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暴徒”高鸿卫、张燕生、王连禧、孙立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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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暴徒”高鸿卫、张燕生、王连禧、孙立勇访谈

[<div id="message1628448" class="t_msgfont">六四“暴徒”高鸿卫、张燕生、王连禧、孙立勇访谈
老武 @ 2009-5-10 13:02 评论(3) 推荐值(11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按：衷心祝福我的战友们好运。请苍天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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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18年的六四“暴徒”高鸿卫访谈

来源：中国观察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当年被指为"暴徒"的学运参加者中，至今仍有八人被囚，已获释的人生活也非常艰难。坐牢十八年的高鸿卫获释两年来一直找不到工作。他说，当年与他一起监禁的学运领袖和参加者大都已获释，甚至出国，但曾帮助他的则没有几人。

于前年一月获释的高鸿卫，很希望能参与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但由于他被判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他不可以参加，加上中国政府极为紧张，估计届时北京也不会有公开纪念活动，但他会在家中悼念那些遇难的学运参加者。他说：那些学生不明不白的死了，甚至有些是过路的，也死了。我亲眼看见他们被打死。我不会忘记六四。
   
   高鸿卫原本是北京煤炭厂工人，二十年前他只有十九岁。他说，当年听了学生领袖王丹和作家刘晓波的演讲后，认为中国人是时候当家作主，因此上街，支持学运。六四事件后，他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暴徒"，被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获减刑，最终渡过了近十八年的铁窗生活。
   
    高鸿卫说，虽然失去了十八年的光阴，但他并不后悔。他说：不后悔，我们每人应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当日我是听到王丹和刘晓波的演讲，我觉得公民应当家作主。我不是没有思想过他们的说话。到现在，特别经历过坐牢，我更加敬佩刘老师，他对我的人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高鸿卫九岁时失去了母亲，父亲则在他被捕后受不住打击含恨去世。十八年后，他孤独一人，住在母亲剩下的破旧平房。由于没有收入，他只好把仅六十平方米的小平房分租给外地民工，自己住在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获释初期，他每隔一周就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后来政府发觉他没有与其他民运人士接触，于是没有再要求他报告。
   
   他说，当年与他一起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的还有学运领袖王丹、活跃异见人士陈子明和孙立勇等，但除了现居于澳洲的孙立勇外，没有一人与他接触，关心和帮助他。他说：如果他们有心，会主动接触我。我们一起坐牢，我怎样情况，甚么时候出来，他们很清楚。所以孙立勇跟我接触时，我特别感动。
   
   高鸿卫说，他并非要占便宜，但当年大家是因为同一信念而成为阶下囚，理应互相帮助。好像他本人，知道仍在第二监狱服刑的同被指为八九"暴徒"的李玉君生活艰苦，因此就算自己生活艰难，也会送一点钱到监狱，让他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他说：仍被囚八人中，他应是最苦的。他家人在东北，没有理会他。有时候我会送点钱，因为在里面太苦。好像我当时，没有送钱，没钱买内衣服，很多物资都没有。他说，由于没有钱，他出狱后没有到过医院检查。他目前最希望找到工作，可以自力更生，与他的新婚妻子过上安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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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 纸本丙烯
歷史的代罪羔羊
抗暴者獲釋後無工做   ( 蘋果  2.5.2009 )


一轉眼，六四20周年將臨。當年，不少因參與阻止軍隊入城的北京民眾被中共當局指為暴徒，判處入獄。近年，他們先後獲釋。當年，他們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但獲釋時，已年屆中年，不但難以找到穩定工作，也難以適應急速變化的社會。其中張燕生便是一個佼佼者，但他無悔當年勇。



焚燒軍車被判終身監禁

現年41歲、剪了個光頭，地道老北京打扮的張燕生，近日在北京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談到獲釋後的生活時，感到欷歔。曾在北京展覽館任職的張，六四事件後，被中共當局指控從武警手上搶去拍攝民眾試圖阻止軍隊入城的菲林，亦參與焚燒軍車，以及在其家中抄出幾件軍衣，在當年6月遭當局以「搶劫罪」判終身監禁，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將其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 2003年 4月提前獲釋，隨後服 5年剝奪政治權利的附加刑。

在獄中度過14年的張燕生表示，剛踏出監獄，眼前湧現大量新建的商廈，到處都是車海。由於北京發生極大的變化，出獄初期，他經常迷路。而最令他感到失望的是：「鄰居變了，以前互相幫助、關懷之情已經消滅殆盡。現在求人幫忙，都要先談價錢。」他至今感到苦惱的，莫過於生活和經濟上的壓力。



