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基层色情行业给了传统乡俗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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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不贴工作稿子，不贴混稿费的文章。此文的节缩版22日在南方都市报专栏上发过。为稿费写作，我是算到字数的，但这一回，真的多写了三百字，当时真的忘记了盘算稿费，现在贴一下原文。特别是像王大爷这种不会狗哥的老妖怪，他没有看到我在博客上，就是认为我没有工作，贴一下算是给大爷方便。)



　　邓玉娇的母亲在电话里对记者说：论辈份邓贵大还是我女儿叔叔了！我开始就注意到，事件发生巴东县一个野三关的镇，而寻求性服务的三个公务员中，有两个姓邓，KTV的服务生，现被公安局“初步认定”的“故意杀人”嫌犯，也姓邓。邓姓女子在家乡的色情场所从事非色情的工作，捍卫不做性服务的权利是如此坚决。而事发时间是晚七点过，她还在那样一个地方洗衣服，她应该是一个勤劳而节俭的女子。
　　在传统形成的自然社区，大多数乡民一个姓氏是常见的，这些社区是传统道理伦理的“孤岛”。人情敦厚，世风古朴。笔者小时候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家家户户知根知底，客客气气。谁见谁都叫得出辈份。小孩子在外耍到吃饭的时候，谁看到都往自家喊。女孩子在外面走家长也不用担心。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强奸案。今天的文化学者和一般青年，一听说传统社区，就想到愚昧，传统的温情被遮蔽了。
　　其实自然社区和传统道德是很顽强的。即便经过了“土改”，经过了“四清”，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种种“亲不亲阶级分”的折腾，它们都没有被荡涤干净。村民在最大限度地按照传统的惯性生活下去，尽管事实上一切都在改变之中。在自上而下贯彻的政治大气候下，他烧过你家的书，你斗争了他，他拆了他家的墙，风气过去，阴影肯定是存在的，请客吃饭的明显减少（我觉得越来越贫穷可能是主要原因），但大人见面仍然开玩笑，深入的变化至少从小孩子的角度难以发现。我现在回家得空坐在父亲面前，经常爱和他讨论这些情况，但他沉默居多，说明影响是“深刻”的。
　　到了目前，传统社区基本被改造完毕。一方面，许多年轻一代的村民在城市“暂住”，家乡的人情和民俗形成断代。同时，家乡也在按县级政权设定的目标改造，例如，“大学生村官”进村，“外乡的文化过的年轻人”插入村民生活最基本的层面，这对乡村的影响不小。自然村在人口和民风上都在空壳化。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横征暴敛，堪称对自然乡村的最后改变的沉重一击。此外，大多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子逃离了故乡，就成为遥远的城市里的“暂住人口”，而血汗工厂的沉重压力和色情行业纵深发展，使她们无法成为命运的主人。深藏内地的巴东县，绝对是这样一个标本。
　　邓玉娇，21岁，出生在自然村，去广东打过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济危机，她回到了故乡。可怜的孩子去到当地的色情场所，从事不色情的工作。哪个家长不担心。也怪不得她被绑在床上哭喊的内容如此单调：“爸爸，爸爸，他们打我！”（我真不明白，打她干什么！）但我觉得，这就是最有力的控诉了。天下有良心的男人，都应该替她可怜的没有出场的父亲答应一声！
　　邓贵大，或者邓叔叔，44岁，镇招商办主任。酒，并没有喝多久，晚上七点半，就已经喝完了。带着办公室的两个下级，来到一个把男人装在木桶里，由异性来洗浴的名叫“雄风”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能洗得出什么来？基层社会大量的这种色情行业，它们不是埋藏在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角落，而是深入到任何一个公开的闹市。一个彼此熟悉的地方，只有丧失廉耻之心的办公室，才能三个男人集体出动到那样的地方。不用说，公款是基层色情行业的主流后盾，一个熟悉行情的“服务员”，应该不会考虑客人带钱没有，像邓主任这样的人，不用带带钱都能去，一定时候办公室自然有工作人员去结帐。这就难怪邓贵大不对邓玉娇生气。一句话，人民用自己的钱在腐蚀这个社会。
　　当一个基层的熟人社会也布满这样公开的色情业之后，我们听不到女性的声音。晚上，他们的男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社会机制，业已占据主流的文化观念，不支持她们的追问，她们当然只有沉默。还有他们的孩子，上学的路上就是这些灯红酒绿的所在，当他们晚上在家里写完作业，伸完懒腰，也许突然觉得家里少了点什么：爸爸呢？
　　我们看到，18日县公安局的公告文本，跟这个色情场所的名字一样，都是男权的或者嫖客的语言主宰的。什么“误以为”邓玉娇是洗……的？公文也跟色鬼一样，满眼都是卖春的？人家声明了，人家逃到另一间屋子了，人家想有同伴壮胆，你们还追过去，这“误以为”的心理过程除了说明公文的“视角”，还有什么辩护作用？你的公告里为什么没有邓玉娇主诉的心理描写？
　　其实不难看出，邓玉娇去到“雄风”，她面前就只有两条道路了：要么服从邓贵大或者李贵大，要么跳楼。后者还可以赢得男权社会同情和赞赏。并不是从男权的视角想不到一个女子捍卫性权利可以如此绝对，邓贵大也会想得到，自古以来，这就是穷人的孩子最后的尊严，只是男权社会不在意这个，或者把它成修脚刀刚好在一个逼急了的女子手边一样，是一种“意外”。
　　可是，如果请良知出场，它会证实，当一个女子面对三个男人，当她一再被“按倒”或者被“推坐”的胁迫下，当她面对比年龄大一倍多的男人们用金钱和性诉求作为惟一的交流工具的羞辱之下，邓玉娇一瞬间的选择，不正符合传统文化的正宗教养么？你还能要求她权衡什么？我们相信，直到现在，她也不可能理解，她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考验，以及官方文件用怎样的语言在书写她！
　　邓玉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现实，一个阶层，一种命运。以此足见道德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现在，用法律去衡量邓玉娇似乎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最应该接受审判的到底是谁？这个社会对邓玉娇负有怎样的责任？我们的道德和良知需不需要拯救？（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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