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历史：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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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 2008-05-12
http://www.china-epc.cn/zrhjhz/rbdt/200805/t20080512_122335.htm

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　　

　　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今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后，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结束，不过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雪中送炭” 　　

　　再过几个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副总代表中里太治就要换办公地址了。 　　

　　根据日本政府要求，2008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总额为463亿日元(约3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后，将不再新增对华日元贷款——已经实施近30年的日本对华贷款项目即将结束。　　

　　中里太治所在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负责对华的日元贷款，今年10月，这家机构将与负责对华技术合作以及无偿援助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并。　　

　　30年前，它们正是随着对华开发援助的实施而走到了中国。据日本外务省提供给南方周末的数据显示，30年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等广泛领域，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时宣布，日本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此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此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年后，日本又开始提供无偿援助。这些资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贷款，约10%是无偿援助。　　

　　伴随着日元贷款，1980年，中里太治的“前辈”竹内克之来到了陌生的中国，竹内成为了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北京代表处的第一任首席代表。　　

　　这位在“后辈们”看来开朗、精力充沛的竹内克之，连任两届首席代表，在中国待了近6年。令竹内克之最难忘的是当时中方积极用心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内容涉及国际竞争招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种课题，还有定期的业务例会、现场实践等。　　

　　根据协议，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到1984年共分5个年度签署协议，贷款额为3309亿日元，主要用于“两港两路”建设——秦皇岛煤码头二期工程以及与其配套的北京到秦皇岛铁路，石臼所港和兖州到石臼所铁路。　　

　　中里太治介绍，协力银行每次都仔细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让日元贷款与之相配合。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都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作为中日经济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日元贷款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为中国早期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访华时都带来日元贷款项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承诺为中国提供7个项目4700亿日元贷款，4年后，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再次承诺从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个项目8100亿日元的贷款。这些贷款项目涉及码头、港口、铁路、水电站、电力、通讯等领域。　　

　　1992年，年仅26岁的中里太治一边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工作，一边在北大学习中文，在游历中国的大地之时，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国西部的贫穷、落后，特别是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城市建设都很落后。　　

　　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 GDP的0.29%。“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金熙德，这位长期研究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感慨道。 　　


　　“麻烦”的日元贷款 　　

　　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顶峰。　　

　　此时，日元贷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里太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元对华贷款从2001年后主要支持环保、人才培养方面。此前20年支持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正慢慢减少。而日元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过去的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次。　　

　　北京正东电力集团申请日元贷款的热电联产项目也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审核，热电联产项目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火力发电更为环保的项目，黄世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从此他和日元贷款打了7年交道。　　

　　在总共7.4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额中，近80%由日元贷款提供，且年利率只有0.75%，还款期限40年，前10年只还利息。“相当于40年后还清，这在商业银行简直不可想象。”黄世高说。　　

　　不过，“麻烦”随之接踵而来。黄世高发现，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规则，获得这笔贷款需要很长时间，其间要进行国际招标，遵循采购导则。“从竞标资格审查到签订合同，总计要17个月。” 　　

　　更大的“麻烦”是，日本政府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甚至为是否发放这笔贷款而激烈地辩论：中国的首都不缺钱，为何要花日本人民的税金支持。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带日本的政治家们到北京考察此项目。　　

　　2002年财政部与日方签署2001年度的日元贷款，直到2004年5月，正东集团才签署了第一个设备包的协议。而工程总计要有7个设备包。但是在“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手续非常简单”。　　

　　谈判的分歧在所难免。尽管中日双方在具体工期进展、技术标准和项目成本等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但日方做事严谨的风格还是令中方颇受教益。每次日方都雇用工程咨询商，每次竞标、谈判，这些咨询商都是和中方坐在一起，帮助中方解决技术、商务问题。　　


　　技术输血 　　

　　2004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日元贷款也从2001年高峰期逐年降低，直到2007年探底——463亿日元。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副所长藤本正也回忆说，在1990年代末，中方更多希望日方提供资金，而对技术支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中方则更多时候是说，“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和经验。” 　　

　　这些经验、技术由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专家承担。这也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对华开发援助的主要任务之一。　　

　　卫坂和隆负责国家环保总局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日本专家组的项目协调。这位1987年就以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年轻人，更加熟悉中国的国情。　　

　　1998年，随妻子来中国工作的卫坂和隆第一次听说了中日友好环境中心的日本专家向中国推荐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一制度在日本已经实施了40年。7年后，这一制度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监督管理员制度，且被列入了国务院的报告之中。　　

　　卫坂和隆说，日本专家组首先通过介绍、培训等方式让中国环保总局领导人明白企业监督员的作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日方通过中方各领导访日进修的机会，专门让其与日本政府、高层沟通，推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邀请普通中国人赴日进修是国际协力机构的另外一项任务，中方20岁到35岁的青年成为邀请对象，他们赴日主要考察日本能源、工业、农林水产、商业、行政、医疗保健等领域。　　

　　卫坂和隆介绍，早期赴日进修都是团中央指派，但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方沟通后，逐渐变成了公开招募。比较欣喜的是，“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中也有人参与过当年的赴日进修”。　　

