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政：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四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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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舆论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曾经有过十分乐观的期待：按中华民国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先发展经济，待中產阶级壮大后，民主化的水到渠成即指日可待。论及大陆民主化的进程，舆论也曾一致认为，因著同文同种，国民性完全一致，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应该最可供中国大陆借鉴，亦即，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最接近台湾模式。但是，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似乎远比想像的不乐观。台湾从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到八十年代的「党外」民主化运动形成政治势力，一九八六年成立民进党，不过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再过十几年，到二000年，台湾已在民主化后和平地「政党轮替」了，前后仅三十年；反观中共，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中產阶级早已成形，富豪阶层也已成熟，但中国大陆的「党外」民主运动政治势力迟迟诞生不出来，世人看到的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度过六四后将近一个世代的「中国崩溃论」危机阶段后，益发巩固，民主化的「台湾经验」不但未在大陆出现，相反，大陆呈现的仿佛是一个「中共经验」的新型「专制模式」。
当然，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必然会到来，它必将走出与台湾不一样的民主化模式。本文不打算探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如何，只想指出其民主化的四个主要障碍。对比台湾，了解这些在民主化模式「最接近」的台湾也不曾有过的障碍，可对大陆与台湾的不同「国情」有更深了解，理解为什麼「台湾经验」在中国大陆不生效，也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想像，形成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佳战略与策略。本文先谈中国大陆民主化最难逾越的障碍。

障碍之一：「掠夺利益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对民主化的恐惧
为什麼称之为「掠夺利益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
舆论习惯上多将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获得者统称作「既得利益集团」。然而，从讨论民主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称呼是笼统不精确的，从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有不当利益，也有正当利益，「利益集团」并非性质相同的铁板一块。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称呼，混淆了以不同方式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本质差别，也自然混淆了不同「利益集团」对民主化截然不同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获得者，有三种不同类型：「掠夺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正当获益集团」。

掠夺利益集团
利益的获得依靠非法或犯罪手段，如受贿、侵吞、因「关系」或「靠山」而获得非法特权（取得进出口批文、股票内线交易、廉价取得土地，等）；从事走私、贩毒、卖淫、逃漏税、欺诈压榨（如房地產开发过程中的低价土地征用、压榨劳工等）等非法或犯罪活动……，所有这些，都因「关系牢靠」或其他种种原因逃过法网。舆论上喧嚣过一阵的「民营企业原罪」，就是一种「掠夺利益」。
「掠夺利益集团」的特征是：因著现行制度与「关系网」的保护，他们的非法或犯罪活动可不受惩罚，但如大环境民主化，他们极可能被清算，不但「犯罪所得」的资產可能被没收，当事人也难逃牢狱之灾。
