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提前二十年”有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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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发现我大约在2000年的中国新闻周刊上写过这样的文章。这说明我那时都坚信专制社会“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的真理，的确，从万理长城和圆明园的修建，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盛极一时，历史本来就是这样，“越专制越有能耐”，这不算什么发现。奇怪的是，当时的新闻周刊也能发这种稿子。

“提前二十年”有什么好
何三畏
　　自从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听到很多地方在重复这样的决心：我省或我市将比全国平均提早10年或20年进入小康社会。跟其它许多口号不同，我相信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很多地方都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在一个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辖区，有几百万人口提前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进入小康社会，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难办到。高度集中的资金投入，领导“有魄力”，一拍脑门就决定任何重大市政建设，就行了。至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有过”这样的成功实践。
　　但是，集中财力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心城市建设一个甚至两个“小康社会”，虽不是难事，但也不是什么好事。
　　可以预料的是，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将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每一个地方辖区都有自己的“小康社区”，而在这个“小气候”以外，则是相对落后一二十年的“后发型小康社会”。
　　这决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反倒是整个社会需要预防的“发展失衡”。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会引起若干副作用的。很明显，而今中国社会正在承受着这样的痛苦。遗憾的是，这一点不被地方政府所在意。当然，各地方首脑绝不会住在“后发型小康社会”，承受这个阵痛的大量人群不在社会主流。但这并不代表“两种社会”能相安无事。有这样一个现实，在落后地区，排除地方公务员的腐败因素，即便只是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待遇，也与辖区公民的生活现状出现太大的反差，从而成为官民距离甚至情绪对立的直接诱因。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人口流动已成不可遏止的趋势，计划经济时代一纸户口划地为牢的局面终将最后被冲破。“率先建成的小康社会”与“后发型小康社会”的差距愈大，人们用脚步来选择生活的奔走就愈执着。所以，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会导致人口过度单向迁移的压力。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需要用铁丝网围起来。试想10年后在每一个省都布上几道同样的铁丝网，那将是怎样一条刺目的风景线。
　　每到重要节日庆典，就务必要收容一批在城市底端觅食的“流民”，这在城市管理方面也许被认为“不得已”，而不是故意侵权(直到成为一个能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执法管理”行为，使“收容遣送”异化到远离执法的原义，则不能不说是故意的了)。因为他们——来自“后发型小康社会”——生命质量低，生活质量劣，形成了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这些于法于理都与现代社会极不协调的社会病痛的根源，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发展不平衡。
　　漠视大部分人群的利益的所谓发展，在社会发展指数上是要扣分的，实质不是真正的发展！提出发展与公平的问题，并不是要堵住部分人群失衡的心理缺口。失衡本身亦不利于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则是破坏性的。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必然导致教育和人权的不平衡，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导致不稳定。从这个角度说，建设小康社会重在“全面”，重在平衡。
　　从世界范围来说，“和平和发展是主旋律”。这个世界的种种冲突，你可以从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发展的不平稳”，恐怖主义分子都住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巴勒斯坦的青壮劳动力每天排着队到以色列去打工，所挣工钱是自己那边的几十倍，但另外一些人则不是去劳动，而是腰间绑了炸药。
　　而今，在一些重点城市，原来的立交桥已经不能满足车流需求，或者说已经“不好看”，又在拆除建第二代了。而在幅员辽阔居住着更多人口的地区，则缺乏基本的公共设施；大城市的某些人群刷医保卡买药了，更多的人却“有病不看”；有的城市中心主要大街的临街墙壁已经由市政投入的“光彩工程”涂了一层又一层的光彩材料，而郊区城乡接合部却总是相当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样子，只是在不断外扩而已。这种建设思路其实还是一种“政绩重于实绩”的面子工程。
　　新的发展时期，正是消除这一社会矛盾的历史机会，十六大的文件已经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可是，考之于许多地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径，不宣而战的战略却是沿着“小康社会首先在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取得胜利”的方向发展。照这种发展趋势，不平衡的局面将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对此人们不能不产生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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