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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64回忆
钟罗白
〖谨以此文献给那个夜晚死难的同胞和他们的亲人，以及后来囚禁在监狱或转徒流放在工厂、矿山、乡村的成千上万亲爱的同学们……。〗
我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民运英雄，和那些敢于在数百万人中振臂一呼的学生领袖以及在那个恐怖的夜晚倒在血泊中的英雄比起来，我常常感到自惭形秽。
“六四”前后的日子，对于我来说，至今仍是一个充满了歌声、子弹的呼啸、少女的哭泣、瓦斯的黄雾、腥红的鲜血和血腥味，一场漫长、压抑、经常在夜晚重复的梦。我常在这战栗的梦中，感受到恐怖、可耻、高尚、爱和依稀可辨的、微茫的希望。作为那个夜晚的目击者，一个普通学生和记者，我要将这个梦写出来，告慰那些长眠地下的英灵，寄托我对我那饱受磨难的祖国的思念，告诉那些至今对中国民主运动倾注热情的朋友们。
“已经开枪”从长安街上回来的同学这样说，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叶傅，正在整理前些日子拍的游行、绝食、拦截军车的照片，听到这个消息，不免一楞：“真的吗？是真子弹还是橡皮子弹？”这个问题显然使那个气喘吁吁的同学不耐烦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１）
“如果真的开枪，我们应在现场”。叶傅说道，我们俩一拍即合，马上开始准备，带上防毒瓦斯的口罩，还有不知哪个医院捐献的绷带，五个黑白胶卷和几个闪光灯用的电池，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戒严令发布之后就写好的遗书，放在床边书桌中，登上自行车，直奔天安门。
当我们骑过紫竹院、动物园，靠近长安街时，空气显得骤然紧张起来，枪声犹如春节时的爆竹，时起时伏，非常密集，不时有从那里慌张逃回的人们和拉着中弹伤员的平板车经过。偶尔还有转瞬即逝尖叫着的救护车。当我们来到钓鱼台时，几名妇女拦住我们，急切地说道：“他们疯了，那里在杀人，你们学生千万不要去。”我们连连说：“谢谢，谢谢，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应不在现场。”最后，他们放开了拉着我们自行车后货架的手，叮嘱道：“一定要小心，机灵些，该躲就躲。”
这时候，我们还没有把事情想得太严重，觉得枪主要是对空鸣放的。
当我们来到玉渊潭路与长安街的交汇处木樨地时，就见到数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学生，亦有市民，许多人眼里涌出悲愤的泪水。当我们停放自行车时，不知是谁高喊一声：“冲啊”，数千人竟然旋风潮水般，突然涌向长安街。“呼呼……”短促的枪声，使人们停下来，纷纷卧倒在地。我们尾随着人群，也卧倒了，当我的手伏在地上时，觉得黏黏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滩血，我衬衫的下摆被染成红色，这时，枪声停下来，我和叶傅连忙将这滩血拍下来，周围的人见我们拍照，连忙指给我们其它血迹，我们又拍了几张，最后无法再拍了。因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滩血，有的血很厚，在幽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布满了人们踏了血迹而留下的暗红色的脚印。
（２）
这时人群渐渐疏散开来，我和叶傅逐渐靠近在长安街上缓缓行进的军车，长长的一列，迤逦前行，有装甲车、坦克，亦有军用吉普。人群尾随的那辆，是军用大卡车，盖着绿色的帆布，十几个解放军端着半自动步枪，或站或蹲在车上，枪口对着距他们仅十多米的人们。
卡车驶往天安门方向，快到工会大楼时，尾随的人群渐渐达到三、四百人，他们开始呼喊口号：“不准伤害广场上的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口号声越来越大，人群不自觉地涌向军车，当前面的人距军车有七、八米远时，一个解放军战士端起了枪，向人们的脚下射击，子弹打在马路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迸出一串串火星，后面的人开始卧倒，前面的人，则由于打在马路上的子弹反弹起来，打在他们的腿上或脚上，纷纷仆倒。人们纷纷将他们扶上自行车或平板车，送往医院。
惊魂甫定的人们，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口号：“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
枪声又响了，人们开始重新卧倒，又重新救护倒下的伤员，后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
就这样，汽车每行进十米，需要五分钟，这五分钟内，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汽车快要到西单时，人群被激怒了，他们挽起了手，高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他们不害怕，不再卧倒，不再停留，紧紧地跟着军车，军人继续向他们脚下射击，人们不再理会。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反弹的子弹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也没有停下来，双手紧挽着旁边两个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继续向前行进。
（３）
天空弥漫着燃烧车辆的黑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枪声依然在响，人群却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军车，又一个一个地倒下。
