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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红
特稿
发生在星期天的新疆乌鲁木齐流血暴动,一下夺走了156人的生命,近千人受伤。
然而,比这场新疆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动更叫人震惊的,却是局势的后续发展:逾
万名以大学生为主的汉族青年昨天走上街头,他们手执铁棍与木棍,高喊“镇压恐怖份
子”、“打到热比娅”等口号,声称要用武力保卫家园,要维族人血债血偿。
谈起新疆问题,大陆专家往往不愿意谈到民族矛盾。诚然,对于敏感的民族问题确
实不宜渲染,可是经过几天来局势的演变发展,汉维民族矛盾与心理隔阂,已经以血的
方式摆在大家眼前。
维吾尔族与汉族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在观察一片土地上两个民族的矛盾时,我们
首先关心土地归属与居住合法性的问题。疆独核心的观念是:汉族占领了属于维族的土
地,掠取了当地的资源,而且在文化上将其殖民,将维族“汉化”并最终在文化与精神
上都被驯服。
中西方的研究都指出,“维吾尔”或者说维族的认同,实际上并非自古以来既有的
概念。维族是个多源民族,也就是多个民族融合形成的民族,“维吾尔”的意思指的就
是“联合”、“同盟”,而在民族形成以前,沙漠上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有的是部落认
同,而没有民族概念或者民族认同。
他们生活的新疆地区,自汉代起称西域,清朝时更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
之意。清朝时代,中央王朝已经完全控制着新疆地方政府,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各省行政
制度的统一。
疆独的理想是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中国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也曾两次出现,一次是在1933年,政府设在喀什,一次是三区革命(“三
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初期的1944年,政府设在伊宁。但
是时间都不长,第一次只维持了几个月,第二次,三区政府最后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改组
新疆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放弃“东突厥斯坦”的称呼。
东突厥斯坦是上世纪20年代,在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下随着泛突厥主义传入中国,
有考证说,突厥族与突厥斯坦,实际上与维族并没有主要关联。
从一种意义上看,这个在当时有苏联支持背景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1930年
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
盟共和国”)理想或者说疆独思想理论体系,催化了维族对中国的离心力,“我的土地
被你侵占”了的观念由此被强化。不过,换一种角度说,民族相处的矛盾,经济地位的
差距,维族对汉族政府统治的不满,应该也加强了疆独理论的魅力,为分离主义提供了
土壤。
民族尊严的问题
在各种问题之中,一个较常被忽略的是民族尊严的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往往让汉人满腹不平,政府对少数民族施行许多优惠,如高考民族加
分、经济扶持、计划生育特殊规定等等。然而,这些政策是否解决一些少数民族人士感
觉“被统治”的心理,在新疆与西藏这两个地区里,显然还有困难。有少数民族在网上
留言称,政府虽然施予“小恩小惠”,但是在民族关系敏感地区,他们感觉到被防备、
行动受监控。
在乌鲁木齐暴动后的,国际上的许多目光再次聚焦到中国民族问题上。西方学者指
出,疆独煽动了一部分极端分子,但毕竟不是所有维族,政府需要检讨固有的少数民族
政策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手法。
这应该也包括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思想感情的了解与尊重。以汉人为主体的政
府也需要自我教育并且教育广大汉族人口,在照顾经济均衡发展的同时,以更大的包容
心来看待文化、生活习俗与自己千差万别的少数民族。
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苏联时期留下来的民族政策框架或许已经过时。这套政策设计
下的“民族”是一种政治认定,长远而言,将“民族”去政治化,以文化取向的“族群
”代之或许更有利于淡化民族识别,促进和谐。
在乌鲁木齐暴乱发生后,中国官方与世维会展开了相互指责。在将矛头指向疆独组
织,痛声谴责暴力的时候,中国政府显然陷入两难。电视画面播出汉族被打得头破血流
的画面,固然加强政府镇压的合理性,但也在反向激起汉族对维族的怨恨。
汉族大规模上街,手执武器要打少数民族,在新疆、西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都
是罕见的。这说明他们已不信任政府能够有效地保护他们,也表明他们认为,星期天的
暴动不是维族对汉人官员、汉族政府的暴力,而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罪行。
汉维关系走到今天,是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暴力、流血不可能为任何问题的解
决催生良善的方法。如果暴动真有策划者,这恐怕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结局,反之,这
更凸显当政者化解民族矛盾的重要性。
乌鲁木齐昨天宣布了戒严,也许暴动就此结束,愤怒的情绪可能被抑制下来,但抚
平民族感情裂痕却将是未来一段漫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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