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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厉冲击下，中国经济竟然出现了率先“回暖”迹象，证明了中国政府拯救经济举措是有力和及时的。4万亿的财政刺激保证了投资对 GDP的拉动、以政府信用撬动的巨量信贷（1-5月银行贷款高达近6万亿）打破了惯常的金融危机带来“信贷紧缩”的常态、产业振兴政策发挥了科技支撑作用，并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正面影响、对社会保障项目的改革有助于消除民众的预防性储蓄，鼓励消费扩大内需。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例子几乎可以作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其研究“萧条拯救术”里的样板。伯南克在1989年发表的《Credit, 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就表示，在经济衰退时候设定一个非常高的“信贷量指标”是非常有必要的，必须要打破银行正常的“惜贷”反应机制，否则就会带来流动性匮乏并恶化民众的经济信心。
而中国央行行长在年初就表示，中国的信贷额肯定在5万亿以上且不封顶。按照目前的信贷投放规模，中国今年的信贷额至少超8万亿。伯南克还认为，“萧条拯救术”还要考虑到货币幻觉，即不要用一种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价格调整，萧条导致需求下降这会带来价格下降（通缩），但由于名义工资是黏性的，人们并不情愿削减工资，那么这种工资黏性会导致失业上升，为了改变这一点，政府不应当强求通缩带来的调整，而是应当像凯恩斯主义者阿克罗夫所倡导得那样，合理使用货币幻觉——即通过“点燃通胀导火线”，在名义工资不调整的情况下迫使实际工资下降，通胀也会让那些储蓄者心惊胆颤、强迫他们胡乱“花钱”，在他们的眼中，胡乱花钱往往可以振兴经济。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经济管理层也坦承尽管经济回暖已经开始，但基础还不稳固，例如出口下降（外部需求下降、保护主义抬头）、产能过剩、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财政收支矛盾和就业困难等问题尚难根本缓解，所以不能还需审慎，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需要保持“扩张”势头，而不能在其关键时期匆忙进行调整（例如货币收缩），打击社会信心造成功亏一篑。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经济回暖的审慎态度是正确的。
由于不久前公布的5月份CPI和PPI都呈现负值，这使得市场普遍认为近期无需考虑通胀。而美国5月份的CPI为0.1%，CPI年率降幅创下60 年最高，这也降低了美联储立即升息的急迫性。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随美联储”的，如果美联储没有加息的意愿，那么中国也不会考虑在这个时点上推出紧缩政策。
不过，那种认为现阶段考虑通胀是庸人自扰的观点，既肤浅又自大。他们的底色是最卑贱的凯恩斯经济学：一种没有“稀缺”概念、没有结构演变改变、只会对微观数据进行简单加总的愚昧学说。相反，在我们这些信奉奥地利学派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人看来，中国的通胀非常危险，会比其他国家更早并更迅猛到来。
由于主流宏观经济学总是假设央行注入货币的形态是均匀流入市场，且所有的商品、劳务是可以简单加总的，于是造成了一种非常浅薄的逻辑：只要观察到社会有（某些商品存在）产出过剩现象——无论这种过剩是供应造成的还是需求突然萎缩造成的，那么新增货币投放（可以均匀地“追逐”各类商品）就是恰当的，是不会导致通胀的。所以，这些蠢人分析通胀的方法论是一种所谓的“产出缺口”角度。于是，在这种方法论下，巨大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暂时不会造成通胀的出现。
但我们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不是均匀流入的，社会的可供投资的真实储蓄是有限的（“稀缺性”），同时货币注入是有权力层级的。有些政府热衷的产业或者上游产业（大量的抵押品）本身就更容易获得信贷，因为他们的信贷需求在银行那里更容易进入“优先满足序列”。在“有限储蓄”的约束下，这种信贷满足的先后序列关系造成了权势产业（比如中国出台4万亿消化产能库存的一些行业）可以利用当时较低廉社会价格坐标（这也是一种货币幻觉）进行强大的扩张（所以政府用财政的力量消化库存反而制造更多的过剩库存），分割了更大份额的真实储蓄份额（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央行发行的新增货币并没有改变真实储蓄的稀缺性，只不过是改变了分配方式，这跟发行假币抢走了更多的东西没什么区别）。
随后下游行业感知了这种货币注入，发现更多的资源流入到了上游（权势）产业，他们无形中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并导致了供应萎缩。这样的结果是，某类商品会变成越来越过剩，价格猛飙或维持高价（例如国际大宗商品、钢铁和房地产），而某类商品会变得非常稀缺且暂时价格还萎靡不振（比如食品）。也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坐标看通胀是不存在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通胀是非常确凿的。
