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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27-2009 2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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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向阳：中国司法,请站在人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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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命题，站在真正的法治立场上看，确有一些问题。法律是客观的、中立的、持平的，无论阶级出身、无论文化教育、无论宗教信仰若何，都应当平等而待之。那么，在官员与平民面前，自当一如斯往。
然而我还是要说，中国的司法，请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以百倍的语气强调这个命题。这有现实司法实践和现实政治理念的双重原因。
从现实政治理念上说，中国所信奉的政治理论，法律面前的人们，并非是一律平等的。这昭然写在国家名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昭然写在国体宣言中，“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至于司法领域，则人民公安、人民检察、人民法院，比比皆冠之以“人民”二字——中国的法律，在司法对峙者之间，倾向于人民，当是无所疑义的。
但现实的社会实际却与此发生了冲突，不但不倾向于人民，甚至连腐朽、没落、虚伪而非真理的资产阶级法治也不如。资产阶级法治，在不同身份面前，秉其中立而持之，虽不倾向于人民，却也不倾向于与人民对立一方，或资产者、或文化者、或教士、或官宦权势者。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情况是：每当两造对簿公堂，只要是人民，则必不被平等待之——一方人民身份一显，司法的天平即刻倾向于官宦权势者。
最近一两年间之中国司法表现，使这一命题之强调，显得更为紧迫而必要。
前些年间，每当两造对簿，官员权势之一方，或以私情动于司法，或以势利动于司法，必当通过具体动作才能使司法的天平倾斜于自己之一端，才能让“人民”的弱者本质可怜巴巴地裸露于司法机器面前，沦之为乞公道而不得的丐者。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司法对峙中，一方虽为官宦，只要不为具体之举，其官员身份并不当然成为获得特别司法保护的资本。近两年却不然，袒护官员成了中国司法的政治任务，中国官员形像即国家形像、政府的形像，司法对官员形像的维护，即对国家形像的维护、对政府形像的维护、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因而，且无论其是非如何，根本无须特殊的、具体的运作，仅官员的身份一项，即当然地取得中国司法的庇护。
杨加案件如此。杨加当死，但死案的审理中，保护官员形像是一系列程序的底线，即违法如使杨母“失踪”，亦万不得触动保护官员这一底线。
四川宜宾某国税局局长嫖幼（13岁）案如此。介绍幼女者以强迫卖淫罪入监，国税局长大人却以不知是14岁以下幼女之由而摆脱干系。这次嫖幼，局长大人支付嫖资6000元。在其事前的目的中，6000元巨额所购不是一支未曾他人沾手的小花、幼蕾，而是“花开堪折只须折”的一般的花枝？鬼也不信！
本月发生的邓玉娇杀官一案，使强调本文命题显得尤为迫切而必要。
邓贵大、黄德智二人，论其显贵程度，，野三关镇招商局协调员，仅偏远地方区区芥吏而已，说是官员真抬举了他们。但以现代制度，属于公务员编制系列，自然归于国家干部的体系之内。于是，中国司法以其惯性，当仁不让地担当起维护他们形像的“责任”！
且看，在巴东公安的通报里，“捺倒”被软化为“推坐”，“特殊服务”被文明为“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是个神经异常者、性格怪异者、无来由的疯狂手段肆意实施者、没腔没调的持刀弄刃者。在一切的“无来由”之后，又是一个自投刑事罗网者——一个极不可爱的让人万般生厌的女孩子！在巴东公安的通报中，邓玉娇动刀杀人的逻辑根据根本不存在。看了这则通报，人们陷入五里雾中：中国，还有这样麻縻不分的糊涂女孩？
直到夏霖律师将控告书公之于世，这才知道邓玉娇曾面临如此卑鄙龌龊、凶横霸道之逼奸情节：
邓贵大指着邓玉娇骂：“你他妈的还挑人啊，你什么意思，嫌我们老了？我们就是来消费的，你他妈的就必须要服务！”
邓玉娇恳求道：“我有没有戏弄你你去问外面的领班，如果我真是在这里上班，我就是戏弄了你，那就是我的错。”另一在场服务员叫来领班，领班劝阻未果。
邓贵大继续骂道：“什么上面下面的，不都是一样的吗，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又说，“你不就是要钱吗？你就是没见到过钱！你要好多钱，你开口，信不信我今天用钱砸死你！”遂拿出一叠人民币，向邓玉娇脸部搧击。
每搧一下，邓玉娇便退一步，搧一下，退一步，一直退至身后沙发处，就说“对，我就是没见着过钱，有种你今天就砸死我”。邓贵大说，“我就是要用钱砸死你，就是要拉一车钱来砸死你。”领班再次劝邓玉娇离开，邓玉娇欲离开，被拖回。邓贵大说，“想跑，跑到哪里去？”邓玉娇再次试图离开，又被拉回。邓玉娇就从包中拿出水果刀，双手背在身后。
邓玉娇杀人的合理逻辑呈现无遗。权力娇惯下的官员对人民群众、对弱势妇女的穷凶极恶、糟践蔑视也呈现无遗。中国司法面对官民对决公堂时的当然性选择的必要理由也呈示无遗：邓贵大微微一官，且猖狂无忌如此，中国的整个官僚体系如何呢？——为维护官员从而维护国家政治形像，中国司法当然要力尽遮掩之能事！
中国的司法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输赢唯身份论的状况：
蒲松龄《聊斋志异》一书《盗户》篇记载：清顺治年间，山东某地，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采用招抚政策。政府将被招抚者名之为盗户，对他们采取特别优待的政策。每当盗户与其它群众发生争执，官府就曲意地袒护他们，因担心处之不周，又上山做了土匪。此等背景下，官司场上也出现了很怪异的情况：那些打官司的人往往冒充自己是盗户，以期官家偏袒；打官司的另一方则往往反驳对方，说他们并不是盗户，以避免官家真的偏袒了对方。因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官司中，执事者仅仅为是否盗户这一问题，要反复苦讯，每每要到掌管户籍、公安等事宜机构去调查。
现代小说中又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化革命中，一位姓张的，其妻长得很美，大队书记与她勾搭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姓张的回家正碰上妻子与书记在干那事儿，怒火不打一处来，拉书记到政府说理。书记睬也不睬，继续趴在张妻身上干那事儿，并大声斥问姓张的：“你是啥成份？”姓张的就怕问这，惊惶地回答道：“我是富农。 ”大队书记与张妻从从容容云雨毕，理直气壮地拉姓张的去见政府领导：姓张的控诉书奸淫了他的妻子，书记控告姓张的是阶级报复，并说根本没那事儿。政府领导一听双方控告的罪名便知道谁有理谁没理了。后来，姓张的以阶级报复的罪名在邓州府坐了两年监。
难道邓玉娇案件对中国小说史又来一次刷新？一方是普通民女，一方是镇政府干部。难道真的一验身份，邓玉娇便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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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27-2009 2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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