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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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

作者：王鹏  时间：2010-12-29   浏览次数：245 次

摘要：抗争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既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政治学的发展概念。抗争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发展，它既发展了社会理论，也创新了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民主转型理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分析，并把其放入民主转型理论的范式转换中来思考抗争政治的含义、特点和过程，有利于深入地研究和解读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的相关问题，应该说，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新视角，虽然抗争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民主转型，但它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和构建公民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抗争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联性在于：在民主国家，抗争政治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抗争政治的三种结果，即被镇压、制度化和民主转型的实现。
　　关键词：抗争政治;民主转型;政治过程
　　一、民主转型理论的范式转换
　　学界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民主化大浪潮中，依托的民主转型理论主要有两大理论范式：一是历史结构理论，二是策略互动理论。历史结构论主要运用结构分析方法，从结构的观点出发，认为一切政体之所以发生民主转型，是基于与其政体相关或相互依存的结构条件发生变动所导致[1]。这些结构条件包括经济增长、公民社会、国家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等。历史结构论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重，刻意强调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先决条件，认为政治转型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这种带有经济决定论倾向的转型理论立即受到了政治学家的怀疑和批评。但历史结构理论的最大优点是其注重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特定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进程[2]，尤其强调结构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然而，它忽视了政体本身的内在变异和政治行动者的影响。
　　在对历史结构论的批评声中，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了策略互动论的民主转型理论范式。策略互动论吸取了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精华，从实际的政治过程出发，更加关注促进民主转型的直接因素，而不是仅仅关心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最终结果。策略论以政治精英为核心考察，它不是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把政治转型视为不同的政治精英或精英群体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策略制定、选择和博弈的过程。当精英群体各方为了自己利益不受损害而找到了一种妥协性的制度安排的时候，民主转型才有可能，就像普尔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说的那样，民主是一种制度性妥协的结果[3]。与历史结构论不同，策略互动论强调体制内的政治精英的策略博弈，以“精英中心”自上而下的战略推动作为民主转型的路径选择。但是，学者们开始提出疑问，在以精英为中心的民主转型中，如何看待民众的集体抗议行动，民众的集体行动是精英推动民主转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持力量，甚至在没有精英推动的情况下，有实例表明民众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直接导致民主转型，建立民主制度。于是学者们开始破除精英中心论的民主转型模式，更加关注民众的社会抗争行为，认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也是民主转型的一个模式。2001年，蒂利(Charles Tilly)、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塔罗(Sidney Tarrow)联合出版了《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①一书，提出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抗争政治理论”，这标志着抗争政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民主转型理论体系。