為甚麼軍隊鎮壓人民？

張燕生在 35歲之年獲釋時，父親已經去世，母親重病在身。他因為曾被判刑，至今仍無法找到工作。張目前仍與母親同住，兩人靠每月 150元人民幣的退休金生活。回看他當年的同事，現時已經有家室、有退休金、健康保險，可是張卻一無所有。

對於當年行為，張燕生從不後悔。張對記者說，當年他不是反政府，而是反對當局對學生採取的方法及其所作所為，質疑「為甚麼會用軍隊鎮壓人民？」而他只是「歷史的代罪羔羊」而已。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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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家散人亡　精神病院留宿
青年扔兩塊石頭　坐監 18年  ( 苹果  30.4.2009 )


六四大屠殺後，中共曾「從速從重」判處無以計數涉案者，北京市民王連喜即是其中之一。當時31歲的他本來有一份穩定工作，是北京西城區環衞局工人；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妻子、孩子及父母同住，他們還在西城區松柏胡同3號有自己房子。但這一切都因為六四那天，他跟着別人向燃燒的軍車扔石頭，全部化為烏有。


涉縱火燒軍車案

王連喜是六四時著名的「 8人縱火焚燒軍車」案涉案者之一。共有 8名市民事後被捕，其中7人被判死刑執行槍決，王則因為被法院認定有輕度弱智，判無期，坐監 18年後於 2007年 7月出獄。獄中18年，世上大變遷。妻子帶着孩子早改嫁了，父母也因過度悲傷先後去世了，更慘的是，回到家所在地，家也沒了，變成高樓林立的金融一條街。

在京城無親無靠的王連喜成了流浪漢。好在北京要辦奧運會，居委會要負責收容他，讓他晚上在居委會辦公室睡沙發，白天則自己在外邊流浪。奧運會結束後，居委會又不能住了，最後，街道司法所和居委會把他安置在北京西直門外專門收治精神病人的平安醫院，在那裏給他安排一個床位，打發餘生。

最近，內地一些異見人士發起尋找六四受難者救助行動，在平安醫院找到王連喜。現年51歲的王耳朵不太靈光，反應稍慢，但思維清楚，回答問題和回憶往事都很正常。他表示，出獄後享受北京最低生活保障，每月350元人民幣，要分次去居委會領取，有時在外邊吃，有時自己買菜飯。「我也不想住這裏，但是沒法子，我沒有家了，沒地方可去。」


「我甚麼都沒有了」

現居平安醫院一床位的王連喜說起當年，並不忌諱，稱當時跟着別人，扔了兩塊石頭，後來就被抓了，「我們八個人，只有我一個人活了下來。好幾個人，當時也就18歲左右，可惜，一下子就死了。」被問到當年的判決書還在否時，他說：「我連家都沒有了，那還有甚麼判決書？我甚麼都沒有了，就剩光棍一個人。」被問到以後怎麼辦，王搖頭無言以對。

曾在專門收治精神病人的平安醫院工作過的徐永海醫生表示，王連喜屬「輕度智力發育遲緩」，「他沒有常人那麼多心眼，不會算計人。」徐希望社會能伸出手，給這位六四倖存者一份關愛，一些幫助，一絲溫暖。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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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安創辦地下民運刊物
為平反六四坐七年監  ( 苹果27.4.2009 )



「在中國最黑暗的時代來到澳洲，我能說一句問心無愧。」孫立勇說的黑暗時代，是六四後北京政府持續秋後算賬、關押政治犯的陰森歲月；問心無愧，是因為他也為着平反六四坐過七年監，流亡海外仍忘不了支援在祖國受苦的良心犯人。　記者：蔡元貴



孫立勇今年 48歲， 80年代初畢業於北京公安學校，獲分派到北京市公安東城分局工作。 87年離開公安隊伍，原因是：「我不聽話，我在家不聽父母，在單位不聽領導。」八九學運爆發時，他在國企北京北辰集團任職保衞工作。

89年 4月，孫立勇在新華門門口看見群眾運動，受到感動，覺得他們呼籲改革，給百姓自由，很正確：「我沒有直接參與組織運動，只是給學生運水、捐款。因為天安門廣場很多便衣，都是我同學，都認識我，如果我做得過份，會有麻煩。」



「為了女兒的自由」

六四屠城始於 6月3日晚，當晚孫立勇一度抱着兩歲女兒往天安門跑。「這時候廣場高自聯那些學生就號召市民堵軍車，我不能抱着孩子去拼，所以我又抱着孩子想回家。」回家途中，他聽到槍聲，又看見老百姓擲石子、擲酒瓶。他把孩子送回家後，又跑到附近醫院，「裏邊已經有些死人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六四以後，政府秋後算賬，很多人被迫寫悔過書，北京一片黑暗。孫立勇覺得這時候反而應該站出來，於是 89年底開始籌備，創辦地下民運刊物《民主中國》，後來叫《鐘聲》， 90年 3月出版第一期。

