分成，跟客户二八开。”

陈笛，“那是说，拿客户的钱去投资，每赚10块钱，我得2块、客户得8块？”

“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富有，大家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些钱往哪里投呢？总得找人帮他们做投资管理吧？所以，将来投资理财行业肯定前景极好，今天的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增长机会一定非常多。”

陈笛，“不过，我还是想从事别的创业。可不可以这样，你晚些年退休，等我将来成家，让我的儿子长大，由他接手你的公司？”

“那要等到哪年？”

陈笛，“你看，我现在14岁。假如我28岁生小孩，等他到30岁，那总共还有44年。也就是说，等你到90岁再退休！”

“你说的倒好，妈妈可能不会同意我那么晚才退休！那怎么办呢？关于家族企业的接承，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以前我们谈到，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父亲创业成功了，儿子接过来，十有八九会失败；即使儿子不失败，也很难到孙子辈。所以，财富到了第三代就基本走向没落，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

陈笛，“或许你可以先退休，但是在我儿子长大接手之前，我们继续拥有公司的股权，只是雇用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由他们经营一些年，作为过渡期。这就像你上次讲的，说要吸收第三方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成为斑马公司的股东，让他们能够监督斑马公司的运作，并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出面帮助。所以，雇用外面的人来管理我们家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你雇用外面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管理企业，怎么能保证他们能为你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呢？就像你以前看到Dunkin Donuts的员工做事无所谓一样，你付6个面包的钱、她给你10个面包！而如果是雇人来帮你管理整个公司的方方面面，你就更是把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都交给了别人，这样，你能放心吗？所以，在创业成功后，如何为家庭企业找到既有能力、又信得过的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自己的后代或者亲戚接班，是可以解决好信任的问题，由于血缘关系是天生、没有选择的，子女就是子女，他们不会背叛你，会尽最大能力帮你把企业发扬光大下去。但是，问题也出在能力上，因为，虽然由子女接班解决了信任问题，可是，由于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毕竟很少，像中国现在是独生子女，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力是最好、甚至是次好的呢？万一你自己的子女根本没有能力呢？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里，创业者的子女会从小认定父亲的企业必然会留在他们手里，所以，很多情况下，即使这些子女的天赋很好、很聪明，他们从小就不好学、就很懒，不能吃苦、不能承受挑战。由他们来接班，到最后，企业经不了多久就要没落了。

“相比之下，如果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挑选职业经理人做你的代理人，选择的范围很大，可以完全根据能力挑选。因此，这样做，在能力上不是问题，但在信任方面挑战极大，你很难保证他们总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或说‘委托代理问题’，你作为股东是委托方，聘用的职业管理者为代理人。”

陈笛，“那么，综合而言，哪种安排更好呢？”

“答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诚信与法治环境。相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的外部法治越不可靠，血缘关系外的诚信越差，代理人问题就越严重，由子女接班就更好，尽管这意味着企业未来活下去的概率总体不会太高。相反地，一个社会中，外部法治与诚信环境越好，通过契约安排规范代理人的行为就越可行，委托代理问题就越轻，那么，找血缘关系外的职业经理人接手管理公司就会越好。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中，由于处理代理人问题的制度不发达，人们普遍把自家企业只交由后代接管，而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虽然许多创业成功者还是选择由子女接管企业，但更多人选择让企业股票上市，接着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陈笛，“为什么中国、美国、英国会有这样的差别？”

“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开始，儒家就把家族、血缘关系网定为人们实现经济安全、生活安全的最主要依赖，甚至是唯一的依赖，排斥血缘之外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互助安排。这样一来，对支持市场交易、支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的制度就没有需求，因此，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制度架构，比如，民法制度和相配的司法、执行机制，就没有机会发展。没有对这类制度的需要，社会也就不会去发展这种东西。长此以往，这反过来也会让每个中国人意识到，还是只有亲情最可靠，甚至只有亲情才可靠，因为，在没有那些支持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又被迫只能相信与自己有血缘的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只有交给自家人才放心。

“西方国家的民法体系最早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源于当时的商业交易，但是，今天我们熟悉的针对代理人问题的法治体系是更后才发展。最初是基督教教会的出现，我们可以把教会看成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前身，跟家庭、家族不同，教会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宗教信仰、自愿结盟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共同信仰建立的“大家庭”让西方人感受到，原来在血缘关系之外也可以建立信任的网络，能够相互信任；原来只要行为规则明确、奖罚分明，诚信并不是非血缘不可。到16世纪超越血缘的股份公司出现时，‘公司’作为契约与法律规则的产物，应该说只是‘教会’这种组织的一种自然延伸。只不过‘公司’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而是以盈利为结盟的目的，以契约和法治为支撑。