　　策略互动理论和抗争政治理论都属于微观层次的政治过程转型理论，只是它们的角度和路径不同。策略互动论主张政治精英为核心推动力量，路径选择为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抗争政治论以民众的集体行动为核心推动力，强调自下而上的路径方式。抗争政治理论认为，当权精英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也没有动力作为核心力量来推动民主转型。事实上，在威权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威权者(当权精英)会主动地通过政治改革来改进结构推动转型，只有当一些结构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它们才有可能成为威权统治的终结力量。在民主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中，政治学家将这个外在的力量定义为社会抗争[4]10。麦克法尔(Michael McFaul)系统地批判了以奥唐奈尔(Guillermo O’Donnell)和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为代表的策略互动论，并提出了民众动员模式。他们认为民主化并不是发生在权力之间的平衡，而是出现在新的挑战者与当权精英之间对抗之时。东欧革命和非洲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民众动员模式的结局主要取决于当权精英和民众抗争之间的强度和政治联盟的团结[5]。蒂利等人在麦克法尔的民众动员模式的基础上，详细地解释了民众动员的发生机制和分类研究，提出并完善了抗争政治理论，从而推动了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
　　二、何谓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的含义及特点
　　(一)抗争政治的含义
　　蒂利对抗争政治的定义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s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objects)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6]5。
　　塔罗的理解抓住了抗争政治的对抗特性：一旦普通民众(经常与较有权势的公民结盟)携手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抗争政治就产生了[7]2。
　　谢岳指出，所谓抗争政治就是抗争行为、集体行动和公共政治的交集体[4]18。这种解释体现出了抗争政治的三个重要特点，对抗性、集体性和公共诉求性。
　　Porta从抗争政治的形式上给了两点理解：首先，抗争政治行动都是用非传统的方式来干预政府的决策。抗争运用的方式往往具有别出心裁、非正统、戏剧化以及争议性等特点。其次，抗争行为在于使用间接的渠道来影响决策。抗争作为弱势群体者的唯一政治资源，他们通过抗争行为，试图受到媒体的关注，并最终打动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人士[8]194-196。
　　如果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抗争政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奥罗姆(Anthony M. Orum)认为，它同传统政治参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抗争政治的形式被现存的政府当局定义为处于社会常态制度之外。即抗争政治之所以出现在一个社会，原因在于他们的发起者及组织者认为，政治表达的常规性制度渠道已经堵塞[9]231。
　　(二)抗争政治的特点
　　在上述学者对抗争政治所理解的含义之上，本文试图从主体、客体、目的、形式和策略五个方面来解读抗争政治的特点。
　　1. 主体：体制外的有一定认同感的集体行动者
　　理解抗争政治的主体有三个要点：第一，必须是集体行动者，单一的个人抗争不视为抗争政治的范畴。第二，集体行动者是体制外的参与者。因为抗争者不能够进入体制内通过政党组织模式或者利益集团来获得影响决策的机会，因此抗争是他们的唯一政治资源。第三，集体行动者具有一定的认同感。抗争者为了特定的公共诉求集合在一起，并形成了暂时的团结一致，从而促成了政治抗争行为。
　　2. 客体：政府及其决策者
　　如蒂利所言，某一政府至少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更具体来说，抗争者要求的是政府所主导的政策决定。因为只有政府和体制内精英才拥有决策的权力，抗争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政府决策来实现抗争集体的公共诉求。
　　3. 目的：公共诉求
　　所谓“公共的”，就是把那些完全发生在包括教会和公司在内的界限明确的组织中的提出要求的行为排除在外[6]6。也就是说，私人诉求和正式组织的利益要求不视为抗争政治的目的。抗争的目标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某一特定公共利益，而且这种公共利益上升并扩散成为每个集体抗争者的普遍诉求。因此，公共诉求也是产生集体行动的前提。
　　4. 形式：对抗性的、偶然性的和创新性的
　　抗争形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对抗性的。抗争性集体行动形式之所以不同于市场关系、游说或代议政治，就在于使普通民众与对立者、社会精英或当局发生对抗[7]4。对抗不排除暴力，任何政治抗争行为都可能出现暴力形式，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抗争政治逐渐趋向于非暴力化。有学者作过民意调查，就非传统的政治行动而言，越是和平与制度化(例如请愿)，越可能获得大众的支持。只要是直接对抗的行动，或只要沾了一点暴力的色彩，大众的支持率就会下降[8]212。第二，它是偶然性的。偶然性体现在政治抗争的间歇性和非连续性。抗争不是定期发生的，这是抗争同定期举行的常规的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主要区别。抗争也不是持续进行的，如果抗争行为长时间持续的同对立方互动，那么抗争就发展成了社会运动。第三，它具有创新性。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参与方式，抗争形式已经不同于如参加政治集会、政党活动或者接触公职人员等传统的参与方式，他们的方式要么是从未有过先例的，要么是被现存政权所禁止的方式[6]9，如联名签署、合法游行示威、抵制、拒交租金、静坐抗争、阻碍交通、非法罢工等等。
　　5. 策略：媒体等信息技术的间接劝说
　　抗争是弱势群体的唯一政治资源，为了表达并实现公共诉求，他们运用各种策略来使更多的人和团体认同他们的诉求，更重要的是能够设法打动那些或许能够影响决策的体制内精英。因此，抗争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策略来向媒体和更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进行间接劝说。于是，抗争者创造了很多标新立异的抗争形式，并积极扩大自己的抗争人员数量，还要传达一种文化上或道德上的感召力来打动媒体和决策者。②必须看到，抗争行动能否产生效果，媒体和信息技术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抗争者无法直接感召更多的大众支持者和体制内决策者，他们只能运用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力量来寻求更大群体的大众的支持，并通过媒体让决策者感受到他们的力量。