　　这些关键人物参与赴日进修，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推行，也正是第二批赴日进修的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的一位副局长回国后向高层再次谏言的。　　

　　目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经在公共、公益事业、农林水产、工矿业、商业旅游、人力资源等领域派出了年长志愿者专家。这些专家的年龄集中在40到69岁之间。　　

　　除了这些年长志愿者专家，对中国感兴趣的还有青年海外协力队员。他们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各种培训，然后被派遣到中国的各地从事志愿者活动，领域涉及日语、教育文化、保健卫生、农林水产等领域。　　

　　藤本正也告诉记者，虽然在日本国内有各种言论，认为中国“不知道、没感谢”对华援助这样的言论，但是，这些志愿者还是愿意无偿到中国。而且他们回到日本之后会到各个学校宣传志愿者的各项活动。　　

　　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事务所办公室挂的一张中国地图上，工作人员用各色标签标明了各个志愿者、专家所在地。　　

　　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终结只是开始 　　

　　从3月开始，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终结。然而，正如藤本正也所说，日元贷款停止后，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目前，虽然硬件部分的无偿援助已经基本没有了，技术合作预算也只有每年40亿日元左右，这个数据在1997年高峰期曾达到100亿日元。然而，这种援助的机制依然存在。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赞山本恭司称，未来对华援助将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包括环境保护、节能、传染病防治，另外还有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项目，以及在已经开展的领域进一步展开经济合作。　　

　　这位乐观的参赞还希望中日两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可以携手合作，“比如在非洲，双方都有援助”。 　　

　　30年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已经换了10任主管。不过，中里太治说，这些只是开始。因为还有大批的日元贷款后续的评估、考察还要进行。　　

　　中里太治常常在自己的会客室向来访客人介绍日元贷款的曾经辉煌。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会客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由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局于2000年赠送的匾幅，上书：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山本恭司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来中国任职的时候，就接待过海外协力队的队员，他相信这些年轻人能够直接与中国的朋友接触，加强彼此的了解。　　

　　未来几周内，新一批的志愿者将奔赴全国，而黄世高也在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要求积极准备下一步工厂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他已经和三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次席代表打过交道。　　

　　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进程中，日本对华援助也曾风雨飘摇。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在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对华援助项目可能还要在几代人之间接力完成。

(来源：2008年2月24日《南方周末》)



贵阳特殊钢公司接受日本援助前后的厂区环境对比(资料图片)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yuwai/215266.htm

日本对华援助调查

谈到中日关系，中国人关注较多应该是“日本侵华”、“战争赔款”、“钓鱼岛”等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年来，中日关系还有一个不太为国人所知的另一面，就是“日本对华援助”。

    本报记者段宇宏发自北京

    日本是中国最大援助国

    “哇，真没想到，北京地铁和首都机场居然是日本人的低息贷款修建的啊！”和其他受访者一样，一位女士在街头与《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闲聊时表示了她的惊讶。她说，中国的媒体很少说这事嘛，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很多受访者在惊讶完后又表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当年咱们不是没要战争赔款吗！

    对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的一些普通中国老姓而言，听到这些事都有点吃惊：3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 66.9％来自日本。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7000亿日元（约合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从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中国电气化铁路约4600公里的改造、中国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

    然而，2001年8月份，在越南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表示，“中国的国防费用在13年里增长了10％，日本对中国的ODA（政府开发援助）有认真审视的必要。特别是鉴于金额较大，需要充分讨论今后应有的态度”。他在越南胡志明市会见记者时说道“可以确信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本的援助是心存感激的，在这点上中国却有所差别”。山崎拓还认为，对于日本援华，中国国内并不一定全都给予正当的评价。

    3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7000亿日元（约合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为何重点援助中国

    9 月25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大庆，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率一万余名日本人来华访问；中日两国群星献艺，重量级的酒井法子、李玟等明星均来祝贺；中日间重大庆祝活动一波接一波，日本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部长是日本援华政策很多项目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者，现任部长目贺田公使非常乐意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由于工作原因无法抽身，但仍以书面形式接受了记者有关日本援华问题的采访。

    目贺田公使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日本政府ODA计划的重点受援国，“其理由不仅仅是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也为维护日本自身的安全和繁荣着想，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安定繁荣是十分重要的，日本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和社会安定。1979年大平首相访华时，正值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平即表明了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尽可能多的合作，从此以后就实施了政府开发援助。”

    他解释说，“20多年来我国对中国实施的ODA计划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ODA在其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促使中国朝这一方向迈进同时，我们需要对中国的这种努力给予支援。”

    1979 年12月7日，大平首相在讲演时曾说，“世界各国都认为应当祝福贵国（中国）的现代化政策，这完全是因为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国际协调的核心问题，并且更加富强的中国的出现可望使世界更加美好。我国之所以大力推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的方针，不仅有我国自己的考虑，而且也是由于有这种全世界的期待在做后盾。”

