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中国农民，大痛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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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恒）

　　1月12日，一大早，陇西县一位普通的农民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深入百姓好记者”七个大字。这也许是我得到的“最高奖项”。他说送锦旗就是为了感谢我，感谢我代他们说了真话。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自己不说，要我代他说呢？难道老百姓自己不会说不想说吗？显然不是。大多数人生来就会说话，即使是发声系统不健全，不能用有声语言来表达，他也会采用其它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们想说也会说，并且说得精彩异常。我们常常为来自老百姓的语言而拍案叫绝。可是，广大的农民在这个世界上哑然失声，这个丰富的世界却成了最为安静的群体，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发自心底的声音。这又是为什么？

　　我出生在甘肃农村，成长在甘肃农村，现在又成天“深入百姓”，我用农民自己的耳朵倾听过农民的心声。我知道万民齐喑原因。

　　一是农民认为有些事情不必说，所以没说。费孝通先生分析过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他认为农民生活在熟悉的封闭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在彼此的眼里生活，表面的、心底的，都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说。虽然，农村社会有所分化，好多农民不再以土地为生存的基本方式，但他们依然保持了浓厚的乡土本色，依觉得“我不说，你知道”。我听到过最好的论断：“难道现在当官的都是瞎子！”这句话所指是，老百姓的事情一看就清楚，用不着说，可官员们就是看不着。

　　二是农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农民语言的精彩与此并不冲突。农民对自身的认识并不明晰，缺少理性色彩。农民深刻地感受着苦难，却拙于言词，除了谩骂和感叹之外，说不出言词凿凿，咄咄逼人的话来。也就是说，农民自身的文化限制了他的表达。我常常听到“老百姓苦死了”这样悲凉的感慨，但是听不到为什么“苦死了”的深入分析。当然我如此说，并非贬低农民，说农民的不好。我意在陈述一种现状，可能会遭到某些带有盲目同情心的好心人评击。

　　三是农民没有地方说话。官员在会上说，记者在媒体上说，学者在学术刊物上说，教师在讲堂上说，时评家可以到网络上说，农民到那儿去说？农民没有自己的阵地！阵地是话语发表的之处，农没有自己的阵地，也就失去了话语权。没有发表自己的阵地，只好去天安门前“秀” 一把，结果被捉。在被捉被劝被恫吓之后，农民失去了最后的阵地，就连塔掉之上也不行。

　　四是不准农民说话。不准说话，就象阿Q不准革命一样。这是利用一种话语权力对另一话语权封杀的结果。封杀农民的话语权不单凭借主流话语，或者中心话语，还凭借各种威严的被叫做法律的手法。从一方来说是不准说，从另一方来说是不敢说。从此农民便失去了话语权，万民齐喑的局面就这样形成。

　　以上分析只说明了“无声”这一特色。下面再看一看“大痛”。

　　农民之痛，无须言表。

　　我这里要说的是“大”字。为什么要用大来修饰痛呢？我要表达三层含 义。

　　一是痛的人数之多，实为罕见。中国有多少农民，就有多少痛。痛是不能量化表述的，缺乏直观性。我只能用比喻。如果把痛比作空气，我们每天都呼吸沉痛的空气，空气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话，痛也是农民生存的必要条件。没有痛就不能称之为农民。二是农民之痛是痛得最久的痛。农民的前身是奴隶，正身自己，后身是工人，延伸是出生于农村现在跳出农门的知识者。这个历史轨迹有多长，农民的痛就有多长。用漫长的时光叠加起来的痛，能不说是大痛吗？三是痛之痛彻。农民之痛至心至肺，我至今想不出那一个阶层的人比农民还痛，那一种痛比农民忍受的痛要痛。农民的痛是自己说不清楚的痛，是自己无法表达的痛，是自己无处表达的痛。这种痛是痛得麻木了的痛。

　　农民如此之痛，该当一个“大”字！

　　现在合起来读这四个字，大—痛—无—声—

　　大痛无声四个字应是中国农民话语权的基本特征。如果还有人要为这几个字加上别的意义，我毫不反对，我知道，你的好心是在为农民说话。你说话，我就将“深入百姓”送给你，做为对你的最高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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