　　(三)同社会运动的关联
　　所谓社会运动，即以潜在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抗争政治事件[7]3。从塔罗对社会运动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把抗争政治看做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前提，而社会运动同抗争政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持续性。只有通过持续集体行动来反抗对手，抗争事件才演变为社会运动[7]9。这种持续性可以从两方面作出解读，一是对抗时间的持续性，因为抗争政治是偶然性和间歇性的。二是团结认同的持续性。塔罗认为，抗争政治的团结只是暂时的团结，它没有表现出更长久的团结认同的迹象，因为没有持续的对抗时间也就难以产生持续的认同。
　　因此，若以社会运动论之，就必须把抗争政治事件看成这种长期行动的一个环节。抗争政治事件的发生是社会运动形成的过程，也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运动的典型行动模式，但抗争政治行为不等同社会运动。另外，抗争行为也不是社会运动所独有，其他的行动者如政党或者压力集团，也会运用抗争行动[8]197。
　　后来，蒂利等人试图打破政治抗争同社会运动、革命和民族主义等运动的界限，他们认为不仅仅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抗争中探求相似的因果机制与过程。基于此，蒂利在《斗争的动力》中意在把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等放在抗争政治的一个框架下，并突破传统政治和非传统政治(或称为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界限，探寻他们之间的相似机制，因此就出现了广义的抗争政治概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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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争政治如何可能 ——抗争政治过程研究
　　(一)政治过程理论
　　抗争政治为什么发生，这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然而最有影响力的解释者应当首推蒂利，他在对一系列抗争事件的研究中总结提炼出了著名的政治过程理论。
　　蒂利用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来诠释了政治过程理论。在政体模型里，蒂利区分了两类成员，一类是政体成员，一类是政体外成员，即挑战者。政体成员在政体内拥有优势政治资源和决策权，挑战者是弱势群体。挑战者为了对政体成员和决策者施加影响，他们只能通过社会抗争的手段来扩大影响。然而在抗争中不仅仅是挑战者的独角戏，一些政体内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也与挑战者形成了联盟，而挑战者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的支持，因此，这就为抗争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6]13-17。如果说政体模型解释了抗争政治的产生机制，那么动员模型则试图提供一个抗争政治的发展路径。在动员模型里，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抗争行为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抗争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组织能力(organi zation)、抗争的动员能力(mobili zation)、抗争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repressionor 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限制(opportunity or threat)、抗争集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10]191。这些因素单独存在是不足以支撑抗争政治发展壮大的，只有通过这些因素进行不同的特定的组合，才促成了抗争行为的发生发展。
　　以上可以看出，政治过程理论把抗争政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抗争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抗争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摒弃了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病态解释和非理性解释，强调抗争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更加注重动态的中观层面的过程因素。政治过程理论把政治带了进来，它改变了原有社会运动理论忽视政治因素的传统，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抗争与体制化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政治过程理论成功地将注意焦点转移到新兴的和传统的行动者之间，以及较不传统的行动形式与制度化的利益代议体制之间的互动过程[8]12。
　　政治过程理论发展至今，仍然是解释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的主流理论模式。但是它也不是没有问题，而且问题还很致命。政治过程理论以理性论自居，然而这种理性论仅仅强调了抗争的利益、组织、资源和机会的理性选择逻辑，它却忽视了情感和文化的力量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影响力，因为，文化和道德的力量也可以通过感召来遏止更多的抗争发生。更为要命的是，政治过程理论仅仅给出了解释社会运动的中观和微观体制，它忽视了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动态的宏观机制，而决定一个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关键恰恰在于一个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所以说，政治过程理论把社会抗争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根源抛在脑后，或者试图用政治机会结构来代替国家因素，这是学界对它的最大批评。
