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评“政教合一”和“政经合一”

Y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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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管我们”——评“政教合一”和“政经合一”

曹长青
在全球二十国首脑最近聚会商讨如何走出经济危机，并倾向动用政府资金来“救市”、干预市场之际，更令人思考政府的功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股势力的结合，一直给人类带来灾难：一个是政教合一，一个是政经合一。

政教合一的恶果很明显：在近二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政权和宗教两大势力的结合，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危害，它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禁锢了人的思想，造成文化专制和经济落后；因为它窒息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工业革命前的人类贫穷、饥饿、落后、专制，都可从政教合一中找到原因；或者说是它的直接后果。

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才开始结束政教合一。虽然今天在伊朗等伊斯兰世界，毛拉们仍有巨大的权力，但政教合一这种制度，已被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扬弃。

政府不可主导宗教活动，在美国，甚至被写入宪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就规定政府不可把任何一种宗教列为“国教”，禁止政府主导宗教、在全国确立任何一种宗教。同时也规定，政府不可限制宗教自由。

政教合一已成过时恐龙。但“政经合一”，也就是政府主导经济，不仅在西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没有像政教合一那样受到严峻的挑战。美国的宪法，也没有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作为美国最早、最有奠基意义的文献《独立宣言》则明文写着，人有不可剥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奠定了美国文明，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按照这“三大权利说”，政府就没有干预人们私有财产、主导经济的权力。因为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是因为它和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权利密切相关，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个人财产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人的私有财产都无法受到保护的话，他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全部受到威胁。所以说，个人财产，不仅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权。这个人权不受到绝对的保护，其它人权都是妄谈。

对于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西方一直有辩论。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马克思、凯恩斯、罗尔斯（John Rawls）这“三斯”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市场、主导经济，理由是只有通过国家力量（包括高税收等）进行社会财产二次分配（福利制度），才能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等，不仅对资本主义激烈谴责，甚至提出要砸碎现有秩序，进行一场革命，建立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乌托邦社会（计划经济和计划国家）。凯恩斯虽然没有高喊革命，但基本也是在这种“计划”思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萧条之际，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为罗斯福推行大政府的“新政”，以及后来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和蓝图。

罗尔斯的出现，是很晚的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哈佛教授罗尔斯发表了《正义论》，提出两个领域的正义：一在思想领域，人有政府绝不可剥夺的思想和言论等自由。二在经济领域，为实现社会正义与平等，政府应出面，利用国家权力，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政策，劫富济贫；只要对穷人有利，即使剥夺富人、中产阶级（创造财富者）的财产，也是可以的；也就是为了全体人的平等，可以对一部分人不平等。由此为政府主导经济、干预市场、实行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比马克思、凯恩斯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基础。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则以《原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作者诺奇克（Robert Nozick）等为代表，强烈主张市场经济，有限政府，个人自由。

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都强调，只有走市场道路，才会有经济发展和“国富”。国家强大的基础是“民富”，而民富的条件是保护他们私有财产和公平交易的市场；而走国家主导经济的道路，则是《通向奴役之路》。1982年去世的美国思想家安兰德，则从个人自由角度，痛斥国家控制经济，认为政府主导经济，就是剥夺人的私财，剥夺人的自由交易权，剥夺人的自由；就是以集体的名义，走向集权主义。因此安兰德认为，政经没有分离，就不会有纯正的资本主义，只是“混合经济”而已。

安兰德是第一个从道德的角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家。她认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不仅是可行的，更是道德的，因为它提供了自由交换产品（包括思想）的机会，体现并尊重了个人权利。而政府主导经济，以及各种剥夺个人私财的集体主义，不仅是不可行的（带来贫穷和专制），更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以“人民”这种集体的名义，用高税收的手段，去追求所谓的“公共利益”。最后剥夺的则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对于政府主导经济，安兰德甚至说，“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样可怕。”安兰德的追随者、前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说，兰德为资本主义确立了道德性，这点改变了他的一生。

和罗尔斯是同时代人，并是哈佛同事的诺奇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写了反驳的专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诺奇克同意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一领域论述，赞同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等，政府都不可剥夺；但完全不同意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领域论述。诺奇克反对以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人私财，认为拥有私有财产等个人“权利”大于强调社会正义的所谓“善”。一旦以“善”的名义可以剥夺个人“权利”，就为一切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开了绿灯。因为人类一切的灾难，都是权力者以“善”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国家的名义等等），剥夺个人权利（生命和自由）造成的。

诺奇克的书名《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体现了他写的内容：无政府：不可行，人类必须有政府这个守夜人，保护个人安全；主导经济、甚至包揽一切的大政府乌托邦：不可行——大政府不仅导致官僚化、经济落后，并剥夺人的权利，本质上是集体主义；国家：应该是最小规模的政府（ultra minimal state）。“可以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

安兰德认为，政府的全部责任是：对内保护个人财产、个人权利不受损害；对外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略。

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做了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杰佛逊早就认识到，“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在他做总统时（1800年），美国人口约三百万，现有三亿，增加了100倍；当时他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总共有2,120人；今天则增至146万人（2006年），等于增加了700倍！这都和热衷政府主导经济的声音在知识界占上风有直接关系。

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政府，都有严重干预经济的恶习，最后又都造成恶果。这也是人类两千多年来经济一直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国，只要是轮到敬业的“好国王”执政时，他什么都管，严格制定、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于是国家总是陷入经济最滞缓的时期。而只要轮到玩忽职守的浪荡国王，什么都不太干预，经济就随之开始繁荣。

安兰德曾在一篇专栏中引述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四时代，财政总监科尔伯特（J. B. Colbert）被国王倚重，一做18年。这位财政总监看重商业，希望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他制定了很多增加税收的法令，相信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可以刺激和发展经济，但结果他完全失败了。法国的极端贫穷为后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大革命提供了薪火。但科尔伯特当时是真心想帮助企业的，他有一次问一群企业家，他能为工业发展做些什么，一名企业家回答说：别管我们！

今天，科尔伯特式的“真心帮助”，仍主导二十国首脑会议。它表明，人类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斗争，仍在激烈地继续进行着。在“政教合一”结束后的世界，结束“政经合一”将是人类下一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无论国家力量多么强大，人类的全部进步，都是从“别管我们”开始的，并将朝着这个方向不屈不挠的迈进，因为自由是人的本性。

── 原载 台湾《看》双周刊2009年4月23日
Thursday, April 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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