接下来我准备进一步推演奥地利学派的逻辑，也许这会“犯禁”。坦率地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尽管非常精深，在大的路数上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却存在着严重的宗派化和封闭型倾向，同时奥地利学派在描述货币—经济周期的机制上仅仅是一个大的框架，而缺乏具体细微，往往导致真知灼见被杂乱无章包裹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真正信仰奥地利学派，就必须要将其变成一个清晰的、包含着预言力、有必要的模型构造来说明某个特定经济形态下具体分析逻辑进程的学说，这样才可以击垮卑劣的凯恩斯主义。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有3大核心概念：第一是“自然利率”（实物资本的收益率），如果银行体系扩张（比如政府滥发货币）使得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那么一种廉价资本机制就出现了；第二是庞巴维克的“迂回理论”，即如果资本廉价，那么生产资料将“抢夺”消费资料的资源，使得“生产迂回化 ”（生产者更愿意将资源分配到上游），而在生产资料方面，更高级的生产品会抢夺低级生产品（比如房地产会抢夺制造业的工人）资源，总之这将形成一个“资本结构”——这也是第三大核心概念。
这宛如一个链条，从消费层层推进，一直到更为遥远的阶段。不同阶段的资本品是“异质的”，是不可以像凯恩斯那样进行简单加总形成总供给总需求曲线的。每种资本品想要现实其价值，必须有赖于其上游和下游链条资本品的配合（生产或消费）——有点类似于“网络效应”。而价格的作用就是反映不同资本品的稀缺程度。而如果这条链条存在着断裂，那就意味着某些资本品过于稀缺而某些过于丰裕，从而不能配合，未能形成整体的价值实现，从而出现了经济危机。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过剩的资本品需要被“消灭”，而不足的资本品需要被“补充”，构成了市场机制的“创造性毁灭”。
我的推演是这样的：中国政府为了拯救经济，运用了财政支出、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放贷以及过度调低利率的手段。财政支出是为了消化上游资本品造成的库存、过度调低利率是为了增加投资水平、而政府撬动银行信贷投向“铁公基”和上游重型产业。简单地说，这些举措的目的是用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货币投放（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赤字最终都是要通过印刷货币来解决的）维持既定错误的“资本结构”，维持原来的生产迂回的层级和分配方式。
由于转化为投资的真实储蓄是不变的硬约束，庞大的货币投放将改变真实储蓄的分配，更加严重倾向于上游，而上游的边际投资收益递减，更重要的是“资本结构”导致资本品价值实现之间很可能出现“配合断裂效应”，于是我们会发现继续支撑该资本结构的后续储蓄（动态）是不足的，让这个游戏玩下去就必须要增加储蓄，而这很自然导致消费不足，出现对终端消费的萎靡，产生CPI的快速下跌，这就是去年年底的情形。当然，国外部门的消费需求消失也是重要动因。
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出现，继续出台货币投放，试图利用货币幻觉在维持既定“资本结构”同时刺激消费，这就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两难：如果刺激消费那么真实储蓄将不足，导致原来的“资本结构”不能维持；如果不刺激消费，将产生需求消失，使得最终消费品不能兑现，也将出现“配合断裂效应”（PPI急剧下跌就是佐证）。而现在，政府更偏向于第一种做法，即利用政府财政资源和货币手段，维持原来的资本结构，帮助权势产业来消化库存和维持价格稳定，不敢实质性地刺激消费（无论消费券、个税调低都不敢整体性出台）。
最终的结果很明显，“资本结构”将被分割为“两截”：上游用“去过剩化+重新建立过剩化”来折腾和浪费政府资源，下游则因为资源分配不足（被上游不断抢走）导致供应萎靡，开始出现“产能自毁”，由于消费需求是萎靡的，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下降的供应和萎靡的终端消费需求是“匹配”的，随着政府拯救经济方式的继续，很可能将出现下游消费需求萎靡停止了，而供应下降则是继续，那么一个古怪的经济形态出现了：下游开始涨价，而上游保持稳定。通胀发生了，但 PPI却并不张扬。
如果考虑到中国对下游价格的行政性控制（防止涨价），这将导致下游供应萎缩化更快出现，如果出现了这种方式的通胀，那么在失业率高居不下、全社会收入流慢慢衰减之际，产能危机将转换为财政危机、货币问题将变成社会危机。我们相信，那种认为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完全可以通过货币滥发来“托住”的想法是多么危险而幼稚，一旦出现这种危机转移方式，因通胀预期而暴涨的房地产价格会因为社会危机而崩溃式下跌，这是多么的令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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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9-2009 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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