　　(二)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过程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概念就是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抗争政治有没有可能发生，关键在于政治机会结构的产生和开放程度。塔罗直接指出，与抗争紧密相连的更多的是集体行动的机遇，而不是人们遇到的持久的社会或经济因素[7]95。政治机会结构模式日渐成为当前研究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主流解释模式。
　　塔罗对政治机会结构的界定是，通过影响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的期望，始终如一的——但不必是正式地或永久地——为集体行动创造动机的政治环境因素[7]102。埃辛格(Peter K.Eisinger)把政治机会结构定义为“政治环境的开放或封闭程度”[11]。对于抗争政治产生的理解，关键在于界定这个政治机会结构到底包括哪些机会。塔罗认为，抗争政治过程有五个最重要的机会结构：(1)开放新的社会行动者参与政治的通道。(2)政体内政治重新调整的迹象。(3)有影响的盟友的出现。(4)高层内部出现的分裂。(5)国家镇压力减弱或镇压意志的不一致[7]102。这五个机会的出现和开放程度，再同国家的三个主导因素——国家力量、主导战略和压制力相互交织后，抗争政治的产生性即可揭晓。Porta 把政治机会结构分为稳定因素和动态因素，稳定因素主要指政治体制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动态因素即抗争对手的行为因素和抗争盟友的行为因素[8]231-261。还有学者把政治机会区分为文化型政治机会——制度型政治机会和稳定型政治机会——变异型政治机会两组[12]。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运用政治机会的概念来解释抗争事件，并且这种“机会”的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多。现在这一概念所对应的内涵逐渐演化为庞然大物，虽然这个概念解释力不断获得增强，但是它的精准度却下降了。长此以往，这个概念恐怕将成为无所不包的“垃圾桶”[8]262。因此，政治机会结构最主要的问题是它几乎成了任何能够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的代名词。由于它似乎什么都能解释，自然就失去了一个理论应有的可证伪性[13]。
　　(三)文化和信息技术的作用
　　政治过程理论是解释抗争政治的中观机制框架，在这个中观机制中，不能忽视文化和信息技术的作用。奥罗姆更加强调文化的力量对于抗争政治的作用，他认为文化认同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解释抗争起源的重要路径[9]243-246。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动员资源，它能够感召更多的人来参与和支持抗争行为。在抗争者唯一不多的资源当中，文化已经不是静态的价值理念，而成为了一种符号行动。抗争者运用各种研讨会、期刊、演唱会和纪录片，希望能够教育社会大众接受其公共诉求，让他们感受到抗争所传递的道德力量，甚至为了目标而不惜牺牲的强大的感召力。世界已经迎来了信息时代，信息的发展和传递影响着每一个人。信息代表着一种对现代世界的创新，而且也将会改变人们的政治和抗争形式。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网络社会结构的发展壮大，信息造就了社会网络的不断扩展，这也是抗争者能够成功吸引更多参与者的关键。在未来的抗争政治发展中，文化和信息技术的力量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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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争政治能带来民主转型吗 ——抗争政治的结果分析
　　(一)在民主国家，抗争政治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
　　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抗争政治以“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代言人自居[8]280。抗争本身就是对民主的诉求，而这种诉求意味着人民试图召唤一个古老的民主元素的回归，那就是直接民主。抗争政治是对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观和政党政治的“组织化民主观”的批判，他们试图探索在这两者之外的进行民主选择的其他正当路径。在抗争政治的民主理念里，人民本身就是个政治人，他们必须担负起直接的责任，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从而推动政治决策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抗争使得民众接近政治系统的可能性增多了[8]242。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西方民主国家所产生的政治抗争，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是对公民新型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多元化的现实追求，它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因此，作为一种不具备威胁现有政权的抗争政治，它们的结果往往是被“制度化”。
　　(二)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民主转型的催化剂
