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玉娇龙”案见证了“改革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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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娇龙”案见证了“改革之死”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我们在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改革之死》，我觉得玉娇龙案件是“改革死了”的一次见证。与杨佳案件作为后改革时代的胎记一样，玉娇龙案件，一开始我就把它放在后改革图景中思考。
我在《邓玉娇的修脚刀是自由的钥匙》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案子政治因素齐全，是中国改革时代政治结构的缩影。一横二贪三淫，都是专横权力的体现，从乡镇到北京，这样的图景无所不在。存在着三种权力：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这三种权力，都是一种总体上专制权力的体现。对三种权力的总体回答是一把修脚刀，修脚刀是低贱的，然而却是天子之剑，布衣之怒。
  我把玉娇龙案件当作改革时代政治破产的见证。正如上面所言，三种权力的压迫与低贱的抵抗，如此对立容不得回避。这四个因素都是改革形成的。邓贵大等三人作为招商办的官员，是改革的产物。文革时代的性特权那是极少数高官的，绝大部分“低官”实行禁欲主义，而如今改革时代绝大部分“低官”也享受上了。金钱作为一种权力，也只有在改革时代才有可能。
来自民众的抵抗，同样是改革的成果，也是针对改革政治结构的。因为改革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改革与专制浑然一体。

已无左右矛盾，只有官民矛盾
   
不管是北京天字第一号的“天上人间”，还是不起眼小镇野三关的梦幻城，都是官场经济的真实相片。色情场所梦幻城就是中国改革时代的绝佳写照。首先其名字梦幻城，就切中改革时代的纸醉金迷，光离陆怪。色情场所是最能展示为人民服务法袍之下，官员最本性的最丑陋的面目，权力服务于私人欲望。就其大概而言，中国的市场化，就是中国的色情化。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几个事件上看到，左右矛盾或者左右之争，已经破产。一个是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一个是共同支援巴东烈女邓玉娇“玉娇龙”，一个是仲大军为首的民派发布宣言。     
当下中国，可以分裂成两个中国，一个是被权贵买办鱼肉的底层中国，一个与西方接轨，并且当作新租界的上层中国。中国人也只有两种，一种是改革的受益者，一种是改革的受害者。后改革派把改革的受害者与改革受益者之间的政治对立凸现出来。这样改革的受害者就站在一起，工农就一起，左右就合一。后改革派实行釜底抽薪，造成左右派对改革路线之争，不会引发内战。
  每一个改革的受益者，都是改革路径的障碍。因为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是羊肠小道或者独木桥。受益者幻觉认为既然改革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那么必然对每一个人开放。但是改革路径带来的资源，是有限的，带来的上升机会，还是有限的。就像一辆公交车，上车的人快满了，每一个人挤上车的人，对没有挤上车的人，都构成阻碍和剥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每一个穷人生存所消耗的最小资源，都被权贵看作是一种浪费，他们巴不得穷人是机器人，光做工不消耗。   