因此，「掠夺利益集团」是最希望「维持现状」，对民主化抵制最力的一伙人；「掠夺利益集团」广泛分布于党内外，从民间的生意人、私人企业主，到基层的普通公务员，到层层党、政、军官员，乃至政治局常委，其中政治实力最强者，当数直接掌握政权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太子党」集团。
「掠夺利益集团」是公有制与专制的双重產物——在民间，改革开放初期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大陆依然是公有制，并不存在一个健全的私有制经商环境，可让人以完全合法的手段来经商致富，这个经商环境要经过十几年，到九十年代之后，才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逐渐形成。在这之前，所谓的「经商致富」，就是不择手段的「原始资本积累」；在权力阶层，就像民间缺乏「健全的私有制经商环境」一样，党内也完全没有行之有效的「高薪养廉惩贪」制度，各级官员可公然「以权谋私」而不受惩罚，也只有如此才能「致富」。至于所谓「肃贪」，其成效眾所周知。
相较而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掠夺利益集团」。台湾从未有过公有制，民间的私有制经商环境向来「健全」，这使得「不择手段的原始资本积累」变得没有必要，所以台湾的经济起飞并不伴有中国大陆那样普遍的非法和犯罪经济活动；至于权力阶层，蒋介石牢记失去大陆政权的惨痛教训，力行「养廉惩贪」，让共產党望尘莫及。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湾尽管「白色恐怖」持续四个世代，但政界堪称清廉。称得上的「掠夺利益集团」在台湾出现，要到九十年代李登辉带入黑金及民进党掌握政权之后，但规模远远及不上中国大陆，且很快因民主化的大环境而受到惩罚：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党营事业「大掌柜」、「黑金政治」的关键人物刘泰英，后来被清算，遭起诉求刑十六年；陈水扁的亲家和女婿赵玉柱、赵建铭父子因「权贵犯罪」的「台开案」被求刑；「第一夫人」吴淑珍因涉嫌从「国务机要费」贪瀆而被起诉；陈水扁本人在卸任总统，失去「刑不上总统」的宪法特权保护后，以贪污、洗钱、偽造文书等罪名被起诉，是最典型案例。

特殊利益集团
他们利益获得的过程本身并无明显或严重不法，但最初始的机会之获得却并不公平，典型例子是党内高层官员中的「太子党」阶层。这些「太子党」官员很少有一步登天者，他们也都经过从低到高的层层歷练，有些还因不沾或少沾腐败、政绩出色而享有相当民望。但是，他们之所以能被层层培养，升到高位，却全然是因为他们赢在「起跑线」：因著他们的「太子党」身份而获得特殊机会。
「特殊利益集团」在民主化中的命运是：如果共產党下台，他们充其量失去官位，失去现有利益，但不会被清算，因为他们没有或少有犯法犯罪。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能通过「民主化」考验，成为民主化后新型政党的中坚力量，有如甦联垮台后民主俄罗斯的第一、第二任总统叶尔辛与普丁（叶尔辛是在民主掌权的后期才开始腐败，普丁也是在掌权的后期才开始有独裁趋势），因此，「特殊利益集团」对民主化的抗拒要小于「掠夺利益集团」。
中国大陆有句生动的民谣——抓捕那些贪官污吏，如果是「一个接一个地抓，难免有冤枉的，一个隔一个地抓，难免有漏网的」，即是说，大陆的贪官比例非常高，像「特殊利益集团」那样，仅仅是沾了家族的光，自己却行为清白的，为数很少。「特殊利益集团」层级高，有权位，但人数不多，「太子党」中的更多者，都属于「掠夺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现象在台湾非常不明显，其原因之一是，等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太子党」到达成人年龄，可以跨入社会、跨入政坛展露头角时，台湾已经民主化，今天在台湾政坛活跃的「太子党」，因此都经歷了民主化考验，无人用类似大陆之「太子党」的观念来看待他们，如今天活跃在台湾政坛的国民党高官第二代蒋孝严（蒋经国之子）、李庆华与李庆安兄妹（前行政院长李焕之子、女）、连胜文（连战之子）等。

正当获益集团
既非「掠夺利益集团」，也非「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开放获益者。他们的典型有：改革开放后期基本合法经商致富的商人；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中的高层管理或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知识份子，等。
从中国大陆民主化议题的角度来说，「正当获益集团」与前文的「掠夺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有本质差别。
首先，「掠夺利益集团」是犯罪集团，「正当获益集团」却是合法致富的良民；「特殊利益集团」特指享有特殊机会的「太子党」，「正当获益集团」中的大部分是靠自己的勤奋与才智致富的「普通人」。