在世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历史上，你也许难以见到这样悲惨而壮烈的一幕，手无寸铁的少女、小伙子、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容地迎着枪口，迎着子弹，无所畏惧地向前走去，向前走去……
走在这样的人群中，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神圣庄严的感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生命和死亡，这时已似乎失去了它的意义。在歌声中，在手挽手所传递的力量中，在一步步向前的迈进中，我似乎感到我走到了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一种境界。
枪声突然停下来，也许这些战士被骇住了，他们直楞楞地看着这些不啻于“集体自杀”的人们，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了声：“开枪啊！”
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枪声、哭声、人们的尖叫声，痛苦的嚎叫声，乱成一团。一个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大喊着“操你妈！”，甩出了一块砖头，并直接冲向军车，没跑几步，就仆倒在地上。
我卧倒在地，在我和叶傅之间有一个老人，脚掌被打穿，正痛苦地呻吟，我们赶紧把他扶到路边一个来救援的平板车上。
待我们转回来时，枪声已经停下来，这时，另一个小伙子也许见伤亡的人太多，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猛地撕裂自己的白衬衣，拍着胸膛，带着哭腔吼道：“你们打死我吧，你们打死我吧！”后面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掌声、那些军人沉默不语。
也许被这个小伙子所鼓舞，生来怯懦、胆小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几步跃向前边，大声说店：“告诉你们，这里不是老山前线，这里是首都北京；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与你们一样热爱生命！请你们放下枪，停止屠杀！”
（４）
人群静下来，那些战士也似乎在听。
我继续说道：“我们知道，军令如山，你们在执行命令。可是，你们难道不能想一想，这是谁的命令？这又是什么样的命令？当初你们刚进城时，被困在郊外，许多人不理解你们，学生宁肯自己挨饿，也把食品先给你们；宁肯自己受气，也要保护你们，可你们就这样回报他们吗？况且，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真正拦截你们的车，我们手无寸铁，只不过在这里表达我们的抗议，告诉你们不要伤害广场上的学生，请你们不要开枪……
这时，我的腿被猛的一拉，重重地摔在地上，“嘟嘟”，一梭子子弹打过来。“呀！！”在我后边一个女学生尖叫一声，倒在地上。
叶傅不辎在军营中长大（他父亲曾是解放军高级军官），异常机警，他从后面将我拉倒，及时躲过了军人的射击，救了我一条命。可子弹却打在我身后的女学生身上，中弹三处，两只手臂和腹部，鲜血染红了她的衣服。人们将她飞快地送到跟着我们的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上。
“杀人犯！”“杀人犯！”砖头雨点般砸向汽车，不知是什么原因，这辆汽车突然脱离行列，向前直驶而去。面对我们的另一辆卡车上，也有十几个战士，有一个麦克风，他们向人群喊话：“保持距离，不要靠近。”那些战士并没有端起枪。
人们继续唱着国际歌，跟着军车，走向天安门。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们要到广场上屠杀学生。
这时，跟随军车的只有一百多人了，大家唱着歌，跟着军车，没有扔砖头，那些战士也没有开枪。沿途，到处可见燃烧的装甲车、坦克和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有几个市民担心军用车辆中的炮弹、子弹会爆炸，正用长长的铁钩向外拉炮弹箱。在西单一带，血迹更多，可见，“先头突击队”在突破路障和拦堵的人们时，在这里犯下了更多的罪恶。
当军车抵达天安门，人群继续向天安门走时，早已站在天安门外围的军人一阵扫射，人群被迫散开，向后奔去。可不知从哪里来的手持大棒的武装警察，截住了我们的退路。我们赶紧掉头向左拐，可我因带着相机，跑得慢了些，挨了两大棒，一棒打在相机上，将闪光灯打掉，另一棒打在腿上。
（５）
我们最后涌进左侧的石碑胡同，人多，胡同窄跑得很慢，走到前面，发现胡同因为临时施工给封死了。这时，胡同口处一阵枪响和惨叫，当枪声响过，屠杀者远去时，在胡同口那里，已倒下十几个人，其中至少五个人已经死亡。
我和叶傅手挽手，一起找出路。这时，几个北京市民从胡同另一端拉过一个梯子。剩下几十个人，越过墙，来到长安街边的居民区，是一个个四合院。几个老太太准备了茶、饼干、洗脸水，边招待我们，边帮助受伤的包扎伤口。
我和叶傅商量了一下，认为此地虽安全，却不能久留，因为我们出来的主要目的是看天安门广场会怎么样，他们如何处理仍坚持在广场的学生。于是，我们俩走出小院，想寻找去天安门的通道。可左顾右盼，就是找不到，最后站在高高的墙头上，通过相机的长焦镜头想看那边的情况，但人民大会堂挡住了视线，只能看到外围的坦克。
我们七绕八绕，最后又返回到长安街上，来到离天安门广场西入口处不远的地方。这时，街上没有多少行人，也没有军人站岗，路灯许多被打坏。于是，我和叶傅在阴暗处找到了一辆平板车，躺在那觑，竟不知不觉睡着了。也许我们太累了，这些日子经常连续二、三天不睡一点觉。
凌晨五点多钟，我们被一阵爆豆般的枪声吵醒，“是天安门广场那里。”叶傅说，我们赶紧向入口处跑去。
这时，天安门渐渐发亮，浓重的烟雾中，浸射出几道刺眼的阳光。在广场入口处，有数百名军人坐在那里，排成三、四排。
在他们对面二十多米处，对峙坐着四、五百名学生和市民，他们坐在地上，喊着：“不许屠杀广场内的学生”同时唱着国际歌，打着“Ｖ”（胜利）的手势。他们亦坐成三、四排。我和叶傅坐在后排。
