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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过了20年，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在北京开枪镇压示威学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依然是中国政治的敏感议题。事件不但重挫了中共的国际形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外交封锁，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路线所凝聚的上下一心的氛围，也因而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就如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20年的时间并无法提供足够的时空距离，让后人能摆脱切身利害与个人情绪来冷静评断它；然而天安门事件却又是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何处理这个无法完全回避的议题，挑战着中共对改革开放成就的论述。
在公开论述中可以发现，官方对于六四事件采取了刻意淡化的态度，不但对事件的定性一再软化，而且绝口不提“六四”、“天安门”等被视为敏感的字眼。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于2006年8月15日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讲话时，对六四事件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暗示事件与21世纪的中国某种遥远的距离。
从“反革命暴乱”软化为“政治风波”
中共一开始是以“反革命暴乱”为由出兵镇压，但邓小平事发后6月9日对戒严部队的讲话，首次使用了“这场风波”来形容事件，中共后续软化为“政治风波”而不再提“反革命暴乱”来定性六四事件，并沿用至今；至于这个定性转变的理由，当局却语焉不详。
对于中共因为在六四事件上态度隐晦，几乎把历史诠释权拱手让出的困境，一名认同镇压，坚持中国需要和谐稳定以发展经济的24岁政法系官员也表示不解：“这也是我还在思考的问题。”
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民间学者莫之许分析，中共自知血腥镇压学生理亏，而且学生当年的许多诉求与改革开放的目标高度重叠；既然改革开放仍是主流路线，当局自然无法全面否定六四事件。
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共党史学者分析说：“如今的中共并不是要维护六四，而是希望暂时遗忘和抛开六四，（因为）谈六四最大的风险是责任追究。”
学者表示，责任追究势必要涉及邓小平以及后来的中共领导层，这是现在实行集体领导制的中共决策层所无法处理的难题。现阶段碰触六四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无法否定的情况下，遗忘是唯一的选择，虽然不面对的代价导致中共在六四问题上只能陷于政治被动。
官方虽然没有强力为血腥镇压辩护，但1989年后中国经济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快速增长，隐然为使用武力提供一些正当性。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5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关于六四的提问时表示：“关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马朝旭接着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一些数据似乎能支撑这套逻辑。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天安门事件爆发后的政治紧张时期，1989年是4.1%，隔年下滑为3.8%，1991年为 9.2%。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力推改革开放路线后的五年，经济都以两位数增长，他在1997年初过世后，经济仍然维持可观的动力。
中国经济总量在1989年约1万6992亿元（人民币，下同，约3684亿新元），在邓小平过世前的1996年已经超过7万1176亿元，去年更突破3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一般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准，也在六四事件后平稳上升，1989年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1374元，在邓小平逝世的1997年已经上升到5160元，去年则达到1万5781元。
认同六四镇压的24岁政法系统官员表示，社会动乱不利于中国发展经济，胡锦涛因而要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这符合中国整体的利益。
根据莫之许的观察，中共至今还没有公开地用经济增长，来直接为六四镇压辩护，因为中间的因果关系经不起推敲。
他说，市场经济在1980年代已经成为中共的政策主轴，六四后进一步质变为“GDP主义”，今天中国经济的局面，在1980年代已经基本形成脉络：经济特区、干部准备（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思想准备（理论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条件在六四后都加快了进程。
邓小平当年的翻译高志凯，5月13日投书《纽约时报》的回忆，多少印证了这个观察。高志凯说，邓在1986年11月接见访华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费兰（John Phelan）时，就已经提出要在中国设立证交所的构想——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至于不镇压将导致中共倒台，引发更大社会动乱的推论，莫之许指出，当年广场学生在最后矛盾激化后才喊出打倒中共的口号者绝对是少数，而且根本不会获得北京市民认同。
无论哪一派胜出 依然是中共统治
他说，当时中共内部发生温和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无论哪一派最终胜出，依然是中共统治——不镇压可能会让中共后续的统治更为棘手，经济发展或许也要短暂受挫，但所有条件都不构成中共下台的结局。
