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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亲属用事实揭露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劣迹
作者：胡子暄
余秋雨先生阁下：
读了7月22日《南方周末》上整整两版的《余秋雨有话说》以及你“质询媒体”的七问，我不能不为你颠倒黑白的勇气和厚颜无耻的谎言感到深深的震惊。二十九年前先父临终时的一幕又再次涌上我的脑海，使我强忍悲愤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主要谈以下两点：
第一点，你在“质询一”中责问批评者说：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此外，你在《余秋雨有话说》里还公然宣称：
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这两段话，听起来气壮如牛，威势十足，其实是耍了个自作聪明的花招。根据当年写作组一些老人在报上的揭露，“石一歌”只是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一个外围组织，发表文章都是用这个集体的笔名。现在时隔二十多年，不看原稿，当然无法举证哪一篇、哪一句是你余秋雨写的。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石一歌”，而是发生在1973年5月14日被朱永嘉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以后。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后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四篇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这里，为了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阁下提个醒，我根据当年先父遗留下来的旧杂志，把它们一一开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1月出版）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1月出版）发表《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学习与批判》（8月出版）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10月出版）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
面对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文献”，请问阁下，你还敢不敢让人举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后把你全年的薪金奖励给他们？我想你即使脸皮再厚、胆子再大、钞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来拍胸悬赏的，只能三缄其口，彻底沉默。
第二点，你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话说》中还宣称：
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
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对于以上这些话，一般的读者也许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驳斥你，但我却有这个资格和条件。你说你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完全是谎言。当然，你并没有拿着刀子去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但你在当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赶写出来的几篇歪批胡适的黑文，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精神备受摧残，过早地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悲惨的一幕，对于你这个早已步入“大康” 生活极乐境界的“文化名人”来说，是不会也没有兴趣去顾及并写入你的“记忆文学”的，但它却像恶梦一样永远留在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中。现在，每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你那一脸伪善做作的媚笑、指摘嘲弄青年歌手的模样，听着你那添油加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痛说家史”的腔调，都会举起手来直指荧屏，不约而同地高喊一声：“又是这个余秋雨！”
下面，我就来揭开这段历史的隐秘，让普天之下的读者都来看一看：你这个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谦谦君子”，究竟有没有批判和伤害过别人？
我的父亲胡念柏，祖籍安徽绩溪，上个世纪初出生于上海。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他与家乡断绝了联系。30年代初，他告别祖母去北京求学，学的是理工科，但业余爱好文学。后来经过通信，与仰慕已久的胡适先生有了联系。在一次见面时，胡适先生问起先父的家世，发现两家还有一点远亲的关系，便与先父认了同宗。先父小他一辈，从此两人以叔侄相称。先父在京期间，无论学业或生活，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先父学成后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大企业担任工程师，仍与胡适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年，胡适先生来上海看望祖母，特地将一套《胡适文存》赠送给先父，还亲笔题辞：“念柏贤侄惠存 愚叔胡适”。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胡适先生仓促离京赴宁，第二年又去了美国。他的次子思杜却留在了北京。
1951和1954年，全国两次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政治空气十分严峻，使先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通过学习，他从政治上认识到了胡适先生的错误，但从思想上仍然难以割断和叔祖的情缘。此后他对外人绝口不再谈起胡适先生，只是埋头工作，以求得心灵的安宁。
1957年，思杜叔叔在北京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先父得到消息，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幸亏单位里不知道他跟胡适先生的这层关系，加上平时工作勤奋，人缘也不错，总算逃过了“反右”一劫。
厄运的真正降临是在“文革”初期。先父刚刚退休。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几位文化学术界人士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颇有同感。其中有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先父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同他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李俊老很快回信，信中涉及对这篇文章发表背景的猜测，也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俊老在报上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批判。造反派搜去了朋友给他的有关信件。先父的信被转到了单位。从此他也被责令每天去单位集中学习，反复检讨，在造反派那里挂上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表错误言论”的号。夏秋之交，全国范围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扫四旧”风暴。一天，单位里的造反派，带着一帮红卫兵闯到我家，把书架上的线装古籍和解放前出版的封面黄旧的书刊一扫而空。有个大学红卫兵发现了那套《胡适文存》和扉页上的题辞，立即责问先父：“胡适是你什么人？”在这帮人的追逼下，先父只好据实回答：“跟我同籍，有点远亲关系。我年轻时在北京读书，和他见过面，所以以叔侄相称，但解放后从未通信和来往。”