“当然，虽然在西欧那么早推出了不是基于家族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因此500年前就面对代理人问题，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甚至到今天，‘你做股东、别人帮你管理’引出的问题还层出不穷。可是，正因为这些代理人问题的不断出现，所以，西方社会一直在摸索、在调整，以便找到更好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制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跟中国和其它传统社会相比，西方社会有更好规范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架构。到今天，盖茨用不着把他创办的微软的管理权交给她女儿，英特尔的创始人也用不着把公司只交给他们的子女管理，这些公司之所以能跟创始人家族脱钩，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有一套完善的处理代理人问题的法治体系。虽然这种体系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至少盖茨用不着把他女儿的未来捆绑在微软公司上。”

陈笛，“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未来的职业，而不是必须继承你的职业和公司了。法治体系把我的个人空间也解放了！”

“其实，在中国‘由子继承家业’和美国‘通过上市由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这两种模式之间，不同国家也推出过其它折中办法。比如，在日本，如果创始人认为他儿子无能力接管企业，或者儿子不愿意接管，那么，他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小伙子，先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婚满一年后，再通过仪式把女婿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改姓成为创始人的‘养子’。再后，就由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像日本松下集团自1918年创办后，第二任董事长松下正治是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女婿养子’，在后者于1973年退休时继位；三井集团成立于1673年，该家族企业一直是近代日本经济的支柱，历代掌门人中有几位是三井家族的‘女婿养子’，这无疑强化了三井集团的生命力，使其发扬光大三个多世纪至今。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创始人是丰田佐吉，19世纪末他在东京以机械纺织业起家，1936年才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业，他有亲生儿子，但是，丰田佐吉年长之后，选择将整个家业由丰田利三郎掌控，丰田利三郎原名叫‘小山利三郎’，是丰田佐吉的‘女婿养子’。

“日本这种模式有三大好处。其一，继续利用‘家’的传统力量，围绕血缘进行延伸、扩大，毕竟‘女婿’加‘养子’要大于单纯的‘女婿’、‘养子’关系，因此，信任的基础被强化，由这样的‘女婿养子’接掌家族企业，背叛的概率会小，代理人问题会低于把公司委托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管。其次，把接班人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不只是在儿子中挑一个，而且可以在企业年轻人中更广泛地去物色，这当然更能保证接班人的能力。按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的话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这话概括了日本家族企业通过‘女婿养子’找继承人模式的精髓。第三，正因为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女婿养子 ’做接班人，这给现任掌门人的子女带来竞争压力，让亲生儿子不至于因为家业必然是他们的而变得懒惰，逼着他们去奋发向上！这种压力下，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比在中国低一些。”

陈笛，“实际效果怎样呢？”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在日本，‘女婿养子’掌控的家族企业平均业绩高于亲生儿子接掌的企业，而不管是‘女婿养子’还是亲生儿子接掌，家族企业业绩又平均优于代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相比之下，在美国，职业经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却高于家族企业的业绩。”

陈笛，“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日本的那种安排，因为那等于是把他们的女儿做成了工具，变成了为家族企业找好接班人的工具。为什么他们的女儿不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谈恋爱、去安排她们自己的一辈子呢？让她们为家族企业做出这样的牺牲是不公平的。”

“你说对了。这一传统正在因为日本股权市场的发展而改变，就像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股票市场的确让那些家族企业的子女得到个人解放，她们更自由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家族企业的交接班是如此困难，以至于难以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这本身或许不是坏事，因为这等于是逼着各代人都要去自己努力，差不多都不能坐吃祖先的创业成果。否则，如果一代人的创业成就，能被无数代子孙无穷地享受下去，那不是让富家的子孙永远是富人了？这会不会变成另一种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更能理解盖茨、巴菲特等创业大师为什么把所赚的钱基本都捐赠出去，原来这样做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些创业的动力，留下一些追求幸福的机会。试想，如果盖茨的子孙后代，都是一出生就不用为一辈子的生活担忧了，那他们的生活意义在哪里？创业的动力呢？就像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幸福存在于追求之中。留给子女太多的财产，不是在剥夺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吗？

还好，不管是中国式的只愿把家族企业留给亲生子女，还是日本式的广义家族传承办法，还是美国式的聘用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实际上都不能保证企业的长久不衰，因为这些做法中都还存在“能力问题”和“代理人问题”。只是在中国，财富所能传承的代数实在太短。

来源：陈志武的博客 chenzhiwublog.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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