更重要的是对「民主化」的态度差别。就其自身利益而言，「正当获益集团」对民主化的态度与「掠夺利益集团」全然相反，与「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同。「掠夺利益集团」是最死命的民主化抗拒者，「特殊利益集团」总体上对民主化态度消极，但其中少数人也有可能是民主化的推手，如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将军刘亚洲，「维基百科」认为他「是中共军方内具有民主思想和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正当获益集团」中有广大的民主化拥护者，因为民主化不会让他们失去什麼，只会让他们获得更多，那就是目前被剥夺的自由参政、从政的机会。「台湾经验」也正是如此：台湾没有「掠夺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只有经济起飞后的中產阶级「正当获益集团」，他们是鼓吹和推动民主化的中坚力量。
中国大陆是「全民腐败」，「掠夺利益集团」的成员遍布党内外各个基层，形成一张绵密不透的反民主、护专制的保护网，中共的一党专政能延续至今，益发牢靠，「掠夺利益集团」是最大功臣，也是全世界共產专制国家中迄今唯一的现象，即，中共是全世界共產国家唯一既富有，也腐败、既开放，又主要依靠这张「腐败网」来「维持现状」，成功抵制民主化的一员。这个「中共经验」的新型「专制模式」意义是，如果仅剩的共產国家越南、古巴和北朝鲜今后也采用这个边经济改革，边维护一党专政的「中共模式」，「掠夺利益集团」与一党专政共生共荣的现象，不无可能也在这三个国家出现。

障碍之二：对歷史清算的恐惧
怀有「歷史清算恐惧癥」的，首先是「太子党」，这是他们在「经济犯罪清算恐惧」之外的第二个恐惧。
中国共產党执政近六十年，冤案如山，直接间接的受害者不计其数。如果民主化，这些老帐一定会被翻出来清算。「解放后」（暂且不论中共掌权之前的冤案如「延安整风」），全国性或影响大的冤案，或產生诸多冤案的「运动」，就有诸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紧接大跃进而来的「反对右倾翻案风」和「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四五镇压、天安门六四镇压、镇压「法轮功」……，这里还没有包括非「冤案」性质，但同样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荒谬路线、政策，如名曰「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毛泽东人为肇祸，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西藏和新疆的流血镇压。
除六四和法轮功这两个发生在九十年代的镇压，其直接责任者还在世之外，其他所有冤案的制造者，亦即直接责任者，多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领导人，现在已全部过世，因此，即使民主化后清算这些冤案，也几乎不会有人被追究直接的个人责任，这有异前文的「掠夺利益集团」被清算。但是，须对这些冤案负责的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子女亦即「太子党」，却不但在世，且活跃在中共党、政、军、经、科、文、艺……的各个领域。清算这些歷史冤案，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难堪。可以说，「太子党」中凡其父长辈须对这些冤案负责的，出于害怕这样的清算，几乎无人乐见大陆民主化。
其实，对清算会感到难堪的，岂止是「太子党」？中共现领导一样首当其冲。一旦清算来临，届时的中共领导人即使本身、本家没有一滴血债，不负一丝直接责任，也必须「概括承受」这沉重的歷史包袱。如果那时有了「民主选举」，光是清算这些歷史冤案，而中共的对手也必定利用这些对中共穷追猛打，就很可能使中共落选。面对如此前景，中共内部有几人还会对民主化感兴趣？
所有的专制政权在民主化后都会被清算，从台湾到东德，从柬埔寨到西班牙……。国民党在台湾的「二二八镇压」，尽管歷经了李登辉、连战、马英九的三位党主席和李登辉、马英九的两任总统，国民党已做足平反、赔偿与道歉，却因事件被扭曲成「外省人欺负本省人」，国民党对此反驳无力，至今仍受清算之苦。一个「二二八」就把国民党搞得如此灰头土脸，中共身后那一笔笔歷史血债，如果要清算，中共承受得了吗？

障碍之三：异民族分裂、「中国版图」缩小的恐惧

按当代世界「统独史」的规律，中国大陆民主化，台湾就回归统一，但西藏和新疆将寻求独立，中国的版图有可能大幅缩小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面对如此「可怕」前景，绝大部分大陆人对民主化的态度都会变得犹豫起来。
所谓的「当代世界统独史」，特指「后冷战」至今的短时期，约二十年。年代越近，越具参考价值。
「后冷战」时期国家首先分裂的，是甦联。八十年代末，甦联共產党垮台，「甦维埃联邦」民主化，十五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加盟国」即纷告独立，成立七十多年的「甦联」就此灰飞烟灭。