（６）
这时，有人发现在我们对峙地段内，左侧一个平房上，有个人躺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一个人拿着望远镜望了一会说，好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妇女，在那里还在轻轻地移动。
大家说，一定设法救她。可怎的救她呢？勇敢者出现了，一对年轻的恋人，那样子很风流潇洒，自告奋勇去救她。男的搂着那个女孩的肩头，一手做出投降姿式，并不时指指平房上的人，试探着向平房移动。走了一半，军人的麦克风响了：“回去！”接着一阵扫射，打到他们脚下，他们只得退了回来。
人们喊道：“法西斯，刽子手！“
这时，军人们竟然唱起了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们打靶把营归。”
人们继续高喊口号：“人民要审判你们”、“人民要绞死你们。”
这时，军人们的歌声嘎然停止。他们莫名其妙地鼓起了掌，然后突然起身，向西边散开。
这边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两排坦克，有二十多辆，呼啸着向我们这边冲来。
这时的人们，显示出令人惊异的从容与镇定，他们继续唱着歌，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逃跑。
坦克在逼近，排山倒海般轰鸣着，好像不会停下来，前排的学生中竟有几个横躺在马路上，大声喊道：“让我们的鲜血唤起中国的民主……”国际歌声更加雄壮。
当坦克驶到离学生不足五米远时，突然停下来，从坦克中钻出几个人来，向人群中扔了几个可口可乐罐状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炸弹，可没有人逃避，继续唱着国际歌。一会儿，罐中冒出黄烟，随风散去，越来越大，是毒瓦斯！那黄烟弥漫开来，坐在或躺在地上的人开始咳嗽。一个毒瓦斯罐正好扔在我前面，那毒气吸入肺中，似乎比死亡的滋味更难受，你可以不怕子弹，不怕坦克压，可你真难以忍受这种毒气弹，这时，不知谁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傻了，赶紧散开！”人们咳嗽着，慢慢散开，走上或爬向两侧便道。坦克便急速向前驶去。不知为什么，沉稳的叶傅突然箭一般地冲上马路，拿起相机，向着急驶而来的坦克拍照。这太危险了，我大声喊道：“叶傅，回来。”这时，又一颗毒瓦斯扔在我脚下，毒气瞬时侵入肺腑，我感到一阵晕眩，胸口一阵剧疼，两眼模糊，终于跌倒在地，失去知觉。过了一会儿，我感到脸上一阵发凉，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个带校徽的女学生，正用沾湿的口罩，向我的脸上滴水。她一见我醒来，马上对我说：“去那边”，我在她的拖曳下，爬到不远处一个脏水井边，那里有几个同学，正轮流把头伸入井中，呼吸新鲜空气，我试着呼吸几口，顿觉清醒。“不好受吧！”那女同学说。“还好，”我含混地答道。接着站起来，我想，一定得找到叶傅，他可能出事了。
我继续向前行，坦克飞快地向前开着，边开、边向两边的人们扔毒气弹。
（７）
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站岗的军人抱起不知什么时候武装起的大木棒，向外驱赶试图入中南海躲避毒气弹的人群。
当我们来到六部口时，见马路左侧围满了一群人，坦克开始停下，并缓缓后退，我穿越马路，来到那里，当即被那个场面惊呆了。
只见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七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压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我从未目睹过这样残忍的场面（即便在电影中），这是对人性、对现代文明最无情的践踏；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页！
（８）
从我的脚下，发出呻吟声，啊！竟有人还活着，我连忙从血泊中扶住那个呻吟的人，一个男学生，旁边的人赶紧推来一辆平板车。当我抱着他血淋淋的身体，轻轻向外拉他时，他微弱地说：“同学，我的腿……，我腿……”我仔细向下一看，还哪有腿了，整个大腿，从根部被齐刷刷轧掉，正汨汨向外冒血。当我把他抱上平板车时，叶傅来了，他用所有剩下的胶卷，从不同角度，拍下了这个场面。
我们推着平板车，扶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同学，向复兴医院走去。回头望望那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在一个死去同学的衣兜中，露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些干面包屑。也许，那是这个年轻的生命所享用的最后晚……。
两个老太太跪在尸体边，双手拍着地，号啕大哭：“我的学生们哪！”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恸欲绝的哭泣。
这时，街上高音喇叭在播送中共中央公告：“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一部分暴徒，破坏戒严令，残害解放军战士……
惨白的太阳冉冉升起，照着充满血迹、弹壳、坦克履带印的，曾经十分美丽的长安街，烟雾慢慢散开。在这空荡的大街上，在这白色的黎明中，我扶着那已经死去的同学。
我们，已流不出眼泪。
原载《世界周刊》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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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13-2009 12: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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