　　在威权国家里，抗争政治的结果也许更为复杂些。在民主转型理论中，抗争政治更被期望成为一种民主转型的重要路径。蒂利对民主化和抗争之间的互动是十分乐观的。他认为，民主来自民众的抗争，并且他还动员和重塑民众的抗争[6]340。他通过研究瑞士和墨西哥两国的例子得出结论：虽然他们的民主路径不同(强政府与弱政府)，但是最后他们通过抗争都实现了民主化。而且抗争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不断的，各种民主政体在抗争政治中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抗争政治[6]389。需要指出，蒂利这里所指的抗争政治概念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集体抗争行为，它已经转化成为持续的有相当认同的大型的社会运动，这也符合蒂利所倡导的广义的抗争政治概念。
　　简单断定抗争能够带来民主化未免过于武断，但是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威权国家里，抗争政治可以成为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抗争政治这个催化剂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产生化学反应，它也需要“政治机会”才能起反应。蒂利指出社会抗争能够推动民主化需要四个条件：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联系增进，潜在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14]189-190。如果抗争能够促进这四个动因，那么抗争就能够促进民主化，反之，则会阻碍或损害民主化。谢岳在研究中更加侧重了抗争促进转型的内外部机制。从抗争的内部机制来说，要有五个条件：抗争的规模和强度、民主诉求的公共性和全国性、抗争目标的策略性设计、抗争组织的权力集中、抗争方式的和平性。内部机制具备以后，还要存在两方面的外部机制，一是政体内部存在着结构性衰败因素，即统治集团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体制内精英分裂，改革势力已经力压保守势力占据主导，这样才可能产生抗争同改革势力的联盟。二是国家能力的强弱，如果统治集团保守势力仍然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那么抗争的结果就是被镇压[4]222-228。
　　(三)抗争政治的三种结果
　　以上研究表明，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否能够推动民主转型，还不能给以确定的答案，抗争仅仅作为转型的催化剂，能不能被激活，还要看复杂条件和机会的生成。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抗争政治会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被镇压。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是抗争已经呈现一定的规模和强度，而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现有体制是封闭的，保守势力不愿意同抗争势力妥协，因此结果只能是被镇压。
　　第二种结果是抗争的制度化，即被“同化”。同第一种结果的前提相同，抗争的规模和强度已经足够，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但不同的是现有体制是开放的，体制内主导精英愿意妥协并通过谈判和部分利益的实现把抗争者接纳到体制内，于是，抗争就被制度化了，之后它就成为常规政治的一部分而存在。
　　第三种结果是民主转型的实现。即抗争的激活机制产生，内外部机会同时出现，抗争者同体制内改革势力结成联盟，推动实现了民主转型。需要强调的是，抗争本身很难生成民主转型，关键需要同体制内的改革势力的联盟。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明确指出，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即国家政权强大而市民社会弱小，有效的抗议网络往往得益于通过国家政权的密切联系[15]。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外部机制要有效结合，抗争才能产生民主转型。
　　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新的视角，虽然抗争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民主转型，但它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和构建公民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抗争政治作为一种理论具有共性，但不具有普适性，就像许多学者对政治过程理论的批判一样，研究任何政治抗争和社会运动，都不能脱离抗争所存在的国家—社会关系和特定的政治结构。因此对于抗争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一些转型国家的抗争研究，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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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此书中译本为《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②PORTA列举了抗争政治的三种策略逻辑形式，即数量逻辑、物质损害逻辑和见证者逻辑。参见DONATELLAD.PORTA，MARIODIANI著《社会运动概论》，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201-210页。
　　③需要指出的是，蒂利等人虽然试图探寻广义的抗争政治的相似机制，但是他们对抗争政治也作了有节制的抗争和超越界限的抗争的区分，并且重点研究超越界限的有创新性的抗争政治。这也就表明，蒂利首先承认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试图找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似机制。笔者认为，蒂利等人的这种整合，是试图打破原有社会运动理论不同学派之间界限的整合，是试图探寻一种能够解释不同社会运动相似性的广义抗争政治理论框架的整合，如果单从行为事件上来看，政治抗争同社会运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参见道格·麦克亚当等著《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