一九九二年，南斯拉夫的共產制度解体，也分裂为五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二00八年春，当科索沃也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后，当时大一统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裂变」成七个国家。
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共產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民主化的「天鹅绒革命」，导致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变成「捷克共和国」（以「捷克人」为主，佔总人口92％」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以「斯洛伐克人」为主，佔总人口86％）。
但在东欧的这波导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民主化浪潮中，却也有相反的情况。东德和西德因为是同一民族，柏林围墙推翻后，这两个原先各自独立的国家合并成统一的德国。
再来看亚洲。
亚洲新独立的国家有一个东帝汶。但亚洲令人瞩目的不是分裂后独立，而是分裂后尚未统一。南韩和北韩是典型例子，虽然至今分裂，但无人怀疑，只要北韩民主化，两韩就统一，目前的统一阻力，不在任何其他因素，只在北韩的专制体制。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独前景，也和南北韩一样，只要大陆民主化，两岸很快可统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越南——虽然三十年多前被专制的共產北越所统一，但因是同一民族，今后即使民主化，也绝无再分裂可能。
从欧洲到亚洲，「当代世界统独史」的经验显示出一条简单的规律：民主化使「统一」的多民族专制国家「分裂」、各民族纷告「独立」；民主化也使因政治体制不同而「分裂」的同民族「异国」团聚、统一。
因此，从血统到文化、宗教、语言、社会习俗、祖宗传说、歷史沿革、自我身份及文化认同……，皆与中原汉族格格不入的藏族之西藏与维吾尔族之新疆，在中共民主化后获得独立机会，非常自然。
其实，如真要因应民主化后异民族分裂的可能，化解藏独和疆独，中共是可以未雨绸繆，现在起就采取种种措施的，以西藏为例，中共可先与西藏流亡政府达成有约束力的西藏高度自治协议，前提是排除西藏独立，而达赖喇嘛事实上已如此表态多次了。
今天，中共与达赖喇嘛之间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中共几乎佔尽一切实质优势。有鉴于此，达赖喇嘛的「胃口」其实并不大，中共现在可利用此形势与达赖喇嘛达成歷史性有利于汉族、中国的西藏自治协议。但是，中共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优势，会随著中国大陆自身的民主化进程而丧失，相对的，藏族一方的「胃口」则会越来越大。中共能否永远压制住西藏，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参考。
原先追求「藏独」的达赖喇嘛已放弃「藏独」目标，只坚持西藏高度自治，但「疆独」并无如此表态。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执著、狂热和暴力倾向的国际背景来看，要伊斯兰的「疆独」像温和的藏传佛教「藏独」一样以和平手段追求「高度自治」，似乎不太现实。但是，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如能以和平谈判方式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西藏「高度自治」方案，这一定也会对新疆问题的解决產生正面影响。
西藏和新疆独立，这可能是中国大陆民主化所能產生的「最坏结果」，和平解决西藏和新疆问题，可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扫去一大障碍。但是，这需要中共彻底颠覆其现有西藏和新疆政策，坦诚面对「歷史清算」，即，为五十年代在西藏和新疆的流血镇压做出平反、道歉和赔偿，一如国民党之对于「二二八」。在当前，我们看不到这种可能。[<p>
〔按：對民主化有機會令西藏獨立的說法不敢苛同，如果中國有民主，西藏就極可能實現真正自治，還政於民，從而大大減輕獨立的訴求。王力雄說過，如果有一天西藏獨立了，不是因為民主，恰恰是因為專制。〕
[</p>台湾在实施民主化时，并不面对「异民族分裂，版图缩小」的前景，相反，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即怀抱，但又实现不了的「反攻大陆」美梦，如上所述，却极可能以「自由民主统一中国」的另种方式实现，这也是台独尚未成气候时，国民党在九十年代初制定「国家统一纲领」时的愿景。