    其实，日本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1990年代初，日本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日本为何要这样做，众说纷纭。包括一些中、日、韩的专家认为，日本政府这样做也是出于谢罪心理；还有些专家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的“支票外交”。1995年，日本华文媒体《东北风》采访了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主任教授松本繁一，松本认为，二战后，日本恢复国际信誉手段就是进行经济援助；同时ODA也是日本对外政策中最强有力的手段。

    在日本经济困难之状况下，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却增强，并且对第3国援助活跃，上海等沿海地区显著发展，日本视中国作为商务竞争对手的感觉增强，从日本国民朴素的感情出发，认为是否有必要对保持着经济高增长率的中国进行援助等等冷峻的看法也多了。

    今年贷款削减25%

    日元贷款是日本援华的大头，虽说中国要偿还，但利息低，偿还期长达30至40年，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是与2001年大约107亿元和2000年大约130亿元的贷款金额相比，2002年日元贷款明显减少，削减了25％。目贺田公使解释说，“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与当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国内要求重新考虑目前援外方式的呼声很高。经过外务省咨询委员会和自民党委员会1年的讨论，去年10月日本制定了《对华经济合作计划》。”据记者了解，日本外务省近年就援外问题征求民意，不少民众批评政府对外援助政策，所以日本对华援助削减也有一定民意基础。

    目贺田强调，日本援华政策的改变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中日双方都在发生变化。他说，“在日本方面，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经济机构改革、财政重建、经济再生是日本的当务之急。为此，国会正在审议下年度预算案，作为财政重建的一环———ODA有关预算削减10％，日元贷款削减23％；在日本经济困难之状况下，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却增强，并且对第3国援助活跃，上海等沿海地区显著发展，日本视中国作为商务竞争对手的感觉增强，从日本国民朴素的感情出发，认为是否有必要对保持着经济高增长率的中国进行援助等等冷峻的看法也多了。在中国方面，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可以从国内外自筹资金这已是事实。北京、上海的繁荣给人以中国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印象。不远的将来，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率，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的理由出发，日本国内有意见和批评，认为是否不需要对华援助了；其次，出现财政赤字、经济困难的日本是否还有能力进行巨额援助呢？”

    “ 虽然，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年收入已超过了3000美元，但中国全体还未达到1000美元，中国仍有3000万极端贫困人口，这也是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的担子不轻。我们希望中国为削减贫困作出更大努力！”目田贺很委婉地道出了日方削减援华款项后对中国的要求。“特别是，通过民间企业的相互活动，两国的经济正在融合，中国的安定发展对日本日益重要。有必要构筑广泛多重的中日关系。对华经济合作会在新的《经济合作计划》下有新的意义。会对继续维持和强化两国间合作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开发援助基本理念变化

    关于数年来日本对外援助理念的变化和调整，目贺田介绍，1990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援助国，国内关于为什么进行援助，援助目的不明确等的批评日益高涨。为了回答这样的批评，日本政府于1992年6月制定了明确的援助理念和原则———《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虽然当前日本援外政策有调整，目贺田表示该大纲仍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基本理念。由于冷战结束和全球化，1998年8月通过了总结当前援助政策的方针———《有关政府开发援助的中期政策》。前者援外的原则是环境和开发并重；回避军事性用途和助长国际纷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武器进出口等、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引导其市场经济发展，关注其基本人权和自由保障。而中期政策添加了一些新的要素，更加关注了贫富差距、艾滋病、环境污染等等问题；认识到了为市场化经济建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给予知识支持的重要性。

    援华方式多样

     　即使对日本援华问题稍有了解的普通中国人，所知道的也只有日元贷款。但其实日元贷款只是日本援华方式中的一种。日本援华分为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两大类。资金援助又有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两种。

    这两项资金的援助性质不同，其援助对象、领域也有所不同。

    日元贷款的条件优惠于商业贷款，无偿援助则不必偿还。凡是非赢利的民生福利项目日方才将其列为无偿援助对象；提高全国或者地区生产力的经济基础设施则被日方列入日元贷款对象。

    无偿资金援助

    无偿资金援助又包括了“一般无偿资金合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文化无偿援助”、“紧急无偿援助”等方式。

    其领域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方面。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保中心、贵州农村改水等等均属无偿资金援建的代表性项目。

    日元贷款

    日元贷款是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建设和综合性环境治理提供低息和长期稳定资金的一种援助方式，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元贷款在利息（1999年度对华日元贷款年利率为0.75％～2.2％）和偿还期（30～40年。其中包括10年的宽限期）等方面应该说对中国极为优惠。“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京秦铁路、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内陆地区光缆建设”等就是由日元贷款援建的大型工程。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提供的约220亿美元无附加条件中期（10～16年）贷款较具代表性；还有如通过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等方式进行间接性援助。而日本是上述国际金融机构的最大规模出资国。

    技术援助

    日方称，技术援助是以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向对方国家的居民传授日本的技术和知识。分为接收进修生、派遣专家、专项方式技术合作、开发调查四类。此外，日方介绍，他们还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派遣“花甲专家”的制度，就是根据自己的志愿，将已退休的技术人员派遣到中国来，让其发挥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知识经验。截止到2002年，派遣的专家和调查团超过12000人，集中实施技术转移项目50个。

    ——21世纪环球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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