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先翻案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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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中共承認六四不是「暴亂」是「屠殺」


早就聽說嚴家祺夫婦在紐約的日子過得不太好，當記者來到他位於布魯克林六大道邊上一條胡同裏的家時，心裏頓時感到更加沉重。

記者依約到嚴家祺家裏採訪。在一排兩層樓高的連幢屋中間，記者找到了門號，在略顯破舊的門框兩側各有一個門鈴，一看就知道，這幢不大的房子裏住着兩戶人家。左邊是一個白色的門鈴，邊上貼着"Yan"字。
記者只見過嚴家祺的照片，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招牌式寬幅眼鏡。當一個清瘦的、戴着一副大眼鏡的老者開門站在記者面前時，一股書香味就撲鼻而來，記者頓時就有一股親切感。他伸過手來表示歡迎，記者卻一眼看到乾淨的襯衫袖口，已經被洗得磨破了邊，還露出了幾條破布絲來。大眼鏡透露出老者的睿智和滿腹經綸，磨破的袖口似乎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經常在案頭工作的學者。
進到屋裏，是陰暗、狹窄的過道。或許是日久失修的緣故，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在過道，地板發出「伊呀伊呀」的小聲響。正對着過道，是他家的廚房，右手邊是只容得下一人的洗手間、廚房、過道和洗手間，即使是白天也得開燈才能看清周圍。屋裏面最亮堂的地方，就是位於過道左手邊的書房了。書房裏，除了電腦、電視和傳真機，就只有一張床和兩個簡易的書櫃了，櫃裏擺滿了書。進到這個家裏，記者不禁欷歔，腦中只有四個字「家徒四壁」，這是記者在紐約見過的最簡陋的人家之一。眼前的人和屋裏的陳設，讓記者無論如何也無法將這位老學者與中共（知識分子中）頭號通緝犯、著名民運人士、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掛起鈎來。
當記者好心地問起需不需要外界提供經濟幫助時，他立即表示拒絕。
當記者表明採訪的話題時，嚴家祺感動地說，感謝香港《蘋果日報》專程派記者來採訪他。六四 20年了，許多人已經淡忘了這個事件，而且中國經濟強大了，許多國家基於經濟利益不敢得罪中國，也逐漸淡漠了對此事的態度。連台灣的媒體也軟化了立場。在香港，也只剩下極少數的媒體敢於繼續支持六四，香港《蘋果日報》此次還專程派記者來採訪，他非常感動，心裏也感到很大的安慰，說着說着，他的話語就有點哽咽。


話題還是從他目前的生活說起。嚴家祺說，他來美國 15年了，最初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了兩年訪問學者，隨後就在紐約以寫作為生，這 15年寫了千多篇文章和兩本書，《霸權論》已經出版，另一本《廣義進化論》，是跨學科的一本著作，從生物學、社會學、政治學和自然科學等多學科、多角度研究社會進化和生物進化，傾注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和心血。他遺憾地說，可惜這本書專業性太強，至今未找到出版商。其夫人高皋雖然是個醫生，但也勤於筆耕，已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目前發行量達到 150萬冊，近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已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他欷歔感慨地說，過去的 20年，他從中年人變成了老年人，無論是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或現在的總書記胡錦濤都不容許他回國，他一生後面的時光就這麼被毀掉了。他說，他現在就靠妻子的養老金過日子。高皋在國內是醫生，來美後到曼哈頓的 CABRINI醫院當護士，工作非常辛苦，熬壞了身子， 06年申請退休。雖然，兩人生活清貧，但兩夫妻仍然活得有尊嚴、有原則，婉拒了很多資助，也不隨意參加一些活動。在紐約，各類團體經常會舉辦一些與中國政治相關的講座或研討會，但鮮見嚴家祺的身影，「我只參加與六四相關的紀念活動」。「比如說，我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關係很好，我也很敬重達賴，但這不等於我要參加他們的活動。我主張漢藏和解，我支持兩岸統一，我樂見中國繁榮發展。」嚴家祺如是說。他自豪地拿出《廣義進化論》的手稿，「我仍然在作我的學術研究，我沒有丟掉我的專業」。
然而， 20年來，嚴家祺最大的心願就是六四能翻案。「六四是中國最大的寃案。你們對六四的堅持代表着未來。」他說，他在網上看到最近有人主張六四和解，但他主張六四要先翻案後和解。他說，六四和解要在六四翻案的基礎上，「其實六四翻案不難，就是承認六四不是暴亂，而是屠殺這個事實。我們不要糾纏在『工自聯』、『高自聯』等個案或某個人的事，我只要中共還原一件事，那就是 1989年 6月 3日和 6月 4日那兩天沒有暴亂，只有屠殺。其他的都可以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他說，六四和解後，首先要善待天安門母親、善待六四傷殘者，恢復已故總書記趙紫陽的名譽。