也就是说，中共推进民主化，「中国」版图很可能会缩小；台湾在八、九十年代交界之际推进民主化，按上述的「当代世界统独史」规律，如果台湾的民主化能饺上大陆的民主化，「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实际版图有可能从台湾扩大、「恢復」至全中国领土。民主化所潜在显示的领土版图意义，对中共与台湾截然不同。

障碍之四：民族主义思潮与势力
就像最终使得共產甦维埃垮台，俄罗斯变成民主国家一样，西方对中国大陆政策的终极目标，也是以「和平演变」促民主化，美国尤其给予中共最大的民主化压力。当代西方和中国大陆的最大矛盾，既非「恃强凌弱」的「民族冲突」，也非「国家利益」的经济纠葛，而是自由与专制、民主对独裁的价值观矛盾。
但是，中共开动其掌控的宣传机器，煽动歷史悲情，轻易、成功地将这个矛盾扭曲成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西方明明是「反共」，中共却说这是「反华」；美国明明要求中共保障人权、宗教自由、民主化，中共却指责其为「干涉内政」、「阻挠中国强大」……。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很容易利用它来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民主化压力。多少大陆人，从不将其维护中共统治视为「维护专制」，而是视为「维护中国利益」、「捍卫民族尊严」，这种视「中共」为「中国」的「党国不分」式民族主义，不知替中共卸去多少民主化压力，这是中国大陆整体政治水準低下的表现，也是中国大陆自身歷史进步不幸的步履蹣跚。
无论是两岸三地的当事中国人自己，还是外界的中国事务观察者，在思考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时，往往将其与中国在近代史上被所谓「欧美列强」欺凌的痛苦经歷相连接，认为当代中共民族主义的根源，就在这些被欺凌的歷史耻辱回忆之中。这种看法，不仅实际上是要西方为中共的民族主义负责，而且模糊了中共民族主义的实质，并将之合理化，完全是一个误思。
眾所周知，首当中共民族主义矛头其冲的，是美国。但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前，美国其实是近代史上全世界对中国帮助最大、恩义最重的国家。要论「欺凌」，伤害中国最重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日本、俄罗斯与法国。但是，从一九四九年建政后至今，中共与之最敌对的国家是美国，与日、俄、法却长期保持良好关系，中日关系的恶化，要迟至九十年代后期，中法关系的倒退，更迟至最近一、两年，亲美的法国新总统萨克奇上台之后。从「近代史上中国被欺凌」的角度来看，中共对「恩人」美国是「以怨报德」半个多世纪至今，对「恶邻」日、俄以及「流寇」法国则长期「以德报怨」，民族主义的歷史根源因果关系完全倒错。这说明，当今中共的民族主义与近代史上「欧美列强欺凌中国」毫无关系，它完全服务于中共当前政治的需要。扯上近代史，不过是中共利用中国人「大而化之」的不精确思维习惯，让他们陷入歷史仇恨，以煽动起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愚民手法也确实相当有效。
前面提到，无论从自身利益角度，还是为追求公义与理想，「正当获益集团」本应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如感染上民族主义，「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正当获益集团」也一样稀里糊涂地成为民主化的反对者。
更何况，中共这些年在经济上的成功，让相当多的大陆民眾致富，载人飞船上天等一系列科技、军事、经济「硬实力」的增强，也让大陆民眾的民族自信心提升，有一雪近代史上「被欧美列强欺凌」之耻的痛快。所有这些，统统都转化为对当前执政共產党的满意与支持，减轻了中共的民主化压力。
台湾从未有过这种反美反西方，维护己国专制政权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当时台湾的「威权统治」当局对民主化的态度与中共是相反的，中共视反民主化为维系其一党专政的首要任务，因此煽动和操弄民间的民族主义以反西方、反民主；台湾则自李登辉任总统后，从上到下有一个共识——视民主为闪避中共吞并的不二法门——只有走民主之路，成为「自由世界」之一员，才能得到西方与国际社会更多保护，以抗拒中共的「一国两制」统一压力。
反美反西方、抗民主的民族主义之有无，是中共与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又一差异因素。
阻碍中共民主化的障碍当然不止这些，但文中列出的，是笔者认为的四个最大，极具「中国特色」的障碍。如何对付这些民主化障碍？这是每个关心、希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人都应思考的。提不出克服这些障碍的妙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会有希望，中共的一党专政将长期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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