那个红卫兵说：“胡适是个反动文人，早已批倒批臭。你解放后没有和他来往，却保存着他送给你的书，说明你们思想上一脉相承，臭味相投，难怪你会攻击姚文元同志。”
当天，先父被押回单位，断断续续地批斗了近一个月。所幸胡适先生早已于1962年去世，“文革”期间不过是只“死老虎”。中央两报一刊基本上不再提到他。先父的单位又不属文化学术系统，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胡适为何人，因此风潮一过，他便被释放回家，不再引起造反派的兴趣，总算在家里过了六、七年比较平静的生活。由于受到这次冲击，他变得沉默寡言，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心脏也经常发病。春秋中文
1973年11月，他在刚出版的第3期《学习与批判》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秋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买回来细细阅读，越读越感到气愤。我下班回家，他就把这本杂志递给我说：“这个‘秋雨’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他说你叔祖胡适‘尊孔’，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打孔家店’的口号，就是你叔祖提出来的。他骂你叔祖是‘反动的买办文人’，甚至是‘卖国贼’、‘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了一下文章说：“‘秋雨’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大概是个笔名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好像连汪精卫、蒋介石也没有批过，现在怎么突然又把叔祖拉出来批判了。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内幕。”我劝慰先父不要去多想，我说：“反正叔祖已经去世多年，他生前没有攻击过毛主席，也不会活过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再上纲上线也牵扯不到我们的头上。”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上又发表了署名“余秋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这篇文章长达16000多字，先父连夜读完后对我说：“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了。说你叔祖‘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 ’。全盘否定他在‘五四’期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特别是说他1904年到上海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这些话其实都是你叔祖在《四十自述》中对自己年轻时一段短暂的荒唐生活所作的反省。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却能这样自责和忏悔，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余秋雨还要把它拿出来丑化和糟蹋，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这两篇连续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对先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惶惑不安之中度过了半年。冬至那天，终于因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1975年上半年，总算太平无事。天气转暖以后，先父的身体得到进一步恢复，精神和情绪也好得多了。大概在8月末，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评《水浒》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记得先父看了以后对我说：“毛主席确实高明，他对《水浒》的评论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宋江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去打方腊。方腊平定以后，梁山好汉也死得差不多了。宋江自己也被毒死。结局是个悲剧。你叔祖生前也写过《〈水浒传〉考证》，好像还有个《后考》。可惜这部《胡适文存》被抄走了。否则我倒想再看一看。”
先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相当平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悬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正在悄悄降落，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一个月后，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第10期《学习与批判》，顺手一翻，赫然入目的是一篇署名“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估计有五、六千字，也无心细看，立即买回来交给先父。
唉，现在想起来我真感到后悔。我本来不该把这本杂志买回来给他看的，因为他那衰弱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刺激，而且愈到迟暮之年愈加化解不开对叔祖追忆思念的情结。记得当时我还没有走出他的房间，转眼一瞥，只见他上身猛地一颤，骂了一声：“胡说！简直岂有此理！”我上前一看，知道触怒他的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我怕他气出病来，就夺过他手里的杂志，劝他早点休息。先父说：“没关系，你让我看！毛主席过去批过你叔祖，但也没有这样骂他嘛！我倒要看看这个姓余的还能骂出什么话来！”我给先父沏了一杯热茶，陪他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但一直没敢入睡。大约到了子夜时分，忽然听到隔壁一声巨响，马上急步赶去，只见先父蜷着身子倒在地上，手边是那本摊开的《学习与批判》。我去邻居家打电话叫救护车，和妻子一起将先父送往医院抢救。谁知没进医院大门，他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后来，我翻看《学习与批判》上的那篇文章，发现先父在几段话的下面用笔划上了横线：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今天一些年轻的读者会不太相信：“难道这几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神经也太脆弱了！”也许你秋雨阁下更会站出来振振有辞地反驳：“我那篇文章批的是早已去世的胡适，没有点其他任何活人的名字。胡念柏我不但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他自己心脏病发作死了，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凡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了解“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惯用手法的过来人，都会对他们以笔杀人的伎俩有着深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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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29-2009 06: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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