  市场经济还是权贵的官场经济，远不是本来意义上穷人的市场经济。一小撮穷人借助于权贵留下来的剩饭剩菜，摆脱了困境，成了改革右派，就幻觉自己的道路对每一个穷人都适用。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所以成功，而把大部分穷人的失败，当作没有能力的结果，从而免于指责是专制造成的。这一小撮穷人还是把自己当作人民，并且把大部分底层排除在话语权之外，排除在共同体之外，从而造成官民力量失衡。
对于财富的支配而言，市场能够支配的，仅仅一小部分，而且是次要的，而绝大部分取决于官僚权贵。这也是官民矛盾的一个体现。
  这一小撮穷人是准上层中国人，改革的受益者，断然不可能看到没有左右矛盾，只有官民矛盾的局面。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他们想象的。他们把不惜牺牲几千万人，几亿人几辈子的幸福来达到的远景，当作已经快成形的真实。
当下官民矛盾，并不是文革专制造成的，而是改革专制造成的。改革无法改变专制，反而投靠了专制，用强大的经济攫取能力强化了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统治。这种统治因为，与过去极权比较，有所松动而被当作了伊甸园。
所以现在的关键在于，到底是谁代表着中国，是上层准上层，还是下层百姓。在经济危机侵袭的日子里，这个问题更加紧张。如果从下层百姓来看，市场经济同样是一种压迫。
  对改革的受益者而言，市场经济他们如鱼得水，如此缓解了政治压迫带来的紧张，经济给他们提供了身体欲望方面的自由。而对改革的受害者而言，不仅要受到专制政治的压迫，而且还要受到的市场经济的压迫。对于挣扎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民众而言，为了生存，而获得低工资收入，男人出卖体力劳动，女人出卖肉体，因为交易的是与人身相关的权利，即使属于契约自由，还是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压迫。工资收入越低，压迫越明显，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包身工。当工资收入足够高，那么契约自由就会消除压迫。
改革时代并没有改变大部分人的低工资状态，而且把过去福利措施下掉包袱。政治经济学上的压迫，只是缺乏代言人，没有进入思想，没有进入政治，没有一种主义而处于阴暗不明中。
  左右矛盾是因为对改革的往前往后拉扯。准上层中国人右派因为相信，改革意识形态作为唯一出路和真理，而左派破坏反对批判阻碍，所以憎恨左派。左派认为准上层中国人市场化右派的改革，把中国带回“三座大山”和共产党买办化，而憎恨他们。后改革派釜底抽薪，破除了改革意识形态，就呈现出来没有左右矛盾，只有官民矛盾的局面。所以左右之争就彻底破产了。
  我认为中国思想界的未来潮流是，中左中右汇聚，逐渐成为一体，而极左极右继续打着空对空导弹。就极左极右而言，对当下时局，极左文革派是坏心办好事，而极右改良派是好心办坏事。极右改良派在当下，对中国历史进程，起着绊脚石的作用，就像改革初期的极左文革派。过去阶层利益与民族整体利益一致而上升的那一小撮穷人，如今已经成为民族整体利益的妨碍者。就思想界而言，当下的全民公敌是极右改良派。
成为一体的中左中右，如果说还有一些区别，那就是政治立场上，一些人由于有体制内的位置或者利益，不会公开自己反专制的立场，所以表述为官民矛盾。而一些人则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思想基础，旗帜鲜明地建立在反专制之上，所谓表述为自由立宪与专制的矛盾。但是这样分歧，就不会引发冲突。
  
