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沈阳埋葬了文化小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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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的“小沈阳”，清华大学美学教授、文化批评家肖鹰日前表示:“‘小沈阳’走的是媚俗路子，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把观众‘整高兴了’。如果只有媚俗的通俗艺术走红、低俗艺术泛滥，那中国人就差比钱更根本的灵魂了。”

　　在我看来，“小沈阳”本来就不是精英艺术，本来就是以俗为乐、娱乐至死。以“媚俗”批评“小沈阳”，似有未尽之意。

　　其实，俗文化也有俗文化的套路，重复也好、另类也好，本身不是问题。只不过，媚俗的文化也要有“格”。中国的小品文化本来格调就不是很高，市民主义的道德意识本就充斥其中；而“小沈阳”之“恶”，乃在于其进一步促成了小品文化的市侩主义趋势。

　　小品的产生，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系，那就是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主义时代转型。“二赵”（赵本山和赵丽蓉）的蹿红，就标志着小品市民主义时代的来临。赵丽蓉和赵本山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来自草根百姓（市民、农民），他们用一种小市民的眼光戏谑这个世界，用市民道德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在《如此包装》、《打工奇遇》中，赵丽蓉用“老太太”这个角色，讥笑了代表现代市场文化的艺术总监和饭店老板。在这样的小品里面，观众的笑声让我们看到，那些渴望安定和保守的小市民们，对日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中国社会深藏着怎样的忧虑、警惕和不安。

　　而赵本山则把这种转型时期的危机感转化为一种包含了小市民的狡黠、机智、利己和自嘲因素的喜剧形式。在系列小品《卖拐》中，赵本山对范伟的戏耍，玩善良于股掌之间的卑劣，却获得了观众的热情回应。在最后一集中，范伟终于把赵本山“涮”了一把，可是，这一把也就将小品从市民主义的“好人道德”中拽了出来，抛向了市侩主义的泥坑。

　等到“小沈阳”一夜成名，中国小品彻底堕入了市侩主义的泥淖之中。

　　将利己主义的哲学作为一种“深刻哲理”来洋洋得意地宣扬，这也许只是赵本山小品留在“小沈阳”身上的后遗症。在天津春晚上表演的《东北二人转》中，“小沈阳”雄心勃勃地讲述这样一种“善良观”:别人家的墙要倒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扶，不去推，就是善良……在这里，早期小品中暗含着的批判色彩和反思意识已经荡然无存。“小沈阳”反复强调，老百姓的生活，图的就是“乐呵”: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所以，“小沈阳”的小品中，无处不在的一种暗示就是，“我高兴就行了”，何必管其他呢？“小沈阳”把老百姓的生活，叙述为一种不必有责任感、不必有谴责意识，尤其是，不必有沉重思想的生活。换句话说，他把有理想感的生活，当作一种不值一提的东西，而把沉浸在油盐酱醋茶里面的生活，看作是最自然的状态。

　　“小沈阳”几乎不能戏谑，而只能模仿。戏谑至少包含了一种立场，无论是陈佩斯对作为“导演”的朱时茂的戏谑，还是赵本山对“县委秘书”的嘲弄，都包含了一种从平民百姓角度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形态的立场。而“小沈阳”得意洋洋地对各个歌星的“模仿”，则可称为是一种沉浸在市侩色彩极浓的“明星幻觉”中的精神自慰活动，不仅没有任何文化内涵与历史视角，甚至，没有任何固定的价值主线。只要你笑了，就是胜利。这就是市侩主义小品中的得意自信。

　　“小沈阳”的出现，证明中国当前的小品已经丧失了其曾经具有的特殊社会功能。小品在检讨国家主义道德、反思转型时期的代价等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在“小沈阳”那里，已被他响亮的嗓音和美丽的花衣裳，彻底粉碎。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沈阳”的小品不仅仅是媚俗文化，而是丧失了文化的小品。或者说，“小沈阳”用他成功的嬉闹，代替了过去小品的戏谑；用他成功的包装，代替了过去小品的批判性；用他亲切的互动，代替了过去小品的社会功能。肖鹰仅仅看到了“小沈阳”的媚俗，却没有看到这种媚俗背后，是整个市民社会文化上向市侩主义转化的倾向，也没有看到，“小沈阳”的“伟大”乃在于他轻松埋葬了一个文化小品的时代。（来源：东方早报网络版 作者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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