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院长一半为党政出身，多人未在法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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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12条规定，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法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党政官员不仅不是学法律出身，也没有在司法系统的工作经历，没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相应资格，照样被调进法院担任院长之职。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曾经写了一篇《对省级司法高官大调整的两点看法》（可点击打开）进行过质疑。)
              中国高院院长一半为党政出身 多人未在法院工作http://news.sohu.com/20090720/n265329459.shtml
来源：四川在线
   [提要] 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专业性很强。我国高级法院院长中呈现的“党政型”院长和“司法型”院长，一直受社会包括司法系统内部关注。上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任命南英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张述元接替其职位再次引发关注。
   上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任免名单，任命黑龙江高院院长南英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南英系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毕业，法律硕士，在法院系统工作30多年，曾在最高法院刑二庭、刑一庭任庭长。接替其职位任黑龙江高院代理院长的是张述元。张述元此前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安保部副部长。
    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专业性很强。因此，我国高级法院院长中呈现的“党政型”院长和“司法型”院长，一直受社会包括司法系统内部关注。黑龙江高院院长一职变动再次引发关注。

    为此，近日记者对全国30名在任高级法院院长的履职经历进行了统计。

    【统计结果】

    全国高院院长

    近一半系党政领导出身

    在我国高级法院院长中，究竟有多少是从党政系统出身的“党政型”院长，又有多少是在司法系统成长起来的“司法型”院长？日前，记者通过公开的学习、任职简历等资料，对我国现任高级法院院长的任职经历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中，除不久前去世的青海省高院院长刘晓阳外，现任30名高院院长（包括代理院长张述元）中，有14人以前主要在党政系统任职，属“党政型”院长，不少院长之前甚至从未在司法机关工作过。余下16名院长中，有14人主要从司法系统成长起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司法型”院长，此外还有两名院长是来自高校，属“专家型”院长。

    【“党政型”院长】

    14名“党政型”院长中不少人从未在法院工作过

    数据显示，14名“党政型”院长中，多人任此职位前从无法院工作经历，直接来自党政领导职位。比如，河南省高院院长、二级大法官张立勇。他从村支书岗位上干起，当过青岛市海洋渔业公司职工，担任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副处长、处长等职，2002年当选为陕西咸阳市市长。2007年12月，时任咸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立勇被任命为河南省高院党组书记，去年1月被任命为河南高院院长。

    类似的还包括甘肃省高院院长梁明远，内蒙古自治区高院院长王维山，福建省高院院长马新岚、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院长罗殿龙、湖北省高院院长郑少三等。他们在任高院院长前，不少人都担任地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或厅长等职务。

    当然，也有个别“党政型”院长有在法院短暂工作的经历，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院长马三刚，1975年由西吉县西滩中学教师到西吉县法院做书记员、审判员、副庭长，1984年至1987年任西吉县法院副院长、院长。此后，马被任命为西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离开法院系统，直到2007年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党组书记、副院长，2008年1月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院长，又回到法院。

    这些“党政型”院长中，也有不少人学过法律，甚至有法学博士、硕士，比如陕西省高院院长安东是宪法学与行政学博士，福建省高院院长马新岚还取得了律师资格。

    “党政型”院长的司法理念

    “党政型”院长到法院任职后，有的也保留着与党政工作相近的理念。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就是其中的典型。“脱下法袍，深入群众，深入厂矿社区、田间地头，到老百姓中间去开庭办案。”他的这一司法理念广受关注。

    在“马锡五审判方式”年初写进最高法院报告前，张立勇就于去年5月带队赴延安学习以调解为特色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他说，人民法官要始终把“人民”二字牢记心头，“要有群众观念、群众感情，善做群众工作”。

    张立勇“司法大众化理念”下的举措还陆续出台。他要求河南省高院将去年10月1日之后生效的裁判文书全部上网公布，一批有瑕疵的判决书还被拿来巡回展出，以求“倒逼”效果。他同时强调，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要注意保护公民隐私权。

    去年，河南省高院还率先在死刑二审中尝试“陪审团”制度。这个由当地人大代表、干部、群众组成的“陪审团”，在庭审结束后，对一审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可发表意见，该意见还将作为二审合议庭的重要参考。