两种视角
  
  经过发酵酝酿，正当防卫的邓玉娇不是一个人，而是中国底层人命运的图腾。也就是，在巨大无比的政治冲突当中，感动中国的“邻家美丽小妹”邓玉娇，走向图腾化，变为具有原始力量的政治神话。民众于邓玉娇身上，移情或者投射自己的命运、激情、渴望。邓玉娇的小刀，将被供上抗争历史的殿堂。邓玉娇于民众抗争的渴望，就如一点火星落于大量渴望燃烧的干柴之上。民众巴不得邓玉娇的小刀是火把，而自己成为炸药。
  邓玉娇为了自己的幸福免于被剥夺，就如此尴尬，遭遇牢狱之灾。这是中国民众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自然生存，丝毫不侵犯干扰政治，在暴政眼里，都构成对暴政的异议和反对。没有无时不刻跳忠字舞，没有满足暴官的淫欲，就是反对政府，妨碍公务，煽动分裂国家。暴政与暴官，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构成潜在威胁，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浪费了暴政与暴官需要无限攫取占有的资源。
玉娇龙案件是如此强烈火热地烙印过底层民众的心，产生了启示和神话的力量，构成了对中国方向从改革变轨到后改革的指示。最重要的启示在于，若非邓玉娇急中挥刀，贞节与幸福不保，由不得慢悠悠说理与启蒙。这与改革到了今天，底层民众的命运一致，如果自身没有起来抗暴，没有借助于私力救济，而依赖于开明专制与清官，那将是做了死鬼之后的幻想。
  玉娇龙案件像个巨大的铁锤，进一步锤裂思想界的改良改革派与告别改良的后改革派的分裂。我写了《邓玉娇的修脚刀是自由的钥匙》之后，有一个叫做李悔之的，像巴东那堆人一样土，吐了一堆陈年口水，用来批判我的后改革立场。李悔之文章的价值，仅仅在于标题，我认真地阅读了他的标题。口水文章值得重视的是，其可能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是错的，但是得正视。因为是迷失羊羔自负的主义，你又必须挽救这一些迷失羊羔，所以得正视。
  改良派与后改革派，同样是是一种官民矛盾。尽管改良派认为自己为天下为己任，认为自己也是为百姓做事，但是其屁股还是在秩序和官僚一边。其提出的政改诉求，是一种空洞的道德呼吁，对民众没有任何吸引力，而且当政改被拖到条件腐烂之后再实施，也是伤害民众的。晚清帝国的新政，就是如此。
改良派的想法是，民主是一步步来的，但每一步都应该比前一步有所改善。目前能做的只能是这样。这是最不坏的选择，甚至当作唯一正确的选择。改良派甚至把维权运动当作施加压力的方式的一种。   
  经过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已经有我们这一些大量的知识分子，在体制外面。我们不再关心，是不是一步一步前进。而是关心底层的和自己的，是否守住自己已经得到的利益和私有。我们看到的不是进步，而是如何不流失。
大量的知识分子，如果站在民众一边，至少可以保住底盘。在于的是如何造就官民力量平衡，赋予民众更大的社会制裁力。例如在邓玉娇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自身坚固，大量的律师加入维权队伍，大量网友采取法律化的发言方式，大量后援团的成立，与2000多网友前往巴东支援，可以看到超越地域的兄弟姐妹感情的强化，为了每一个中国人，支持邓玉娇的抗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固然视角不同，但改良派与后改革派行动可以一致。根本而言，目标还是一样的，其实，后改革派关注的是如何不流失，改良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如果共同努力，做到不再流失，这就是进步，然后再进一步谋求进步的方式。   
但是谋求进一步的可能性，已经超出改革，正如及那里真正的市场经济，给穷人带来财富的，而不是光让权贵剥夺穷人的市场经济，已经超出改革时代的能力范围。 还不仅仅是视角不同，而且功效不同。改良的努力，基本已经是无用功。改革已经不可能完成政改，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必须有超出改革的手段和超出改革时代，才能完成。如此才能避免时政棋局改良棋子下的太重，招式太老，来不及转身，白白守株待兔，浪费了时间误了时机。   

后改革派拱让政改

后改革派的做法是，把改革的符号资源，包括政改，一点不落的白白送给当局，避免和当局抢夺和造成冲突，同时拾起民生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符号资源。放弃对政改的渴望，让当局自话自说，而民间作壁上观，冷眼相看，那么当局就会被迫让步更多，有一些实质性的政改内容。
如果还不见棺材不掉泪，沉湎于政改呼吁，那么就在当局的笼子里面鸣叫，当局回应以虚假的政改旗号，就像妓女假装呻吟以取悦嫖客，那么时机和出路，就会在这种一来一去，来来去去中消耗干净。
《改革之死》与后改革思潮，进行釜底抽薪，不在致力于改革与不改革的路线斗争，而是抽调人们对改革的渴望和信任。而对改革的渴望和信任，延续了官方的政治生命，延长了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改革看起来可以结束专制的时期，例如80年代初期，很迷信改革，是可以被今天的后改革思潮谅解的。但是当脱离结束专制的轨道，例如86年文化热和92年经济热，或者干脆巩固专制，那么很迷信改革，就要遭受辱骂。
后改革派就是不渴望和不信任改革意识形态和政改。退一步说，后改革立场因为放弃了这样一种做法：把自己的期待、希望和政治立场寄托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可能性之上，所以可以做到即使破天荒地，进行有效的政改也乐见其成，或者如果政改为立宪真正准备了一些勉强的的条件，也是鼓掌并接受之。当然这几乎是空话。有与没有政改，其实毫无关系，如此后改革派立于不败之地，回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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