《民主中國》主要有三個訴求：（一）要求平反六四，撫慰死傷者；（二）要求人大常委成立法庭審判屠殺者和屠殺的指揮者，還中國老百姓一個公道；（三）爭取選票出政權，還政於民。他自己購置影印機印製刊物，然後寄給中共各政要單位，讓領導人知道民間的反抗聲音還在。

「我準備隨時進監獄，但這種東西總得有人去做。後來有人問我為甚麼做，我說我是為了女兒，為了她將來的自由；我們不流血，她們以後就沒有自由了。」

91 年4月，跟孫立勇一起辦報的戰友被抓。不多久，孫立勇向當年出身的東城公安分局投案。他覺得戰友被抓，自己跑掉，不是他做人的原則，也對不起戰友的父母和子女。 91年5月，孫立勇被送到秦城監獄，被判有期徒刑七年。他說，坐牢期間被有組織虐待，遭同囚的犯人毒打，又曾以「監獄內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關禁在小到無法站直的「小號」牢房裏長達 183天。長期鎖上腳鐐，孫立勇現在雙腳仍留有瘀紅的傷痕。

98年出獄後，孫立勇始終沒機會重過新生。他曾辦書店，卻被政府騷擾，無法經營。孫立勇一直找機會逃出國外， 02年嘗試來港，在羅湖橋被拒絕出境。04年，孫立勇跟有關單位談判，終獲發出旅遊簽證，讓他前往澳洲。到埗後，孫立勇成功申請政治庇護，從此移民澳洲，逃離祖國，「像我這種人，他們（中國政府）希望你走，眼不見，心不煩。」



流亡澳洲助政治犯

政治上得到解脫，但經濟上仍然刻苦。他英語水平欠佳，在悉尼定居後只能打散工，當搬家工人，時薪 15澳元，在悉尼只能買五杯咖啡：「我最好的青春都在監獄裏度過了，命運呀！」

儘管如此，孫立勇爭取中國民主的熱情從沒冷卻，他在悉尼成立了「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在澳洲籌錢，為中國政治犯家屬提供經濟支援：「我希望做一座橋樑，把澳洲華人與中國政治犯聯繫起來。」




秦城記
要為冰山中的人說話



98年獲釋至 04年移民澳洲期間，孫立勇始終沒有再踏足天安門，「這地方灑滿鮮血，我們為死難者做過甚麼了？我們有甚麼資格踏進去？」他現正撰寫獄中自傳《走過冰山》，計劃在六四 20周年前出版。

孫立勇說，六四後被捕入獄的抗暴者，僅在北京便有幾百人，他們未受到國際關注，大部份十八、九歲被關進去，判了重刑，有些判 20年，有些甚至被槍斃。至今北京仍有六人在柙，他們有些因為做了燒坦克等抗暴行動，判了死緩，他的著作《走過冰山》就是要為他們說話。

「冰山」是指監獄、也指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制度，冰凍了人類的良知。 94、 95年間，美國發表中國人權報告，題為《冰山一角》，提及當時正在秦城坐牢的孫立勇，讓國際社會驚覺中國對待六四抗暴者的行為。



不齒華人態度冷淡

今年六四，悉尼的華人社區會組織汽車慢駛遊行，悼念六四。悉尼每年六四燭光集會，只有七、八十人出席。孫立勇相當不齒一些澳洲華人對六四的冷淡態度，「六四後澳洲接收了四萬華人，現在他們不管這些（平反六四）了，很多人還已經回國跟共產黨做生意。他們都忘了對自己國家的責任，99%都忘了自己怎麼拿到公民身份。你能夠生活在沒有恐懼的國家，是因為六四的鮮血啊！」本報記者   



部份六四至今仍在囚人士
苗德順　 89年 7月被捕，控以縱火罪，被判死刑，後改判死緩， 98年再改為 20年有期徒刑

劉智華　 89年參與罷工，被判囚終身， 93年獲減刑，需服刑至 2011年

常景強　 89年被控以反革命傷害罪，判無期徒刑

王軍　陝西民工，被指 89年 4月在西安的騷亂中擲石、燒車，被判死刑，後判緩刑，再減刑 4次，今年底刑滿出獄

註：估計總共有近 100人仍在服刑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支聯會、國際特赦組織[</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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