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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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我在路上用手机上网，已经看到了现场这样一个特别的，可怕的场景。（同学们大笑）


    首先给湖南大学的各位老师还有王冲先生，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播报一个信息通知，紧急通知据有关部门报告，因为天气原因所谓世界末日延期到达。


    我想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特殊的一个日子，2012年12月21日我居然是在湖南，在长沙，在湖南大学跟大家度过我们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生死与共，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感觉。我跟湖南大学法学院的许多老师都有深切的交往，湖南大学我也不是第一次来，怎么感觉老打那个凤凰网的广告？（笑）我觉得好多年前就在湖南大学法学院做过演讲，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到湖南大学做演讲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需要有胆量的事情，因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做演讲，只有余秋雨老师才敢讲。（全场同学再次大笑）


    那么我这次来，除了凤凰网主持的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种论坛，然后所谓的“名博进校园”，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的主持人邵文婷美眉说这是第多少次，我没有听得很清楚，第3次…


    主持人、同学们：第30次

   
    贺卫方：第30次了！（故做惊讶状）哎呀，我天哪，我才是第30次才轮到我。压轴啊，不会是最后一次吧，老是世界末日的感觉。凤凰网主持这样的一种活动，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有许多的网络平台能够给我们提供知识传播和社会推进的一种巨大的力量，那么凤凰网这些年来，大家知道凤凰卫视也是在这个国家能够看到的比较开放的一个媒体，凤凰网更是能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特别富于冲击力一种报道的方式，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能够在湖南大学能够通过一种学术性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今天的社会发展的一种期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个人今天晚上一直都觉得要讲一个什么题目，那么这个题目我自己也构思了好半天，讲一个《危难中的正义女神》，中国刑事审判方面的，自己觉得好像有一些危机，有一些让人感觉到必须要去想方设法去改变这样一种情况。


    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开完了以后，大家感觉到这个国家好像又有一种新气象，我们知道10年前我们曾经也这样期盼过。在所有的期盼中间其实大家还是特别的强调的是说，这个国家必须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像温家宝总理反复的呼吁，呐喊，我觉得温总理那个表情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真的是他就觉得有点特别的着急，特别的急迫，让这个国家政治改革必须要推动一步。你们还记得今年3月14号他在全国人大结束那次记者会上，他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所获得的…（突然话筒骤响一声）我一提温家宝成这个样子（现场再爆发笑声）。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还有文化大革命就会悲剧重演。这是他非常，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非常诚恳的一种告诫，这样一种告诫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改什么？其实温总理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间，你会发现他的呼吁有个特点，就是只呼吁政治改革很少说到底改什么。


    就像广东的书记汪洋也在搞思想解放，要解放思想，我们必须要思想解放，解放思想，但是怎么解放法，解放什么，我们搞不清楚，就是不说，打死你，我都不说。那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有一种困境，这个困境就是说我们到底，比方说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些非常重大的东西，体制不仅仅是体制，也包括观念，比方说传统的那套意识形态的东西怎么去冲破，怎么去让这个国家能够说我们“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我们不知道到底在哪，我们朝向何处去，道路在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摸着石头过河，摸啊摸啊，已经摸了35年了，但是这个时候到底都进入深水区了，还在这摸。旁边人说都有桥了，你还摸什么摸，但是我们还是要摸，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非常清楚的加以表达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谈到了…我那个题目叫《何事让我不得语？》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互相沟通，交流。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外交官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官员到了西方说的一些话，外国人听不懂。这是吴建民先生曾经做过驻法国大使，他在驻法国大使期间每年都会接待200个以上的中国的省部级以上的代表团，但是往往坐下以后，跟法国方面会谈的时候，法国的朋友们说，你们这说的是什么？一坐下来就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春天，我们来到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巴黎”，法国一听就傻掉了，什么叫“光荣革命传统”，他们搞不清楚。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说，我们现在这种政治化中间有许多东西你会发现，我们不大容易跟西方世界进行交流，外部世界进行交流，比方说我们说小康社会，我们说三讲，我们说三个代表，我们说科学发展观，这些东西西方人都感觉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搞不懂。搞不懂这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是想不再说以前的那种话语，以前那种话语是说西方人能够懂得，比方说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插遍世界各地，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强烈的追求，“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要锻炼身体，我们要拯救全世界2/3的受苦受难的人民”，哎哟，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一定要说，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西方懂什么叫共产主义，西方人懂什么叫阶级斗争，西方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现在呢？小康社会西方人搞不懂了，这是什么意思。“三个代表”，西方人说哪3个人？搞不懂。但是我们说起这个西方人不大懂的话，其实标志着我们要告别以前的那样一个社会，我们告别以前的制度，但是我们的未来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走向何处去，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目标，说不得。说不得，就像禅宗一样，禅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


   我最近这些年一直想去突破这样一个语言上的禁忌，试图想把未来的目标说得更清楚一点。比方说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政治必须要有竞争，不同的力量进行相互的竞争，相互的制约。比方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一种彻底改造，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一种议会，我们这样的一种的人民代表大会英文翻译成所谓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西方人都觉得一下子“Congress”就是意味着5、600人在一块互相争论，但是他们看我们这个“Congress”，怎么又不像“Congress”。我曾经建议说以后翻译我们的人民代表人大，不要叫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叫“National renda”编译，不要再去弄这个“Congress”，因为它会误导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