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极权主义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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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团派”与思想僵化和语言“八股”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在私下听到了许多非正式的议论，但还缺乏正式的研究。团的系统和组成黨国这架机器的其他部分一样，曾经在里面工作过的人，并不拥有一致的思想观念和政见，因此，认为曾经在团的系统工作过的人都是“团派”无疑是不对的，在团的系统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黨国中最正派和能干的官员，（如胡耀邦、胡启立等）。但是，越是到改革开放的后期，特别是近年来，团的系统中出来的干部，和新極權主义之间确实产生出了越来越大的相关性。

　　导致这种政治现象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起来说，这主要是由于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执政黨在政治哲学上的名实分离（具体论述可参见笔者《正名》一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团的工作本身的性质造成的。

　　众所周知，执政黨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认识到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又想维持一个列寧主义政黨对全社会的总体主义的控制，而维持这样的统治，除了馬克思主义之外，他们实在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理由，于是，只好暂时采取打着“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在黨国内部，不同机构在这一策略中承担着不同的分工，像经济管理部门承担的是向“右”拐的职能；团的系统和中宣部等意识形态部门则专门负责打“左”灯的工作。在一个实际上持续不断地“右”转的社会中，却必须以坚定不移的态度专职地从事打“左”灯的工作，一种如此悖谬的生存处境，究竟会在这些黨务工作者的心灵上打下怎样的烙印呢？

　　我们看到，对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来说，他知道在这种“左”“右”分离的游戏中的，什么是虚，什么是实，打“左”灯的分寸是什么，以及如何根据现实形势的变化来不断地调整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显然，这对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学会了在名实分离的状态下，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存术，这种生存术的要点就是：全心全意地去领会和贯彻黨的当下指示的精神，绝不要去反思黨的政策的现实后果是什么；绝不要去反思黨的具体政策和它宣称自己信奉的政治哲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绝不要去反思黨的这一个政策，和它的前一个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对从事具体工作，特别是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来说，对黨的政策的现实后果，不加考察和反思，几乎就无法开展实际工作；而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来说，几乎只要进行一点獨立的理性思考，并将其体现在行为上，他就无法在黨国体制内生存下来。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宣部和共青团之间，工作的特征也有所不同。中宣部的任务是通过对外宣传来维护黨的利益，因此，对从事这一工作的官员来说，他本身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事实，但对黨不利，所以必须加以掩盖，什么对黨有利，因此，不存在也要将其创造出来，他身处在各种敏感的现实问题中，清醒地知道自己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而必须系统地制造谎言和掩盖真相。

　　而共青团的任务则是要系统地去塑造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一边是黨的名实分离的意识形态，另一边则是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任何一个自认为正派和有道德的人，如何可能在多年中，以一种严肃和积极的态度，去从事政治辅导员一类的工作，即用自相矛盾和变化不定的黨的观念去塑造青年一代的思想呢？为了要使自己相信，这么一种事实上纯粹只是机械地服从黨的当下的政治意志的行为是庄严的和神圣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将黨彻底神化，将对黨的信任和顺服“升华”为一种不受任何理性批判检验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信仰。

　　因此，我们看到，在黨的意识形态陷入严重分裂的状态下，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他在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就是，始终以一种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黨中央和黨的领袖，他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百分百地用在领会中央的精神和执行领袖的指示上，绝不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反思这些精神和指示中可能包含的疏漏，以及它们作用于现实时将会产生的真实后果。

　　一旦被黨巨龙般控制着中國社会的力量所慑服，一旦对黨的崇拜“升华”到无反思的原教旨主义状态，他就再也看不到黨的矛盾、错误和罪恶，看到的只是黨不断地战胜自己的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时，黨由于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國社会所闯下的惨祸，反而变成了它具有伟大的能量，能够从自己所犯下的任何最血腥的罪恶中摆脱出来，重新去创造历史的证明。在这样状态下，这个团干部所体会到的，就是作者在《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与黨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从“集结号 ” 看后極權主义的艺术创新》一文中所分析那样，他感到主宰自己命运的最本质的关系，就是脆弱的个体和巨龙般强大的黨组织的关系，不管这条巨龙是对是错，是向东还是向西，最重要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克服自我，投身到这条巨龙中去，和这条巨龙融为一体，分享它的权力和荣耀。

　　所以，这样一个典型的在黨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面对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产生的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毫不动心，在无数青年才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的思想，培养自己新的情操时，他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一遍一遍地反复研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凝神贯注地体会中央文件的精神上。他坚信，各种时髦的思潮最终都会像浮萍一样被风刮走，惟有黨才是永恒地决定着中國命运的磐石般的力量，和学习各种时髦的思潮相比，学会如何在黨的组织中生存，学会如何去把握变化中的黨的路线和精神，才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

　　20多年来中國所走过的历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个团干部的信念，中华民族一直无力摆脱黨国体制。而这样的团干部则依凭自己无反思的绝对忠诚，顺理成章地升迁到了黨国体制的顶端。这时，就像他自己长期以来一直用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自己的上司和领袖那样，现在，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和人民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长期从事青少年思想工作的习惯，使他本能将黨的干部和全体人民都当作完全没有任何獨立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幼儿一样来加以“教育”。

　　对黨的无反思的忠诚，给他自己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辉煌成功，使他进一步产生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整个民族，就像他个人一样，一刻也不能够离开黨。而对黨的无反思的忠诚，则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美好和最神圣的。相反，所有将黨看作只是一个平庸的世俗政治组织，冷静地分析黨的行为的逐利本质和现实后果的理性目光，本质上都是异己的和令人不快的。所有这样的，拥有相似情怀的人开始集结起来，他们将对黨的非理性的认同，看作是识别自己这个集团的核心标志。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悄悄地躲藏在他们高高举起的自以为金光闪闪、威猛无比的黨的旗帜之下。

　　他们深信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坚信只要将自己个人的意志、小集团的意志和黨的意志合二为一，自己的身上就会散发出神圣的道德光辉，并且变得所向无敌。而所有认为黨的权力应该受到约束和限制，并试图批评黨的政策和忤逆黨的意志的人，则被他们理所当然地看作应该用專政手段加以对待的邪恶的敌对势力。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黨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进的正派和审慎的团干部，在后極權主义的生存环境下，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炼成新極權主义者的。

　　（摘自许允仁<<平庸的專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極權主义的特征与弊害>>）

　　《多维》新闻网首发

　　作者:许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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