    陕西省高院院长安东此前也一直在党政系统工作。去年10月，陕西省高院推出“公民代表当庭发言”制度。据报道，去年10月至今年5月底，陕西省三级法院共对18985件案件开展了征询意见和建议工作，累计有27639名旁听庭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提出意见和建议4696条，其中被采纳 2069条，采纳率为44.06%。此举在司法上是一次大胆尝试。

    【“司法型”院长】

    “司法型”院长中很多都从一线做起

    14名“司法型”院长中，基本上都多年在司法部门工作，有的一直坚持在审判一线，从普通的书记员做起，直至成长为高院院长。

    湖南省高院院长、二级大法官康为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83年，康为民到江西省高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审判员，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986 年，康被破格提拔任江西省高院第一刑事审判庭副庭长；1988年9月，任江西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告诉申诉庭庭长。1995年，挂职任永修县副县长。 1996年10月，任江西省高院副院长。2003年1月，当选为江西省高院院长。2007年12月，康任湖南省高院党组书记；去年1月，任湖南省高院院长、党组书记。

    和康为民经历类似的，还有贵州省高院院长孙华璞、海南省高院院长董治良等。

    这些“司法型”院长中，有多名法学博士、硕士。如云南省高院院长许前飞是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博士，曾在美国纽约大学进修；重庆市高院院长钱锋是法学博士；天津市高院院长李少平是西政刑法硕士；贵州省高院院长孙华璞是北大法律硕士等。

    “司法型”院长的司法创新

    天津市高院院长、二级大法官李少平去天津前，一直在四川法检系统工作，曾担任过四川省高院副院长、四川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四川省高院院长。

    刑法硕士毕业的李少平在司法创新上有过不少尝试。全国法院拟全国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就是李少平任四川省高院院长期间开始试行并完善的。这一制度将全省法院报送的典型案例有选择性地进行发布，给类似判例提供指导和参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案不同判”现象。

    此外，李少平提出的“大调解格局”也受到最高法院的肯定，其理念是将调解贯穿法院立案、审判、执行工作全过程。

    去年1月，多年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国际法法学博士钱锋“空降”任重庆市高院院长。到任后，钱锋在执行工作上出重拳，比如支持申请执行人悬赏“捉拿”老赖。此外，重庆市高院还和当地出入境管理等部门联网，让诉讼后未履行的被执行人无法出境。

    此外，法官如果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违法违纪，将被“终身禁业”，这也是重庆法院系统反腐的一个创举。钱锋曾表示，已有两名法官因违反回避制度，被终身禁止从事审判工作。

    【专家型院长】

    2名高院院长任职前都是大学教授

    除了“党政型”院长和“司法型”院长外，还有两名“专家型”院长，他们就是吉林省高院院长张文显和江苏省高院院长公丕祥。

    张文显2007年底到吉林高院任副院长前，是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书记，是该校博导，还是我国著名法理学学者。

    公丕祥2002年1月任江苏省高院副院长前，是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是博士生导师、教授。

    【观点】

    各有所长，“党政型”协调能力更强，“司法型”专业经验更多

    “不拘一格用人。”法学专家崔巍认为，全国高院中，不管是“党政型”院长，还是“司法型”院长和“专家型”院长，他们都各有所长。“党政型”院长政治敏感性强，协调能力强。“审判业务只是法院工作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涉及到人、财、物等很多问题。”崔巍称，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要求高院院长将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特别是政治责任应放在首位，“党政型”院长在这方面有其优势。

    “司法型”院长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大都有较深的法学功底和司法创新能力，处理一些疑难重大案件更准确。

    崔巍特别提到，“专家型”院长的出现是一个好现象。近年来，有不少直接从高校甚至律师队伍中交流到法检系统任职的教授、副教授、资深律师，“这有利于司法人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司法人才专业化也是国际趋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法院法官称，“党政型”院长在积极主动和党委政府沟通及争取经费上都有较强的能力，可以带动法院的全面工作。一名法学界人士认为，有的院长尽管法律功底不深，但有分管副院长当好他们的助手，法院的审判业务一样能进行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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