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无所不在的告密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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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这是给《开放》杂志所写的专稿，已刊于该刊今年第五期（本期“告密纵横谈”的专题值得大家一看）。关于告密，我会陆续将我这么多年研究的心得，写一系列的准学术文章来加以阐述，而不只满足于道德谴责与审判。四九年后的告密迄今为止，都还有制度化、组织化的特性（比如最近的招学生信息员以及在公务员中招维稳信息员皆是如此），所以告密在四九年后的中国不是单个的事件，也不仅是个人道德品质败坏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亲朋好友告密的概率，比陌生人更高，所以章诒和先生看了冯亦代的告密日记后，举不起一张纸——我理解她的感情与愤怒，但若是从理智的角度来看，恐怕是对四九年后的告密比较缺少了解所致。



我很高兴，现在大家都关注告密这档子事。想想十年前我开始关注时，知音和同道甚稀。我希望大家把自己所经历的告密事件写出来，以便作为历史纪录留下来。你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有更多的人参与，就一定会对告密这个专制制度下普遍使用的方法，有更深的了解有更多的揭露，从而避免专制者再次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囚徒困境，引发人性灾难。另外，我将在自由亚洲“中国透视”栏目中，与陈奎德兄对谈的“告密在中国：历史与今天”的网址转贴如下，大家可以下载听我们所谈的内容，丰富对四九年后中国告密的了解。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m0426panel-04302009142809.html?searchterm=None。谢谢大家。2009年5月7日8：25分于成都



                    







告密当然不是中国特产，国外也有告密者，像约翰．福特导演的《告密者》表现的正是此类人事。同时告密也不是四九年后官方的独得之秘，因为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告密者可谓代不乏人。但以我集十年之力，对中国告密史的研究，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四九年后的告密如此无所不在，频密而深广，对民众生活伤害之大，可谓旷古未有。

近来随着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曝光，章诒和连写两文谈黄苗子、冯亦代的告密，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但无论是寓真、章诒和，还是王容芬、戴晴等人，都似乎尚未将告密放进更为深广的背景中来加以思考，争论者的见解容有不同，但他们多在道德上使力，从而客观上制约了对四九年后告密的深长思考。换言之，在对制度性告密缺乏较深思索的同时，对制度横暴下的个体也缺少应有的宽恕与同情。我当然知道没有真相就没有公正，所以真相应该述说出来并加以探讨。但在目下我们文网严密，文禁甚多，且档案也还不开放的情形下，我们应该有一种悲悯和精谨的态度。即便坐实了告密之事，我们也应该谨记图图大主教的名言：没有宽恕便没有未来。

我越研究四九年后的告密，越是能体会到生存在严酷时代的中国人之不易，心中有一份悲悯，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叹惋。看过《窃听风暴》的人，知道包括民主德国在内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要完全开放那时期的密档包括国安的档案，都有不小的阻力。即令在今天民主社会的氛围下开放诸种档案后，民众也并不处于兴高采烈的状态。像民主德国开放国安档案，有的人甚至会发现自己的至亲好友如夫妻都告密，有的甚至无法忍受这种真实的诘难与拷问而离婚。即便依旧在一起，也产生了互不信任的隔阂。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人之卑微与渺小，人是有许多局限且充满罪性的动物

目前我不想就具体的黄苗子、冯亦代等人的告密事件说什么（黄的告密需要进一步证据，冯的日记读后难免有像交心报告的嫌疑，我以后会用专文来分析），我只想让读者看到，在一个非常严苛的制度下，你如何能摆脱不告密的险境。我看到在四九年后老一代中国人的告密，我常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不然的话，无所不在的恐惧会诱使我的求生本能，去迎合官方指示的生存办法和路径。为了有效地避开诸般整肃，苟活幸存下来，会将我多少人性中的恶“号召”出来，想起来就会心有余悸。我自认为现在并不缺乏一点讲真话的勇敢，但如果逆推回去，我还有否像今天这样有一点讲真话的勇敢，我不敢打包票。这使我思考，倘使我们没有做那些不耻的恶事，不是我们一定不会成为自己唾弃的人物，而是我们比较幸运。当一个制度以激发人性之恶，靠人性之恶来统治人们的时候，谁能保证自己有勇气活得清白？

这样说，并不是说每个人不负自己应负的责任，一个坏的制度虽然不是你自己的主动选择，但每个人哪怕被动也负有自己难逃的责任。同理，我们对那些在被动之下告密者要给以更多的同情与理解，对那些主动告密，以求荣升者，虽然可以在时过境迁后不必过多谴责，但说出真相依旧必要的。我们当然不能令那些曾经告密者再来次当众的交心，但我认为曾经的告密者，对自己加害的人有一份道歉乃至忏悔，不是可有可无的。当然，这一切都仰赖于每一个人的自主行为，不为外力所压迫。同理，那些受害的幸存者，对伤害自己的告密者，也应该尽量有一份宽恕与原谅，摆脱仇恨的捆绑，其实可以使自己活得更健康。在这种意义上看基督教的“爱人如己 ”，实在有相当之现实作用。关于四九年后中国的告密，将来我会用一本《“新中国”的告密运动》的专著，来进行细致缜密的学术研究。下面随列三点以见其于民众生活伤害之一斑。



                      一：没有人可以相信



我曾经写过一篇《亲爱的告密》的文章，讲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夫人告谭先生，流沙河先生大弟告流沙河先生的事，这说明亲人之间的互相攻讦绝不是个别现象。中国古代的制度还主张“亲亲相隐”，就连比较严酷的朝代也反对亲人之间互相告密，但这一切在四九年后悉数破坏了。西方法律中的无罪推定和亲属之间互免证其有罪的原则，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了有罪类推、亲属之间不揭发便会犯包庇窝藏罪，并且官方号召和主张大义灭亲。与此同时，一旦你的亲朋好友被官方定为地富反坏右，那么你一定要与他划清界线，与他作坚决的斗争，使得地富反坏右分子成为生活中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只好自杀以自绝于亲朋好友，或者抑郁而死而“自绝于人民”，否则他就只有猪狗不如地苟活着。1979年5月，著名画家黄永玉写了一首诗《犹大新貌》，其中第一段几乎是痛心疾首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