中共党史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在1989年还是普遍支持中共的。民众刚从文革动乱中喘了口气，物质生活持续改善，因此学生开始只是反官倒腐败，没有推翻中共的政治诉求；后期对立激化后的口号，也不会获得社会认同。
中国经济在六四事件后高速成长是事实，却也不是没有代价。虽然中国在1980年代仍然处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状态，但是人心思变，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气，中共内部也不乏锐意进取的动力。
早在1987年邓小平主导的中共十三大，就已经公开明确地提出政治改革的施政目标，很多在当下中国仍具现实意义的理念——例如鼓励舆论监督，主张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
从《邓小平文选》中也可以发现，政治改革是当时由上到下的普遍共识，邓小平自己对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更有深刻的认识。
他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六四改变了这个共识。“稳定”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甚至影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迫使邓小平必须在1992年南巡，继续鼓吹经济改革；然而政治改革也因此而胎死腹中。
莫之许认为，中共党内的右派在1989年后相继被边缘化，而左派在1992年也因阻碍经济改革被压制，形成了党内左右相互制衡，而“利益”逐渐占据主导位置的局面。
党史学者指出，六四让中共意识到党内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而探讨六四在党内只能徒增纷扰，再度引发权力博弈，久而久之，六四自然成为政治禁忌，遗忘变成唯一的出路。
学者表示，中共的新共识其实奠定了后续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可同时也让中共在政治上趋向保守，尤其在经济发展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后，对政治改革更是采取消极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当局提倡“和谐社会”，实际上延续了“稳定”的主题；然而遗忘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邓小平“政治改革保障经济改革”的认识像幽灵般如影随形，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官方“深化改革”与民间“改革已死”的对立说法，昭示着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社会矛盾随着经济发展“一条腿走路”，还在不断累积当中。
与此同时，遗忘六四的努力未必尽然成功。莫之许说，现代互联网科技打败了当局试图让社会遗忘六四的企图。
虽然新一代的中国人普遍对六四无知，对20多岁的年轻中国菁英来说，儿时长辈话家常的模糊印象、上大学接触互联网，甚至出国留学的机会，都让他们知道这个历史事件——虽然他们对事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或愤慨、或无奈、或惋惜学生、或认同镇压，但六四已无可避免地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段记忆。
24岁的杂志社记者小吴（化名）说，他在读大学时，时髦的男生电脑里必有两种存档，一种是色情录像，一个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
党史学者指出，六四在中国社会不引发普遍关注，除了官方的压制，也因为同1949年后的重大政治灾难比较——如反右运动打击全国知识阶层、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席卷全国的文革——六四的打击面毕竟相对小，时间也短暂，因而也容易被一般民众淡忘。
作为政治改革中止的弥补，新的施政理念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八荣八耻”，强调“党的建设”等，无不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可是在批评者眼中，缺乏制度性改革的保障，政治上的进步还是跨不过利益集团的障碍。29岁的自由撰稿人贾葭在评论现今社会的不公现象时说：“因为六四，我们今天还在解决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要解决的问题。”
六四仍然会是中国政治一大禁忌
在庞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1989年后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仰和热情的退烧，使得“理想”更像是稀缺的奢侈品。党史学者用“辨证法”分析说，缺乏理想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许无足轻重，可是在物质条件日益成熟后，却可能变成制约继续进步的重要元素。
对莫之许而言，六四遗留的主要负资产就是暴力的常态化。他指出，无论是国企工人下岗、农民圈地强拆、城管野蛮执法，不讲理、不妥协已变成常态，“暴力就是道理”。他说，中国人并没因为六四而变成只追求物质生活的怪物，中国人的道德是非感还在，只是在丛林法则横行的现实里，无法对强权说理成为生活中最大的无奈。
在可预见的未来，六四仍然会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禁忌，而由于当事人大多健在，盖棺论定显然还困难重重。一直关心两岸关系的贾葭以台湾类似的经验为参照，指出“二二八事件”也要经历超过半个世纪，社会才得以发掘真相并开始疗伤及和解的进程。
被问及对六四的看法，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六四是一场悲剧。中国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学习现代政治文明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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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4-2009 1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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