嚴家祺說，如今回首六四，大家不能孤立地看待這個事件。 2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變化，浸透了六四對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在他看來，「六四是當代中國歷史的分界線，六四後，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全面發展的道路，外資和港台資本與大陸廉價勞動力結合，使中國出現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包含着億萬農民工的辛勞和苦難，而且浸透着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受難者的血淚。」他說，沒有六四民主運動，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
「六四也是當代中國最大的不正義、最大的寃案，六四不翻案，中國沒有正義，
貪污腐敗仍會惡性發展，因為所有貪官都看到，連六四這樣牽涉總書記（趙紫陽）和數百上千人生命的事，都可以忽略，那貪官就大肆貪污吧。」嚴家祺說。
嚴家祺批評，「胡錦濤連曾慶紅（國家前副主席）那點靈活性都沒有，把中國的所有寃氣都盡量地壓住，壓到後來，學過物理的胡錦濤就會知道甚麼結果了。如果沒有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和 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中國就無法進行改革開放，同樣地，如果沒有對六四翻案，中國也無法取得更大的成就。」嚴家祺說，六四若不翻案，中國就無法真正實現和諧社會和法制化國家。

在嚴家祺看來，紀念六四 20周年，也是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領導人。胡、趙兩人的偉大，在於他們心中考慮的不僅是中共的前途，還有中國的前途，而現任的這些中國領導人，只是在考慮他們個人的前途。他說：「鄧小平決定進行改革開放時，是基於為中共前途的考慮，但他下令六四屠殺時，考慮的是他個人的前途，到了 1992年南巡時，他考慮的則是中共和中華民族的前途。中共能否對六四進行翻案和和解，將事關中共和中華民族的前途，而今天的胡錦濤，考慮的全是他個人的前途。」嚴家祺說，他沒想到胡等人會對事關中共和中華民族的事情無動於衷。

直接經歷了兩次天安門事件（ 1976年和 1989年）的嚴家祺說：「我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做了一些事。當年，胡錦濤只是一個『老百姓』，一心想着自己從甘肅調回北京。而今天，他大權在握，阻止我們回到自己的祖國。我因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流亡海外 20年，我此生就是要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翻案，為趙紫陽、為天安門母親、為六四受難者討回正義。我不相信，我們偉大的祖國就會沒有正義。」
對於中國 80後、 90後的年輕人不了解六四，嚴家祺絲毫不擔心，他說：「歷史上重大問題是不可迴避的，只要一個人能記住，這個事實就不會被抹煞，也不會消失。」在他看來，中國年輕一代不太關心政治，這是社會的一個進步，「整天關心政治有甚麼意思？六四翻案後，我也不會關心政治了，專心做我的學術研究去」，他還說：「非政治領域自由化，是中國社會多元化的一個轉變，一個良好形態的社會，政治是不重要的。因此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是一個好事。」

流亡海外 20年，想不想回家？對於這個問題，嚴家祺說：「我的同事和老朋友，有的都已經離開人世了。去年我的中學舉行畢業 50周年活動，活着的幾乎全去參加了……」，說着說着，嚴家祺突然轉過頭去，沉默了許久。記者知道，他在盡量壓抑着自己的情緒，不讓眼淚奪眶而出。細微的動作，讓記者發現這個外形清瘦的老人其實是個硬漢子，「只要中共做到六四翻案、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撤銷通緝令，我就回去。」
對於中國民主的前景，嚴家祺樂觀其成，他表示，「中國民主化前景在今後一二十年內一定會實現，港、台影響是其中一個因素，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 1982年憲法為中共政權有程序地民主化更迭奠定了基礎。」他相信，隨着中國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在非政治領域的自由將會越來越大，再加上世界形勢對中國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共政權一代代地更迭，不要出幾次，中國民主化就會實現。六四能翻案，中共民主化進程就會加快。

談起當前金融危機，嚴家祺認為這場危機證明資本主義制度需要大大改善，要加強管制，美國目前正在採取措施，但這不等於資本主義制度就失敗了。一個制度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發生變化的，要有思想觀念的轉變才可以。他指出，人類財富掠奪的方式有三種，一是戰爭，二是獨裁，三是金融欺騙。目前，美國人民正在遭受第三種的財富掠奪，但中國人民除此之外，還遭受到貪官污吏們的掠奪，因此不能因為這場危機，就說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

當記者結束採訪走出門外時，天上下起了毛毛細雨。在雨中，記者向站立在門外的嚴家祺揮手道別時，心裏希望他能早點轉身進屋，記者不想讓他看到，自己眼淚也幾乎快要奪眶而出。愛國家、愛中華民族的道路有千萬條，他，卻選擇了最艱難的那條路。
香港《蘋果日報》記者專訪
嚴家祺小檔案
年齡： 66歲
出生：江蘇常州西郊
學歷：中國科技大學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系畢業
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